（一）

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其住房紧靠村委会办公楼，属于新建，占地面积约有200平方。因村委会办公楼破旧而无法办公，村里的干部经常在其家开会商谈工作，村党员和组长会也经常在其家开。

看杨家正堂屋的祖先灵位，发现与村中其他杨姓家有所不同，便问起其祖先来历。杨解释说，虽然都姓杨，却并不同宗。自己是个外来户，大约在他三岁时，从长沙市搬过来的。什么原因要从省城搬到衡山这个偏僻的地方，杨不愿意说，只是推说不太清楚。至于如何在这个村子落的户，杨说主要是由于其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附近的村子，帮他们买了些田，所以就在这里安了家。

从家里的摆设和待客来看，感到杨的家境较好，而且他本人也很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情况，便问及了1999年杨家收支情况。

杨介绍说：1999年全家收入由农业收入和副业收入两部分组成。农业收入主要有：耕种水田10.6亩，共收水稻12360斤，按国家保护价计收入为6180元，养殖业1000元，种植业100元左右。农副业收入合计7260元。而支出也由生产性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主要有：种子约200元，化肥1000元，农药为400元，请人耕种为2000元，水费为240元。非生产性支出有农业税220元，特产税41元，乡统筹302元，村提留48元，此类开支合计为4451元。收支相抵，农副业总收入为2819元，每亩收入约为250元。

问：除了农副业收入外，还有其他经济来源没有？

杨答：农闲时，小儿子到广东打工，大儿子在当地做工。大儿媳有时也出去做些事。他们的收入大约一年有8000多元。

问：生活性开支情况如何？

杨妻答：生活性开支主要有日常开支和人情往来费用，小孩子教育费用是一笔大数目。现在农村人情往来也是笔很大的负担。

问：你感到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

杨答：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好多了。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下地下。那时候，我们家可没有饭吃。

问：当年分田到户时，你是如何想的？

杨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年40岁，已婚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13、9、6岁）是一位普通社员。由于我从三十多岁时就开始患有慢性病，在生产队只能算是个半劳力，长年靠生产队照顾。从内心上来说，我不希望分田单干，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分组时大家都不是很想要我们家。我和老婆想，今后单干了，孩子太少，我们家分的田谁种，将来的生活如何办。但这种想法你还不好表示出来，不然大家会看不起你。因此，在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我还装积极，好象不靠你们大家我也能生活下去。分田后的第一年，我们全家老少都下田劳动，虽然感到很苦，还是走过来了。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大了，苦日子总算到了头。我们家在村里的生活已算得上小康。

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村干部？

杨答：现在的村干部已不象原来的大队干部了。那时的大队干部比现在的村干部牛皮得多，很少劳动，好象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我们也比较怕这些人。背后称他们是土皇帝。现在村里各种各的田，只要交了费税和不违犯计划生育政策，谁也拿你没有办法。我们村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所以村干部自己也得种田，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们现在唯一可得的好处，就是开村干部会议时，经常在我们家办餐，用公款吃喝点。

问：现在村干部管不管事呢？

杨答：一般来说，村干部还是想管事的。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事可以管了。计划生育和收缴上交提留又是得罪人的事，谁也不愿意管，也不能真的拉下脸面去管。现在村里的公路需要修，水渠也要修了，可村里没有钱，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认为，你们村谁在当家？

杨答：当然是村支部书记。可这几年搞村民选举，好象村委会主任也有些权力了。我们村较有威望的还是那些退休回家的老干部。

此时，陪我来的村秘书有事先走了。杨妻子很神密地看了看门外，见没有人，便压低嗓子对我说：你是上面来的干部，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反映一下。我儿子，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是村里面可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他也很要求进步，入党申请书都写了几年了，我也向村里的支书及来我村蹲点的镇干部讲了多次，可他们就是不让他入党。

在谈到为什么要入党时，杨说，虽然农村的党员不是干部，可在许多事情上，党员还是能起作用的。我们村里的许多事，都是通过党员开会决定的。讲实话，现在这样的社会，家里有一个党员，就会感得腰都硬些。我们家作为外来的小户，这些年搭帮邓小平的好政策，赚了点钱，但我还是希望我儿子能在政治上有点发展。

我表示，我们只是搞些学术研究，这些事不好过问。在他们表示理解后，我接着问，你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杨答：主要怕生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生病。现在的医药费这么贵，如果一生病，那可不得了。我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所以，现在农村的人生了大病基本上是在等死。根本不可能去治疗。

从杨的讲述中，大体可以认定他们是这场农村改革真正的受益者。从没有饭吃的苦日子到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使他们对现在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是由于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他们在高额的如医疗费用等问题面前存在着担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02—506页）

（二）

2000年1月21日，没有与衡山县有关人员联系，只与小任带着500份前一天印制的《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村民卷），直接到了白果镇。

上午10时30分到白果镇，首先到镇政府。因镇里所有的干部均下乡收缴统筹提留，只得在镇办公室等待。

刚坐下，就有一对青年男女走进来。那男青年将几张缴费单放在我面前，有点气愤地说，“我们双方家所有的税费都交了，应该给我们开结婚证了吧！”听此言，我大惊，细打听才知，他们是一对已达结婚年龄的未婚青年（男26岁，女25岁），都在深圳打工，这次回乡办结婚证，准备在春节期间举行婚礼。但根据镇里面的规定，凡要开结婚证的男女，双方家庭都得完成税费任务。如果没有按规定完成，就不准开结婚证，而不开结婚证就领不到准生证，就不能生孩子，否则就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因他们见过世面，认为这种规定违反了国家的婚姻法，所以上次来与镇干部吵了起来。但最终迫于无奈，只得按此规定办理，所以当他们认为我是镇干部时，心中的不满就对我而发泄了出来。

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来这里搞社会调查的，也在等人。听我这样讲，两个年青人不好意思起来。但他们到过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话题。为了表示友好，他们主动地要过两张调查表，认真地填写了起来。

他们将表填完后，我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对有关村委会选举的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便问起他们是否参加过村民委会选举。

男青年说，1999年初举行的第四届村委会选举参加过。当时，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他还是提前从深圳请假回来投票的。可是，经过这一次选举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现在举行的这些选举，并不公平，基本还是镇干部和村里那几个当权的在操纵选举。比如，在提候选人时，就将他们要选的人定下了。普通村民根本没有办法选上。

问：你是否愿意参选，并回村来任村干部？

男青年答：当然愿意。现在我们在深圳打工，虽然能赚一些钱，可并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总要回到村里面来的。现在我们这里很落后，不改变肯定不行。而要改变靠原来的村干部肯定不行。一些有文化的年青人现在在村里讲话没有影响。我们几个在外打工的，计划等几年回来，团结起来参加村委会选举，将我们中间的兄弟们选上去。这样，就可以将在深圳等地学到的东西带回来，肯定能改变我们这里的面貌。

听此话，我好象看到了农村的未来和希望。是不是可以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同样给希望改变家乡面貌的有志者带来了希望呢？对村委会选举相关情况要进行专题研究。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09—511页）

（三）

1月23日上午，到绍庄村访问周某。

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家有4人。承包耕地5.3亩，并购农机为村民加工粮食。1999年度上交任务为：国家部分的定购粮393公斤，农业税158.16 元（折谷155公斤），农业特产税28.6元。乡镇统筹的教育费附加116.8 元，计划生育、优抚费、民兵训练费78.8元，乡村道路建设6.2元，村提留40元。上年欠乡村统筹713元。此君对我们这次调查非常热心，不仅认真填写了调查表，还提了10个方面的问题并作了很详细的书面回答，其中较有典型意义的4个问题是：

其一，收入来源。大多数的村民都只靠种田、喂猪和搞点其它副业。种一亩田每年的收入不超过120元；喂猪平均每头可获利50元左右。全年人平收入实际上在1000—1200 元的家庭有75%以上。

其二，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太多，每年人平要250元以上。学费太贵，小学生每期270元，中学每期350元，以后考上大学的根本读不起，我们每年向镇政府交教育费附加年人平28元，已交了4年，听说要交到2002年。

其三，关于村委会工作。现在的村干部认为上级讲的都是对的。群众的话都当作耳边风，不听群众意见。在财务问题上更讲不清楚。就我们村来讲，以村支书为主，村主任签名，村秘书付钱。原来出纳现在就不要了。又有几个人能知道村里的财务问题，想知道实在太难了，就是知道了又有何用。你无权参加村里的一切会议。

其四，村委会选举问题。村主任由全村村民选，村民有选举权，不能由上届村支委、村委会提出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村主任的选举并不一定要是他们的干部、党员之内的之人，更不能由上级指定，否则，上级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法。现在的选举，拉帮结派，家族主义太严重，有很多村都是走家串户选上去的。而他们又没有文化。现在老党员多，新党员少，有能力的年青人入不了党，所以在村里就出不了主意。实际上，农村埋没了很多人才，一旦他们出来，农村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从周某和另外几家农户反映的情况来看，在现在的农村，是否有一个地方权威形成和政治资源分配的相互关系问题。值得注意。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17—519页）

（四）

3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

范某，渣江镇盐田责任区盐田村范房组村民，1947年生，男，小学文化，家有5人，除妻外，还两女一男。因超生一人，所以只分得4人的田，为2.63亩。去年收3200多斤粮食，副业收入主要有养牲猪一头，约200斤，收入计800元，土产收入700多元。

彭某，衡阳县渣江镇盐田责任区盐田村周冲村上曹门小组村民，1956年生，初中文化，家有5人，两女一男。因超生一人，只分了4人的田，为2.6亩。去年收2500斤多斤粮食，副业收入基本上没有，曾养一头母猪亏将1000元，主要由于有的猪仔死了和猪仔的价格太低。因为家里田小，去年在外面打工，除了生活开支外有1000多元。因1996年买了假种子减产后，家里经济开始出现困难，现在共欠近万元债，其中有贷款4400元。小孩上学读书都没有钱交学费。

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范答：在邓小平刚改革开放时，农民的负担并不重，只有3—5元。在9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越来越重，现在已承受不起了。98年我们全组131人，共交镇村统筹和提留8500元，农技服务131元，村机耕路电工工资、护林工资524元，97年和98年两年牲猪税2620元，共计11755万元，人平89.73元。农业税3184元，特产税1758元，共计37.72元。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低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比如我们邻村的一个村民叫汤学能，不仅被打，而且带到政府去坐了两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上访到省里，上访后省里给他们一些文件看。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看了之后，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规定（完全背出来的），有的农民提出来，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农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30多岁，当过兵，初中毕业）当头，没有设立具体的职务，怕别人说成非法组织，全都叫减负代表，决定主要宣传党的政策。首先在集市上宣传，（大概是98年农历9月23日，那天赶集），用了高音喇叭（是减负代表和有些农户自愿出钱租的），主要是读文件。在宣传的时候，管区干部来了，不准读。为了怕冲突，我们就没有读了。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荣俊等人和谈。那天镇里请了两中巴（60人）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减负组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彭等人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座谈，彭听说有县里干部后，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有来。管区干部同减负组谈判时，将减负代表分开，每人一间房谈。在谈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因其家离乡政府只有半里路）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到在地。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人围得越来越多，管区干部见状，只好将谈判的代表放了。这件事之后，减负组自动散了。彭某起诉到渣江镇法庭，法院最后判决渣江镇赔了钱。

在农历10月底，由盐田责任区主任组织香冲村村干部到农民家收款。村民因为都知道政策了，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摊派拒绝缴纳。有村干部殴打了一村民，被打村民就请部分原来的减负组代表与村干部交涉（彭：我们两人都去了），彭某说，不合理的负担坚决不交，合理的负担是我们农民应尽义务。这样就和干部发生争论。管区主任打电话到渣江镇说我们围攻他们。这时已经是晚上9时，镇里面来了一部吉普车。（问：是不是你们不让管区干部离开？彭：群众都围着他们讲理，走不了。）镇干部来了之后，没有进屋。 等了不久又到了一部车子，下来的人殴打了减负组一名代表，所以的减负组将他们围住，他们说是派出所的，到这里来了解情况。群众就质问说为什么打人。他们说没有打。我们就要他们去处理管区干部打人的事，他们坚决不去。后又来了一台法院的车子。我们讲明了情况后，法院的车子就走了。这时人越来越多，我们减负组怕出事，都离开了现场。群众一多，就有人起哄，把两辆车翻了过来。这件事之后，镇干部开始捉人。把洪吉发等人捉走了，并判了刑。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阴历12月初1（元月17日），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打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问：为什么减负组没有活动了？

范答：怕打。而且，组织起来减负，得到好处是全体村民的，出了问题是自己的。当然，虽然减负组没有活动了，还是有人上访。上访后还是有点效果，省市都来了调查组，县里还下了文撤了镇党委书记的职，给予县驻镇整治工作队队长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镇长行政记过处分，并向全县通报。但事实上，这些处分都是假的，演给农民看的，听说撤职的镇书记到县里面当官去了。但被打了的还是白挨打了，政府根本没有补尝。

问：你们现在是否上访？

范答：想是想上访，但一个没有钱，另一个没有什么用。

彭答：主要是没有经济援助，没有钱告状。老婆孩子也不同意去搞这些对自己无益的事。个人来为社会上服务要有能力。

问：群众对你们减负组和减负代表如何看待？

彭答：群众还是支持的，如果没有群众支持的话，我们这些减负代表不死也有一层皮脱。现在群众评价还是好的，但感到我们这些人没有能力，不可能搞出名堂来，所以很多人劝我们不要搞了。我们这些减负代表由于自己受了委曲，花了钱、挨了打，又没有人为我们作主，也就不想再搞了。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了，只有和大家一些受欺负。

问：你们村里搞村民选举了没有？

范答：去年搞了，但不并民主。选村干部是以组为单位，没有开村民大会，每个组把票收走，没有当面开票。每家每户去收票，大家填的票他们都知道，所以为了面子等原因大家投的票没有反映自己意愿。

问：假如开村民大会选村干部的话，你们这些减负代表是否能选上呢？

彭答：还是不一定。因为，我们被选上的话，镇干部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没有机会那样贪。所以，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当选。

问：你们如何看待村干部？

范答：现在的村干部讲不得，已经不是原来老毛（泽东）手下的那些干部了，他们不为村民讲话，也不去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

彭答：现在农村干部到镇一级都一个样。他们请社会上那些流氓欺负农民，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讲理。

问：你们找我除了反映这些情况外，还有什么事？

范答：主要想讲洪吉发这件案子，将洪吉发判刑不合理，良心上过不去。洪吉发是参加过对越战争的军人。

最后，我反复强调这次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感谢他们能向我提供这些情况。但是，对这些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并不一定能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可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会珍惜他们的信任。

上述谈话记录，我当时就打印了一份交给范等人，他们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47—552页）

（五）

3月31日晚，刚从外地回衡，来不及整理行装，衡阳县三农民来访。其中一人为上次来的范某。据范介绍，来者中就有他们减负代表中的首要人物彭某。

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某才愿意与我相见。

首先，我向他们讲明我这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现阶段农民生活状况，记录历史，研究现实，而且这是纯学术研究。彭听了后说，“我们知道你是搞研究的，无权无势，我们并不希望 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有人来关注我们这些农民，听听我们心里想些什么。但是，我对你还是有一个请求。”接着他拿起我桌上的一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选编》，希望我能送给他。在我表示同意后，他很高兴将书收藏起来。

问：请问你的基本情况。

彭答：我名叫彭某，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1961年3月生，1978年高中毕业，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转业回家。1983年结婚。爱人是本地农民。现在家里四口人，种了3.2亩地。

问：你对农民现阶段的负担有什么看法？

彭答：总的说是农民负担过重。主要表现是，为了多收农民的钱，基层政府有意提高农民纯收入，乱设摊派项目，欺上瞒下。我们的要求，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把乱收的项目减掉。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访的？

彭答：1998年农历9月15日，直接到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

问：你为什么想到去上访？

彭答：因为我看到社会现实和国家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认为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讲几句公道话。

问：是你一个人？

彭答：不是的，到省里有三个人。

问：那么说，在上访前就有组织和动员了？

彭答：是的，首先是我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大家宣传政策和说明情况，在一次村民小组开会时，我读了江泽民的讲话，宣讲了湖南省委书记有关农民收费标准和项目的讲话。村民们听了之后，愤愤不平。有的群众说，你如果能向上级反映了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将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我们愿意出钱请你上访。这个事很快就传开了，有许多群众来找我。有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也来找我。根据群众这些要求，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历史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基本上保证每个村都有1人），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最后决定，第一步行动就是整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上访。会后，我们以盐田责任区13村农民的名义写成了“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约有600多户村民签名盖章，占总户1/3的左右，如果政府干部不到处干扰，起码有90%以上的村民都会同意这个报告。同意这些报告的人有干部、有党员、还有为人民立过功的功臣。同时，大家出了340元钱给我们作为上访费用。

在上访时，省有关负责同志都在我们报告上批了字，给了一些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给我们，要求市县按具体情况减轻农民负担，接待上访代表。我们拿着这些批文就回到了衡阳市，又找了政法、纪委、信访、劳动局和地税局（因为衡阳县收了我们的打工费和按人头收了牲猪费，所以就找劳动局和地税局），这些部门没有下批文，叫我们回去等消息。因为考虑到县里没有必要去，而且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到省市上访，惊动了管区干部。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后，就采取各种方式威胁一些减负代表。这样，一些减负代表就表示退出，最后只有6人愿意继续干。上访回来后，我们这6人开会，分析了到省市上访的有关情况，决定展开全面宣传，要把党的政策让每家每户都知道。

18日，在赶集时，我们就到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减负的文件。在我读文件时，管区干部将电停了。我们就租了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这样就把宣传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19日，副镇长和人大主任找我谈，说我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通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们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我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们答应和谈。考虑到影响，我们决定暂时不上街宣传。

23日，管区与我和其他代表和谈。那天镇里请了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我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谈，我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有来。管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管区主任打了减负代表彭胜利。这时有人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说后，认为是我挨打了，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我的爱人打得鲜血直流，昏到在地。后来，在群众的要求下，乡干部将她送到医院。

由于我爱人受了伤，我就没有精力组织减负代表进行活动，大家就散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许多群众到医院来看我爱人，我很感动，决心还要为农民做事。我爱人住了16天医院出院后，各村组织减负代表又来请求我继续出面组织大家。我也决定把宣传工作做下去。我参加了两个村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减负活动。后来，发生了打我和群众推翻了车子等事件，我们减负代表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问：你认为你们这些减负活动有什么效果？

彭答：效果还是有。首先大家都知道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都认为政策是英明的，就是基层干部腐败造成的；其次，基层干部的行为比以前要好一些。

问：你在组织农民减负时有什么体会？

彭答：农民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是由于农民负担太重，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都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的。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主要是基层干部的镇压和没有经济条件，农民文化素质跟不上，农民还是听话的，都怕事，容易满足。

问：你认为现在村民自治组织能不能代表农民说话？

彭答：按政策应该是真正的村民民主选举，但现在并不是，而是凭关系当村干部，所以很难替老百姓说话和办实事。

彭最后表示，尽管基层干部对我们镇压，我们这些减负代表，有判刑的，有挨打的，但我还是要为农民做事和说话。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会帮我们说话的。在部队时，我是班长，现在我是农民，我出于公心、出于良心，为维护共产党的声誉才这样做。如果谁都不管社会上的不平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谈完话，我按惯例将谈话记录稿当面打印了一份给彭等人。他们将许多原始材料特别是彭某等人的申诉材料留给了我。在送他们走时，他们一再邀请我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去向更多的村民了解情况。范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湖南省减负组织已经实现了“联网”，只要你去调查，村民们的斗志就会更高。听此言，考虑到这个村目前的情况，我怕再生事端，所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被判刑的同伴。我只是一位研究者，找他们了解的目的，只是为了学术研究。他们听我这样有点失望。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充满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尽管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52—557页）

（六）

李某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基本上是依靠农民起家的。无论是在农会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无论多苦，多难，农民都对共产党有感情，都能够理解共产党的许多做法。就是吃大食堂时，全村的人象叫花子一样，拿着饭碗天还不亮就去“打饭”，吃不饱，死了人，大家还是感到了一种希望。（杨楚桥插言：公共食堂时，全村最早是一个，后就分为三个。家里不准做饭。）现在，每家每户的日子要好多了，但大家反而对共产党的感情远了。为什么呢？我看主要的由于社会这些腐败现象让我们对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看透了，现在感到没有希望了。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现在感到很失望，也很痛心，不知道路在何方。

李拿出他精心抄写的几张文字让我看。这些文字大体的内容是有关对目前社会现象的评价的，有什么会议歌，吃喝歌。其中有一首类似于民歌的东西，意思是说，现在耕田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句是“明天耕田敢问路在何方？”问及想法，李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们农民真的不知道明天这个田还能不能种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