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南访谈一个村支书，讲到人居环境整治。访谈期间，这个村正在做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工作，主要是村庄绿化，墙上刷白画漫画、清运垃圾、堆齐柴草等美化工作，每个居民点预期投入3万元，18个居民点要投入50多万。全村3000人，投入50多万不算多，当然也不算少，因为村集体几乎没有收入，主要投入靠上级拨款。更大的投入来自生活废水的管网化收集与处理，据说全镇需要十几个亿，相当于镇财政收入的一百倍。我与村支书讨论，几千年来农村生活废水都没有管网化处理，现在农民正在进城，建管网处理农村生活废水的成本太高，好象没有必要时，村支书说：“现在国家不缺钱啊！”

在江苏调研，一个城郊村有21个居民点，其中17个已经拆迁，还有4个即将拆迁。2020年“创文”“创卫”，没有拆迁村庄多少还是有点脏乱差，上级要求对4个居民点进行环境整治，上级投入220万元，村自筹300万元，共投入500多万元对4个即将拆迁的居民点进行环境整治，顺利迎接了国家“创文”“创卫”检查。问村支书投入500多万元对即将拆除居民点进行环境整治是否太浪费了？村支书讲：“不浪费，因为将来征地时国家都要补偿这些建设投入，这样就不仅可以收回村集体投入的300万，而且上级投入的220万也要补到村集体，村集体也就可以赚220万元”。也是这个村，仅2020年为“创文”“创卫”，支付打扫卫生志愿者的工资就超过30万元。

浙江丽水是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山多地少。缺点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优势是地处长三角，山清水秀环境好。丽水市建设美丽乡村，提出口号是近期对接日本，远期对接瑞士，高标准、高水平、高要求推进丽水大花园建设。高标准高水平高要求，必然需要高投入。高投入如果没有高回报就不可持续。丽水当然可以说通过发展旅游来获得收入回报，问题是衢州似乎与丽水一样在建设浙江大花园。丽水、衢州以及杭州、绍兴等几乎所有浙江城乡都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都指望借乡村旅游来获得回报，就总感觉到有哪里不太对劲。

精准扶贫易地搬迁，很多省区将扶贫与城市化结合起来，看起来很有远见。为了推进城市化也为了扶贫，有些地区规定将300人以下村庄全部拆掉，由地方政府在县城安置，一套安置房成本价大概20万元，通过“几个一点”来筹集资金，即“国家、地方政府、农户”各出一点，农民搬迁后宅基地退出复垦为耕地，再卖增减挂钩指标到城市筹一点，通过国开行再贷一点。实际上，国家出的钱每户大概1万元，搬迁农户最多只出1万元，主要筹资就只能靠向银行贷款和宅基地退出指标卖钱了。问题是，银行贷款最终是要地方政府来还的，土地指标费实际上只是转移了财富而不可能产生财富，无论怎样计算，最后成本都是地方政府的。也就是说，安置一户农户进城，地方政府要欠下大概20万元债务，在城市安置农户越多，地方政府债务就越多。所以听到一种说法：“农民都脱贫了，终于成为贫困县了”。

从扶贫这件事上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虽然国家加大了向农村转移资源的力度，中国却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不缺钱。

二

农民获得感，提高农民满意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些说法的愿望当然是好的，不过内容得推敲。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思是提高农民租金利息收入，也就是食利性收入。食利收入的一个含义是其腐朽性寄生性，如果农民也要依靠食利收入，中国社会谁来创造财富就真的是大问题。中国现在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扩大所有阶层的食利收入，这无论如何都显得奇怪。

精准扶贫中，脱贫第三方评估，很重要的是“三率一度”，这个“一度”就是农民尤其是贫困户的满意度。国家通过人财物力去帮助贫困户脱贫，最后是否脱贫了，国家做得是否好，要由贫困户来评价是否满意，也感觉不太对劲。基层治理中对基层干部考核，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群众满意度。问题是满意度并无客观标准而只是主观性的，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满意，这是一个问题。

提高农民的获得感没有错，问题是，每个人获得感的下限都是可以迅速提高的，没有人会认为现在就已经很好了，人的欲望无止境，胃口会越吊越高，人性就是要追求更好。既然国家要考核关心满意度、获得感，那么，每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提高满意与获得的下限，让国家做得更好呢？

最为重要的是，考核贫困户满意度，将农民获得感纳入工作目标，实际上也就将农民群众当成了客体，农民群众也就必然会越来越等靠要，而不是自己去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了。正是要考核群众满意度，要提高群众获得感，国家就不得不花钱去改善环境，提供服务，甚至带领农民致富，国家向农村投入多少资源农民也不会觉得多，美好生活就要指望国家去帮农民创造。农民和基层干部也就自然觉得建设美丽乡村中国家不缺钱了，因为国家不该缺钱去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这是国家的任务而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而实际上，仅仅十多年前国家还是从农村汲取资源而很少向农村转移资源的。

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一旦农民和所有阶层都依赖国家时，国家从哪里来钱就成了大问题啊。

2021年2月6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