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当我研究东亚（即中国大陆和台湾）并力图建立理论意义的时候，遇到并反思的一些问题。这篇论文不包括那些在东西方只和研究有关，但不会引发出理论的问题——即我们所称的社会研究。这篇论文论及的问题只涉及引发出理论的研究——即我所谓的社会学研究。
具体说，这篇论文提出了两个论题：西方理论（公认理论，received theory）为何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保持优势？东方学者如何做出理论贡献？就前一个问题，我认为：（1）由于历史经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2）由于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酬赏体系，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3）所谓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theories）可以解释大部分社会差异——发展理论维护了公认理论的可信性：一方面，它通过某些“较发达的”社会来确证公认理论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在某些“欠发达”社会中公认理论可信度低的问题。由于历史和制度的限制，东方和其它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在本质上趋向标准化：即证明及应用公认理论。作为既有东方传统经验背景，又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理论“突破”？或者，用一个熟知的中国故事打个比方：聪明能干的美猴王（孙悟空）总在唐僧（唐三藏）的咒语和控制下。只要唐僧认为孙悟空的行为越轨了，他就念咒勒紧永远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孙悟空疼痛难忍，并迫使他立刻循规蹈矩。只有这样，孙悟空才能得到嘉许。我们是否都要屈从美猴王式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我将籍自己的研究历程和反思来展示一个社会学家是如何应战的。
在开始之前，我首先要宽泛地说明我使用的两个术语，“东方”和“西方”。这里的西方指的是过去两个世纪里，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和美洲产生的思想和理论。东方大致指的是儒家思想观念占主流地位的东亚地区。在以下我的论文中，第二种划分也显而易见：“西方”代表了一个地点，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在那儿居住，而“东方”指的是所有其它地区——就学者及学术机构的集中而言，“东方”和“西方”有核心和边陲的差别。在上下文中要求术语明确的地方，我会力求精确。但在别的情况下，术语的使用会随意一些。
西方理论的优势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我演讲或提交论文，报告关于中国的研究调查结果，并指出结果和公认理论不符之处时，总有听众或评阅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的数据研究结果有普遍性吗？”我肯定这次会议上列席的许多学者，当他们向西方学者陈述东方的研究结果时，曾经遇到同样的提问。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以反问来回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常常怀疑关于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或北加州的调查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当然，这种回应表达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因为，至少我个人认为，即使数据来自北美或西欧，甚至来自很偏僻的地域，普遍性的问题也鲜被问及。我的这种回应也表达了一种忧虑：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因此，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公正”而“偏狭”的态度，让我们深恶痛绝。这类问题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
进一步思考，我们要提出一个比“单纯”提问和反讽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由西方发展出的科学的标准化实践和理论的早期范例限制了自由的程度，但只有依靠自由，其他社会和文化中的学者才能实现理论的“突破”。要理解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为何有如此优势，应考虑两个因素：（1）理论发展的标准实践偏向证实理论而非质疑理论；（2）人们倾向将西欧和北美社会视为基点和参照，以那些突显社会差异的理论来解释在东方社会（及其它西欧和北美以外的社会）观察到的经验性差别。这种双重发展使许多东方学者不得不致力于巩固公认理论。让我对此进行详细的阐释。
一般人们都知道，理论创建往往由解释一系列现象开始，随之是命题，在演绎过程中，这些命题要用经验数据或观察资料加以检验。数据分析要经过一个归纳步骤，经过这个过程，命题或得到肯定；或遭到否定；或需要修正。尽管方法论的书本强调：在理论发展联系经验观察中，归纳和演绎都很重要。但科学研究的标准化实践却偏重演绎，演绎被视为理论建构中最重要的步骤。理论可以用来衡量、甚至等值于一门科学学科。当我们涉足一门学科或学科领域时，我们想尽快了解的是：它的理论是什么？或者主要理论是什么？例如，社会学常常被定义和理解为几个重要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等。学生学习这些公认理论，还被鼓励去推导出一些经验假设，以便进一步验证及确证公认理论。
分析程序（例如，量化分析和统计）的常规实践也偏重于保守取向，当经验观察和理论期望相符时，理论可信度增强了。当经验观察和这种期望不符时，人们往往认为，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干扰”、“意外”或“冲突矛盾”，这些因素扰乱了由理论推导出的预定进程。那么意思就是，或可以假设这些干扰因素不存在（如将其视为常数），那样理论就能更好地预测真实世界；或将这些干扰因素当作外部变量来考虑。外部变量无法视作理论的外部因素（外在性，externalities）来加以解释及处理。我们所要做的是考虑这些外部变量（如“控制变量”），然后再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数据的描述。
此外，科学酬赏体系也偏重理论证实。考虑到效率问题（有限的版面和待版书的数量，以及无法证实理论时可能有的太多的“随机”错误），机遇更可能降临在那些证实或修正公认理论的学术研究上，而不会青睐那些无法证实它们的研究。接着，论文发表为学者带来了科学界的职位及资金的机遇——如，在更有声望的机构里谋求职位以及得到更丰厚的待遇和研究资助。受这些标准化期望和制度化酬赏机遇的驱使，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也趋于标准化和保守倾向。得到优先权的是理论的应用及证明，而非理论证伪。
这些趋势，即在归纳、演绎以及制度化酬赏中标准化实践的优势，使得理论一旦确立，就能长盛不衰，即使它缺乏大量的重要证据；起码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驱之不散。
理论的社会历史建构
理论最初来自何方？正如人们所知，大部分公认理论是由学者创建起来的，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他们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情况，并且将其归纳成一个解释性的图式——即一个理论。马克思批判并分析了工业化带给工人的可怕后果以及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工人的剥削。韦伯不仅洞见了在具有社会或阶层特征的互动过程中，个人的认知和情感的作用，而且也洞见了德国科层制的力量。迪尔凯姆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在法国社会，社会组织及集体是怎样给予了个人以极大影响的，并提出了关于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十分典型的“结构”解释。同样，人们可以通过其他著名的社会学家，如康德（Kant）、斯宾塞、滕尼斯、齐美尔和米德的著述，注意到学者们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的敏锐观察。事实上，包括北美和欧洲的当代理论在内，我们亦很难找到不用归纳方法建构成的社会学理论。［1］
这并不意味着仅仅用观察资料和数据就能自动归纳出理论。在观察资料和数据中进行筛选，提取出一个有条理的观点来解释具有代表性的现象，用很有说服力的言辞表达出这个论点，这些能力需要勤奋、想象力和毅力。布劳格（Blaug ）认为，“在建构理论，用以预测真实世界的事件时，大多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是：它们是由高度抽象的假设加工组合而成的，假设或来自内省，或来自偶然的经验观察。”［2］这种描述同样适合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尽管有点偏颇。要想使解释和论点让同行和其他读者信服，理论建构者在经验观察之外还应用了缜密的说明和举例，这些文本阐述成了理论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理论模棱两可，充斥着赘述的定义，这使得理论的证伪即使可能也十分困难。
一旦理论被接受或承认，学者就运用归纳和演绎来确证、巩固或延伸此理论，尽可能地用它去解释其发源地以外的社会及现象。制度化酬赏体系也促使了相当数量的学者致力于维护公认理论。理论发展重要而关键的一点是：在何地，以何现象来“检验”一个新提出的理论（proposed theory ）的有效性。众所周知，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新提出的理论最初总在与其发源地相同或类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播、扩散。由于大部分早期社会学理论，至少公认理论，是在近两个世纪的西欧及稍后的北美形成的，那么，最早由这些理论发源地的感性现象来检验其有效性，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理论建构确实关乎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初的理论评价也发生在理论发源地。然而，理论一旦被承认或被接受，理论有效性的社会属性就隐退到后台。一个公认理论影响了演绎研究，并扩展到了理论发源地的边界之外。另外，理论一旦被接受，就拥有了优先权——任何后来创建的理论都要参照公认理论进行检验、测试。对任何后建理论的评价标准可能建立在这种质疑或挑战上：和公认理论相比较，新理论是否可以解释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现象，它超越了公认理论吗？这一争论一部分成了社会事件——即是否有足够的学者信服新提出的理论的价值。
所以，接受一个理论，不仅仅取决于包含了创建者才智、毅力和想象力的归纳过程，而且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有多少学者认为这个理论有价值，认为它在阐释能力上超过了原先的公认理论。随着公认理论越变越庞杂（这种庞杂既未使公认理论更深厚，也未使它更清晰），任何“新”理论想在经验能力和语言力量上超越公认理论也越来越难。
验证、应用和偶然性：规范的科学行为
因此，对于欲跻身于学术界的学者们而言，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西欧及稍后发源于北美的公认理论的早期范例已为他们设定了一套“保守”的方法。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一样，西欧和北美的研究人员也面临着同样的束缚和机遇。
那么，在规范实践中，研究者的哪类研究工作可能对理论产生影响？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运用由公认理论推导出的概念、图式来描述观察到的现象；收集数据和观察资料用以证明理论。我称这类研究为理论证明。这可能是最普遍的研究工作。可以举无数的例证来说明这种情况。人们运用公认理论研究在不同社区及社会中的越轨、组织、分层、社会运动、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化现象。同样，批判理论如女权主义理论或后现代文化研究也被用来描述地方社区。
东方学者很容易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不仅仅因为他们与其西方同行一样，受限于推理逻辑的强势，还因为东方学术界也存在制度化的酬赏体系。东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样也采用了类似的机构管理来缓解压力，满足效率需求（有限的发表机会、偏重理论证实、修正而非理论否定），并建立了一个酬赏体系（聘用、晋升、以及荣誉和津贴）。如果这类机构要在更广的乃至全球范围内不被淘汰，它们就必然会走这条路。
第二种研究工作是在不同的社会里检验从公认理论推导出的假设。我称这种研究工作为理论应用。两种结果必居其一：假设或得到证实或遭到否定。符合理论预期的理论证实在规范科学研究中很普遍，在科学界它也颇受青睐，因为理论证实将公认理论的解释能力扩展到另一个社会或社区。然而，即使理论证实失败了，也不会被视为是公认理论的危机或对其的挑战，规范实践会转而寻求某种情况说明（specification of a condition），即理论不适用于这种情况。我称这种情形为偶然性说明（contingency specification ）。这个说明为理论设置了界限，超越这一界限公认理论就失效了。在许多情况下，在有这种“界限”的理论说明之外，是难以寻求进一步的理论发展的。偶然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彰显甚至巩固了公认理论及其制度化奖励机遇的优势。
我相信，验证、应用及偶然性说明，这三种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共同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实践。鉴于科学的规范实践和制度化酬赏制度的特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哪个学者可能不受这种规范实践的影响。实际上，东西方的大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规范研究并为公认理论提供偶然性。
社会差异的理论运用
然而，偶然性说明有时解决不了经验差异问题。理论的界限越来越多，不断出现和随处可见的差异现象也降低了公认理论的效用。随着理论运用范围越来越窄，人们不可避免会对有些理论进行反思。实际上，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东方及其他社会里存在着这种持续性的差异现象。早在卢梭时代，东西方模式及行为的比较就吸引了西方知识分子及学者。为了解释这些差异，同时又为了维护公认理论的有效性，学者们发展出了有关社会类型学的一些理论，并提出了一些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到另一种社会类型的途径。
自18世纪和19世纪始，接着在20世纪及其后，这类理论层出不穷。它们关注是否存在造成社会差异的某些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得或失能否解释一个社会的“变化”？另外，这些要素的确认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反思的基础上，应弄清公认理论赖以建立的那些社会具备什么，其他出现“差异”的社会不具备什么？这样，这些理论不仅能解释差异，也能预示，当这些“他类”（other ）社会获得或失去某些要素，并变得和公认理论赖以建立的社会越来越像时，差异是如何变小或消失的。我们可以称此类研究为“公认理论的发展性扩展”（developmental extensionof received theory）。
理论扩展一般采用一种发展图式，通过这一图式，任何社会或宏观结构都能被定位为一个连续统一体两极中的一点。这种图式认为，观察和公认理论建构中被观察到的现象，代表着一个更“发达”的阶段，或者更趋向于上述连续统中的更完善的一端。随之，一个理论建立起来了：因为在连续统中趋向落后一极的社会是不发达的，所以它们展示出的模式及行为和那些趋于“发达”一极的社会完全不同。只有当这些社会发展得更完善或更接近公认理论赖以建构的社会时，公认理论才能预测这些社会的模式和行为。这就是公认理论的一种扩展图式。这些理论以连续统中的“发达”社会为基点，其他社会只有越来越趋同于“发达”社会，差异才会越来越少。
发展或前进的动力随之得到确认，它们常常反映的就是公认理论赖以创立的那些社会的特点，即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西欧和北美社会的特点。学者们将这些特点理论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业化、清教运动、“现代”思维方法、市场转型、民主化、市民社会、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性别及种族解放，以及尤为重要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这些动力构成了对社会差异的理论解释体系。这样的理论扩展一旦形成，就可以解释差异和偶然现象。的确，这些差异确实存在，而且实际上，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对它们进行预见。当一个社会摒弃了较“传统”的因素，获得较“现代”的因素，向另一个更发达的阶段发展时，这些差异最终就会消失。
然而，这些发展理论面临着进一步的挑战。一旦发展的动力得到确认，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在20世纪或21世纪的理论发源地中（如西欧或北美），也不具备理论所要求的完全一致的模式或行为。同样，一些较落后的社会在具备或获得这样的模式及行为后，某些差异仍然一直存在。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棘手问题，发展理论启用了一种理想状态及其要素，作为一个“理论”上存在的或假设的连续体上的终点的参照。因此，现在学者们参照理想状态的模式和行为来衡量发现的差异现象，而不以理论发源地为参照。这些差异仅仅反映了一个发展的连续统中的若干阶段。由于终点难以确定，因此它也是个永远变动着的目标。被研究的社会在连续统中处于什么位置也难以确定，因此，差异什么时候以及是否会减少或消失，只能作进一步的“理论”假设和推测。这样，普遍存在的差异就不会对公认理论构成威胁。
一旦这些发展理论本身成了公认理论，东方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束缚。学者们观察到的普遍存在的差异行为和模式无法成为建构新理论的基石，这些行为和模式仅仅为公认理论提出了更多的“发展的”偶然说明。
东亚的规范研究
我首先要补充的是，公认理论在东方的规范性研究和应用没有什么错。就这类研究来说，至多是运用一种理论解释来验证现存问题，并得出一些理论偏差（归纳和操作化）。在研究开始前，学者们先提出了某些预测，并用数据来验证由理论推导出的预测。通常人们都希望理论能扩展到新的领域（社会或社区）。当发现了差异，而公认理论又无法确认时，社会学研究仍然迎合公认理论，并因此而和共享这些理论的学者共同体保持一致。即使找不到解决差异的“方案”，找不到对某种公认理论的支持，这仍有助于知识积累，因为它指出了理论应用范围的可能局限。这是一种很好的规范研究工作，在科学共同体中也一直得到肯定。
我本人一直对规范研究身体力行。在这类研究工作中，要想确证公认理论，主要的任务是发现并建立一些测量方法。这些测量法既要符合认识论上的概念，又要对当地情况具有意义和效果。一旦建立了在认识论上合适的测量方法——你会发现这个任务并非微不足道，下面的任务就是检验公认理论是否适用于被研究的社区或社会。如果公认理论不适用，那么就可能需要偶然性说明，下面我来举一些例子。
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压力的作用以及个人如何动员社会支持来应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公认理论认为，日常事件，尤其是不良事件会给个人的精神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动员社会支持，那么这种影响就会减少或缓解。这些应对方法有的简单（调解），有的复杂（缓冲或抵消）。要在中国人的情境中检验这个理论，首先，我必须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进行定义并创建测量方法，这种定义和方法应对当地居民有很大的意义。在西方已有一个长期使用的生活事件标准化量表（如Holmes-Rahe 的生活事件量表）。然而，这个量表是在美国设计的；实际上，它最初是从圣地亚哥海军新兵的经验中建构起来的。尽管后来为了要适用于普通社区居民对这个量表进行了修正，但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北美完成的。也许量表中的许多条目对亚洲仍富有意义，如与配偶分居或离异、爱人的去世、与上司有矛盾、学业上的麻烦，而有些条目则和亚洲没有什么关系（如圣诞节）；另一方面，像打官司或轻度违法等法律事件在西方人看来不很严重，在中国却很严重。因此，有必要对量表进行修订。
同样，社会支持量表也有必要进行修订。在西方，由于核心家庭的重要性，支持常常来自于配偶。如果没有配偶，或问题就出在配偶身上，那么往往由密友给予支持。只有当婚姻正式解体了，亲属关系（母亲或兄弟）才在支持给予中显出重要性。而在中国，扩展家庭是首要的支持网络，它包括配偶、父母、孩子、以及别的亲属。
最后，关于精神健康的测量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有些理论认为由于文化、制度或别的原因，中国人习惯将精神上的压力看作为身体不适。如对头疼、背痛、“火气”（这在西方没有相应的意思或词）的抱怨实际上可能是某些精神压力的反映。另外，压力可能与历史经历也有关。在70年代和80年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仍旧紧张，他们不相信陌生人，怀疑干部和同事。为了体会中国人表达出的感受，也为了维持原有测量方法的效度，必须对测量方法做重大的改动。［3］
修正完测量方法，理论本身也需要廓清。如，至少在80年代，一般认为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支持主要来自扩展家庭的成员。这种论点在社会支持效果这点上，与社会支持理论没有冲突。但该理论认为，虽然家庭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但社会支持的构成内容却需要加以修正。［4］
另一方面，社会分层和流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东西方、北美和大部分欧洲都很普遍。然则如将这些理论应用在中国研究上，首先要修正的是测量方法这个关键要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个人竞争职位、个人从一个组织自由流动到另一个组织的场所。个人和职业两者之间要匹配，职业关乎社会地位及声望，并形成一个等级排序。这种职业地位指标或声望量表用途很广泛，也是一种用来比较分析地位成就的基本方法（如，男人和女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无论地位成就是先赋型的（家庭资源）还是自致型的（人力资源或资本），这种量表在解释既得的职业职位和相应的金钱报酬上都很重要。在中国应用这个理论时，我们必须确定原有的职业排序是否需要修改。在中国，已有学者对职业排序做了重要的工作。［5］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职业是否成为核心目标，或职业是否成为一种成就标志。即使在不久之前，政治体制仍然按照组织（或单位）而非组织中的职业或职位来分配酬劳。国营单位能得到最多的资源配给，国营单位里的职员不仅收入高，而且他们的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配偶会有较好的工作，他们能享受到价廉物美的食品、较好的洗浴、娱乐、医疗条件和殡葬服务。因此，在市场中竞争的不是好工作，而是进更好的工作单位。成就的标志是等级不同的工作单位，而不是等级不同的职业。论点一旦修正完毕，就需要用经验资料努力证明这个论点——人们投入人力和社会资本为的是争取进一个较好的单位工作。［6］这就是一个偶然性说明的研究：当政治制度赋予单位资源分配优先权时，那么单位，而非职业，就成了成就的焦点目标。这意味着，如果这种政治制度不存在，或这种资源分配方式变化了的话，那么，这种偶然性现象同样也会消失。
理论探索
规范研究很有意义。期刊和出版物欢迎杰出的学术研究，也激励了学者们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更大的挑战进入学术圈。更具有挑战性、也更难把握的工作是：对理论进行重大的修正或换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由于规范性实践和酬赏体系的普遍化，科学才得以延续。然而，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而言，时时停下来“思索”另一种可能的理论或范式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忘记大部分公认理论始于观察和反省。归纳不仅有利于廓清和修正公认理论，也能开创新理论。新理论不会不出现，但也不会经常出现。然而我们有可能从观察中创建出新理论或替代性理论。
从最近边燕杰在中国验证“弱关系强度假设”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假设既重要又有说服力，它是过去30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之一：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获得信息。［7］因为在由互动互惠的强关系组成的社会圈中，成员彼此间共有的生活方式、资源和信息往往类似——既所谓的同质原理（Homophily Principle ）；[8]而弱关系则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圈外的关系，它能提供更多获得信息的机会，这些信息是成员在本社会圈内无法得到的。有学者运用这个假设研究社会流动，并提出在寻求工作时，动员弱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资源。［9］然而，在天津和新加坡进行研究时，边燕杰在许多案例中发现，接触者和本人没有直接关系。许多接触者是通过一个关系链接触到的，或者至少间接通过另一个关系。在这些关系链中，每一对关系往往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如果不考虑这些间接关系，本人和接触者间的“直接”关系可能确实相当弱。［10］
因此，这个发现对于弱关系强度的原有假设是个挑战。也许，原来的公式是错的，因为它没有详细说明关系链，而只是简单假设了在交往过程中涉及了一个直接关系。但是认为这个挑战能颠覆原有理论是不合适的。首先，如果有人认为原有论点忽视了关系链的数量和达成关系的步骤，只是简单地陈述了本人和最终接触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是弱关系。那么，边燕杰的调查结果仅仅“阐明”了原有理论遗漏了的细微之处，而不是创立了一个新理论。第二，强关系链可能只在某些社会，如中国，才具有“独一无二”的有效性。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的政治、经济和区位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受限于强关系。一旦这种束缚放松或消失了，那么，这样的强关系也就丧失了社会意义。老调重谈的发展理论在这儿有了用武之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研究结果。然而，我们可以超越政治制度来关注强关系，强关系可能转而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制度，这些社会文化制度是不容易变化或消失的。在美国和目前转型中的中国各地所进行的研究肯定会阐明一些替代性论点。
现在介绍一下我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是如何质疑理论的。我从自己的研究经历中认识到，要超越公认理论去构建新的理论有三个步骤：（1）敏锐感知东方经验世界；（2）对另一种理论图式的思考、研究；（3）对一个理论的理论性、经验性结果进行推导和分析。我认为，东方研究为理论做贡献的出发点就是结合下面两点：敏锐感知东方经验现实，以及灵活运用理解现实的基本理论。对真实世界的敏锐感知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公认理论和论据的缺陷，以及意想不到的差异出现在何处。当然，如上所述，偶然性假设能解释这些差异，在这里，公认理论在某处适用、在某处受限的情况获得了说明。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用某种发展理论也可以获得解释。
然而，这种矛盾或断裂可能会引发我们对另一种理论图式的思索。我们要提的问题是：“是否有另一种理论图式能解释说明公认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更多现象？”人们一旦假设了一个图式，必定要用相关的公认理论来比较、评价它，以确定这个图式在逻辑上是否和公认理论相冲突。如果这个假设理论通过了这个检验（或者，公认理论不能解释这个理论的论点），第三个步骤就是从新创建的理论图式中进行推论以解释公认理论不能或很难解释的经验现象。
接下来，我要举例说明我将社会资本研究理论化的努力过程。我相信，社会资本是一个展示东方经验效用的极好场域，因为，社会资本关注并需要的是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在东方，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日常交换中，也普遍存在于认知和社会结构中。所以，我指出，关系理性可以被当作理解和解释交换行为的另一种理论图式，它和经济理性互补，但仍然具有独立性。简短评论了这个理论图式之后，我将描述目前进行的两个研究项目，这两个项目是关系理性效用的经验证明。一个是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台湾和香港的婚宴。
关系理性：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理论图式
我的中心论点是：在个人、家庭和组织运作中，社会关系是极其强大的动力。经济理性和关系理性是交换行为的两个动力，而且，尽管其中一个具有制度化的优势，但两者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讨论的细节可参阅别处。［11］这里我就简单谈论一下与本文相关的几点。
论点很简单，无可否认，人们不得不进行交换，交换不仅仅为了达到经济目的，也为了达到关系目的。将关系目的视为偶然情况纳入经济目的之中是不妥的。比如，有人认为，市场不完善导致了社会交换。一旦市场完善了，就不再需要社会交换了。将此论点扩展开来就是：不发达的东方社会，保留了“传统社会”的行为模式。在传统社会中，交换和各项事务都依赖关系，而非市场。对市场而言，关系是一种负面替代品。因此，中国的“关系”、韩国的“yonjool ”、俄罗斯的“blat”都被视为落后甚至腐败的交换方式。［12］随着东方社会更多以经济为导向，这种交换以及腐败、弊病就会消失。
毫无疑问，社会交换的做法会导致腐败和弊病，但经济交换同样也会如此，想一想最近安然公司和微软公司的行径和情况吧。然而，这种可能的负面性不应成为否定一种理性，而肯定另一种理性的理由。毕竟，这两种交换中都存在寻租和搭便车行为的可能。
对于东方情境中的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概念，人们进行了很多了解和讨论，但人们很少了解或探讨它们和公认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的交换理性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说明这个新理论图式的潜在贡献，我一直努力证明该图式扩展并超越了公认理论的范围。要更多了解该图式和其东方发源地的联系，读者可以参阅费孝通、金耀基、黄光国和边燕杰等人的文献。［13］在其他地方，我也力图去阐明这种联系。
交换：社会和经济要素
在社会学理论中，交换是个重要的概念，它的定义是两个或更多行动者之间系列的互动行为，行动者在这种行为中进行资源交换。在该定义中，交换有两个要素：它需要一个行动者间的关系，且这种关系引起资源交易。因此，交换和社会有关。因为，关系应被看成一种互动过程，［14］在这种过程中，一个行动者的行动应考虑到另一个行动者的行动。［15］该过程可被看成一个经济过程，因为资源交易是典型的经济行为。所以，一个基本的交换行为需要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一个资源交易过程，它既有社会也有经济要素。将交换的关系方面看成社会交换，将交易方面看成经济交换——这个观点对我们有所裨益。
我致力于证实交换行为中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论点的前提是理性行为应被视为理论发展的基础。理性不仅仅是意识与无意识行为的问题，它不取决于某些后来才发展出的规范或制度。而且，理性也不基于这种期望：即最后总能达到终极的交易平衡（如，重复的交易行为会使得失相抵）。［16］简单地说，交换是个涉及到两个行动者之间的活动过程，他们的行动基于得失的计算，基于在关系和交易间的替代性选择。只要做出了这样的计算和选择，这种行为就可以被看成是理性的。另外我认为，这样的计算和选择是基于个人利益的，但这种假设不排除对集体利益的考虑。只有当集体利益嵌入在个人利益中时——即惟有满足了集体利益才有个人得益时——个人才会考虑集体利益。所以我们假设：人们不会计算和选择对个人利益无用的集体利益。
经济和社会的报酬
然而，关键因素是最终的报酬：关系/交易的维持或割断取决于何种奖励或资源？在一个社会里，人类有两种终极（或基本）酬赏：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17］经济地位基于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体现在商品及其象征体系的符号价值上，如货币），而社会地位基于声望的积累和分配（体现为在社会网络和集体中的承认程度）。［18］每一种地位反映了个人与他人相比在社会结构中的等级，这种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相关“资本”的占有上的。所以，财富是商品价值的函数演算，货币是其象征物；声望是社会网络里大众意识的函数演算，认知是其价值象征物。财富代表了经济资本，因为商品及其价值象征物能用来投资并获得一定的回报。同样，声望反映了社会资本，因为可以动员社会网络及其价值象征物来获得一定的回报。人们可以通过声望，动员到他人工具性及情感性行动的支持。通过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人们才具备动员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社会关系成为个人行动者进行交换的强大动力。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能提高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和影响（超过别的成员），因此，也提高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及生存能力。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互补的，因为前者要求社会的合法化承认，并要求社会推行其象征性价值符号（货币）；后者建立在群体经济利益之上（或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在群体利益中，声望才得以维持。没有了社会强化，经济地位就会崩溃；没有了集体财富，社会地位就毫无意义。然而，每种地位都能被看作交换中的独立动力。交换能获得经济资本（通过交易获得资源），或获得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得到资源）。
因此，交易理性驱使人们计算交换行为的交易得失，而关系理性驱使人们计算关系的得失。交易理性视关系为交易得失计算中的一部分，而关系理性视交易为关系得失计算中的一部分。关系理性注重维持和促进关系，即使交易没获得最大利润。但交易理性却追求交易的最大利润，必要时甚至不惜中断特定的关系。尽管在一个具体社会的具体时期里，社会制度往往偏重其中一种理性活动，给予其中某一种资本（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以更高的道德评价，但是在大部分交换行为中，行动者经常同时进行着两种理性活动。
关系理性详述
由于自然法则及自然本能，理解交易理性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交易中，利润大于成本，通过持续交易积聚资源。另外，这种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货币这种一般媒介物。［19］得失可以计算，而且贷款和债务也很容易簿记下来。虽然科尔曼指出，社会信任（或信用传票）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核心，但关系理性的计算远不是那么简单或清晰的。［20］在经济交换中，不是每一宗商品买卖都对称或平衡，正是不平衡的交易带来了经济借贷。然而，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在无限的时间、无限循环的范围里，借贷关系最终能达到平衡状态。
在社会交换中，持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短暂的交易不一定是对称或平衡的。然而，即便在无限时间里进行重复的交易，也不一定达到交易平衡。维持合作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社会信用（及社会债务）。即使从长远角度来看，在持续的关系中，交易行为也是不对称的。行动者之间的借贷关系更明显——在这种不平衡的交易里，总是其中一个行动者送“人情”给另一个行动者。既然是债务人获利了，为何债权人仍要维持关系以致于在交易中遭受“损失”呢？有人认为，通过关系的维持，债权人得到了社会资本。他是如何得到的？债权人可以要求（或威胁）债务人偿还债务，但是，只要债权人不这样做，债务人就会永远感激债权人。债务人要和债权人维持关系，他可能会采取某些社会行为为债权人降低关系成本（或增加交换的效用）。即债务人会通过他或她自己的社会关系向别人宣扬债权人给予他/她的人情——即对一个借贷交易行为的社会承认，或给予债权人的社会信用。债务人要维持和债权人的关系，传扬后者的恩惠（propagationof indebtedness ）或社会承认（social recognition）是不可少的行为。这使得债权人在更大的社会网络或社区中更令人瞩目，他的知名度（他或她的声望）也上升了：他/她是这样一个行动者——在交易中宁可自己蒙受损失也要维护社区中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债务人的社会债务越多，他就越需要努力去宣扬（承认）所受的人情。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不平衡的交易既促进了借贷关系，也促进了承认倾向。
另外，如果两个行动者间发生多种不平衡的交易行为（彼此给予对方不同的人情），他们可能彼此互施人情，那样这两者也能维持关系。那么，两者都期望对方在他/她的社会圈内宣扬自己给予对方的好处，这样就提高了彼此的承认程度。交易行为意味着一种手段，它维持促进了社会关系，形成社会信用和社会债务，并且积累了社会承认。
在大众社会里，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使得知名度加速扩散。在这种社会里，公众承认（public recognition）使名声成为像金钱一样的大众爱物。公众承认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证词和为某人举办酒宴、荣誉头衔、荣誉勋章、殊荣奖、服务证书、以及各式各样的典礼，它们中没有一个涉及到物质经济回报。这样，一个社会团体中的承认会像金钱一样超越特定的社会网络，成为广泛流通的资产。
由此，声望被定义为下列要素的应变量：（1）债权人维持不平衡交易的能力（人力和社会资本）；（2）持久的借贷关系：（3）债务人通过他/她的社会网络（承认）承认此关系的倾向（意愿和能力）；以及（4）社会网络（以及一般网络即大众网络）所具备的传播名声的倾向（程度）。［21］这样，声望就成了已获得承认的累积财产。声望是个人在社会群体内获得的承认程度的函数。从集体角度来看，群体声望被定义为群体内德高望重者的数量，及其成员的共有声誉闻达于其他群体的程度。因此，社会网络中和某个社会群体中行动者的声望提高了这个社会群体的集体声望。
从关系、结构的角度来看，社会信用、社会承认和社会声望都以利益为基础。没有持续的社会关系，这些利益就不存在了。所以，对行动者来说，缔结并努力维持关系是理性的，因为，这种关系能使社会信用和社会债务富有意义，进而促进承认。某些行动者的声望越大、更多行动者的声望越高，这个群体的声望就上升得越快。行动者将自己归属于一个声望高的群体，也能提高自己的个人声望。因此，个体成员参与持续性的社会交换、承认该群体，这种动力和群体声望间有联系——即群体承认和群体团结。同样，群体声望和群体中的个人声望促使这个行动者继续从事交换，在交换中，他/她可能仍是债权人。声望和群体团结提高了资源共享的程度——再创造公共资本。同时，声望和群体团结也对行动者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推动了不平衡交易、社会借贷关系、以及社会资本。
群体声望（团结，信任，互惠）
不平衡交易社会借贷承认（社会资本）
行动者的声望（荣誉）
图1从社会交换到资本化
图1假设的是微观层面的交换和宏观层面的声望及群体团结之间的作用过程。为了描述起见，该过程以交换为起点，在交换过程中，通过交易手段，社会借贷关系得以建立。然后这种借贷关系又加速了社会承认在社会和中介网络中的传播，这一切最终形成了一种普遍声望，这种声望促进了群体团结并使公共资产得以增值。借助声望和群体团结，社会债权人和债务人获得了社会资本（嵌入在有着强关系和丰富资源的社会网络中），并且被推动进行进一步的交换活动。从个人层面上看，承认带来了荣誉。荣誉既有个人也有集体的特性。因为本质上看，荣誉是集体的，因为它只有在集体框架中才有意义。
一个群体通过招募其他群体中声望高的行动者，以促进本群体的团结和声望。群体将声望赋予特定的行动者，期望这些行动者能承认该群体，并愿意和群体内其他成员进行进一步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声望和承认不是微观层面交换的结果，而是交换的前提。尽管被给予承认和声望的行动者可能不是这个特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交换伙伴，但如果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承认和额外的声望，那么以后他们就有义务和其他成员进行交换。在这种意义上，微观层面上的交换和更宏观层面上的承认与声望最终是互为因果的互惠关系。
那么，对个人和群体（组织）而言，拥有好（或坏）声誉有什么重要性呢？人们将资本投入到与其他群体、组织及其成员的交换行为中去，资本产生利润——最终，个人和群体组织得以生存。我们可以假设：声誉越高、成员越体面的群体或组织会更有活力。
交易和关系理性：一个比较
我们将两种理性的不同点列在表1中加以总结。这些对比强烈地突出了两者间的差别。通常交易理性总在经济交换的框架中加以分析，在交易理性里，利益就是要获得经济资本（通过交易得到资源），而且利益存在于交换的交易方面——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以价格或货币为中介进行资源交易。交易的效用是交易利润的最大化，而且理性选择的基础是对替代性关系进行分析，不同的关系会导致不同的交易得失。在这个基础上，参与交换活动有两条规则。首先，如果特定的关系变化，带来了相当的收益，那么行动者为了进一步交易，就会决定维持该关系；如果该关系不能带来相当的收益，那么，行动者会有两种选择：（1）寻求另一替代性关系，或者（2）维持该关系，但行动者要降低交易成本或者遭受一定的损失。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下列考虑因素：即另一种替代性关系可能带来的收益；以及维持目前的关系可能带来的交易损失。经济交换的这种谨慎分析针对的是偶然或重复的平衡交易。
交易理性可被视为在交换行为中起作用的新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本能驱使人们去寻找伙伴、进行交易为自我获得最大化资源收益。自我这种寻求关系的能力能使我们获得相对高额的交易报酬，而交易成本则相对较低乃至为零，这种自我能力是一种本能。人们和个别的流动行动者的联系往往是偶发性的、短期的，而且人们期望交易很合算（收益更多而成本更少）。交易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是不固定的，但这种合作关系可以通过合同条约成为一种契约，这样就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保证了关系的维系。所以，交易理性符合自然法则和自然选择理性。从集体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在重复交易中获益较多，他们不仅使自己，也使集体更富裕了。这就是所谓的交易理性中的“看不见的手”。
另一方面，社会交换中的关系理性注重的是交换中的关系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或对其他行动者去传播承认的期望）决定了关系的维持和加强。交换的动机和作用也是对得失进行分析——动机是通过在社会网络及群体中获得承认而得到声望，交换的作用是获得最大化关系报酬（社会关系的维持）。在这个基础上，参与交换也有两个规则：首先，如果一个特定的交易行为推进了持久的关系并扩大了承认，那么行动者会继续交易。如果交易不能推进一个持久的关系，那么会有两种选择可供考虑：（1）或者另寻一个可以促进持久关系的交易行为（如，在交易中追加优惠条件以吸引并促进承认）；或者（2）维持交易，并且承担或降低关系损失（没有得到承认或得到很少的承认）。而且，决策是个权衡过程，该过程涉及到相关的关系成本，以及寻找到一个替代性交易的相对可能性。
在个人资本形成集体资本的过程中，交易理性的作用是无形的，但它仍要依靠一般化的货币媒介。在每一宗交易中，数额都能被簿记下来，它是一种有形的资本形式。关系理性也建立在由个人资本生成的集体资本之上：其成员拥有的声望越高，群体的地位越高。这也依赖一个较为隐蔽的媒介——社会承认，即一个社会群体中行动者的情感扩散。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促成了持久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团结。
交易理性要在个人基础上得以维持。在个人基础上，只要交易效用得到满足，交换伙伴就不会变。关系理性则依靠群体和群体成员的存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越多、联系越强、群体的集体利益及群体中每个行动者的相对利益就越大。
关系理性也以适者（群体）生存原则为基础。一个生存能力强的群体，其成员间的关系也持续稳固。虽然动物本能也表现为出这种有利于家庭和族群的关系理性，然而，惟有人类表现出广泛普遍的关系理性，超越亲属和氏族范围，促进结构化群体的团结。人类天生热衷以理性交易成本来维持长久有利的关系。因此，关系理性是人类法则，并以人的选择理性为基础。
理性制度化
如果交易理性符合新达尔文主义和自然法，那么可以推导出自然选择最终偏重交易理性，而非关系理性。的确，许多例证和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研究，证明了交换中关系的重要性，但这些数据及观察资料来自古代或原始社会。有人认为，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反映了社会特性，即在同质性越强、科技发展越慢、工业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中，交换越受到仪式、归属感和情感的限制。随着一个社会的科技、工业的发展，社会在技术、知识及生产上越来越多样化，劳动分工要求更合理的资源分配，包括增加资源交换中的理性比重。人们进一步论证：目前在经济交换中仍具重要意义的关系正代表了以往社会的余痕。随着选择行为的快速发展，关系的重要地位最终会被交易理性超越取代。我们要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对交换关系进行分析，如中国情境下的关系，［22］或俄罗斯情境下的blat.［23］
这个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交易理性是自然法则，那么，人们会发现在越原始古老的社会里，交换越像一种自然本能。的确，霍曼斯认为，制度庞杂、日渐复杂的社会发展就是更“原始”的社会行为（和交换）逐渐消失的证据。［24］但是，这些“亚制度”的力量仍旧强大，而且，除非新制度和“好的管理”满足了这些亚制度的需求，否则二者会发生冲突并造成混乱。如此，现代社会及其庞杂的制度都会成为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的死敌。
另外，经验事实也不支持这一观点。在有关当代社会（如中国、日本、意大利北部及大部分东亚地区）甚至美国、英国、德国及法国等经济竞争激烈的发达社会的研究中，甚至在经济交易中，关系都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证据就是：交换中关系不仅仍有重要意义，而且它还活跃于不同的当代社会中。［25］
在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中也存在着一种发展观点，如果没有逻辑基础或经验证据支持此观点，那么，如何解释为什么一种理性比另一种理性更有优势呢？我认为，将某种理性视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出一个社会为了延续，会将自身的历史经验当成数据进行程式化的计算。随着这种理论化的计算嵌入到制度中去，它就成了“真理”。［26］
不难证明，在一些社会中，生存和维系取决于财富的发展。财富及其发展理论决定了交易理性的制度化，因为该理论强调建立了个人财富，才有集体财富。竞争、开放的市场（及由此产生的交易关系的自由选择），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解释了分析性假设和组织化原则。在另一些社会，生存和维系取决于社会团结的发展。群体感情理论解释了关系理性的制度化，因为该理论强调的是建立了集体团结，才有个人忠诚。合作、网络化、甚至牺牲交易以维持关系，这些解释了分析性假设和组织化原则。
一旦一种理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制度就得以建立、执行和运作以控制具体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另外该理性的解释模式会将其它理性视为一种非理性、干扰或约束因素。
制度规则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随着理论化了的历史经验的命运起落。从19世纪起，由于英美的工业化、技术革命和选举民主政治的经验，计算被理论化，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财富累积处于政治策略和理性分析的中心地位。社会交换就是交易的市场。任何以交易收益为代价的关系只存在于由于信息匮乏而不完善的市场中，而且这些市场缺陷必然使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成为约束因素。所以，人们认定这样的关系必定会招致交易损失。
尽管如此，另一方面，在许多社会和社区里，如在中国情境下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的意愿被看成一种表现和实践，这种表现和实践属于更高级别的道德、伦理和对他人的义务。一个行动者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在政治策略和学术事业中，声望和脸面是核心概念，所以在交换活动中，交易的重要性位居第二。为了交易的目的去牺牲关系被视作是一种低级的理性行为——是非道德、非人性、非伦理或非人道的。
反向承认和恶名
断裂会发生在交换－关系－承认－声望链的每一个环节中。如果交易中给出的人情未得到承认，那么断裂可能发生在交换的层面上。如果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未得到承认，那么维持交换活动的唯一基础是交易效用（transaction utility），在这种交易的考虑因素中，关系和伙伴是附属的、次要的。当交易成本超过了收益，那么，维持关系的动力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一个付出的人情得到了承认，但如果对债权人而言，社会承认发生在一个资源不丰富的网络中，他仍然会解除关系。对一个时装设计师和学者而言，在乞丐圈里得到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在“不恰当”的网络或群体中产生的承认对债权人而言，可能毫无用处，甚至是让人不快的。在一篇发表在三流刊物上的文章里，致谢一位学者的帮助并不有利于那位学者的声望。而在油印刊物的文章里向这位学者致谢，甚至可能会有损他的学术声望。另外，如果承认未充分表达出债权人给予人情的程度，也可能导致关系的解除。如，帮助者提供了所有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而受助者仅在脚注中提及此事。那样的话，以后他不会再获得这样的帮助。
如果债务人认为给予的人情未达到期望值，那么就可能产生负面承认（negativerecognition ）。网络中不利言论的传播会导致负面承认和坏名誉（恶名）。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债权人决定在以后的交易中追加人情，以扭转承认方向，或者退出以后的交易。决策是一个权衡过程，或在关系收益（或承认收益）和额外的交易损失二者中权衡，或在下面两者中权衡：要么承担不再与债务人合作及退出网络所带来的损失；要么声名扫地，但仍处在一个资源丰富的群体里。
我们可以从债务人或群体的角度进行同样的思考。在什么情况下，债务人不能参与以后的交换？是一方面获得了交易利益却散布中伤言论的行为？或是债务人不领所得人情，对自己的义务敷衍了事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群体的团结开始崩溃？如果群体的团结一部分的确是以其成员和主要“公民”的声望高低为基础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群体团结的崩溃？是群体的规模，或债权人及债务人的相对规模？还是两者间的函数关系？
简言之，尽管本文强调的是“成交”的过程，但文中仍有许多关于社会交换障碍的地方有待展开，这种展开对社会交换理论同样重要。
互补性和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间的选择
上述类型的讨论认为，经济和社会地位两者都是很有意义的生存指标，而且二者共同构成了理性选择的基础。为了避免听起来似乎这两种理性是一个连续统中处于两极的价值观，或者这两种理性是互相排斥的（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我必须补充的是，从没有理论或经验理由能证明，这二者是对立的。我们认为，交易交换和关系交换是互补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促进。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特定的关系既能带来交易收益，又能带来关系收益。它能为互动双方带来交易利益，而且，双方都会积极宣传对方群体对个人利益的贡献，这样也增加了彼此的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关系和交易两者是一个同构效用函数（isomorphic utility function ）。随着个人和互动群体的生存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这个同构效用函数又促进了两个行动者间的交换。在理想化的条件下，两种理性共存、互补、互动。
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两种理性间潜在的冲突。交易理性认为，为了更有利的交易可以牺牲一个特定的关系，交换活动中的合作伙伴是次要的，而且只有在这种关系产生交易收益的情况下才有维持这种关系的必要。这条原则明白提出关系理性是从属性的选择标准。因此，人们经常在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中作一抉择，［27］即最优交易和最优关系并不一致。那么，根据上述决策规则，最优化交易可能会驱使人们去寻求替代性关系，而最优化关系可能会使交易不平衡。我们可以推测，选择何种交换和公共资本（财富和声望）有关。学者提出几种替代性假设。我们首先可以推论，如果一种集体资本，如财富匮乏时，个人更愿意获取另一种特定资本，如声望。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相冲突的替代性假设。在假设公式一中，边际效应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在一个财富充裕但声望共识（reputation consensus）匮乏的社会里（比如，一个有大批新来者和移民、但物质和经济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社会），对个人而言，声望比财富更有价值。同样，在一个声望很高却财富匮乏的社会里（如，一个物质和经济资源很少但很稳定的社会），个人可能会偏向于获取财富。然而，假设公式二却认为，集体效用也会刺激个人欲望。当集体资产的一种资本，如财富很少，但另一种声望资本很多时，集体会偏重更丰富的声望地位资本。同样，个人可能也会赋予声望以更高的价值。所以，我认为集体效用原则会起作用。
其次，当两种公共资本都很雄厚时，这两种资本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和微积分关系。即一种资本越多，想拥有更多的另一种资本的欲望和可能性越大。在一个财富声望俱全的社会里，选择追求更多财富或更多声望都是理性的。获取其中一种资本也会增加获取另一种资本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如果有丰富的物质和经济资源，那么财富和声望都很重要而且具有互补作用。
如果一个社会既缺少财富又缺少声望（人口构成不稳定、物质经济资源匮乏），社会很可能在财富和声望分配的取向上产生分歧和争论。个人很可能追求财富，或声望，或两者兼需，这取决于个人嵌入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网络规模越大，获取声望的可能性越大），以及获得物质及经济资源的可能性。交换模式和集体共识的匮乏使这种集体极易陷入混乱或变动中。这些假设要以调查研究来验证。但是，撇开那种勉强维持生存都困难、或者资本掌握在少数成员手里的社会不谈，人们可以通过交换关系得到合适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行动者和一个富有的行动者在进一步积累他们的原有资本或获取另一种资本时，能彼此“借用”资本。要想积累一种资本，行动者必须进行另一种资本的积累。如果一个富裕的银行家捐款给穷人，而且这宗活动传扬开来的话，它就为这个银行家带来社会债权和社会承认。同样，一个受人尊重的物理学家可以在产品广告中借助他/她的声望，并且会产生极好的金钱收益。成功的资本拥有者懂得资本获取要符合本能和人性，那样他们自己和他人都能获益。
最后的分析重点是要注意到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都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没有合法性、社会政治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的支持，建立在符号和一般中介即货币之上的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存在。如果从本能角度看，关系理性从属于交易理性的论点很有道理，但从人性角度来看，这个理论是不现实的。
关系理性的研究
我们如何运用关系理性图式检验、解释经验现象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理论图式来推导经验结果。社会关系在交换中很重要。例如，一个组织难道不是为了维持、促进与其他组织的交换和交易行为，才会去照顾弱者的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假设，为了要生存、维系，一个组织才会去招募有社会技能和知识（社会资本）的员工呢？这些社会资本可以被用作组织自身的社会资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求职过程中，求职者总要展示他们的社会技能和知识，而招募者在招募过程中，总要考虑一个求职者拥有多少社会资本。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对组织中负责社会交换的职位而言，社会资本的匹配非常重要。
另一个方法是寻求那些集中反映关系理性的经验现象。例如，在中国的婚宴上，奇怪的是，人们总请一个局外人在仪式上扮演关键的中心角色——主要证人（证婚人）。因为公认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家庭和拟家庭（pseudo-family ）为中心的，而且在交换中，人们更偏向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婚宴仪式本身是否是一个社会资本——两个联姻家庭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的陈列柜？这是否是一个集体公开显示其社会资本（他们的声望及荣誉）的场合？在仪式上，这个重要主持人（主要证婚人）的身份是否被当作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家庭摄取社会资本的范围及能力？此外，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为了找到一个社会资本雄厚的人，这些家庭在寻求过程中也会动员他们的社会资本？
现在让我详细描述这两个调查研究。
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当然，人们承认社会关系是市场运作的要素之一，例如在劳动力市场。然而，人们经常将社会关系视作“杂音”或“阻力”。公认理论认为，这些杂音和阻力是不完善市场的必然恶果。在不完善的市场里，自由信息流动受到了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人们以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的形式来降低不完善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然而，当这些阻碍减弱或被清除，那么，本身也是种交易成本的社会关系就会消失。公认理论进一步提出，在东亚，社会关系或关系的重要地位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的过去相联系的制度。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和市场化，在交易或报酬结构中社会关系的一席之地将丧失。
这种观点忽略了这个事实：社会资本不仅在东方，在西方也很活跃。据一些统计数字，所有北美和西欧的企业中，家族企业约超过70％，在市场中占了优势。［28］在世界大部分经济、政治领域中，在组织之间和个人行动者之间，社会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和政治交易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换上，由于互惠和信任，交易得以达成并且持续下去。社会资本活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在出版物、引注中关系只是一些迹象的话，那么在西方学术、专业及政治领域中，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就如同野火一样兴旺蓬勃。
有人提出，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网络必将消失。这种观点忽视了西方现实，也将社会关系的含义还原成公认理论的发展论点。建构一个好理论应该关注在不同的政治及经济体系中，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并利用社会资本。然后，在考虑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会资本的功能。我认为，了解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运作是一个研究领域。
最近我认为，关注劳动力市场供求过程以及社会资本是如何隐含在该过程中的极有必要和裨益。［29］现有理论简单直接地表明，在寻求匹配对象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社会资本）对求职者和招募者二者都很重要，因为它使人更容易获得信息（可能获得的工作）、权威（将求职者和雇主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地位），以及资格确认。因此，就求职者或是招募企业双方而言，社会资本越雄厚，双方的印象越深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换言之，社会资本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机会，我称之为机会假设（opportunity hypothesis）。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由于双向选择，社会资本雄厚的企业更适合社会资本雄厚的求职者。有关求职及招募的研究文献也支持这一假设。
然而，社会资本在增加机会之外，还为求职者和企业提供了一个效用。一旦求职者被聘用，其社会资本就成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嵌入性网络资源丰富的员工更有益于他/她的企业。同样，企业的社会资本成为雇员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能力更强的雇员能摄取并动员企业内部的嵌入性社会资本，他们不仅很容易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互动，也能更好地在企业内部开展工作。所以，双方潜在的互惠利益（增大社会资本）也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那么，雇员受聘不仅由于门路和熟人肯定了他们的资历和能力，还由于他们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潜在贡献：（1）他们本身的社会资本；以及（2）他们动员企业内部的嵌入性社会资本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重要假设：对求职者而言，他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宝贵的资源和资产，同样，工人的社会及人力资本也是企业的资产。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进一步要考虑的是这种社会资本在企业的什么地方更为重要。体现在企业不同职位中的劳动分工是一个方面，各种不同的职位从事各种不同的交换和交易。任何经济的或非经济的企业，都要进行内部和外部的人力、物力交换和交易。在物质交换和交易（如文件处理、技术及信息的处理和分析、资产和设备的保养、预算及控制等）方面，专业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很重要，在人力交换和交易方面（如销售、广告、公共关系、人事及行政管理等），社会技能和知识也很重要。从事人力交换和交易的职员不仅有能力摄取并动员嵌入在企业内外的社会资本，而且也能从这些社会资本中获益，这是社会技能和知识的一个指标。因此，对于那些更多与人而非物打交道的职位，企业一般都尽可能招募社会资本更雄厚的人员。针对那些更多与人而非物打交道的职位，包括那些一线职位（销售、市场、广告、公共关系等）以及人事处理职位（办公室管理者、和高级管理职位），企业期望尽可能招募到社会资本雄厚的职员。我称此为资产假设（asset hypothesis）。资产假设认为不是所有的招募都一成不变地受求职者的社会资本左右，实际上，不同的招募重点和策略纠缠在一起，这取决于分工和企业对职位的特别要求。
最后，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在职位招募中表现出这样的差别。企业对劳动分工以及对不同职位的要求程度受到宏观环境和企业内制度结构的影响。例如，对市场中的企业而言，该市场的相对竞争程度会是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可以推论，在某些市场中，企业和组织几乎不参与公开性竞争（如，高度组织化或属于计划再分配制度中的公共部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不同职位的具体要求（对特定资本的要求）来进行的人职匹配（matching of occupant and position）可能更松散。这样，职位招募及分配在社会资本上的要求差异不大。在其它部门中（如内外部招募要求相同、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私有企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就对劳动分工越敏感，即每个职位要求特定的能力和资本。因此，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职位要求来考虑不同的社会资本。这些考虑因素可能有政治、社会、文化属性。总之，企业对劳动分工和人员职位分配中社会资本的敏感程度受到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市场制约条件的影响。我称之为敏感度假设（sensitivity hypothesis）。
因此，对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研究必须分析供（求职）求（招募）双方的数据。分析求方，不仅有必要对企业进行抽样（按照市场制约标准），也有必要对职位进行抽样（按照和人还是和物打交道的标准）。将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分析也很重要，因为这些数据反映了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的市场限制因素。这些因素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的变化，企业就在这些制度下运行；这些因素也反映了精确数据的经验情境。
中国情境
中国城市为上述理论中简要提到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经验情境。随着中国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一个另人惊奇的混合型经济制度产生了。然而，公有部门（国营和集体组织及企业）在资产和人力方面仍然很强大。尽管中央政府最近决定采取一系列政策大力精简这个部门，包括大幅度裁员（如几百万工人下岗），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大部分是中外合资企业）也迅速发展，但绝大多数城市工人（在许多城市中高达四分之三）仍在公有部门及其隶属单位工作。随着市场进一步开放，参与竞争的企业越来越多，市场机制作用不仅在私营部门，也在公有部门中日益明显。学者们对当代中国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如倪志伟、Walder、戴慕珍、林南、边燕杰、谢文和周雪光关于转型过程中市场、国家、网络机制的探讨；马丁？怀特、Parish、David 、边燕杰、Logan 的关于城市生活的描述；Keister 、Gutheie 关于企业转型的研究；以及边燕杰的天津的社会分层研究）。然而，对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却很少，对社会资本如何影响这种发展的关注也很有限（除了林南和边燕杰的研究工作以外）。
在目前这个时代历史的转折点上，市场限制因素的差别很大。这些差别不仅存在于上述部门中（如国有、集体、私有及合资企业），也存在于一切部门以及整个地缘政治空间。中国沿海城市更多地受到外界，尤其是北美、欧洲、日本及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但内陆城市，尤其是边疆地区（如新疆），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远远滞后，再分配计划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惯例（如教育体系、委托交换）的作用仍然很强大。这些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机，去检验新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赖以建立的三个假设（机会假设、资产假设及敏感度假设）。
我认为在东西方社会里，机会假设（对求职和招募活动中的双方而言，社会资本都是个重要的因素）及资产假设（求职者和职位的社会资本要素影响了不同的职位招募）都成立，而敏感度假设要由经验情境验证。在再分配的指令性体系仍有影响力的公有部门和企业中，资源获取和产品分配仍然取决于政治指令。我认为在这种部门和企业中，职位和人员匹配要求不会像在私营和混合型部门中那样明确。也就是说，资产假设在后一类部门中更有效。同样，在地缘政治区域中，不同的制度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市场限制因素。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敏感程度取决于他们的位置和嵌入于其中的制度。所以，较之内陆及边疆城市，资产假设在沿海城市更有效。目前，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系统数据用以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匹配问题，社会资本方面的数据尤为匮乏。
数据
在过去三年里，我在中国城市进行了上述研究工作，做了两次大规模调查：职员调查和招募调查。1998年，我对18个城市的职员进行了分层抽样（以沿海、内陆、及边疆地区来分层），并对样本（N=3050）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询问其在求职期间动用的社会网络（职位提供者，position-generator）、嵌入性资源、与现有职位有关的社会关系，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摄取途径。我们也询问了被访者第一次或目前这份工作获得的过程；要找多少次才能得到一份工作；每找一份工作，被访者要动用多少资源，包括多少私人接触，另外，我们弄清了每次接触过程的关系链：从求职者经中间人到能提供信息或施加影响的行动者。因此，无论是成功或失败了的求职过程，都要摄取社会资本（如上述人际链和嵌入性资源）。从1990年的调查数据中，我们不仅看出地方经济的制度性差异（中央、地方、集体、私人和合资企业的资产及人力的分配），而且也能看出社会、经济及文化的特性。
2001年，我在这18个城市中的12个城市中进行了另一个调查。抽样单位是每个城市企业（国有、集体、私人及合资企业）中的职位（以一线、非一线、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以及不同级别为特点的10个职位）。我们对过去的一年中得到职位升迁和录用的人员进行了抽样（N=501），并对他们做了访谈。然后，我们访问了他们的上司。无论对职员还是对管理者来说，我们了解的信息都反映了招募过程和他们各自的社会网络的特点（每个特点是由职位提供者决定的）。所有的职员和管理者都叙述了每次招募过程中他们是如何求职或招募的，包括中间人的资源及其特性。我们也从管理者那里获得了关于其他求职者的信息、特性以及筛选人员和决策时使用的标准。第三次调查收集了关于企业方面的数据。
尽管这两套数据不完全吻合（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要在招募研究工作中对职位和企业进行抽样），但它们取自同样的城市亚群（sub-set of cities），因此，这些数据为我们在理论框架下进行多层分析提供了制度及区位方面的变量。另外，招募调查不仅涵盖了对每种职位求职者的要求，还有来自被录取者（成功的求职者）的求职信息。因此，应对这两套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以便对某些结果进行交互印证。
结论
我认为，对所谓的市场转型论点来说，以社会资本为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重点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提出，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社会关系在以市场为导向或很少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里都很重要（机会假设）。但更重要的是，在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中，企业能敏锐判断出某些职位需要特定的社会资本，不同的敏感程度导致企业对社会资本不同的运用及行为（敏感度假设）。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些企业和组织更少参与公开竞争的市场里，每种职位特定的人职匹配要求可能不很严格。然而在另外一些部门里，更开放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必定对劳动和工作分工很敏感——每个职位要求特定的能力和资本，不同的职位要求不同的社会资本。换言之，实际上，“市场转型”会使企业更敏锐地看出，不同职位需要不同的社会资本。这种阐释可能将侧重点从经济中心论——中国改革的文献中的主流观点——转移到关系中心论上，我希望这个论点对经济和政治改革有所帮助。
婚宴：社会资本的制度化陈列柜
一群社会学家，包括Yang-chih Fu、Gina Lai、Chih-jou Chen 和我，正在致力于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二项研究。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婚宴（例如，台湾和香港）。从理论上说，婚宴是一个陈列社会资本的场合。即社会资本不仅可用于具体目的（如找工作），同时也可用来展示某人的社会地位。这种展示不仅确定了个人的自身地位，也确定了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地位。通过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尤其在公开场合里，拉上某个或某些地位更高的社会关系，个人可以提高自己在其他社会成员心目中的地位。
在中国社会，婚宴就是这样一个场合。在婚宴里，主要证人（证婚人）宣告新娘、新郎及两个家庭的结合，两家的亲朋嘉宾观摩了这个过程。主要证人的功能是使婚姻合法化——在许多中国社会里，不是官方而是证婚人在结婚证书上的签字/盖章才能确定婚姻的合法性。然而，更重要的是，利用证婚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得到了显示。因此，通过主要证人的地位和到场，这种场合有利于重要的社会目的——巩固及增大集体社会资本，以及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主证人一般在社会某个重要的等级领域里占显要地位，这种领域可能与政治、经济、社会或官僚政治有关。他的到场（通常是男性）不仅象征了这两个家庭在社会行动中摄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也象征了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更有意思的研究是，家庭如何找到象征社会资本的主要证人？证婚人和两个联姻家庭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完全是个陌生人。因此，证婚人是个地位象征物，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系以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获得此地位象征物。换言之，社会资本的展示即主要证人的在场是动员社会资本（在家庭网络中寻求）的结果。在婚宴上，社会资本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该理论认为，寻求到一个合适的社会资本展示者（证婚人）的可能性取决于三个要素：一个要素是这两个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容易确定并找到一个地位高的证婚人。这个理论来自社会学著名的同质原理（即人们倾向和与他们资源及生活方式相近的人发生互动）。第二个要素是社会关系的强度——表现为社会网络的多样化。网络越多样，越可能找到地位高的人。第三个要素是寻求的广度：寻求过程越持久（通过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越多），越可能找到地位高的见证人。边燕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寻求过程中强关系链的研究，我们可以分析验证他的调查结果。
另一方面，来宾代表了这两个家庭的社会强关系（如亲属、同学、同事、朋友）。作为家庭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他们的到场不仅展示了家庭的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和这两个家庭的联合关系。有趣的是，他们的到场也反映了他们和这两个家庭间的借贷关系。出席婚宴、交换红包这些重复互惠的行为在家庭和朋友中一代一代得以延续，至少在台湾，这是种极其普遍的行为。人们一直完好地保持沿袭着这种社会和经济交换活动。实际上，正是通过信任、互惠行为以及仪式，如婚宴，群体声望得到了维持和展示。
研究社会中资源有限、地位较低的家庭如何寻求主要证人也很有价值。这类家庭通过努力扩大关系链来确定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证婚人，他们能克服障碍吗？或者，他们会勉强接受一个地位平平的人为证婚人吗？研究来宾的异质程度也很有趣。来宾的异质性一定和这两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吗？或者，是否有些家庭会突破社会圈的限制，邀请各种不同身份的客人到场？换言之，对于那些处于社会经济最底层的家庭而言，和各种地位的人进行互动、拥有广泛多样的社会关系尤为重要。
就这个研究项目，我们将对台湾和香港的婚宴进行抽样。从每个社区内分层抽样得到的样本代表了：（1）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地位表现为两家的职业、行业、权力、财富；（2）城乡地区；（3）种族（闽南、客家、大陆人）等。我们不但要了解家庭是如何找到证婚人的，还要访谈新郎/新娘以了解他们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源。我们还会访谈和证婚人打交道的联系人，我们不仅要收集关于证婚人社会资本的资料，还有联系人和证婚人、家庭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我们要将所有来宾列表，了解他们和两个联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他们是否是正式邀请来的客人，如果不是，原因是什么；客人是否参加了宴会，以及给了多少贺礼（礼金的金额）。
结语
我认为社会资本假设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婚宴或其它与中国社会有关的社会资本展示场合（如葬礼）。相反，我觉得在任何地方，社会资本都是劳力市场供求双方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且社会资本的展示也很普遍：看看诺贝尔奖颁发仪式、荣誉勋章颁发仪式、名流祝词、奥斯卡奖等。一个理论图式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东方形成，它都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
然而，我认为，要从东方社会独特的经验现象中探求出理论意义，只有那些浸染在东西方传统和经验中的学者才有额外的优势。探求出理论意义需要我们对东方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保持敏感，失去了这种敏感就终结了理论反思，也重蹈了规范实践。无论怎样，对这些东方模式的认知，不仅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线索去建构或再建构理论。
在小说里，猴王终究未能挣脱金箍咒的束缚和限制。然而，我们和故事读者都在揣想，如果猴王挣脱了金箍，故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是否能写个后传，在后传里，猴王成为唐僧？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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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博士，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原文为英文，由王咏翻译。
［1］但在正式的数学和实验模式中，以及移植来的理论（如，帕森斯介绍到美国的欧洲理论）中有例外。
［2］Blaug ，Mark.1985.Economic Theory in Respect .4th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89.
［3］Lin ，Nan.1989.“Measuring Depressive Sympotomatology in China.”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7（3，March）：121-31.
［4］Lin ，Nan and Gina lai.1995.“Urban Stress in China.”SocialScience and Medicine，41（8）：1131-45.
［5］Lin ，Nan and Wen Xie.1988.“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4）：793-832；Tsai ，Shu-lingand Hei-Yuan Chiu.1993.“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Comparisonsof Ethnic Group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3（2）；Bian ，Yanjie.1994.“Guanxiand the Allocation of Jobs in Urb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40：971-99.Lin ，Nan and Xiaolan Ye.1997.“Revisiting Social Support：Integration of Its Dimensions.”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Life Events/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Cross-crossPerspectives，June 17-19，Taipei ，Taiwan.
［6］Lin ，Nan and Yanjie Bian.1991.“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3，November）：657-88.Bian ，Yejian.1994.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lban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Bian，Yejian.1995.“China ：Gettinga Job in a web of Guanxi.”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by B.Wellman.Boulder，Co ：Westview.
［7］Granovetter ，Mark.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78：1360-80；Granovetter，Mark.1974.Gettinga Job.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Homans，George C.1950.The Human Group.NY：Harcourt ，Brace；Lazarsfeld ，Paul F.and Robert K.Merton.1954.“Friendship as socialProcess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pp.298-348inThe Varied Sociology of Paul F.Lazarsfeld，edited by P.L.Kendall.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Lin ，Nan.1982.“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pp.131-45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edited by P.V.Marsden and N.Lin.Beverly Hills ，CA ：Sage.
［10］Bian，Yanjie .1997.“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Connection，Bridges，and Job Search in China.”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2（3，June ）：366-85.
［11］Lin ，Nan.2001.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Action.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9.
［12］Ledenva ，Alena.1998.Ruassia ‘s Economy of Favours：Blat，Networking，and Informal Ex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3］Fei ，Xiaotong.1947/1992.From the Soil.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King ，Ambross Yeo-chi.1982/1988.“Analysis of Renqing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Renqi Guanxi Zhong RenqingZhi Fensi ）。”pp.319-45in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zhongguren dexinli ），edited by Kou-shu Yang.Taipei，Taiwan ：Guiguan Press；Hwang，Kwang-kuo.1987.“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American Journalof Sociology，92（4）：944-74，4；Bian，Yanjie.1994.“Guanxi andthe Allocation of Jobs in Urb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40：971-99.
［14］Simmel，Georg（trans.And edited by Kurt H.Wolff）。1950.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Glencoe，I11.：Free Press.
［15］Weber ，Max.1947.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11-115.
［16］见霍曼斯对将基本社会行为看成理性行为的反驳（Homans，GeorgeCaspar.1961.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NY ：Harcourt ，Brace World ，Inc.，pp.80-81）。
［17］第三种报酬：政治地位（或权力）也很重要，但可能不如另外两种报酬原始。权力或合法化表现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另两种基本报酬得到维持或增加。在这篇论文里会讨论财富，声望和权力（合法化）间的关系。
［18］社会地位的常见指标包括地位（职位）和威望（拥有职位者）（见Lin，Nan.2001.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London 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3）。我采用了更普遍的术语：声望来涵盖以上两种，指一个行动者对另一个行动者产生的各方面的尊敬。
［19］Simmel，Georg.1978.The Philophy of Money.London ：Routledge.
［20］Coleman .1990.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另一个要素，网络的密度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强度，也可以计算在声望公式中。然而，这种联系并不一定是线性关系（或为正相关的：网络越密集，承认越可能扩散，或为负相关：网络越疏松，承认越易扩散），如谣言在扩散时，往往在疏松的网络中扩散得更快，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桥梁。由于联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在这个公式里，我将其忽略不记。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在以后的研究中确定联系的合适形式。
［22］Lin ，Nan.2001a.“Guanxi：A Conceptual Analysis.”pp.153-66in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ComparativeInstitutional Analysis，edited by Alvin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Westport，CT ：Greenwood.
［23］Ledenva ，Alena.1998.Ruassia ‘s Economy of Favours：Blat，Networking，and Informal Ex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4］Homans，George Caspar.1961.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forms.NY ：Harcourt ，Brace World，Inc.
［25］Lin ，Nan.1989.“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nese Society.”Bulletin of Sociology ，25：467-87.
［26］Lin ，Nan.2001.“Guanxi：A Conceptual Analysis.”pp.153-66in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ComparativeInstitutional Analysis，edited by Alvin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Westport，CT ：Greenwood.
［27］对原始群体来说，选择看起来更偏向关系理性，而非交易理性（孩子的财产继承，见Lin ，Na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8）。
［28］See ，for example，The Economist，December 6，1997，“Inside Story：Family Firms still Rules ”，and December 15，2001，“Slipped Disc”on the family firms being the backbone of the German economy.
［29］Lin ，Nan.1999.“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AnnualReview of Sociology ，25：46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