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不得不对一些人的短视失望。我以为中国过去50年的反正经历、世界过去80余年的折腾，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制度安排，不管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人社会，都如此！有什么比基于个人自由选择、个人创业自由的制度架构更能最大化个人幸福，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带动整个社会增长的呢？
可是，一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来，我们就失去理性判断所要求的平衡和冷静。
于是，诸如“市场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这类宏论，开始充斥世界各地大小媒体，也当然充斥中国各类媒体。的确，这次危机冲击各国社会，我们身在其中、深受其害，看不清未来的前景，当属情理之中。但是，在这个思路混杂的时期，我们尤其要把握什么制度更能与人的本性相恰。
市场经济的前景
市场真的要终结了？如果说这次危机所展示的制度对比，一方是美国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另一方是中国的管制经济，那么，这种对比背后的差别是什么？有多大？我们可能会说，美国社会现处“水深火热”之中（实际情况并没这么严重），中国经济因为对外贸依赖过度而受挫，但还能通过“大政府”救助而较快复苏，那么，这种差别能够证明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吗？
其实，之所以中国经济实力现在能够强劲，当然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这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资源垄断、针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政府的权力约束。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
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释放自由就能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市场化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由于“大政府主义”在60、70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所以，中国今天的实力恰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不是验证了“大政府主义”的好处。
到今天，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体制差别，不在于政府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一个“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所以，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权力指令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监管不等于指令经济。
所以，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因放弃指令经济、往自由市场经济迈进而获得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没有终结。过去30年的中国经历是：政府从经济退出越多，市场空间越大，经济活力就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
1930年代的教训
围绕市场经济与指令经济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最大也是最全面的一次是1930年代，那次的背景反差比较极端：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另一方面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高速增长。那次辩论是根本制度之争！
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接下来对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对土地集体化。192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将投资、生产与分配销售全部按计划指令进行。自19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按照12%、13%的年速度增长。那时期，看到国有计划经济的成绩以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比，人们普遍得出政府指令经济优于市场的结论，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即使不推行国有经济，至少也接受凯恩斯主义、接受政府办企业的好处。
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地兴起模仿苏联政府指令经济的运动。在中国，自1950年代初，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50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学苏联的结果是，老百姓除了双手和勉强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亚、非、拉各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基本类似，也是在二战以后进行国有化、让政府大举进入经济。这些国家中，不少是在1945到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然后将外国人在本国的资产没收并国有化，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像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就没收不少外国人财产为国有企业。拉美国家多数在19世纪独立，但它们在1950~70年代也大量没收外国人财产。这些没收的外国人资产都成为当地国有企业的基础，为经济的行政化奠定基础。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连西欧也都在二战后学着苏联的某些做法，让国家成为一些行业的所有者和直接经营者，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推动过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12%，英国占13%。
但是，到了1980年代，从苏联到中国、拉美、东欧、西欧，各个国家都因为国有企业的长期亏损而出现财政危机，几乎在同一时期认识到政府不能再经营企业、管制经济了，效率太低并同时带来更多的不公平！于是，以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起点，随后是美国、英国、西欧、东欧国家在80年代初跟上，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逆转二战之后的国有化运作，放松政府管制，还回市场的空间！一些研究表明，从1978年到90年代末，共有120多个国家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从1917年到2000年的83年里，各社会反复折腾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最大的教训莫过于：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在某时某地因为某个原因做成了某件事，就得出那个国家的制度真的最好的结论！就像阿炳拉二胡出色，所以得出结论：所有人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必须先弄瞎眼睛！回想起来，当时不就是因为一个苏联的经历，然后，全球各国都去学吗？以至于几十年后，各个国家又都去私有化，逆转当初的所做！
看待这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我们应当理性，首先要避免的是认为“金融不是好东西，必须重新重视实体行业”，如果真的得出这样的结论，那等于是浪费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学习美国经济模式的机会！是的，美国金融市场有些方面的透明度不够、一些委托代理链扭曲太多、某些金融市场过于分散等等，这些都是此后的改革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一些监管制度创新。我们不能再犯当年总结苏联经历时的错误，不能由此得出“非大政府主义不可”的结论！
美国的一些监管缺位，并不等于中国的政府管制太多、太广就有了理由。中国管制太多所带来的制度成本当然太高，抑制个人创业、创新的空间，制约民间社会潜能的发挥。
政策惯性与转型困难
在中国，应该做的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那么，去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最近出台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是深化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向内需转型，还是相反呢？
去年4万亿资金主要是用在基础设施上，包括铁路、公路、机场与地铁，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到最后是增加中国的工业制造产能。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前提下，制造产能增加后，给谁生产、东西卖给谁？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这些用于基建和行业振兴的数万亿资金并非没有机会成本，因为这必然意味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应会大大减少。而中小企业又偏偏是非农就业的主力军，给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率超过3/4，所以，在中小企业的融资变得相对更困难之后，老百姓就业的挑战更大。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一是牺牲就业的增长，二是抑制民间收入的增长，从而对民间消费的长期增长不利。
由政府鼓励各地方、各国有企业去挖空心思大胆想出花钱的招数，这种基于大项目的强心针当然能带来短期繁荣。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次经济刺激计划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以产能扩张为主题，是政策惯性所致。
只是这样做，不仅强化过去的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强化国有经济的分量，变相打击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让中国市场化改革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