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闹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地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没有被搅动的少，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因此，自然不会自外于运动，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①]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此时则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②]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③]
而另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④]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意志坚定，身体柔软，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⑤]“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⑥]林黛玉（艺名）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⑦]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笔下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此前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但是，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据当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⑧]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的名妓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⑨]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到：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⑩]反过来说，妓女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有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具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果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尽管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妓女的确参与了，而且她们也有这个自觉。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11]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至少，她们的参与，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也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①]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②]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9页。
[③]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1—482页。
[④]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9页。
[⑤]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⑥]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8页。
[⑦]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17页。
[⑧]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79页。
[⑨]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⑩]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8页。
[11]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