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现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1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较早的论著一般都如此强调）等等，至少也是过于简单了。它们更强调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战略与他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等等之间的关系，2或者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或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3这些分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基本上都将毛泽东的有关政策视为理论思考的结果。
如果将上述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出发点，便可以发现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即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神兴奋，经常斗志昂扬，但在推动他的事业时，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到1959年至少败象已露，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酿出反右倾斗争。国内这些重大事件与莫斯科会议、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复杂背景，而毛泽东在这种背景下的思考和作用，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思考和处理不同问题时，那些即定的概念是如何与国际政治中复杂多变的现象联系起来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现象，他得出的结论会与那些与他信奉同样理论的人不同？
针对上述疑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1957至1959年间导致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1）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2）对威胁特殊的敏感以及（3）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这种危机意识更象是概念与经验、感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强化，并植根于内心深处。它经常作为一种潜意识，塑造毛泽东思考和理解国际事务的前提，从而对他的外交决策，包括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4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之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至1959年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在这一急剧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的看法和有关决策，包括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反对苏美缓和和发动大跃进等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决策的产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独特的危机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机意识并不总是影响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唯一主观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观因素。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1）。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深刻怀疑。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观念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缓和与稳定即使不是虚幻的，也是相当有限的。抗战结束前后他一度认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现缓和和稳定，大国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将长期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各国内部斗争的缓解。然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几乎同时爆发使他终于得出结论，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和各种各样的危机，才是绝对的，而且通常需要通过剧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机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缓和已经从毛泽东心中永远消失了。5其二是当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国家将同有关国家的反动派公开"站在一个"极端，用分化革命队伍或直接出兵干涉来反对革命。6建国以后一个时期里，这两种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思考。
建国初期的历史似乎在证实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在三年战争期间，美国一再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还加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体系。这一切使毛泽东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份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750年代中期，毛泽东确曾在与外国人会谈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在他看来，那更多的是用来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美英都不会接受。8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全党："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9
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新中国将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所以需要苏联在维护中国安全方面承担义务，尽管中国有可能要为此而付出较高的代价。经过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军队领导人制订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决定裁减军队，以便节省下经费，用于发展技术兵器，包括核武器。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苏联方面对中国迫切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产生强烈反应。
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期，中国领导人因此而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其他两次核威胁发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10正是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1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考虑发展核武器的。一方面如上述是中国军事安全的需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毛泽东看来，拥有核武器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是我们因为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12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除了表示无所畏惧以外，只有依靠能否靠的住尚有疑问的苏联盟友提供保障，便可以设想他内心的焦虑和屈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核武器实际上被认为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尊严的重大利益，而这直接涉及到毛泽东独特的国家利益观。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和战争的环境中保存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关注中则包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即如何在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被清楚定义出来，不过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存亡、兴衰、荣辱"。13它们包含了国家的安全、发展、国际地位和威望等等内容，毛泽东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时期如何权衡轻重缓急，是相当复杂的题目，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指出，这种复杂的国家利益观是决定毛泽东如何衡量形势和危机程度的重要坐标，也是他进行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宏观目标。由此才能理解拥有核武器对毛泽东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将中国置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安排。
显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试图取得苏联的帮助。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第一次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赫鲁晓夫1954年10月访华期间。在10月3日的会晤中，可能是因为认为已经向中国领导人作出了足够的奉献，赫鲁晓夫主动询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有做任何承诺。他劝告毛泽东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中国没有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和财政能力，暂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14苏联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态度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不可能事事满足中国的要求，他们还会"在某些方面留一手"。15
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国与苏联相继签订了合作开发铀矿的协议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议，当然那都是用于"和平的目的"。16直到1957年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资料和模型。9月间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此时赫鲁晓夫刚刚在同反对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中占了上风，特别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则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难，直到中苏双方代表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他才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17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是拒绝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18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联也不肯就实施日期作出承诺，事后又一再拖延。苏联当时很可能并没有打算满足中国对核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毛泽东在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等问题上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就苏联方面的那两项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19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20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苏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国，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已决定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作出决定。21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核国家。22
（二）"美苏缓和"——危机与裂痕（2）。
1959年6月苏联决定延缓执行有关核技术协议不仅限于损害了中国的军事战略，而且还震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即大国妥协的结果往往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以及损害革命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上政治舞台的，在他眼里，世界危机四伏，一方面是列强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同时它们之间也是相互攻伐不断，到处是矛盾、动乱和冲突。23此后的经历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削弱他对世界政治的那种基本感受，即在国际政治中，对立、矛盾和斗争普遍存在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不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还是本人的政治经历都使他相信，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是妥协，使中国有更多的机会从中获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还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部分地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则是阻止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独占领中国的重要因素。241920年代中期，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协和九国公约的签署导致它们结成联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主要障碍。相反，1930年代列强之间矛盾的增长则成为中共及其军队和根据地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25因此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为了应付战争还是推进革命，都必须研究和分析各种矛盾，在利用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各种同盟关系。26从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对华政策上的妥协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中国利权的丧失，而且经历了被大国孤立，甚至苏联的冷遇。总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促使毛泽东对"大国妥协牺牲中国"的可能性极其敏感、警惕和反感。
无独有偶，就在苏联单方面宣布暂停执行国防新技术协议后不久，苏联在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中的态度又一次激怒了毛泽东。自1959年3月起，中印边界紧张形势加剧。尽管中国作出外交努力，试图缓和中印关系，双方还是在8月25日发生了军事冲突。从此以后，中印边界的紧张形势有增无减，直至1962年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处理中印冲突的基本认识，对于分析他后来对赫鲁晓夫的谴责是重要的。从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起，中共中央就认为，美国、英国和印度介入了这次叛乱，尤其是印度在美英的支持和鼓励下，扮演了特别积极的角色。4月初毛泽东建议发动一场宣传攻势，揭露印度在西藏叛乱中的作用。在4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决定必须公开谴责印度的扩张主义。在4月25日给胡乔木和吴冷西的信中，毛泽东强调应该公开批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只是还不要点尼赫鲁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27
由于断定印度的政策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还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决予以反击，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因此也就对苏联的立场尤为不能容忍。
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便表明不赞成中国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政策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又将这一事件与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军事行动不利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月10日，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了不赞成中国的立场。28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29
9月25至27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他执政后的第一次会晤，这是苏共在21大以后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多少重要成果，赫鲁晓夫仍然大加宣扬，称之为打破了"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30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中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31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曾经授权赫鲁晓夫居间调停中美关系，但赫鲁晓夫的作为却足以证明，毛泽东对"美苏妥协牺牲中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于9月30日到达北京。他此行可能既是要表示对中国战友的尊重并消除他们的疑虑，也是要说服毛泽东接受苏共21大的路线，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尽管周恩来客气地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却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必须改弦易辙。他声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32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毛泽东追随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台湾、中印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33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不仅是从理念上，即使从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看，毛泽东都很难接受赫鲁晓夫的政策。仅仅美国从1957年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斗牛士"战术导弹一例，就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与苏联共同软化对美国的态度。更何况赫鲁晓夫10月1日还告诉毛泽东，苏联已经不打算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面对这种"美苏妥协"的结果，毛泽东激烈地谴责赫鲁晓夫"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决心拒绝与赫鲁晓夫合作。用他的话说就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34
中苏首脑会晤以后，重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苏关系，一度成为毛泽东关心的重点，而且他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做准备。在后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上，毛泽东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评论，并表明他对1956年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担心也是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的原因之一。35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修改过的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们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将中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
（三）"大跃进"——危机与裂痕（3）。
1959年10月的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看，1959年10月以后中苏矛盾愈演愈烈毋宁说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仅仅对1959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结束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8年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对中苏同盟的演变影响巨大。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宣布当今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36那以后毛泽东相信，1958年的形势简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评"观潮派"时说："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这里所谓"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和苏联谁应该先进入共产主义。37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38有了这样的精神，原定15年超过英国的计划便被毛泽东提前为两年，而且"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39这大概可以说是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标之所在。
毛泽东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描述同样是惊世骇俗的。他对来自各种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国阵营内部矛盾的报告尤为关注，甚至亲自为他感兴趣的报告或报道加上色彩鲜明的标题，例如《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等等，以便宣泄他那难以抑制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这些报告上的批语表明，他之所以认为"东风压倒西风"，是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就是"四分五裂"，"反动派大恐慌"。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则占优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所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40
既然美国阵营处于弱势和被动，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更为主动和激烈的外交行动当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一系列他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结论。例如"谁怕谁多一点"？美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紧张局势对哪一方更不利？对战争"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等等。毛泽东的回答既有逻辑又富于鼓动性。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对比对美国阵营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以反苏反华为借口，进攻民族主义国家，争霸"中间地带"。这种战略态势决定了"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因为它们既不敢贸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又无法安稳地统治民族主义国家。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一方面是"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如此壮观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兴冲冲地描述了他的"绞索政策"，即运用制造紧张局势，甚至"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集团，或者迫使其作出让步。41
毛泽东在1958年对形势的认识展示了他的危机意识中追求激烈变革与跃进的特征，表明了他对"突变"的欣赏以及由欣赏而产生的关注与追求，担心因为保守而错失机遇。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他说后来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和钢、机器等的生产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就增长上去了。42
其实毛泽东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到1958年不断用来论证形势大好的那些事件，如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中东局势紧张和美英干涉受挫、美国阵营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许多人、包括同样信奉列宁主义的苏联领导人看来，也远不足以说明世界形势正出现重大的转折，以至于必须加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但是毛泽东宁愿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利于中国甚至世界再次出现革命性发展的信息上并信以为真，他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建设和外交的"大跃进"，并为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紧张甚至冲突而兴奋不已。究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尤其担心会失去发生历史性突变的机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展示得相当全面。他尽管一再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即使出现紧张局势也不大会引发战争，但在内心同时保持着紧张和对冲突的敏感，并因此认为也要对所谓"最坏的结果"有所准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要进行"垂死挣扎"，包括进行军事冒险，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43他很可能考虑过美帝国主义集团是否会坐视中国向共产主义突飞猛进以及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并认为必须估计美国等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44所以在推动内政外交"大跃进"的同时，专门提出"要准备作战"，搞"全民皆兵"，要求"军事有一个大发展"。45同样的逻辑使毛泽东特别警惕美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并断定那是"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46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调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美苏缓和，和平共处。47苏共21大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确定不移的。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1958年间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实际上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48毛泽东当时主要反对的是被认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过渡"，而不是"和平共处"。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也证明，当时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调和的。
即使在1958年7月发生的使毛泽东极表震怒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事件，对当时中苏关系的消极影响也在后来的意识形态论战中多少被夸大了一些。49很有可能的是毛泽东几乎全神贯注于他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军事合作中的纠纷属局部性问题，而且拟议中的炮击金门仍有可借助苏联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炮击金门后不久来自中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指出：苏联对大好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尽管"深度还不足"。报告说赫鲁晓夫几次提到"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决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并且"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毛泽东对苏联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50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确在强调，对苏联要保持"谦虚的态度"。51
"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露出的败象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外交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还没有被中国学术界认真地梳理过。从已经公布的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关论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大跃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反之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包括来自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和挑战。
可以想象严重的内忧外患多么严重地加剧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彭德怀等人不过对"大跃进"运动发表了不同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彭德怀的意见书不过有一万个字，在毛泽东的眼里却严重到"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从而证明了那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52党内的不同意见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勾结在一起，就"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53
使毛泽东危机感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公然对"大跃进"运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与彭德怀等人在时间上几乎同步，说轻些也属于"内外呼应"一类。因此当他从《内部参考》上读到赫鲁晓夫7月18日有关苏联公社问题的讲话后，从此怒不可遏。即使随后一期的《内部参考》中的某文标题表明，美国主流媒体正在利用赫鲁晓夫的讲话挑拨中苏关系，毛泽东宁可中"离间计"，也不放弃"要向全世界作战"的决心。54他随后开始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和"向世界宣战"，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55
在分析从庐山会议到赫鲁晓夫访华批评中国对外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应时，有必要指出中苏关系的某些特征。在中共以往的历史中，唯一能够影响它内外政策的大国就是苏联。苏联经常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要求中共服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这些要求往往酿成中共党内斗争，毛泽东与王明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斗争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这场斗争以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结束，但如果它们采取相反的立场，后果对毛泽东是不堪设想的。后来的整风运动证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苏联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他只要打算贯彻任何与苏联不同的政策，就必须使中共拉开与苏共的距离，否则就会在党内遇到更大的阻力。
50年代中期，当毛泽东探索与苏联模式可能有区别的中国发展道路时，他便开始在党内批评所谓的"教条主义"，指责一些人"盲目"和"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56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为了顺利贯彻"大跃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强调苏联经验的人，尖锐指责他们"拿苏联吓人"，搞了"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57显然，在毛泽东为贯彻"大跃进"政策而进行的思想动员中，"反对教条主义"，"破除（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作者注）迷信"，"打倒贾桂"等等，是相当重要的内容。炮击金门的的决策也是一例。苏联在炮击金门的过程中的确清楚地表达了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开始时一度表示忧心忡忡和随后对中国的声援多少有些勉强。58担心受到苏联的牵制很可能是毛泽东没有将炮击决定事先通知苏联的原因之一。
上述历史背景、庐山会议等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因为他在巩固政权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方面，感到了强烈的危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中苏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在他1957年至1959年处理中苏关系的过程中，经常起着不同的作用，这部分地是由中苏关系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这一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到三类问题，既（1）中国的国家利益，（2）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地推动的大跃进和（3）毛泽东本人的权力地位。在这三类问题上，毛泽东对危机感受的程度不同，因此他的危机意识在不同问题上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毛泽东更重视的是他全力以赴推动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这项事业的成败。当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夏季已经露出败象后，毛泽东对任何批评显得极度敏感，苏联领导人的讲话被他断定为是对大跃进的攻击或对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别是这些攻击和影射与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同时发生，使毛泽东更不能容忍。实际上毛泽东感到他的威望和与威望相联系的权力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庐山会议因此被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中苏同盟破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注释：
.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2.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章百家：《毛泽东与中苏同盟和中苏分裂》，（未发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
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关于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可参阅拙作《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探源》，《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
5.参阅《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探源》。
6.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7.毛泽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6页。
8.毛泽东：《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1954年12月11日，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一期，第27，29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去那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1页。
10.可参阅姜长斌、刘建飞：《接触与开放：架起中美相互理解的桥梁-从美国几次制订核打击计划谈起》，《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期。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12.Tracy D.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85, p 503.13.最能反映这种观念的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发表的一段演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161页。
1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年版，第572-573页。
15.《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626页。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卷，第183页。
16.《当代中国核工业》，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1页。
17.《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第78-79页。
18.《当代中国核工业》，第32页。
19.《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页。
20.赫鲁晓夫访华情况可参阅《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21.《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2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6，565页。
23.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41页。
2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页。
25.《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43-150页。另见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页。
26.《矛盾论》，第314--317页。
27.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8.《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8页。
29.《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30.尼·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33页。
31.张少华：《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32.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33.《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文献》，第19-20页；李越然：《外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4页。
34.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35.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603，604页。
36.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1、632页。
37.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7-639页。
38.毛泽东：《对〈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958年3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55页。
39.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规划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
40.毛泽东：《对〈宦乡西方世界的破裂〉的批语》，1958年11月25日；《对<美0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批语》，1958年11月27日；《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11月；《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958年11月；《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12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41.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8-400页。
42.《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第389页。
43.毛泽东：《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1967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44.毛泽东：《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1959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2页。
45.《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第390页；《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9-640页。
46.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第45页。
47.参阅《中苏分裂的根源》。
48.毛泽东：《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956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85页。
49.当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0页。
50.毛泽东：《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的批语》，1958年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86-487页。
51.毛泽东：《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959年1月15日；《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6、41-42页。
52.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51页。
53.毛泽东：《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1959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88页。
54.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页。
55.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504页。
5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287页；《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43、148页。
5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四海之内皆兄弟》，1958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8，121-122，196，203，231页。
58.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1-4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