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重新返回古代，对古典的希腊——罗马价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一个在文学和史学领域里广泛运用、但又相当含糊的表述。它与人们普遍理解的一个确切时期，即大约从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相联系。文艺复兴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后来向欧洲其他地区扩散。几乎可以说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有相当多具有特殊性格和罕见天赋、才能，并起着新作用的典范人物来往于各地的缘故。

我由于曾在意大利工作过，对意大利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有所了解。去年我翻译了由欧金尼奥·加林（Eugenic Garin）主编、由著名历史学家们撰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L’uomodelRinascimento），在这本书中，那些历史学家们力求在阐述意大利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中指出这个时期的人的特征，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受所处时代的制度、结构和环境的限制。我今天也想就此给大家作点介绍。

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重新肯定

从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末，文艺复兴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后来向欧洲其他地区扩散，持续时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左右。新文化建立在重新大量发掘希腊文、拉丁文著作、传播重大科学成果和优秀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重新返回古代，对古典的希腊——罗马价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人文主义者最初指学校里教语法和修辞学的教师，正是这些教师使青年人初次接触到古典著作。他们以巨大热情寻找、重印和注释古籍，并把古代作品中的思想同现代生活进行比较。他们颂扬积极的世俗生活和乐观主义精神，探索古老的修道院图书馆和建立新图书馆，并通过简短优美、用俗语写成的文章，加编写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名言警句、奇闻轶事，配上插图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使新文化得以传播。

那个时代出现了相当多的、具有特殊天赋和才能的典型人物，例如已为人熟知的达芬奇、拉斐尔、马基雅维里、伽利略和哥伦布等。如按照社会职能进行分类，那个时代的人可分为君主、雇佣兵队长、红衣主教、廷臣、艺术家、哲学家、商人、妇女和旅行家等等。这些人的形象都包含有新时代因素，但也充满着浓暗的色调反差，既有闪光的一面，也有厚重的阴影（如君主的残暴、廷臣的献媚和红衣主教的腐败）。如果说他们身上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他们在积极参与城市文明生活建设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形成新型关系，促进社会的变革。

宫廷生活更加活跃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已不完全是封建社会含义下的君主。他们不愿按传统习俗行事，更愿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处理事务，并且热衷于变革。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国家结构发生的变化，宫廷生活变得更加活跃，对文化方面的兴趣增加，重视宫廷礼仪的宣传性质。宫廷除了是政治活动中心以外，还是聚集财富、资助文艺活动和发表言论的场所，在那里生产出许多供后人景仰的艺术珍品。16世纪初，文艺保护主义特别盛行，它是君主获取名声的方式之一。作家和诗人要表现君主和祖先们的丰功伟绩，因此也就享有了能够接触丰富档案资料的特权。诗人们为了获得君主授予的桂冠，常常把一些小君主写得十分伟大。在外交上君主更注意形式的完美，越来越多地雇用人文主义者作为文书长，使用规范的拉丁文书写公文和讲究修辞。

宫廷也是一个要求廷臣按礼仪规范自己行为的地方。贵族青年被送到宫廷里去担任少年侍从，以后继续留在那里当侍从或骑士，他们在那里不仅要学习文雅的举止和军事技能，还要学习一些音乐和诗歌的基本知识。卡斯蒂廖内的《廷臣论》中所介绍的廷臣几乎是一个“万能的”人，他文武双全，能歌善舞，既能写诗绘画，还能同贵妇人谈情说爱。宫廷教育廷臣如何说话、如何笑、如何沉默，或如何走路，甚至如何撒谎。廷臣应当在唱歌、跳舞、骑马、打网球和伺候用餐中显示出他的天赋、温柔、礼貌和文雅，甚至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琐事。例如一起用餐时，不要高声说话，不要夹公用盘子里最好的菜，不要使嘴唇发出响声，不要张大嘴喝酒，不要在席间剔牙，不要用餐巾布擦嘴，不要弄出令人生厌的声音等。廷臣有他的“身体语言”，如从步态和骑马、做事、跳舞中的姿势上，就能识别他的廷臣身份。

当时的诗是这么说的：“应当赞扬那样的人：他懂得目光适度，说话有分寸，爱得有礼貌。”意大利语中“cortere”（有礼貌的）这个词就来源于宫廷（corte），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语言里，也有类似情况。

雇佣兵借此致富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城市之间的竞争，开始是经济上的，后来便越来越多领土方面的纠纷。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很难承受供养专业军队的经济负担，但又难以征募足够的市民来参与战争。因此，两百多年中，意大利的战争是通过同雇佣兵队长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的。雇佣兵按军事组织集体行动，而不是单个人地出卖自己的服务。雇佣兵队长希望自己部下的人数越多越好，并在一定时期内把他们约束在自己身边，又需要同支队指挥官和士兵们不断更新雇用合同。雇佣兵队长的戎马生涯不仅可以使他们致富，而且还可以赢得声誉。由于不少雇佣兵队长都来自于贵族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习惯于引经据典，模仿古典著作中的英雄行为，继承尚武精神。雇佣兵队长都很有钱，艺术家和文人争相为他们效劳。他们因自己的战争行为，希望通过修建教堂或向教会捐赠，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教堂的大门上等，求得上帝的宽恕。他们过着不稳定的军人生活，所到之处也想留下一点纪念，如在广场上安置他们的塑像。

教会上层普遍腐败

红衣主教的地位与君主相近似，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大家族派往教廷的代表。他们在枢机会议上给教皇提建议，会见大使，分配教区和赏赐等。如果考虑一下，在15世纪末罗马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年收入不超过数十杜卡托，而一个威尼斯大使要过上他那样体面的生活，就至少要2千杜卡托的话，那么对1471年和1484年在选举教皇的会议条款中，规定红衣主教的最低年俸为4千杜卡托，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但是许多红衣主教的实际收入都超过，甚至大大超过这个限度。如朱利奥·德拉罗韦雷和马尔科·科尔纳罗为2万多杜卡托，在教皇亚历山德罗六世时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的年俸为3万杜卡托。每个红衣主教的官邸，都是一个在国内和国际上起作用的君主小朝廷。在那里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朋友、合作者、仆人、厨师、士兵、警察，此外还要加上音乐家、画家、弄臣、星象学家和包括亲戚、各式各样寄生虫在内的一大群尾随者。平均来看——当然其中浮动也比较大——在15至16世纪每个红衣主教府中的人数约为150人，他们名义上是“家庭的和共同生活的成员”，因此在法律上都被视为享有特权和豁免权。要养活这些“人口”也非易事。在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教会上层普遍存在着腐败现象，如买卖圣职，占据教会财产，追求豪华生活，炫耀权力和财富，为亲属牟取私利等。为了装饰他们的府第，需要油画、壁画、雕塑和珍贵的陈设。加之教皇和君主都追求修建壮观的陵墓，以便为后人留下自己的光辉形象。这些都为艺术家们带来大量的订货。

哲学家发出质疑声

阿尔贝蒂认为，学习哲学就是追求对现实的全面掌握。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用古典哲学来反对当时居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认为哲学应当是对真理的理性探索，不应当同宗教结合在一起，无需神的“启示”。真理只能在人的历史和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然后把它拿来同书上记载的相比较，这样做仅仅因为书也是记载人们探索的结果，因此需要从理性上再进行核对。但是书并非仅仅只有一本，而是有许多本；在人们写成各种书之前，已经存在着大自然这本书；要读懂这本书，并不需要权威，但却需要理智。不应当只限于对某一本书或某个作者进行评论，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还有其他许多哲学家。哲学家的眼睛并不满足于仅仅阅读书本。他又回过头来观察现实中的矛盾。达芬奇说“绘画就是哲学，因为它要表现事物运动中的瞬间情况”。“哲学渗透到那些被描绘的事物中，要观察那些事物中本身的道德。”他关注把人的思想（和作品）同现实联接起来，把艺术作品同自然的真实性联接起来：“我看见燕子在飞，并且停在画的铁丝上。”那种只“阅读”和“评论”已发现的真理，并只能阐明它和它的某些细节的哲学，已为另一种寻求发展、讨论、对事实进行分析的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哲学所代替。

人文主义者主张在不同声音中进行比较，不受教条主义约束。瓦拉甚至对罗马教廷的拉丁文《圣经》提出质疑，认为其中一些内容为历史上的人所写；并非神的启示，他还根据希腊文本指出其中的谬误。他们并不简单地把别人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理论，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参照物，因此留给后世的并非是那些照搬照抄的迂腐的古典主义，而是古代世界遗产中经过批判的精华。人文主义同古典哲学相结合，产生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新哲学。阿尔贝蒂认为，只有两个人的言论是深刻和充满智慧的，那就是德漠克利特和苏格拉底，前者是执著的大自然探索者，后者是伦理学大师。而费奇诺则希望把他们两人的使命结合起来。新哲学的目的在于建立属于人的王国，把理智从神秘的宗教迷们中解放出来：把天文学从占卜的占星术中解放出来，把物理学从讲究仪式的巫术中解放出来。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批判精神。

商人过上贵族生活

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商人，他们已有更进步的业务手段，加复式簿记、汇票、商业信函和保险。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和贵族歧视商人，认为交易产生欺骗。商人在忐忑不安中生活，要在上帝和财神之间做出选择。可是文艺复兴时期贸易的增长不仅使商人得利，教士也受益，教士们的态度开始缓和。商人能读会写，常常旅行，同其他国家的人接触和交流，思想更为开放。他们相信，商业中取得成就并不会使上帝不高兴，相反还可以期待上帝的祝福。商人重视积极生活的价值，世俗文化因此越来越流行，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商人都非常珍惜时间，感到时间是生存的尺度，富裕商人已开始有了乡间别墅，过上贵族式生活。从前他们很少能同君主接触，而到文艺复兴时期，商人已是君主们家中的常客。他们借钱给君主或资助文化艺术活动。其中有的人还把经济实力转变为政治权力，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们在数学、制图、地理、天文，以及航海、经济和金融知识方面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他们扩大的活动范围有利于俗语的推广，使用数字计算的习惯促进了要求精确的科学精神。商业是激发经济活力的酵母。他们在塑造了中产阶级的同时，用纳税促进了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发展。

艺术家成了宝贝疙瘩

艺术家最初都是不受人尊敬的“艺术工匠”，西尔沃说：“彼特拉克之后文学发生了革命，乔托之后画家们也动起手来。”古籍中的人文精神和古典的艺术作品，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拒绝无权威的批评，勤奋地工作，“没有不弹墨线的日子”，很快便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化同画室艺术的相互渗透，对波提切利、达芬奇和提香等大师的颂扬日益增多。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的名声传于后世，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传播荣誉的工具。古代发明绘画和雕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的面容。但荣誉只能靠出众的技艺和勤奋才能得到，艺术家们都在技艺上精益求精。画家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如写在祭坛画的下面，当公众在教堂里看到它之后，他的知名度就会大大提高，随之就可以带来更多的订货，从而在行业中形成一种创新的“动力”。

教堂和家庭中对艺术品的需求在迅速增长，如金银器、雕塑、绘画，还有戏剧和音乐等。人们认为在艺术中存在着统一性，艺术家的“店铺”既生产椅子、画框、金银器，也制作雕塑、绘画，甚至舞台布景，因此产生了许多多才多艺的人。米开朗琪罗说，“设计”这个词在任何运用智慧的地方都存在：如在战争、航海、星象学、居室和城市的美化中。达芬奇对人体组织和自然界进行的探索，鼓励了艺术家们扩大表现的题材。君主需要歌唱家到小教堂里唱圣诗，画家被召到宫廷里去不仅为了装饰居室和画像，还参与收藏艺术品、设计服装以及宫廷节日活动。城市当局部通过建筑物向公众展示它们的形象，用市政大厦、教堂、敞廊、雕像、高级教士的住宅、别墅等，来布置城市的空间。“崇尚道德，用艺术作品表现优秀的人物”，已成为时尚。如果没有那样的环境，优秀艺术家也难以展示才华。不少艺术家都重视音乐，认为如像绘画追求的美丽一样，音乐追求和谐，所有人都会从中得到启示，把和谐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贾诺佐·马内蒂说，人的伟大在于他有建设的能力：建筑师、工程师和画家表现了人类精神的崇高，通过理智的完美实践，使人变成了“尘世间的上帝”。

艺术家们又是教会、慈善机构的供货人，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宗教题材居多。教会认为，画在教堂穹顶和祭坛上的画，应当表示对宗教的虔诚；而作者却认为，他们的作品首先应当受到公众的好评。在教会的经典中并没有一个关于艺术的明确理论，如关于神的形象等，《圣经》里的故事是随便画家们怎样画的。画家或雕塑家并不愿意在教会的严格规定下工作，总是随心所欲地在画中“漫游”。教会所持的宽容态度，使他们在创作圣母像时可以有新的理解。这样艺术家便从单纯提供服务的概念，过渡到要求创作自由。当君主、红衣主教都为自己有一幅名画家的作品而自豪的时候，这种现象也就更为普遍了。

母爱的力量最伟大

文艺复兴初期，可以从绘画上看到圣母有了孩子以后脸上的微笑。圣母把耶稣抱在怀里，孩子充满着喜悦和显得生气勃勃。文化上的复兴，正是从这种圣母抱着圣婴的画中迸发出来的。艺术家在母爱中找到创造和表现妇女的机会，这也是15世纪绘画和雕刻所反映的永恒主题之一。人文主义者认为，爱的力量是各种力量中最伟大的，母爱又是爱的力量中最伟大的，分娩痛苦是人类所受的最大痛苦，母亲们在这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信、手稿和日记。巴尔巴罗主张夫妻友爱和忠诚，为了这种理想，必须强调良好的性格和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德国人内特斯海姆指出：如果婚姻建立在爱情和友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之上，将不会出现通奸和离婚现象。

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知识渊博的妇女，她们在学术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不比男人们逊色，如《女人的优越和崇高》的作者玛丽内拉。卡斯蒂廖内认为应当对妇女进行人文教育，让她们懂得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和能参与机智的交谈，这样他就改变了过去对妇女教育的传统标准：纺纱、做针线活、沉默和贞洁。贞洁可以保证继承人的合法性，是确定财富所有权的条件。为保持贞洁，南欧国家的女孩子常常处于被隔离状态。15世纪修女占妇女人口中的比例相当大，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几乎13％的妇女都是修女。许多妇女到修道院去并非出于她们的自愿。马丁·路德谴责把修道院当作关闭妇女的监狱。在修女中也有学者，但修道院院长禁止出版她们的书，她们只能留下大量的信件。女作家切蕾塔的著作《被欺骗的天真》，就是为妇女的自由辩护。此外，有的妇女由于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还常常成为宗教裁判所追捕巫婆的牺牲品。

文艺复兴时期把中世纪留下来的娼妓活动制度化了。1500年威尼斯的居民总数为10万人，但妓女就大约有1200人。1570年的《威尼斯主要名妓目录》中还有两位有名的意大利女诗人。“我身上隐藏着某些才能/将向你展示出无限柔情。”16世纪末蒙田赞叹地说，在意大利遇到的妓女都具有“公主般的文雅”。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不仅欧洲的历史，而且世界的历史，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490年，欧洲和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对自己的地位心满意足。可是在继后的30年间，一切都改变了。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安的列斯群岛，以后又到达了美洲大陆。1498年，瓦斯科·德·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向印度的海上航线。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兹·卡布拉尔抵达巴西海岸。1519年，科尔特斯的船到了墨西哥，开始了有组织地占领美洲大陆。最后，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经过3年的旅程之后，完成了环球第一次航行。在30年之间，世界的面貌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实际上，变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希腊－罗马古代世界文明的发现，把历史知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崇高精神，在时间上向前延伸了10倍或20倍。另一方面是空间观念的扩大：除了地中海之外，还有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与欧洲并存的还有美洲、非洲和亚洲。世界变得如此之大，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地中海的地理条件，使周围地区的人民接触起来十分方便；但这些人民不仅身体情况不同，而且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大：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信奉穆斯林教的摩尔人和土耳其人、信奉泛神论的非洲人。除了他们在地理上的差异外，在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都很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欧洲人认识到了文化的多样性。

哥伦布是那个时代第一位和最卓越的旅行家，他认为某个存在物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在于能够证实它本身的价值。因此“发现”是一个包含自身报偿的行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希望的是看，是发现我能够发现的东西。”在他看来，从事“发现”的行为本身，已比被发现的事物更为重要。如果哥伦布不是一个能干的航海家，他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但是，如果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由古代著作和预言创造的一个近于童话般的世界中，他的计划本身也就不会存在。但是哥伦布到美洲后发现黄金很少，他便决定拿走能够拿走的东西：印第安人，把他们卖到西班牙去当奴隶。他拒绝承认印第安人也是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是并没有发现美洲人。而亚美利哥到美洲后，提出“好的野蛮现象”的看法，他说：“那里既没有毛料衣服，也没有亚麻衣服和棉织品衣服，因为他们完全不需要这些；他们不存在财产问题，所有财产都是大家的。那里既没有国王，也没有统治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托马斯·莫尔可能正是从这段描述中得到启发，开始写他的《乌托邦》。

老殖民主义者科尔特斯善于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他总是以第一部分人的解放者身份出现去征服第二部分人，然后又以第二部分人的解放者身份出现去征服第三部分人，并照此类推；这样，总是有一部分土著人是他的合作者，使他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并取得胜利。后继的殖民主义者把他的策略奉为经典。而最早的人权战士之一拉斯卡萨斯则从人人应享有同样尊严的原则出发，谴责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他说：“大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以及人的权利，对于各民族，无论是基督徒或是异教徒，无论属于何宗派，无论他们的法律、地位、肤色和环境怎样，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可是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心一意要转化印第安人的信仰。他并不反对殖民化原则，但他主张用“和平与进步”的殖民化去代替战争与屠杀。 　　

李玉成,外交部退休干部（参赞），翻译。四川省崇州市人，1935年9月出生。

就学于西南师范学院，1959年进四川外语学院学俄语，1960年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意大利语，1964年起到罗马大学和贝鲁加大学学习。

1966年至1968年在贸易会驻罗马办事处当翻译。

1970年中意建交，曾三次到驻意使馆长期工作。

在意期间对意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有所了解，翻译了一些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意大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