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亚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澳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党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成为其专制独裁的手段；其三，在许多情况下，大众的共同意愿和一致意见是很难达成的，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若强制舆论一律，意志统一，对这些不同政见者就不会有宽容，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实践为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联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南美洲国家在庇隆、阿连德和瓦加斯等人的领导下，推行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改革。在政治上它们求助于城市的中下层工人和农村的贫苦农民，进行全社会的政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为了取得普通大众的最大支持，政治领袖们向下层阶级许下种种难以兑现的诺言，进行蛊惑人心的排外宣传。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努力，使得政治领袖们在短期内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从而为政治稳定和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努力的政治结果，或者说其经济发展的政治代价，则是长时期的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牢牢控制平民大众，拥有绝对的权力。现代的民主政治迟迟不能得以在这些国家确立，代之而起的则是权威主义政治的确立。拉丁美洲的这种民粹主义实验，使得至今还有人直接把民粹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着眼于人民的统一，强调群众的整体性，这种基本价值在遭到外敌威胁或以为遭到外敌的威胁时，便极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的侵入。由于民粹主义内在地潜藏着这样一种民族关怀，所以它又被称之为义“民粹民族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恰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指出的那样，尽管民粹主义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不含糊的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因此，“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
当民粹主义在民族遭到外敌威胁或以为遭到外敌的威胁，而转变为民族民粹主义或民粹民族主义时，其大众认同便转为民族认同，“人民的-反人民的”的思维逻辑转变为“国内-国外的”逻辑；其批判的重点也随之从国内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外部敌人，从上层阶级转变为“吃里扒外”的内奸。例如，法国的Lepenist运动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转为民族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在这一运动中，Lepenist支持者原先的“人民的反人民的”的评判标准，明确地转为“法兰西的 反法兰西的”。
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民粹主义所关注的远不局限于政治问题，尤其是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它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了所有最重要的时代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直至最前沿的后现代问题。
民粹主义与经济发展。
当民粹主义领袖将其政治主张扩展到经济领域时，民粹主义政治便转为民粹主义经济，或者称作“经济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意味着一整套经济政策，旨在调动有组织的劳工、中下阶级和内销型商人的政治支持。它涉及到从政治上孤立农村贵族、外国企业和国内的大工业资本家。典型的政策是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价格控制增加名义工资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汇率以降低通货膨胀，以及提高非贸易领域的工资和利润。鲁迪格尔•杜布仕和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把民粹主义经济界定为“强调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而忽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危险，忽视外部制约因素和经济机构对非市场性政策的反作用”。
从拉丁美洲的经验中，经济学家已经试图概括出经济民粹主义的若干特征。其主要特征是，在强调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同时，忽视了宏观经济的制约因素。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1）通过强制性的全员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等措施求助于有组织的劳工和白领阶层。2）旨在地区性自给自足和强制性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政策，以及经济“飞跃”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3）支持城市化而忽视农村的政策，如将收入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的再分配；4）强烈地偏向公有企业，而歧视私营企业；5）很大程度上限制外国企业；6）用预算赤字等方法来刺激需求，用控制价格提高名义工资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用调控汇率来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非商业部门的工资与利润；7）强调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而忽视财政赤字及外部约束的危险。
民粹主义与生态环境。
经济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音，因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和主旋律。每个国家可以有各不相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实现现代化，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抗拒现代化。但人类在享受现代化甜蜜果实的同时，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主要的和普遍的代价之一就是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臭氧层破坏、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等等。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它引起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从而也成为当代各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共同话题，如绿党的产生、绿色政治的兴起，“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等流派的出现，民粹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甘寂寞。90年代出现的“生态民粹主义”便是民粹主义把触角伸向生态领域的结果。
生态民粹主义反对福特主义的工业化形式下所发生的一切。它认为自由福利国家和经理合作企业的松散联盟显然滥用环境、社会制度和共同文化，它们的权威已经失去合法性。在福利国家崩溃和现代企业裂化后，新民粹主义运动正在动员人民对付后福特主义的信息主义所造成的微观生态和宏观环境中生活质量的下降。生态民粹主义将鼓励生活方式的“自愿返朴归真”。这意味着地方社区自己确定需要，从而脱离合作资本主义的“强制性连结”；意味着向新的空间的转移，它将乡村和城市溶入一种新“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主义能够分散城市的资源，将“城市”的商业、艺术、社区、通讯与乡村的手工品、文化、乡亲生活和习惯平衡。它认为，通过自愿接受生态社区中的成员，生态民粹主义有可能使其所在的社会超越现代市场的非理性缺陷。它把重构当代的消费主义生态学，作为改造工业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第一步。
对于这种生态民粹主义的特征，蒂姆•卢克（Tim Luke)作了以下概括。他认为，一种真正的生态技术将出现于民粹主义的社区中。这种生态技术包含了许多民粹主义的的特点。首先，生态技术将根据物质的舒适性来生产物品——习惯的住所、基于生物学的护理、舒适的环境、再生的资源利用和耐用的人造品。其次，机器工具及生产的管理组织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利用和可接受。这些新过程不仅创造各种物品，而且也创造独立自主的新人，他有能力控制和管理其所在社区的全部社会经济体制。第三，能源将再生；原料将回收；劳工将合理使用；管理将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将毁灭高科技、现代医学和复杂工程。相反，它们将物尽其用，以确保生态学作为一门实证批判科学的的活力和诚实，从而使民粹主义成为一种实用的选择。
民粹主义与后现代。
从上面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在所有时代的前沿话题上都是不甘落后的。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最前沿或者说最时髦的话题还有什么呢？至少还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争议极大的概念，对此的界定也众说纷纭。但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就是超现代主义，它试图用超现代的逻辑来思考当代的问题。最初它主要出现于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现在则已经涉及到所有重大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现在已经从现代走到了后现代，所谓的“后现代状态”业已形成，所以必须把问题放到“后现代状态”中来思考。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说，后现代状态出现的标志就是“超越古典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体制”分别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次中兴起。当一些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也试图用这种后现代状态来分析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传统的民粹主义便摇身一变而成为“后现代民粹主义”。
在后现代民粹主义看来，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是不成功的，它的不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反现代主义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缺乏现实的条件。在前工业化时期，存在的是前现代条件，而前现代条件只能导致灾难性的权威主义，决不会导致民粹主义。而现在随着后现代时期的来临，民粹主义的现实条件，即后现代状态，已经具备，民粹主义从而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选择。后现代民粹主义者保罗•皮可尼指出，目前，在后现代阶段，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晰可见。随着现代性开始出现危机，新阶级已进入了一个失去合法性的堕落阶段，这更助长了上述这种情况。结果是，民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后现代阶段，进步概念的解体已经摧毁了所有片面的历史理论，并推翻了现代性作为文明终极价值的地位，于是，迄今被视为落后与不成熟的民粹主义对现代性的拒斥现在开始成为另一种政治选择。
与传统民粹主义相比，后现代民粹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它强调现时代的诸如电脑的普及、高科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快速通讯手段、普及的高等教育、文化同质等后现代条件为上述这些基本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基本价值方面，它与传统的民粹主义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它仍然标榜平民政治、人民自治、直接民主；仍然强调人民的权威而不是中央的权威，强调地方而不是全国，强调国家而不是政府，强调权力共享而不是集权。但是此外它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保护生态环境，返回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最和谐的状态等。用另一位后现代民粹主义者的话来说，后现代民粹主义没有确定的纲领说明它必须做什么，没有开列关于未来的保险处方，只提供了可能的大体设想。
从上面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民粹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的复发现象，它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尔后以新的面目出现于世。那么，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周期性的复发呢，或者说，民粹主义产生与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民粹主义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种种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国内的阶级矛盾、地区间的矛盾、贫富两极的分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剧烈冲突，以及平民与政府的尖锐对立等等。以第一代民粹主义的产生为例，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是由于乡村的农民阶级与城市的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本家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经济上的极大困境。他们正确地看到，当时的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已不是当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所以主张改造政府，还政于民，提出了“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的口号。俄国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导源于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工业化初期的激烈竞争中，小业主纷纷被大资本家鲸吞，一部分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便对城市中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感到失落，转而求助于广大的农民，提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
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会的不公正，政治的腐败，政府的无能，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失望。正如一些学者所证明的那样，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出现于深刻的经济危机期间，而通常是在危机之后。从拉丁美洲的实例来看，民粹主义实践无一发生在经济衰退之时，只有秘鲁1985-90年的实验例外，其它均发生于经济增长之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无高速的通货膨胀。供需大体平衡，预算赤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民粹主义的流行与社会的政治危机却有着必然的联系。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历史表明，它总是伴随着下述一种或数种政治危机而产生与流行：政府缺乏足够的统治能力，不能有效对付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压力；普遍的社会不公正和政治腐败，政府的合法性极大地流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推行既定的制度，某种程度的政治失控使公民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简言之，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当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某个薄弱环节时，如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时，它就会应运而起。19世纪末俄美的第一代民粹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抵制，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复兴也是这些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伴生物，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种种民粹主义努力同样是对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刺激性反应。所以，正如一位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所说，“尽管在前现代时期中能找出民粹主义（此处原译‘平民主义’、‘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等，为统一译名一律改译‘民粹主义’——引者注）的雏形，但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在经济现代化中产生了农业民粹主义形式，在大众的政治动员中形成了政治民粹主义。过去半个世纪，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很大的变化”。
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它可能带来的短期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从政治上说，民粹主义的口号在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政治家的民粹主义主张通常能在短期内迅速而有效地动员广大的群众，把他们纳入政治过程，从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加强政治领袖个人的政治权力，维护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以便推行其政治主张，具有直接的作用。例如，智利的阿连德总统在1970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仅36%，但当它在全国普遍实行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后，支持率便急速上升，短短的一年后即在1971年其支持率便升至50%。近来的专门研究还表明，民粹主义政策不仅可能导致短期的政治利益，而且可能带来近期的经济利益。据民粹主义研究专家贝拉•克雷斯科维茨教授说，实施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后，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在短期内能戏剧性地得以改善。而且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眼前不会发生意外，它所潜藏的危险要到后来才会被人们发现。例如，要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预算和收支情况的恶化以及国际储备的枯竭。
民粹主义的产生还与其它的一些因素有关，如由外族入侵或外部压力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或认同危机感；由经济萧条或暂时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群众的普遍失望或失落；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政治制度，特别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等等。显而易见，上述滋生民粹主义的所有现实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始终都潜在地或多或少存在着，所以，现代化伴发民粹主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可能的。这一点已为民粹主义的研究者所证实：“自19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中，民粹主义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迄今为止，它不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联姻，而且也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结合；它不仅为社会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绿党所使用，也为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皇权主义者和政治野心家所运用。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含，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因此，民粹主义对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很可能是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