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美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9·11”，失去了双子大厦；这次“金融9·11”使美国失去了整个世界对它的信赖。就文化艺术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界艺术界以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偶发艺术等“当代艺术”战胜了欧洲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架上油画的“近代艺术”，而上个世纪的现代欧洲中心主义又消解了东方“传统艺术”的纸介媒体。于是，整个人类开始跟着美国文化走，直到人类出现了艺术危机、精神生态危机、宗教危机、生态危机几大危机的共振现象。

如今，金融危机宣告美国的玫瑰色梦破碎了。这个经济霸权的梦碎了以后，暴露出美国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我们可以直视美国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今天，其实他的经济危机表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出了问题。在美国梦醒了以后，我们应该从后殖民误区中出走，开始重新认识和重估这个世界！

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全人类跟着美国文化模式走，是否是人类的福音？东方文化是否可以不再提出自己的文化精神，并且努力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东方创新文化播撒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中国文化是否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之后，思考“再中国化”问题？

一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误区

只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在1945年以后，掌管了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走向——大抵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把世界从一战以后的30多个国家，二战以后的60多个国家，成功的变成了200多个国家。第二，用后现代主义边缘化欧洲的现代主义和亚洲的前现代主义，美国在霸权话语逐渐在全球形成。后现代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其典型的特征在于不再是征服别人的领土和黑人奴隶了，而是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美国人正是敦促全人类在后殖民道路上跟随美国走。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文化紧跟西方后现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态”福音？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应该力争在未来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新世纪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问题及今后走向学术界是否应提升到“大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体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文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西方后现代虚无性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加以剖析，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的问题加以深度批判，进而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未来人类的福音。当然这有赖于新世纪文化的“再中国化”，以避免日益恶化的“文化战争”。

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的历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重新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

中国需要更为清醒地认清西方“去中国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形象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西方的“去中国化”集中表现在“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上。

其一，“黄祸论”。几百年来，西方人把给欧洲带来破坏和威胁的“蒙古西征”看着“黄祸”，并将中国描画成恐怖的国家。在19世纪，西方更进一步将中国看作愚昧暴力的“黄祸”，目的在于为将中国分裂成为多个国家张本。在巴古宁、皮尔逊、老罗斯福等人的言论中，几乎到处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殖民主义观点。[1]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种族敌视和文化偏见，导致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和隔膜。其实，西方也有明白人，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就认为：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只有“白祸”——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贼喊捉贼的所谓“黄祸”。[2]真是一言中的！

其二，“中国威胁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那种自强自立、和平民主、国家独立的形势使得美国称霸世界的幻想破灭，于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推认中国的成功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统治全球形成“红色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之时，加速了经济起飞并逐渐显露大国崛起气象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再次动用“威胁论”的冷战思维，攻击中国的富强会导致世界的战争。其实这种基于“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差异、历史文明差异、社会制度差异攻击是无效的短视的，说到底，这是西方对西方中心主义衰落的本能恐惧和非我族类的狭隘心理作怪，没有认清中国崛起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文化智慧对整个世界提供“和平共处”方略的福音，而绝非西方对“非西方”崛起看成“文明世界”威胁的“有意误读”。

其三，“中国崩溃论”。当“黄祸论”不攻自破，“威胁论”成为笑谈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又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国内失控而即将崩溃。中国不仅没有向前苏联一样崩溃解体，反而在十年间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威胁论”再度响起，“崩溃论”不绝于耳。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称霸世界心态，没有摆正东方与西方的位置。然而，这个世界的未来不由西方放人说了算，而是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人类共同说了算。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我认为，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中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二 西方现代性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文化冷战”战略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方不仅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同样被马克斯·韦伯深恶痛绝地称为“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而对其加以质疑，更是被著名思想家吉登加以深度批判认为：“现代性”是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并向世界各地扩散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所产生的巨大转型力使人们空前地脱离各种形式的传统社会秩序，这不仅对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的基本个人特征也有重大改变，这一现代社会变迁和制度性转变具有全球化霸权扩张的倾向。[3]这种现代性追求反而导致了其背谬性后果,人类的解放追求不仅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社会，反而导致高风险社会的出现,现代性中的个体正经受着一系列文化焦虑和身份磨难。[4]

三种“现代性”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二十世纪的对“现代性”反思批判，表征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继承卢梭、马克思所强调的解放、救赎与乌托邦批判的“高度现代性”的话，那么，在福科、德里达、罗兰·巴特那里，则表征为继承颠覆性思维方式，即尼采、波德莱尔、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相承的“低度现代性”，即关注生活世界内的矛盾变化和揭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那么，布迪厄和吉登斯(甚至似乎可以包括韦伯、曼海姆等)，则可以说是以一种反思性态度和实践性策略对现实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剔解，因此，不妨称其为“中度现代性”。这三种“现代性话语”方式，在二十世纪思想舞台上，彼此错落，相互交织，使现代性问题连带后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世纪性和世界性难题。”[5]

至于，学术界将现代性分为“审美现代性”“制度现代性”“科技现代性”“历史现代性”更已经是常识。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批判，使得中国今天哪怕是大学生就对德里达、福柯、拉康、罗兰·巴特、瓜塔里、杰姆逊的名字不会陌生。这些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力度之深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6]

尤其值得尊重的是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知识分子论》，关注全球化时代东方知识分子的面对全球化的自我发言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东方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现代性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

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这篇根本可以不理的东西认真起来。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7]

大致上说，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对东方文化的本土创造者加以残酷打压，另一方面是不遗余力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因为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中央情报局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大搞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诬蔑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快中国传统文化消亡和失效。这里面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桑德斯说，“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三 文化何处去：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

英国撒切尔夫人最近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暴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

在我看来，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

一，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重新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交给美国研究者去思考，而我们似乎只能不断被动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二，认清“去中国化”在半个世纪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历史资料表明：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前些年我去韩国，从仁川机场到汉城市里，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看到中国字。韩国的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

战后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的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书法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话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后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人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但是，台湾地区所谓“教育部”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不仅将教材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大量削减，而且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系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四 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坚持文化多极多样化

从历史上看，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精神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人类需要的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全球文化现象，全世界都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决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学者应该有身份立场。西方学者都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骂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而西方人也不会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出路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味的文化虚无和失败主义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发展，就会忽略东西方的根本性文化宗教差异，当经历全盘西化的艰难以后达到了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话的目标，但是无形的中国文化身份和宗教对话目标却可能会失去。中国就可能成为西方第二手复制品，失去了中国的自我文化魅力和中国身份。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坚持“王道”反对“霸道”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不做全球霸权并反对全球霸权。我很同意学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并非复兴历史，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的身份和认同。在中国崛起中，学者必须思考是中国当代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术话语是否只能有西方人提出来？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而非边缘问题？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内能获得学界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之路”，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坦率地说，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四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五 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精神”和“美国梦”不再那么斑斓诱人，学者们大量著述开始对美国精神美国现代性加以批判。美国也开始正视中国的巨大存在意义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价值，提出现代欧洲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是“远东”，而今天从美国往西看，则中国是美国的“近西”。这一提法的重大变化在于，昔日从欧洲看中国的“现代性”变为了从美国看中国的“当代性”。但问题是，中国、日本、韩国似乎都可以称为“近西”，美国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近西”的？可以说，是在日美、美韩同盟这一立场，或者说，美国从来就把日本、韩国看作自己的前沿阵地。但日本、韩国民族情绪和正常化进程的进展，美国遭受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而是中、日、韩三国的挑战。美国无视日、韩的独立性价值，必将引起日本、韩国的离心倾向。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积极的。

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8]

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9]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

中国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发扬光大，其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的GDP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当中国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半殖民国家，当代中国文化人应该努力提升大国文化精神，中国家应该证明中国文化可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经验。中国不能在经济上是大国而在文化上是弱国，天下至危险者是“帽大身小”：外在的形象帽子——经济军事很发达，内在却文化虚无——没有攻心为上的文化说服力，这是多么危险的处境！从历史上看，日本在19世纪末期散布“蒙满非汉论”，最终在20世纪初期使得外蒙独立出去。20世纪初，日本又向韩国提出“高句丽”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期爆发，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时说：“中国侵略过韩国300多次，这个仇要永远记得”。我们周边国家的冲突的确危险，但是可以用文化战略化解而和睦相处。如果文化战争一触即发，情势会更加危急。

在播撒“中国威胁论”之后，日美1985年后又提出“中国七国论”——将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可谓危险之危险！中国的和平和统一离不开军事、政治的权力话语，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力！历史上统一的大国，文化作用非同小可。秦始皇征战六国统一后用法家治国，可惜秦两代仅仅十五年而国家灭亡；汉代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却能够四百年长治久安！文化的重大作用不可低估。我们要看到文化的重大价值，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把头伸出斗室，看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文化是攻心为上，战争是攻城为下。面对文化中国问题，今天的文化人不可以大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中国和平与人类和平，中国知识界和艺术界应该做些文化大事。

可以说，周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我们的中华文化却在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中自卑自怜，为个人利益而计较，却没有想到“天下”。中国人做学问古来就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今天还有几个学术人认为心里有“天下”？还有几个做学问的人有“公器”“公正”的度量衡？文化炒作、指鹿为马比比皆是。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应该提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了！

联合国提出三个1% ，指出有三种病百人中就出现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杀率1%、艾滋病1%。[10]今天的中国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诗人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其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不断地否定再否定，人文科学是复古再复古，肯定再肯定。为什么现代化许诺的是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辉煌胜利和未来美景，而这么多人把生命不当回事呢？为什么我们期望的是美好未来却又会突然终断如花似玉的生命？今天人们的生活非常浮躁，包括从大艺术家到小艺术家，从教授到学生，文化虚无主义都非常流行，而文化失败主义非常猖獗，一切问题似乎归根结底都在于东方文化不再重要而要被现代西方淘汰出局。美国哲学家丹尼·贝尔说：前现代是农业社会，现代是工业社会，后现代是信息社会。今天发达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中国仍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西方人一直向人类灌输“时间之轴”的说法：低级文明被高级文明所代替，在时间之轴中东方被排在现代性之外。

如果“现代性”一意孤行，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危险。如果核大战爆发，将是人类的集体自杀！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我认为东方和西方只能坐下来谈，谈什么？谈文化！东方文化也许是慢的文化，但它最近越来越影响西方。英国出现了“慢生活主义”对抗现代性的快节奏非人生活，德国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对抗当今世界的消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人正在从东方思想中获得好的影响而迷途知返。

六 “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

最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环球扫描公司进行国家形象调查，让世界各国对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伊朗、以色列、日本、朝鲜、俄罗斯、美国等国，从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标准来加以评估。从近三万名不同国家的中高层人士的调查中，对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以排名，并由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得到认同得票数：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五。　

过去由于冷战模式的对抗和中国文化输出不够，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不了解，欧洲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时代。“强大的中华帝国灭亡后，整个世界落入了欧洲列强、俄罗斯、美国三方的手中。……欧洲各帝国让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国阶级的底层人民。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民族自决’的西方概念。……几乎所有的现代后殖民国家，都是前帝国政府如此创造出来的”。[11]但是，今天欧洲尤其是英国这次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被称为“欧洲后院”的非洲对中国一直大多为友好的正面评价，被称为“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对中国正面评价已经上升。而就在美日策划环太平洋四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联手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谋略中，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却不断上升。

这次国际性的民间评价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国家形象成为与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国而言，在世界各地干涉伸手过多，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导致世界性负面评价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重视美国，相反美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仍然不可小看。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脱亚入欧”的国际性策略的生效，开放的国家形象一度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中。尽管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口碑甚差，但是由于其二战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国家中形成负面形象，但没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评价仍然很高。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什么国家形象全球第一的日本在中国会如此差劲？日本民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不耻的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排第一？日本把今年的外交目标定为“入常年”，我们中国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我们必须以大国心态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重建中日深层对话的国际机制。

中国正面形象的国际评价提升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被世界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和接纳。这无疑对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文化自卑主义，排除自我虚无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三十年来，中国从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在国际的正面评价中，仍未过半数，说明一些国家仍存在冷战意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戒心。而日本尽管在亚洲国家中口碑很差，但在因其“脱亚入欧”时期在欧美国家中有自己的市场。但是有一点是今非昔比，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开始让位于中国自身变革的中国形象。西方强势的世界化扩张，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冲突。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已经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而东亚中华文明则拒绝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在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近来，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 Interactive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本次民意调查的被询问者包括上述国家16岁至64岁的6645名居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法国人、97%的意大利人、96%美国人和绝大多数被询问者均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这一国际形象的塑造，同我们平衡地把握中国形象的现代性与本土性紧密相关——没有科技现代化就无法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就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只有全民提升自己的价值修为，只有整个社会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是无法阻挡的，中国形象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12]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无疑，文明对话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互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巨大代价。[13]

可以说，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全球化经济运作充满潜规则和阴暗面，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七 中国“三和文明”应同西方“三争文明”互补

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集中在“理性”问题上，而现代“理性”包括三方面：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人文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所谓的技术理性，主要表征为高科技的“热核战争”。现在，全球有一万枚原子弹，氢弹无数，足以毁灭人类300次。但是今日世界范围内的“核大战”是任何人都不敢打的，一旦打起来人类必然走向“集体自杀”。历史理性，表征为现代历史上掌握国家权力者提出的“终极乌托邦”，以此蔑视当下人性的合法性要求。如纳粹法西斯等用“乌托邦”掩盖险恶用心而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灾难。在工具理性庞大，历史理性猖狂之下，人文理性在后现代社会中正在空前地淡漠化、平面化、虚无化。东方乃至整个人类正在紧跟西方后现代虚无主义漂移，并因袭复制西方的文化精神生态疾病基因，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生态”病毒蔓延。

当今世界，由于中国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几乎全盘认同，对本土文化的边缘化和虚无化，使得中国文化资源大部分流失，东方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地位令人堪忧。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军事崛起的大国，其文化在全球不断遭到误读和边缘化，将使得中国进一步被“妖魔化”和“边缘化”。一个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其“大国文化安全”将进一步恶化。只有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人类未来才可能真正具有和平和谐的美好境界。

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化约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在全球化中推行自我的方式是“三片文明”和“三争文明”。一是大片，今天的西方大片影响了整整三代人。我们的视觉趣味已被美国锁定，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被美国人改造——非大片不看；二是薯片，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人们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照吃不误，并通过胃感受到一种外来文化日以征服自己的重量。三是芯片，电脑windowns系统深藏奥秘，人们只要上网，而美国情报系统出于需要，就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电脑里有关材料复制走。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那么，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我之间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争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发动的，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东方今天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发展史是血腥的历史，其征服战争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西班牙对中美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6世纪，英国对澳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8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大波兰人的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在现代之前，全世界大约有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了不到十种。西方武力的扩张连同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文明的消亡加速，其中现代工业文明倾榨和大规模战争的人为因素祸害极大。进一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冲突不断，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恶果。[14]

这种以现代性对全球文明的霸权主义诉求导致了西方中心主义扩张。今年，美国CNN主持人肆无忌惮地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还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确实是真正崛起了！于是，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早已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污蔑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不断西化的当代中国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全盘西化者的文化巨型想象有着这样的图景：“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东方的未来图景，有极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种属，无差别地与世界“接轨”。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心态下，中国的国内问题被西方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

中国文化安全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在西方三争文明的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伊核问题、巴以争端等等，都从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引发为突出的国际问题。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有能力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八 当代文艺的公共性与话语权力运作

在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公众效应并力求进行社会学价值评价的问题时，读到了金容沃《石涛画论》，并被这段话所打动：“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笔，而在于笔传达的永恒；不在于墨，而在于墨引发的时空。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山，而在于静寂的本质；不在于水，而在于生命的活跃性。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古本身，而在于它拥有的原初性和开放性；不在于今本身，而在于它创造了坦坦荡荡的我的瞬间自由”。看来，每个人对艺术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在张扬“自我瞬间自由”的艺术家并不将所谓“艺术公共性”放在第一位，而那些一心获取公共性轰动效应的文艺家，其作品内在深刻性恐怕会打折扣。因而要获得文学艺术阐释的自我深度和和社会中的价值公共性共识，确实因为境界或视界的差异而变得言人人殊。

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实在“西方现代性”中绕圈子。具象的艺术表达方式在西方被逐渐边缘化，艺术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极简艺术”使得绘画走向自身的边缘——极简到一张白纸并放逐形象而走向观念。在西风东渐情势下，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绘画走向了意象和思想观念的呈现，一些人尝试全面放弃绘画再现功能，力挺绘画的抽象性和表现的公共场域，甚至尽可能地将艺术公共伦理化。无疑，中国当代文艺亦步亦趋地缩小着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区别，甚至就直接成为西式的因袭表象，在完成中国式的文化转手中，放逐了自我创造性的深度理性思考和价值创造。

当代艺术另一维度——力求避免文化公众性而醉心于潜在的话语表达意向性——即反抗同质化潮流，从民众社会话语进入到个性价值解放，从艺术理念的群体表达到自我精神独特性的自白。于是，个人化的艺术形态，开始阻断公众性话语通道，成为拒绝公众性的另类表达。

另一些艺术家触及到这样的“文化盲视”后，开始改弦更张而致力于面对现代性制度下的公众艺术公共性或公共性艺术创作。于是，公共性艺术在现代城市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视，无论是众多人为的社会性行为艺术，还是对西方前卫建筑的模仿的后现代建筑，甚至在电视媒体中的吸引眼球的艺术公众化，都将公共艺术看成公共空间中的不断制造的轰动性“事件”。当代艺术不再是审美景观的对象，而成为公共空间中意义爆发增值的过程，甚至成为公共空间中制造耸人听闻效果而一炮走红的“捷径”。

现代城市为公共空间的拓展提供了超越于传统的尺度，在城市消费主义的怂恿下，公共艺术开始不再理会艺术的精神深度，而是让公众放弃对深度的探求而成为“平面化”的消费艺术。在消费社会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中，公共艺术放弃了“反抗性”，而与消费主义构成一种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加上广告的轰炸诱导，当代人不断膨胀自己的欲望，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而加入到听从广告消费的物质饕餮大军之中，更多地占有更多地消费更多地享受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费活动本身也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

公共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交流问题，不再因为过分前卫而出现理解阐释的困难。博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15]面对种种日常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关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艺术为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怎样的新视界，为观察变动不居的世界提供了怎样的新角度。在后现代或者后物质时代，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消费化。也就是说，艺术的公共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公共空间，才能被“炒”作和被关注。艺术的生活日常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的挫折感并导致一种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流行，使得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生活的低水平满足中，遗漏了最为重要的话语。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和大众艺术的公共空间交流中，如何弄清个体存在意义，阐明在物质世界中人的存在的精神性，以及透视经济生活导致的幸福神话，对从事文化研究和艺术公共性研究的人而言，殊为重要。

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公共性文学——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文化消费与“媚俗”的审美时尚。文化消费中的最严重问题在于精神性的“文化危害”，又称为“智力危害”。一种文化模式被另一种话语体系重新论述，并且将历史维度抽离而成为一种非历史的替代品时，就变成了消费对象。这在大众传媒的网络时代尤其明显。

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认为：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文学策划，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些新贵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雌伏的地位。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这一套机构只是电视德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变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16]

其实，公共性文学中的“身体”依然成为公共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文学家们吸引公众视野的一种手段。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和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公共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不平等话语权力关系。

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公众趣味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公共雕塑、公共行为文学，公众文学事件、政治波普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心灵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取代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文学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文化生产的象征符号所具有的话语单向暴力倾向，使得精英圈和日常生活文化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抗或潜对抗性。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心灵文学与公共文学之间，人们很难达成某种共识，只能各自按照自身的文学洞悉或文化盲视前行。

九 “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创新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化经典尺度，相反倒是文化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文化之中，文化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经典作为一种尺度仍然存在于每个文化家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文化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化在修改中国文化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在我看来，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是“走近经典”。在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文化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文化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念，进而提出要不断“走近经典”, 不断创意经典, 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新经典。走近经典, 为了继承；创意经典, 为了图新。在提出“走近经典”以后，我又进一步具体化为“创意经典”、“文化原创力”、“文化输出”等，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文化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化应在当代中国文化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 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 坚持以文化为心性的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经典作品中吸取养分, 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 按照这样的文化理念创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文化精神的症候。我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文化经典”，对“文化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当代文化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优雅的“晋韵”与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文化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在我看来，文化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在于文化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文化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战略。当代文化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在当代文化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化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将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化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文化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文化创作方式，文化本体结构、文化接受方式、文化传播机制、文化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再中国化”实行“走近中国文化经典”的路程是艰难的，因为以文化个体的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化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只有中国文化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大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世界的！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多种危机共振的形势下，新世纪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寻绎出亚洲美学思想、东方文化思想，中国艺术观念和艺术创作手法、风格、流派和交流方式，同时找到国际审美的共同形式，不再跟在美国后面做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而是将中国文化元素提炼出来，构成新的文化艺术方式，将中国神没经验逐渐世界化。这种艺术生产和消费模式表明，这个世界不再由中国说了算，也不由欧洲说了算，也不由美国说了算。在美国金融危机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中，中国应该大声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战略：当今世界美学精神不应该再是一种西方丑学精神，而是整合了东西方精华以后的“大美学精神”，中国文化形象应该是一种“大文化形象”，新世纪的书法应该是一种“大书法形态”。只有这样对人类未来文化艺术负责地有所作为，人类未来的艺术才不再是丑陋和恶心的，而是绿色生态的和美好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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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5页。

[3] 参见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现代性的后果》等。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任英国布莱尔首相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顾问，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亲密关系的转型》（1992）、《超越左与右》（1994）、《为社会学辩护》（1996）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等，引起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

[4] 参安东·尼吉登斯 著《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见《读书》2002年第5期。

[8]（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9] 参见王岳川著《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6000万，死亡25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目前自杀是中国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1] 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40页。

[12]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4] 西方的现代文明承诺人类走向共同富裕，但事实上全球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正难以落实。有关资料表明：全球界有10亿人每日靠不到1美元在世界上挣扎，另有15亿人依靠1到2美元艰难度日。同时，现代世界两极分化导致大批失业者、难民、穷人与现代文明繁荣似乎无关。

[15]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14页。

[16] 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