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和他的学生们

朱青生在京郊怀柔乡间有一处小房子，房前有两块一人多高雪白的石头。关于这两块石头，朱青生和他的学生们在1998年秋天有个浪漫的约定，20年后的这个时候，从各国学成回来的子弟，有心有意有力者，再回到这小屋前，把石头漆红，把姓名刻下—为了合作写一部更现代更全面的《艺术史》，或者，为了给那段师生相互砥砺相互温暖的岁月画一个美满的句号。

这志在远大的圆满，在“圈中人”的形容里，又是小温馨小故事，平常、平凡里，动情的时分—

1999届本科毕业生刘子珍：

……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也喜欢和他在一起—谈学习、谈生活、谈做人，说到肚子饿了，就去吃饭。他经常请我们吃饭，虽然他的工资并不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临近年底，看到系里给他工资单，杂七杂八的扣除下来，好像只剩了100多块钱……

……朱老师不抽烟，但是喝酒。经常，喝完酒，在未名湖畔闲聊，很久，月亮高悬、星辰满天、凉风习习。很是惬意。每次我们都是后来才想到，他妈妈和他儿子，可能需要他更多的陪伴。那时他的夫人还在德国求学……

……我毕业到广州工作后，一次朱老师参加《中国水墨实验20年》，来广州，叫上我去聊天，举了很多其他同学上进不懈的例子。我知道他内心想暗示我要再努力又不好意思明说。中午吃饭，这桌不够，朱老师从邻桌取别人吃剩的馒头、菜来吃，并不是为了特立独行，而是真正的好胃口，并觉得浪费不好。那时突然记起我们在毕业时吃的一顿饭，面对就要走向社会的我们，朱老师忍不住教起了餐桌礼仪，告诉我们如何就座，怎么喝汤，怎么拿勺子等等……

是“永生难忘的‘头脑风暴式’的节日，是安详默契的山中漫步”……

在读研究生彭俊军：

1998年元旦，在北体附近的工作室，朱老师给我们做了七个讲座，朱老师讲，我们随时打断、讨论，然后朱老师再讲……如此连续工作了三天，除了吃饭，中间没有休息。困了就去睡觉，睡醒了继续听。感觉自己脑子都被充分激活，精彩言论层出不穷。绝对是一次奇妙的精神之旅。

上研讨课，我们有时会去朱老师在怀柔的小屋。在山中，我们很早起床，工作之后，到山里散步，很长时间，那时候我们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山风、虫鸣、流水声和脚步声。

这个似乎跨越了严谨治学、诗意生活的“朱青生圈子”，从本科生到博士，从本校的到外地的，有从分子生物学改行的，有先前学国际政治的，各色人等，个性纷呈，“把大家粘聚在一起”的，被他们自己总结为：“共同的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践行”，“日益孤独而平淡的校园里残存梦想的放大、展开和飞翔”。

8月18日，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朱青生和他的学生们从山东考察汉代画像回京。燕南园64号院又忙碌起来了。《艺术史》课程建设报告在做最后整理，汉画砖研究的数据库需继续增补，为中华世纪坛建世界艺术博物馆的策划正在进行中……地板朱红、书架雪白、花木葱茏的小天地里，忙碌也是安静的从容的。

理想遭遇现实

这从容忙碌的核心，朱青生，中年、高大、戴黑框眼镜、穿不太白的白圆领衫的教授先生，又似乎是一个时刻要从事务里抽身反观自省的角色。

“大学是人类锻造理性、寻求理想之地。在大学里执教，就是和同行和学生在一起，从专业的角度，遵循科学的方法，为人类理性的保证—大学活动而劳动。社会地位的高低同我的思想程度的高低毫无关系，收入的多寡同我学术工作价值的多寡毫无关系。”

从80年代刚刚开始执教中央美院就开始思考“大学性质”的朱青生，1987年调入北大，其中1990年到1995年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十余年北大教师的岗位，没有例外地，经历了各式“现实的龃龌”，然后习得了“策略地理想、温和地坚定”。

1995年，朱青生在博士论文完成后的一个星期就“急火火”地从德国赶回北大—在这时候，朱青生并不认为他的“急切”可以被理解为“没能耐、在国外留不住”，结果就是母亲、儿子，一家三代人被安置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

接下来，这位留洋博士，一如既往，恢复了一边上讲台；一边“自我进修”的习惯，至今旁听了20几门课的朱青生，像个本科生一样，选课、听讲、记笔记，“甚至课下还要问问题”——这个时候，朱青生本人当然也不会怀疑自己这般样“踊跃好学”可能被“看轻”、被看做是“做秀”，直到回国后第五年，他的课堂里发现了一位旁听的教授，一位从慕尼黑大学留学回来、颇有同好的先生。

2002年9月，才学卓越的哲学系副教授陈嘉映因“不符合学校的某些规章”长期无法升为正职，决意离开，朱青生情急之下给校长写信，“请留陈嘉映！示以尊敬，施以优渥。慰留不成挽留之，挽留不成强留之，强留不成，负荆天下……”然而，陈嘉映终是不在北大了，朱青生深有“物伤其类”的怅惘。

曾经为一个学生的专业教室，拿着校长的批件，去“有关部门”谈话22次的教授朱青生，他的怅然还不止于此—当他惊讶地发现整个艺术系图书馆的艺术史专业藏书不过2000册（在海德堡大学是排起来可以绵延以公里计）；又何止是诧异，当朱青生终于承认：当以科学和理性安身立命的大学，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思想活动混同于科学活动，不少文科的博士论文形式幼稚，不是科学的报告，更像一部文学作品；学术评估标准含混，好坏不分，良莠不齐……职位晋升原则松弛，论资排辈，更像是福利制度……

“后来，啊，原来，凡是这个时代中国社会里有的，在大学里，一样不落地，都有。”对于自己的这个彻悟，朱青生几乎没有愤慨或者嘲讽的兴趣，而表现为“善解人意”—“问题不是出在某个教授某个领导身上，也不是哪个个人就能全面扭转的。”

这位1998年、2002年两度被北大全校学生选为“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的先生，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一是选择了寂寞的基础工作，多年不辍地坚持专业图像数据库建设，仔细核对每一块汉代画像资料遗存，二是直指问题根本，对既有艺术史观念提出质疑并求证，为现代艺术辩护和解说……另一方面，把实现理想的路径更多地定在了“引领学生、寄望后来”上面。这个被同事朋友戏称“充满碰壁感”、“生活在自己建造的世界里”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开始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建设自己的大学”。

坚持“自己的大学”

关于这所无形的“我们自己的大学”，有如下关键词：理性精神、反省能力、高尚的智慧、无私的温存、开张的心怀、完整的人性、审慎谦逊、怀疑创造……这些美妙的词组，对于朱青生和他十几年来的5000多名学生，意味着缜密的设计、艰苦又乐趣横生的坚持。

朱青生先要抓住的是课堂。从1985年开始教授《艺术史》，朱青生坚持不重复讲授同一门课，“即使是同一课题，也在具体内容、教学手段、专题侧重等方面进行全面设计”。引进国际学术界最新资料信息，请外籍教授讲座……除了课外功夫，朱青生主持课堂，着意落实课程的“科学性、艺术性、当下性、互动性、思辩性……”学生间流传着不少类似“老朱二三事”的段子，可以佐证：

《艺术史》是面向全校的通选课，最大教室的最大容量是500个座位，可是多年来每期总在600人以上，窗台上过道里，人满为患。老朱一面同情，一面关注公平和效率，“为了让大家不必急着占座，好好吃晚饭，散着步来上课”，专门请人编程，根据某种平均分配原理，排出一个学期每人每次听课的座次，然后600多号人蜂拥去领座位卡，按照黑板上的“座位分布图”定位。还有，因为课堂向清华开放，为尽宾主之意，让助教买来50把蓝色塑料凳，再请北大学生把正式座位腾出来给客人，自己坐上“清华凳”。还是座位的问题，因为担心席地而坐的同学受凉，老朱又向京郊农民订做了一批暖和干净的蒲团……

座位问题解决了，正式上课了！弃射灯不用，在烛光里看希腊雕像，从古诗词隐含的典故到拉丁词根的衍生，从中国写意山水到野兽派，擅长营造气氛的穿插着五门外语信息的活泼的先生，每到铃响，必是引得全体听众恍然，然后再被团团围困，直至工友催促锁门。然后是别出心裁的考试：不是让你在“齐白石给毛主席画像时什么掉在地上？画笔？眼镜？帽子？”中做出选择；就是，让你“提问题”—笔记讲义里能做出答案的问题，零分，越是找不着答案的问题越得高分……

将课堂上师生的面对面奉为“机缘”、“生命的交流”的朱青生教授，除了课堂上的感召，把很多精力放在“重建学术规范”最基础的细节上。科学阅读，20分钟之内获取基本信息的八个要点；思考阅读，读中思、读后思、不读思的三条路径；学外语增进对母语理解的妙处；引得、研究资料卡片与论文的关键词提法；学期报告的规范，从稿本大小到引证资料的复核到科学语言的要求；科学论文注释与哲思的区别，科学论文注释与通俗注释的区别；关于翻译、关于考试……

朱青生把他的“科学、理性”的大学理想细化为点滴的规矩、日常的范例，然后口传心授，把心得告诉来听课的、来电话、来家里作客的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回答，把它们写成信寄给苦恼的提问者；再然后，这信这实用亲切的文字开始在学生间流传；最终，四年后，它们被有心人搜集整理出来，在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面向了更多的“在追求科学、理性的大学路上摸索的人”。

这本封面鲜红、10万字、至今出第三版、被一些大学定为教材、32开本的小书《十九札—一个北大教授给学生的信》，还收录了朱青生对艺术、对科学、对大学、对知识分子、对自我更深阔的追问—既工具又多思，宏观里有细末。

在《关于教师》一封里，在对大学里各个等级的教师的资格和职责做了详尽的“引证”之后，朱青生深情回忆了自己的榜样—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没有请过一天事假、送父亲手术、照顾瘫痪外婆，“还要不迟到”，经常在路上奔跑的母亲，“……路上那个老教师的奔跑，负载的是万代的师心啊！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好，需要时时提醒自己……”

在获得“最受爱戴的老师”称号后给北大学生会主席的一封信里，这位“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情深意切地剖白，“（我的）这种向学之心，（比如正在学习第六门外语，比如常备生字本于手边）正出于我们这代人的先天的匮乏和补偿之愿望”；时代的大命运里，现实的打磨，日月的蹉跎，“后天失调前程有限的我”，“常常怅看天下风起云涌，空有其心而已，然后只有拼命、变本加厉地教学生”。

多年来，撇下妻子在德国，除了假期短暂的团聚，朱青生一直只身一人在北大。渐入中年的先生，对“北大教授”这样一重身份，仍然不能有平常心。朱青生两年前开始担任元培计划导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中陈来、陈平原、朱苏力等等，都是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尽心尽力的同龄人。“我想到‘北大’，想到‘中坚’，啊呀，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了。如果说我们恰逢其时，可是，我们做的……我老是担心，可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可千万别应当做好的没有做好……”

“常常中夜起座，不能入眠。”朱青生这样说的时候，有忽然的忧愁，有长久的停顿—没有人会觉得这句话是一种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