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村社会将很可能变得令人难以认识。假如中国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允许田野调查，我们将运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写作，以此反思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Freedman,Maurice　Lineage Organisation in Southeast China.London）前言

提要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姜人杰的灰色轨迹”说，费孝通提拔了姜人杰，这是没有根据的。据我的考察，姜人杰一案从一个特定方面反映了苏南模式中的企业家及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互动。如果姜人杰在古代，照他现有的情况是做不了官的。因为是本地人，又没有经过国家的公开考试。乡镇企业给他提供了机会，但是他却借以寻租，土地和房产的上涨更使他可能成为亿元贪官。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改革就会扭曲。用人情、面子、关系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可以说明解释姜人杰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缺乏“利益”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就不可能理解“苏南模式”的特定社会变迁场景，也不能理解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这正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

时间过得真快。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年过去了。对这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作用应该联系各地的实际作一总结。我们在讨论企业家及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互动对长江三角洲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时，首先应明确所谓长江三角洲亦称太湖流域，通常指江南地区，明清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共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3页）。苏南仅是江南的一部分， 苏州是苏南的中心，自古以来，有巡抚等驻苏州，治理所属的苏南地区（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苏州市志》：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人口580万；其中市区面积1650平方公里，人口209万。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由于明清苏州城是多个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因此以苏州府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也包括了由上而下的3个层级，即巡抚治理下的苏南地区、苏州府以及吴、长、元三县。在这三级行政地区中，前两个地区自不必说，即使是最后一个地区，即吴、长、元三附郭县，地域范围也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因为在此范围内，除了城市地区外，还有面积更大的乡村地区。按照1983年3月1日实行的新行政建制，“苏州市”辖苏州市区及常熟、沙洲、太仓、昆山、吴县、吴江六县市；“苏州市区”则包括城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与郊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两部分。由于明清的苏州府城附郭县所辖范围还包括吴县，因此比现在的“苏州市区”要大一些）。“苏南模式”主要是指这一地区。

也许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在过去30年历程里，苏州是中国的最亮点之一，它的特殊性愈来愈被人所认识。苏州经济发展不断保持高速度，一年净增的GDP数字，以及财政收入、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早已位居长三角和全国的前列。同时，市场经济发达，经济自由，渐与国际接轨；教育、科技发展；人民自由，民生改善等。苏州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地利”，毗邻上海，由于苏州的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愿意把生产基地放在苏州，苏州各种开发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超脱一般性，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适应；贪污腐化严重，引发社会冲突 ；贫富悬殊矛盾，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环境污染。以上分析，联系到我长期调查的“苏南模式”，有许多具体问题。我们倒还不是汉人贾谊说的，“秦皇帝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只是苏州的农业和工业的转变太快了，对此又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基础。逍遥派知识分子的学究式回答，或赶潮流不能说明问题。

1962年，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文说，在田野工作这一看家本领的基础上，应对现有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和成果加以借鉴，从而达到对中国这一复杂社会的全面认识。“人类学者用以探讨其它社会的民族志方法不足以研究文明社会，因为文明社会的整体是民族志方法所无法掌握的。研究文明社会的人类学者如果想以自己发现的材料说点什么，那他就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拥有的材料是否对理解社会整体有用，或者说，是否可以将之联系到社会整体。正是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讲，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最近，我看到了昆山出版的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说这是天下文坛萃英，但还是首次从手稿整理出来。当代历史学家赵俪生高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反映的是基层意见，实为难得，可与《明实录》的上层意见、《皇明经世文编》的中层士大夫意见相比较。这种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全过程的研究，也许正与我的老师费孝通一直提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相通。就我们在苏州研究而言，上层是苏州历届领导的讲话和文件等；中层是一般的报道和书籍；下层是基层的实地调查，它最有价值，最能反映真实情况。有趣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时，说，“炎武学有本源，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未”，但“激于时事”，“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于是清代学者只能读书考证，囿于书房了。然而，现在的时代和情况不同，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强调宪法权威，特别强调要依法治国，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权力，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

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些和他们自己所宣布的规范无法并存的不纯杂质。这些杂质会具体表现成为相当分量的不公不义、无感无觉与残酷，这是社会的天性”。他又说，两句似有矛盾的话：“欧洲社会是惟一产生出人类学家的社会，而且欧洲社会的伟大之处正于此”；“西欧之所以会产生人类学家，正是因为西欧深受强烈的自责所苦，这种强烈的自责迫使它去把自己的形象和其他不同的社会做比较，希望在比较之后，那些社会也被表明为具有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或者是可以借以帮助解释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是如何从自己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 王志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508页）。

费孝通在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第一个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当时，他以为这是全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方向。后来，他说明模式分析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种分析，模式不是样板，反映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温州模式是个体所有制（《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版　91页）。现在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这也是一种《资治通鉴》呵！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对乡镇企业的变化以其局限性的了解受到限制。然而，他关于苏南模式的定义：“干部社区所有制”，实际上并没有过时。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普遍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有人说宣告了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的“终结”。其实，终结的是国家和集体企业独霸天下的局面，但是费孝通说的“干部社区所有制”并没有变。在所谓新“苏南模式”中，政府还是“强势”，大量引进外资使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外资，从长远来看，并非好事。这种“外资依赖症”的毛病，现在的苏州领导是很清楚的，应“把外向型经济与本地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支持更多的本地企业为外资配套，用外资带动民资，把提高百姓收入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且，苏州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才能永葆生机。目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求我们进一步地思考这个问题。危机会促进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危机必然会促进改革。一句老话，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决定因素是领导者的政治见识、决断、意志和担当。面对一个陈旧体制时，首先是要有一种改革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的崇高理想；同时，每一个党员都应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努力推进改革。

因此，我觉得，现在首先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1978年的农村改革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突破的过程。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等平反，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株连打击的老人恢复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这种深刻的印象是我永远不能忘的。现在继续深化改革，仍然有一个如何实事求是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传统政治体制和创造新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苏州的政治环境日益健康，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逐渐都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治是众人之事，当地领导人不应停留于政治表态，对基层的意见不应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不听。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制度的保证，制度应保证政治制度上的话语空间，当权者不可也没有办法扼杀无权者的表达权利，而无权者的话语权可以警示和制约当权者的行为。苏州改革30年来，主要方面当然是成绩，但是某些政策的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弊端或者失误，至今没有被承认和纠正。

我们这一批1968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虽然现在大多已经退休，但通过多年的学习，对学术和政治难分难解的关系，是看得比较透了。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正视现实。在未来若干年里，也许经济发展不再一如既往地保持快速增长，许多在经济发展迅速时被缓解的社会冲突、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大量新的矛盾将涌现，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守旧或创造、听话或不听话，有所作为还是平庸无为，唯才是举还是德才并举，这些老概念不能完全反映日益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需要，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有了全球化信息网络的特征。

即将枪毙的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一笔贪污8千万，总数近1亿，成为反腐败的一个大案例，传播媒体炒作姜人杰已经是够多的了，至于私下的小道消息是更多了。我是认识他的，但没有什么自己的新材料，却要写姜人杰，把他作为社会学调查的对象，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我在苏州，特别在吴江调查多年，有一些实际感受。何况，他平时自我吹嘘他是费孝通的学生，临死前还有人要拉已经过世几年的同乡费老来垫背，说是费老推荐做官的，胡说八道一气。我责无旁贷，要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要写出姜人杰犯罪的真实原因及其苏南模式的背景，从通常对犯罪高官有关金钱女色的动物性特征描绘中摆脱出来。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等报刊所谓“姜人杰的灰色轨迹”一文，提供了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据称，姜人杰1948年出生于吴江县震泽镇一个普通家庭。1984年，姜人杰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此后，他相继担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贸局主任。 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

首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本地人在古代能在本地做官，而且一直从县里做到市里吗？显然是不能的。莫里斯.弗里德曼一个外国学者都很清楚：“根据规定，县官不能是本地人，因为不允许为他自己所在的省份服务，而且他被频繁地调动。他也不期望将他的女儿嫁给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或者在他管理的地区购置土地。至少在理论上，在位期间不可能建立亲属关系，因为他不应该雇用与他衙门有关的亲戚”（《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第82页）。

“日益严密的文官制度，使各级政府首领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担任，这类父母官既受任期限制，又需回避本籍，还被地方士绅牵制，其权力远逊于古代一个小小的百里候”（《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25页）。晚清以后，一个县官不必去受十年寒窗苦，参加全国的科举，也无需一步二步学会官场的上的一套，只要视地方大吏的眼色行事，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县衙门的威信。而且回避制度已经取消，地方绅士的力量日益强大，世风日下。尤其在乡镇一级这种情形日益明显。

历史上回避本籍的规定是严格的。如我长期调查的昆山，它的历史县籍进士不断，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大批进士及第。县志记载，他们都是到外地做官。而昆山县历代县官，从三国南北朝开始到清朝宣统年间，没有本地人做县官的。祖冲之这样的外来名人在昆山还做过一任知县。自清宣统三年到1949年5月解放，昆山县历任知县、 县长的数十人中，只有一个本地人做过十天的县长，还有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也是本地人，做了一年多县长。解放以后，历任县委书记、副书记数十人，只有一位本地人做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二位本地人做过副书记。历任县长、副县长、包括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数十人，只有一位本地人做过县长，六位本地人做过副县长。就地方性而言，县一级领导中，以山东海阳县籍贯的人最多。这是由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准备的南下工作队，昆山县对口的是海阳县，所以多少年就出现这种情形。而且当时这批干部还年青，有的二十几岁就任县委书记、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本地人担任地方要职，是近代的事。但是很快地作了调整。1980年代一批优秀的外地大学生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工作成绩突出，今天昆山的良好基础主要得力于当时的班子。本地人做本地官，有的因为是土生土长出来的，特别熟悉本地的情况，而且要长期呆下去，工作是努力的，他们有关系多的好处，但同时又是坏处。而外地人，如历史上的知县往往是干几年，捞一把就走的，但是与地方上关系少，做事受牵制少。就科层制的要求来说，当然是首要着重于不用本地人做本地官，比较而言，这样产生的弊病也许会少得多。

姜人杰出事后，有的当地干部对我说了姜人杰一些好话。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且是自然的。1994年我在吴江县政府挂职时，姜人杰已经到了苏州，我不认识，但也听说过他的好话。我也相信，他在吴江工作时的表现是好的。这正是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明证。苏南在70年代初基本上还是费孝通说“乡土中国”，依附土地，自耕自食，年复一年，就地生产，就地消费。我在昆山插队，住的草棚，烧的是泥行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饭时间看太阳，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 比不上吴江的江村，他们还有自织自穿。农民不离乡土，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姜人杰有亲戚在江村），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却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格局”推演的社会关系网，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弟”；“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只是“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34－35页）；“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同上　24页）。

又据说，姜人杰“1964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到了震泽镇附近的庙港公社红心大队。1969年当上了庙港公社红卫中学的教师，后来到公社文化站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学者费孝通。费老几度到庙港考察，两次都是姜接待陪同，费老很赏识这位颇有头脑的年轻人。1982年，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这里说的姜人杰和费孝通的关系全属谎言，为此我调查了当时有关的吴江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和当时的庙港镇书记等人。他们并不讳言，是他们推荐和提拔了姜人杰，而费孝通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推荐姜人杰。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时，当时在镇文化站的姜人杰参加了统计工作，至今在江村留有一张他站在后排的照片。

注意姜人杰是被有关部门选派学习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通常不可能发生的。弗里德曼说，古代“勤奋的农家少年熟读诗书，通过刻苦的攻读和现实中少有的才智取得晋升之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68页），这是常有的事。但关键是“必须通过国家的考试”（同上　72页）。国家考试是政府统考，最低一级秀才也要由省教育长官主持，到进士一级每三年不过一、二百人，唐太宗谓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时曾有明经科是保证世族子弟参政特权的制度，但养尊处优者不可能与寒门子弟在才智方面进行竞争，即使当官，也易成为科举出身的文官或经验丰富的吏书的傀儡。

所谓姜人杰“第一名的成绩”可能只是吴江选派范围内的成绩，他是老高中生当然比较好（插队的老高中生多得很，有几个人能有这种幸运）。他去的是一种特殊的干部班，这不是公开的，人人都能通过考试进去的。不过，当时这种干部班读书还是认真的，不象现在议论很大的党校文凭和干部的学位问题。问题不在于有关教育的规定缺乏权威性，而在于党校读书的人不该享受特权 。到党校就读的大都是党政机关的干部。这种免费“学历教育”，不可能惠及工人、农民，很自然被群众看成是一种官场特权。所谓“五不文凭”，指党校中的“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可由人代劳)”、“不用私人交学费(可报销)”的文凭。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化，但还不过是冰山一角。邓小平取消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实行传统的高考；现在当公务员要公开考试，以及最近中央将党校学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这些都是进步。长达二十年多的党校学历的弊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很清楚的。只有极少数朝代当权者有过这种特权，后来也取消了。

朱维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他说，乾隆对八旗保证凡是不读书而骑射滿语学得娴熟者，自加录用。而且在官员的录用晋升方面，“不问考试优劣，不计才能高下，不管政绩有无”，以籍贯为主。“这样一来，建立在文化基准上的全部文官制度，就名存实亡了......构成这个政权核心的高级官员，有半数是按照书读得越多越蠢的否定文化标准来选拔的”，“按照文化无用论的另外标准选拔，那么自唐至明不断改造的那一整套文官考诠制度，还有什么用？当知识不再成为推动官员进取的一种力量的时候，那么各个层次的官员便会停止对知识的追求，这不是中世纪的通例么？当文化素养不再成为统治集团成员衡量人品的主要标准以后，那么连中世纪舆论也公认属于卑劣的行为方式，便会被普遍采用作为攫取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正当手段，这不是中世纪的常规么？”（《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46－47页）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科举制，不管它本身有多少弱点，但它长期实行千年之久，这一存在就说明它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稳固所起的作用。封建统治阶级靠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其自身的组织、改造和稳定。任何人只要通过县级考试、就有法律特权，免受刑杖之苦等。任何人通过省考和殿考，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教育的威望是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前提和结论都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现在看来，考试本身，如选自四书五经上的某句话的发挥等，是无意义的。但是考试前后的考验和训练是严格的，会有益于人材的选拔。而且，一个山野之人，一下子成为官员，怎么会不尽忠于皇帝呢？俗语说，“二十年风水轮流转”。还是要引用弗里德曼的话：“这一体系所提供的无论是怎样的社会流动的客观机会，毫无疑问的是，它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效机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68页）。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稳固支柱的还有绅士，即“取得帝国功名的读书人在村落社区中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同上）。这个地位与科举制是分不开的。绅士和读书人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生于绅士家庭中的人，不一定能保证成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官员和学者。当绅士的条件有两方面：继承和训练。一个家族为培养一个读书人是不惜余力的，因此一个人做官以后，有必要来报答，有必要使家里的鸡犬升天。但是几代人下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也许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大家族人口众多，也导致土地的分散。何况人事关系复杂，变化捉摸不定。当然，作为绅士的人家，官做得愈大，地位也就愈高，影响也愈大。所谓家世显赫，功名富贵。

同时，我们要指出，在苏南模式中，工农兵学员和拿党校文凭的人在领导干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可能一时是绝大多数。也许将来有机会，象1940年代潘光旦和费孝通一样对数以百计的清代官员来源作一统计，就会看得比较明白些了。如果一个大学，让许多拿假的大专或本科文凭的人当大学的领导和博导，甚至在下面安排许多这样水平的教授和系主任；而不用1980年代以来全国统考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可曾似相识的，不仅是某些大学，还有政府机关。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常用的比拟“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化较低的农民干部自然占了很大比例。苏南模式的环境也有些类似。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城市工业化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单一种植业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是费孝通从1936年江村调查以来的理想的实现。这种突起的经济对地方政治必然会发生作用，加上当时苏州地市匆匆合并，老干部大量退出，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使得一批过去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影响，不能发挥才能的人有机会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特别是大量乡镇企业干部进入苏南政府，获取一定的地位（相反，没有这种经济背景的有文化的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则困难些）；同时，随着对外迅速开放，思想教育放松，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思想和党纪教育以及政治改革，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姜人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现在已经不是《乡土中国》的无为政治时代。费孝通说，“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譬如英国有一次民意测验，愿意自己孩子将来做议员或阁员的人的比例很低。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62页）。

“1984年，姜人杰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听前苏州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科的一个同志说过，姜人杰原来议过到青年干部科工作，后来回吴江到缝纫机去了。这个厂是一个很好的厂，我去过，和我原来工作过的苏州缝纫机厂比较，它明显要胜过一头。姜人杰熟悉乡镇企业，当然也了解改制的问题。网上传他说，比他钱捞得多的人怎么办，恐怕的确是他的一个思想问题。如果他一直当这个厂长，最后改制给他，他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接班，有上亿的钱，倒是“合理合法”，而且并不少见。

乡镇企业的评价，现在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连乡镇企业的定义也被重新定义。80年代，中央发过四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这时候乡镇企业就包括，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方面。但乡镇企业主要指乡村集体办的工厂，强调的是集体所有制。苏南坚持所谓社会主义的方向，当时大出风头，屡出高官。温州就不是这样了。然而，1997年，相当多数的乡镇企业面临亏损和改制的双重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开始从地域上来界定乡镇企业。只要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就是乡镇企业。不过，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明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复杂认识过程和新的难题。苏州市统计局的年报上已经没有了“乡镇企业”这一栏。 90年代，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完成所有制的改革之后，这种称谓实际上成了历史，可是有些人还是讳忌太深。

苏南模式的变化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变化，它是中国农村改革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个变化比较1980年左右农业上的生产责任制的变化，远要深刻得多的变化，因为这是从集体经济为主到私营经济为主的变化，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这个问题谈得较少。实际上，这是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前途问题。 各地政策不同，应因地制宜。但比较而言，1980年前后，全国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政策；后来地方的政策自主性较多，有时连苏州市实际上也不了解县里真正在干些什么？少争论，只干不说，成为似是而非的理由；或者会议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完全是两回事。这给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历史上，一方面是“异军突起”，这是从邓小平开始形容乡镇企业最多的字眼。乡镇企业不仅解决了大批农民就业的问题，而且在当地的GDP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似乎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不但可以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甚至开始抢人才，抢技术。乡镇企业的利润，不仅对当地的经济、教育、卫生和城市建设有直接影响，而且和市、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都有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一个附庸，甚至有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库。由于产权不清，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向它伸手摊派，企业负担很重。1995年和1996年苏州市的乡镇企业产值利税率、资产利税率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亏损企业和亏损额不断上升。而且，出现一些亏损大户和大镇，已经走入死胡同，靠自己已经很难了，除非是卖工厂。

我们深入到下面自己熟悉的点上去，问题就更突出了。吴江的江村是费孝通教授60年来一直调查的地方，号称全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仅1996年有关的数据，实际上都是假的。细心人一看牛皮就可戳破。什么产值几千万，效益几百万，利润倒只有几千了。还有多少债务和利息没有算进去！江村的丝织厂承包给私人了。本村女人大多到外面去做工，到浙江的个体户厂里去，工资可拿800元左右，比村里工厂拿400元左右要多。镇上的支柱金蜂集团是从江村的缫丝厂发展起来的，一直很顺利，但现在也很困难，结果“改制”了。农民对本地的企业已经没有多少感情，异化了：对个别发了横财的干部是一肚皮的气。当然大多数村干部也很老实、很清苦。我很理解他们。乡镇企业神话的光环照耀了20多年后，它的光辉慢慢地黯然失色。

外因是宏观环境的变化。当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基本取消，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上升，私营经济的冲击等。特别是由于上面要求高速发展的压力，盲目上马，又不择手段地借债；为了保证上面和职工的分配，挖空企业积累；产值第一，造成产品积压和赊欠。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容许大量地投入资金，搞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来发展经济。这主要是靠银行的低息贷款，而银行所做的主要事情也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据说，以前有些企业的偿还贷款能力70％是来自国家的优惠政策，30％才是自身利润的积累。在前几年银根紧缩的情况下，苏州等县市仍然坚持固定资产高速度地发展。尽管当时高投入与高产出之比也是不那么协调，然而气候一改变，反而占了便宜。所以群众说，“能借到钱是本事，赖着不还钱更是本事。”但是客观形势已经改变。老办法、老经验，实际上行不通了，而且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与中央宏观政策顶牛的印象。

内因是浮夸、虚报、冒进的老毛病，以及严重的贪污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主要作用，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这个尖锐的问题谁也无法回避。

历史的阴影也许可说明更深层次的内因。苏州的历史特点是地方势力强大，“江苏风俗奢侈浮华”，“钱粮历来不清”（《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206页）到清初大搞了一下，但后来又死灰复燃。直到“清朝一倒，万事自好”（33页）还是一种政治的幼稚病。“大商人利用政府大开卖官鬻爵门路的机会，捐班行贿，以官护商，靠包揽专卖，盗窃抢救国库等手段发财”（《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35）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回忆录说，对别人的“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已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前言》）。但就是他自己在这本书里吹了牛皮。他说，邓小平同志来苏州，听他汇报时，无他人在场。他乘机告了状，说江苏“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1979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惠按：所谓产值指标在当时已是经济泡沫）。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1位。以后也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许家屯回忆录》7页）。但“几个反对我的老人，指责我‘日子才好过几天，又搞浮夸’，‘只顾自己，向上虚报邀功，不想全省的日子怎么过’，把我说成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我压力很大”（同上5页）。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这几条就了不起呀！”邓小平赞扬的是苏州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变。许家屯在海外说，邓小平的讲话是他当年的汇报，联想到他有关乡镇企业是“开关厂”的说法，反映了他的投机心理。许家屯一时连小平都骗了。而且，许的一个儿子的因经济问题被捕，在江苏影响极坏。这种风气带坏了许多人。腐败问题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一些乡镇企业垮台的主要内因。最后许家屯还是叛国出亡，身败名裂。

乡镇企业最大的先天不足是社区干部所有制，使得农民实际上对集体产权没有任何支配权。一个镇的大权是在党委书记等少数人手里。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不妥当、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领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8－329页）。

也许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杨小凯的话，“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不仅是“村村办厂、队队冒烟”，简单化和分散化的吸引上海的工业转移，污染了环境；而且“干部社区所有制”决定了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二位一体，书记兼厂长。真有些好笑，自己受到批评，所谓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的同时，却不许农民搞个人合伙企业，说是“资本主义”。请问，三年自然灾害时，死了多少人？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凡是和农民对了干的时候， 就要出大问题了。农民对乡镇企业，从关心到不关心。以江村为例。负债谁来还？不还，有的金融部门不答应；要扣，扣得无为生；干部负盈，不负亏，一走了之；农民走不了。再说，1957年前，农村也有股份制，高级社以后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了。农民又一次地被刮共产风，刮掉了集体的公共积累。据说，当时“苏南乡镇工业积累的集体资本，约在1000亿元左右”，流向何处？

正当苏南乡镇企业发生很大困难的时候，“温州模式”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一时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要正确地分析乡镇企业的变化，找出和浙江的差距；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加快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等。过去江苏总以为乡镇企业是天下第一，浙江是小敲小打的个体户，怎么比得过？今天不同了。

据称，“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主体多元化。具体地说，到1999年底，全省乡村集体企业改制面达92.4%，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结束，大中型企业的改制面也达52%。在实收资本中，非集体资本占的比重在52%”。请注意，这是关键所在。这种改制后的企业称混合经济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归类于乡镇企业。而过去乡村集体企业才称为乡镇企业。“1999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净增225.7亿元，其中个体私营企业净218.1亿元，占96.6%”。又说，“个体私营企业在乡镇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40%。在52%的大中型企业的改制面中，运行机制不够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新的精神是“认识上放胆、放心，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宽、放活”，“2000年要完成全省的大中型乡镇企业的制度改革。 要改得使非集体资本的比重超过60%。大而亏的企业，在妥善处理债权债务的前提下，果断地采取破产、拍卖、兼并等方式，尽快盘活存量资产。内部股权比例上，除大而盈利的企业外，一般由经营者控股”。又说，可将一部分资产归职工所有，由职工股东大会决定分配方式；大中型企业一般不以“零资产”实行转让，资不抵债企业可以通过剥离债务，使企业出现一定数量的“净资产”再转让；力争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经济总量和占乡镇企业的比重（三年后达45%）能够达到或接近浙江、山东、广东的水平。

这些仍然基本上是技术操作性的报告。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至少必须注意二个问题：

一、为什么江苏的改制工作会拖到这个地步？是早就应当做了，还是目前迫不得已？有人说，苏南的产权改革应1990年左右进行，被推迟了5－10年。苏州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亏本，资不抵债，影响到农民的生活，以市委农工部75％的负债率推导，也许即可明白。实际上是债务危机引发了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集体资产流失严重，试图通过老百姓的集资来弥补，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使得集体经济接近崩溃，改制成了惟一的选择。“苏南改制显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有改制，多种经济成分的力量才能调动起来，这一点不能因为存在不公正问题和不完善问题而被质疑”（ 2002-5-20 苏南改制的前前后后 新望 北京中评网）。

二、改制就会有流失，但不改就会有更多的流失。但不能否认，党内严重腐败影响到社会的公正分配。以兼并、拍卖、转让、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了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制，近千亿元集体资产重新分配，这是有序或无序的撤退。有的地方将私有化作为解决税收的惟一重要出路。有些干部私利当头，缺乏法律规范和监督机制，变本加厉；而且，群众无发言权，有些干部清产核资时串通有关部门，在资产总额、资本利润率等方面弄虚作假 。一只是政府行政的看得见的手，另一只是家族等社会网络等看不见的手。办法之一是制造虚假信息，企业资不抵债，但政府和银行不得不为之负责，并且无利可图。似乎没有价值的企业财产，在交易中没有多少价值，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正是大可做交易的时机。谁有权参与决策？只有极少数人。有时甚至是定进度、压指标、甩“包袱”。有的工厂有的是非要原厂长吃下来的，不能让他一溜了之，否则要动用检察院了；又强迫群众入股，否则让职工下岗；另外的一种情况是改来改去，总是在原有的厂长经理的家族朋友的圈子里转？有多少中央大员来考察过的大工厂，怎么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流失到这样少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逃避金融债务，化公为私，无偿分给个别人。这种风气不是一纸空令就可以制止的。

苏州改制，从乡镇企业到集体和国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秘密”状态下改的，这些有关的人一夜间成为千万、亿万富翁的人，大有人在。社区干部所有制是不是正变为社区干部及其子女的所有制？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干部子女有没有特权？如果有的话，新的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利用权力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你有什么办法？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说军队干部子女不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是一下子就做到了。

先富起来的人是谁？是农村干部和个体户。比较以前的大锅饭，“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是一种进步。它的激励作用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并不说所有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但在1980年前后的包产到户中，并没有这样的分化，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乡镇企业兴起，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示弱或新的控制方式重建中，发生了分化。有些地方官员与“农村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升官发财，实惠很大，而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孤立无援。这是历史的必然吗？问题是这样一个“农村既得利益集团”能否促进农村的民主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看来，这个集团中许多人没有文化、低效率的工作经验等经历都使人不容乐观，倒是拉关系、吹牛皮的老办法，令人“敬佩不已”。

管理层不公正地买断产权，实现私有化，即使有助于社会效率在一定时期的提高，但从长远来说，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平等，为社会的正常发展可能埋下了动乱的火种。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不是毛泽东纯粹个人的行为，它也有一定的基础。当时，有农民对1960年困难的回忆，对干部特殊化的批判，都是证明。苏州目前的许多困难就是由于当时的改制。这是现在的实际！据银行的人说，一下子有关账目的情况就变了，从银行可查出许多真实数字。报纸上有俄罗斯总统普金以侵吞国有资产罪捉拿某报业大王。中国将来来会不会在改制上“翻烧饼”呢？

这是一个眼皮底下的教训，但这不妨碍我认为目前的主流还是一个进步。苏南经济的发展形势，热气腾腾，未去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开发区不断发展，如松陵开发区与吴县市接壤，盛泽开发区扩大，我都不认识了。东方丝绸市场的作用很大。盛泽开发区一窝蜂，都说风水好。2000年左右盛泽镇出现一批亿万富翁,还有三个有二十几亿左右资产的亿万富翁，据说其中还有一位是江苏首富；千万富翁总数有几千个。我刚认识的一位。他脸色红润，充满自信，和我说话时直来直去。个体户不怕说自己有钱，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盛泽镇就是在2000年左右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

上述的苏南私人资本积累与迅速扩张的冲击，对人们不免产生诱惑，姜人杰及其儿子眼看着大量个体私营业主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心理不平衡、行为扭曲是可以理解的。传说，姜人杰得知可能判死刑时，说：“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这不是一句偶然的话,反映了历史和当前时代的某些特征。

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结果是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激烈地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所得征地补偿费可能不足以安度余生，这正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收入， 用地违规，甚至是政府炒地。通过土地的有偿出让，确实为城市的发展建设积累了部分资金，但不断产生大量的房地产泡沫。权力非法干预土地问题，同时又没有很明确的亲属回避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很多贪污问题都是从审批权产生的。

问题还在深层。这次上海社保案是由苏州一个乡下人张宏坤牵出来的。陈云老早就说过，“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方，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陈云文选》1956－1985年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277页），真是有远见了。现在到处说，苏州没有象上海那样的问题！这要如何看？其实，上海的问题从来都是千丝万缕地和苏州联在一起的。苏州和上海的关系特殊，文革中造反派结在一起，老干部也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当时我在上海，去一些老干部家串联过，他们的子女也来过我家，如当时所谓上海“最大的走资派”陈的大儿子），后来乡镇企业和现在生意经也结在一起。上海社保案中一关键人物是苏州农民，决不是偶然的。又如“陈良宇明知其弟陈良军不具备土地开发的资质和条件，为徇私情同意有关部门违规为陈良军征用土地，导致537亩土地被征用，其中183亩系由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陈良军最终违规获得354亩土地使用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441万余元。后陈良军将其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非法获利人民币1.18亿元”（披露陈良宇案在津审理相关内情 　2009年02月16日 　新华网天津频道 ）。 这种类似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正是一种“先进性”诱导，并且导致社会结构的恶变，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2001年2月，姜人杰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我想，姜人杰可能自以为他真正敛财的机会终于到了。

苏州地产此时正值高速发展，苏州城市用地的出让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将原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出让的做法，转变为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以招标拍卖或挂牌交易的方式供给，建立了统一规划用地、土地储备收购、土地市场交易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供地制度。苏州的拍卖地块在不断地向城市周边扩张，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8月底，从实行土地挂牌拍卖以来，苏州已出让经营性土地1423.14万平方米，合计成交总价300多亿元人民币。2001年苏州的房价平均值还只是1700元／平方米。以后苏州的房价也直线上升。姜人杰力挺房价，“政府是不会让房价走下坡路的”。

这里有多少巨大的利益、天文的数字！比姜人杰搞的钱多好几倍，只要“合理合法”，你也无可奈何。不过姜人杰创纪录的单笔受贿8250万是清楚的，它来源于土地置换。一般说，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姜人杰手上特批的权力，可将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可以相差10倍甚至20倍以上。如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价格在每亩15万元左右，而商业用地则可高达每亩300万元以上。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姜人杰事发的直接原因，是福海拍卖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来源有问题，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正是姜人杰的儿子姜荑。据说，到2004年4月，福海拍卖行的业务总量为8个多亿(按5%佣金计，收入可达4000万)，而苏州市拍卖行业一年的业务总量也就20个亿左右。福海拍卖行拍卖的无一不是政府与国有资产。姜荑好大的“本事”，不靠老子是副市长？但我认识的许多苏州市地市级的离休老干部（1953年左右的苏州市副市长的任命是周总理发委任状的，他们这些人在原岗位上一干就是多年，很少有升迁的）的子女 ，只是在做一些普通工作，有些还下岗，真是没有“本事”了。

至于说到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和古城保护、交通城建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主要责任不在姜人杰。当时为世界遗产大会，姜人杰曾两次到政协主席会议上汇报，我当面提出过不同意见，有关世界遗产大会建设项目的作用是有限的。至于，姜人杰说苏州市“经营城市的有益探索”，“经营城市的核心就是要有效地利用城市拥有的多种资源，使之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是含糊其事。什么是真正的生产力？是不是破坏古城、卖地，才是“有效地利用城市拥有的多种资源”？在苏州城市建设和古城大规模改造的加速过程中，要不要真正地按照1982年国务院的批复，全面地保护古城？这还是小平和陈云同志做了批示的。在苏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中央重视过的例子。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那么苏州古城就会比周庄、同里更好，更有价值。但以后有严重的失误!例如，干将路完全没有按照1982年国务院的批复的规划来做。全面破坏苏州古城，拆老房子，开大马路，建高楼，开汽车，停汽车，人愈来愈多，搞得现在城内走路都难了，只要你在大街小巷转，这样的感觉是愈来愈强烈了。地产商在利益驱动下纷纷涌进苏州古城，加剧商业开发，到处乱搞，一发不可收拾！但这些几乎是公开的错误，还是没有人管，至今如此。不知何方神圣，居然能近年在世界遗产艺圃的西边盖了两栋大楼，破坏了周围的环境！

尽管苏州市早有类似的规定：“全市干部不准插手经营性土地出让、建设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等重大事项的正常进行；不准以任何名义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利用权力为配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牟取私利；不准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并借机敛财；不准用公款相互宴请，大吃大喝”。但是，诚如有人感叹的，“城建和交通像两个黑洞，多少官员被吸了进去”，“他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城建投资从 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苏州房地产开发热同样达到了一个高潮。苏州房价逐年上涨:2001年平均值还是1700元／平方米，到了2003年，市区房价已达到3700元／平方米，2004年更涨至近7000元／平方米。“有权不用，过时作废”，姜人杰为什么不干一下呢？

姜人杰不懂社会学。其实，米尔斯（Mills，Charles Wright）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早指出，“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受工作、家庭与邻里具体背景的限制”，而且会觉得越了解，“似乎陷得更深”，“造成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的，就是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结构中出现的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与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 陈强, 张永强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1－2页，2001年）。

通过姜人杰的考察，可以说人情、面子、关系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如果缺乏“利益”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就不可能解释当前“苏南模式”的特定社会变迁场景，也不能理解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的关系。“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然而，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他们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一般不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归因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大规模起伏变动。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 （同上）。　

回想2004年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执行中纪委给予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时，李源潮说，“全江苏的党政干部都要引以为鉴。江苏的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是好的，是廉洁自律的。但徐国健案件的发生说明，任何党政干部不论职务多高，不论出身多好，不论过去有什么功劳，只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偏差，在思想做了名利、地位、金钱、美色的俘虏，就会经不起长期掌权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就会经不起各种腐朽思想和事物的腐蚀，就难免掉入腐化、腐败的泥潭”；“李源潮最后要求，全省要以查处徐国健案件为契机，从教育、制度、监督入手，全面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坚决防止以权谋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制约领导干部的用权行为，坚决堵塞发生腐败的漏洞，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做到教育在前，使干部不想腐败；约束在前，使干部不能腐败；监督在前，使干部不敢腐败，保证江苏的党政干部队伍是一支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党和人民信得过的队伍”（ 2004年11月30日人民网时政各地要闻 　《新华日报》沈伟 金伟忻 ） 。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正是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