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协调”“包容”，陆家嘴“自以为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浦东陆家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如果说，1930年代的外滩变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那么，跨入二十一世纪前后的陆家嘴变化是否也能体现上海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毕竟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远去，上海需要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
问题是，能从陆家嘴的发展中找到和发现今天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吗？
对陆家嘴巨变的感受，已经被传媒统一到一片赞叹声中。但我的感受是陆家嘴远不如外滩赏心悦目，也许，作为一个“步行族”，对陆家嘴的感受与“车行者”有天壤之别，也可能，外滩老建筑富有韵律的美已经镌刻在我生命的底板中，——从小，我是听着外滩钟声长大的。
好几次，我走进陆家嘴象走进了迷宫。到处是楼，楼像是扬手撒种满地长的庄稼，“走路”就是在围着楼群转圈圈。一幢幢摩天楼占了地盘就急于长个，先还收敛着肢体，等冒出地面二、三十米，就跳开了空中芭蕾，“迎风展翅”、“倒踢紫金冠”，一个个将自认为最美的姿态亮相、定格。在这千奇百怪、座落得没有章程的摩天楼之间走路观景，我想到了当年大世界的“哈哈镜”。
如果从外滩望陆家嘴，那密茬茬的摩天大楼像满满的一车子人挤得前胸贴后背，还要伸长了手去握拉杆。可惜了气度非凡的88层金贸大厦，雍容和尊贵都被挤没了；崭露头角不久的目前国内最高建筑环球金融中心与金贸并立，单看很势派，但从外滩方向远眺，却象硬挤到金贸旁的调情的——“前卫”的建筑变个角度看往往会“走味”。
看来，陆家嘴是有意不与外滩一般见识。外滩的每一幢楼都左顾右盼，唯恐与左邻右舍交不成友（只有沙逊大厦蛮横地不让中国银行超过自己）。陆家嘴几乎每一幢楼都表现出要压人一头。
外滩是“协调”和“包容”的， 陆家嘴彰是“自以为是”的。
“协调”和“包容”，这正是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经济、上海的文化，反过来说，1930年代 上海的经济、上海的文化也反映 “协调”和“包容”精神。
那么，“自以为是”，能说是体现了今天上海的时代精神吗？
七、八十年前的“协调”“包容”给上海带来了什么？
七、八十年前的“协调”和“包容”给上海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空前的繁华。
繁华是“打造”不出的。景观可以打造，繁华不能打造。远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岗茨坪，早被上海人用景观灯打造出了个美仑美奂、似梦似真的人间仙境。但无论如何也打造不出井岗茨坪的繁华。
繁华是某个时段某个地点社会经济生活的集中反映，繁华是要先决条件的，而人气就是繁华的先决条件。一个城市的人气怎么来？靠众多的“行业”将各方人聚拢来，人聚拢到了一定规模，“人气”就形成了。这时，就要讲究“协调”和“包容”，没有“协调”和“包容”，人气聚拢了也会散掉，有了“协调”和“包容”，人气不会散，各业都会繁荣，这样，城市就繁华了。
上海1930年代的繁华程度为亚洲之冠。赢得这个桂冠光在人口发展上就做了80年的铺垫——1852年到1890年，38年间上海人口年增长率是11‰，同期全国人口年增长率只有0.6‰，1890年到1927年，37年间上海人口年增长率高达32‰，超过1950～1975年现代世界人口增长31‰的水平。到1930年，上海已经是有着315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了。而这315万人中，上海籍贯的只占14%，近邻江苏浙江籍占了42%，其余各省要占56%，可见，早在1930年，上海就已经是“全中国人的上海了”。
全中国人是怎么聚到上海的？靠“业”来聚。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兴起带动百业兴起。光是各种行业的同业公会数量，工业类有40个，商业类有196个，几乎囊括了所有商业和工业、手工业行当，连鸡鸭业、猪油业都有同业公会。行业多，就业机会和选择就多，经济活动就频繁，人际交往就密切。1936年，上海公交乘客人次达2.36亿，“黄包车”的全年载客量更高达5.76亿人次（《上海市年鉴（1936下）》，乘出租车已经普及，百来家出租车行拥有一千多辆出租车，平均日出车3.6万次，全年载客1300万人。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竟有5.76亿人次乘黄包车的需要、2.36亿人次乘公交车的需要，可见这个城市中涌动着的活力！1930年代的上海是开放的，对一切人开放，无论穷富；同时也能容忍棚户区和滚地龙的存在，因此贫苦少技能的外来农民才能进城就有活可干，才能在上海立脚生存，那时光上海的人力车工人，就有10万之众！
就业面广了，消费就跟上了，工资也水涨船高了，1930年代，上海的工资水平平均要高出北方工人近一倍，这极有利于适龄劳动人口汇集到上海这个城市， 1936年时，21岁到40岁的年轻型人口要占上海总人口的39%，41岁到60岁占20%。61岁以上仅占3.2%。这样的人口结构，时刻准备着为这个城市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个城市就很有朝气。当然，这也造成了上海居民在居住上的大困难，然而，在上海谋生的人却宁愿爬搁楼住亭子间，就算“螺蛳壳里做道场”也与这个城市不离不弃，因为这个城市的繁荣是各行各业的繁荣，这种繁荣给人提供机会，让人看到希望。
人，凡是能见到机会、看到希望，就肯付出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上海人”在无意识中都在齐心协力为这个城市争光，多少蜚声海内外的上海名牌产品，就是那个时代打造出来的。那时的名牌都是因店因厂而“名”，只要提起这些厂名店名，上海人就知道是“买啥的”、“有啥特色”，拿“吃”的来说，到“邵万生”买宁波咸鲞，到“冠生园”买广式话梅，“三阳”的咸奶糕、苔条月饼很出名，“泰康”的饼干是拳头产品；天厨厂生产“佛手牌”味精， “金钱牌”热水瓶厂出搪瓷铁壳印花热水瓶、五和厂的鹅牌汗衫细薄滑爽，章华厂的章华呢绒做西装大衣笔挺笔挺……，老上海谈起这些如数家珍，“牌子货”融入了普通市民生活，消费“牌子货”也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道风景、一种心境。
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倒真的是普通人的上海，是平民化的上海，是真正“工薪阶层”的上海——没有一百万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没有三百万普通人衣食住行多元化的需要，这个市场光靠金字塔尖上少部分人的消费是兴旺发达不了的。当时上海光产业工人的人数要占到全国的30%，产业工人既是上海居民群体的主要职业成分，也是上海市场消费的主力军。“十里洋场”果然繁华，但是，繁华是要根基的，能满足多元化的大众消费就是繁荣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繁华”只能靠妆点。今天不是要“启动消费”吗？三十年代的上海能给我们以启示。
那么，今天的上海、高楼大厦幢数比三十年代多出一万四千倍、户籍人口近1400万的上海，怎样才能可持续地繁荣下去呢？
数字说话：1930年代的繁荣为何难以复制
“怎么，你对上海是否能持续繁荣下去产生了怀疑？”
是的。
第一，上海的人口发展已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口替代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三十年后，上海不得不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到2007年，上海户籍人口已经连续十六年负增长，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占21%，18岁到34岁占24%，17岁以下只占11%。目前上海离退休人员已经有320万以上，本地户籍的在岗职工只有260万左右。2007年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总额是488.5亿，超过沪籍在岗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半！这一连串数据，向人们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最大城市的已经面临人口替代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可发展的需要。
第二， 为了“让城市更美好”，上海人失去了正常就业环境。
上海城市无节制的改造动迁，直接破坏了居民正常就业环境。城市当然需要变化、需要改造，但这种变化和改造，要以人为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固然不错，然而，对“美好”的认识是否统一了呢？老百姓认为就业问题最重要，就业有保障，生活才能美好；如果把打造景观城市当作了“美好”，老百姓就“没好”了！平心而论，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头三年，城市美了，生活也方便了；但是，自从立志要将上海建成“橱窗”和“景观城市”，“让城市看上去更美好”成了城市改造的动迁改造的唯一目的。这个目的使得上海付出了伤筋动骨的代价，“百业兴旺”不再，只有少量“支柱产业”在支撑着局面，而房地产业不幸成了“支柱中的支柱”——2001年～2003年，房地产业的新增固定资产占全市新增固定资产总额的47％、2004年～2007年占41％！中国的最大城市连续多年把将近一半的投资都花在造住宅上，却忘了住在房子里的人需要生活来源、需要有活干！在远郊象征性划几个工业园区，本不可能解决中心城区几百万居民就业问题，这其实谁都心知肚明，却偏要这么干下去，上海，就业能不难吗？
2007年上海有在岗职工475.5万，这475.5万职工中，上海户籍人只占一半，因为这其中包括了来沪在“单位”正规就业的农民工220万（按照2007年上海农民工工会会员人数计算）。475.5万在岗职工减去219万外来农民工，剩下256.5万人就是本市户籍人口的在岗职工。上海有1379万户籍人口，最有职业保障的在岗职工只占户籍人口18.6%，这怕是上海开埠以来就没有过的吧？当然，连同外来的集市摊贩、废品回收人员算在一起，上海的“从业人员”总数号称有909万，909万“从业人员”减去475.5万“在岗职工”，剩下433.5万，这433.5万人中也只有一半是上海户籍人，于是，上海本地的就业者就分成这样两部分： 256.5万相对有保障的在岗职工，200万左右朝不保夕的“就业人员”。需要强调的是，上海离退休人员是320万！
外来农民工在上海在岗职工队伍中占了近一半，这决不能理解成是他们抢了上海本地人饭碗，因为农民工中的“在岗职工”的工作地点，大多散落在上海陆上5400平方公里外围的远郊工业园区，而几十年来“上海人”经济活动的主要范围都在不到3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衣食住行各方面因素决定上海人去远郊工业园工作的概率不会高。外来民工就是这样填了上海远郊工业园岗位之“缺”，成为了上海的“在岗职工”。他们为上海的“在岗职工”贡献了“人数”。
第三、大动迁泄了城市的“人气”，伤了城市的“元气”，只留下曾经的繁华记忆。
大动迁切断了城市各业之间筋脉血肉般的联系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也泄了百年商业城市的人气和元气。曾经与南京路淮海路齐名的上海“三街”之一的四川北路购物一条街，八、九十年代以“工薪阶层的购物天堂”著称。“看看逛逛其他路，买卖还到四川路”不仅是广告，更是上海市民乐此不疲的选择。四川北路一改造，人气改造没了，生意改造走了，现在四川北路的街景，还比不上一个地级市。
老西门的改造也同样如此，这个老城厢的西边门户曾经人口密集，几百家商铺集中在此，白天人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这里有百年饮食老店乔家栅、大富贵，全国首个中老年服装商店“全泰”、 以经销各省省版图书为特色的大型书店、还有搬迁来的冠生园食品公司等。在八、九十年代，老西门的商业规模一度超过徐家汇，但是九十年代的市政改造，使得老西门商圈在2000年的营业额比改造前减少了一半，人口减少四成；再经历了2005年左右的又一次大动迁，如今老西门已经变为高档楼盘林立的“高品质生活街区”了！自然，从前熙熙攘攘的过着“低品质”生活的人流就不会再现了。
那么，南京路淮海路应该生意不错吧？一个商业类上市公司老总酒酣耳热后吐露真言：“做柜台生意是不赚钱的，就靠租楼填亏空，哪一天楼面租不出去，就死定了！”
现在最能代表上海“人气”、造就上海“人气”的，还数300万“退休一族”。他们活跃在各个居民小区，是最庞大的“休闲群体”。退休族早起打拳舞剑，然后上菜市场，买完菜到股市“上班”，下午晚上看看电视叉叉麻将，周末到街头跳跳舞。按揭了两三套房的靠着租金过得更滋润。他们的养老金总额已经与这个城市的在岗职工收入总额呈鼎立之势，好些拿退休金的老人已经成了未能就业儿女的提款机。
老人们生活得很潇洒，因为时代在前进。不过，当一个城市不再创造财富的老人收入总和已经与在岗职工收入总和呈鼎立之势，这个城市被“看好”的理由已经很牵强了。
我在“世纪广场”发现了繁荣不再的原因
那天，我站在“浦东新区政府行政办公中心”正门前。
我与“浦东新区政府行政办公中心”是“老相识”了。我1994年就在离此不远处参与基本建设，1996年时我看着她开工奠基。那时这一大块属于“花木乡”的土地还辽阔得一望无际：中央公园（如今的世纪公园）刚刚在建，地铁二号线要一年以后才动工，世纪大道和上海科技馆连影都没有。
今天，我想到那32级台阶高的一楼大厅边上站一站，“居高临下”欣赏一下周围风景。
但我被半人高的铁栅栏挡在了高高的台阶外面——办公人员也是从边门进出。
既然连台阶也上不去，那就先打量下这幢建筑。
主办公楼是圆筒状，高128米，直径约有三十多米，敦敦实实平地拔起；外挂银白色玻璃幕墙，线条刚直，仪态威严。面向世纪广场的正立面约330米，与北京人民大会堂正立面等长。不过这里的正立面建筑除了主办公楼，都是只有五层高的裙房，裙房还被广场外围高大的绿化树丛“屏蔽”着，并不张扬。
128米高，只相当于30层左右的商务楼，这种高度的建筑很普遍；建筑物自身也没有刻意张扬，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气势无比！
奇怪，这个“气势”到底体现在哪里？
我围着世纪广场也围着新区政府行政办公中心走了一圈，凭着从事了十年基建工作的经验，我明白了！
道理很简单：这幢并不很高的楼之所以给人“气势无比”的感觉，是这幢楼的前后左右太“留白”了！
整个“浦东新区政府行政办公中心”的建筑群占地面积，足有8万平方米。比两个太和殿广场的面积还大，也相当于四个外滩公园。在“办公中心”后面，是6万平方米绿草茵茵繁花吐艳的地下停车场，这个附属设施将“办公中心”与“后面方向” 的建筑距离拉得更大；办公中心的正前方，就是世纪广场，这里属于世纪大道的末端，总长约一公里，通向世纪公园。于是，整个世纪广场，就是政府行政办公中心的“庭院”，这个“庭院”，近二十万平方米，差不多是天安门广场面积的一半！
离“办公中心”方园一公里范围内的建筑物都是“矮化”了的，唯“占地”可以足够大。譬如与“办公中心”隔着条北边马路的东方艺术中心、隔着条南边马路的少年宫（包括图书馆）以及停车场边上的浦东展览馆，占地面积都足有3～4万平方米，即都相当于太和殿广场的面积，而最高的建筑高度却只有35米；与“办公中心”遥相对的上海科技馆就“单体”而言是个罕见庞然大物，光是背立面的弧线长就达500米（与天安门广场东西向的尺寸相等），正中的巨形椭圆透明球体高42米（是北京前门城楼的高度）；这样的建筑在平地上施工都是高难度的，而科技馆硬是掘地8米以后才往上造——整个椭圆形球体大厅和入口处是建在地下7.2米处。42米的中央大厅有7.2米 是“长”到地下去了。看来，科技馆的“矮化”似乎有点不惜代价。
周围所有的公共建筑都得“让”出高度来，这样的楼，能不气势无比？
现在，我想象我是在办公中心二十二层的最高处，透过落地大玻璃窗，向下“俯视”。我“俯视”到了什么？我看到我眼前的世纪广场不过是政府行政办公中心前的“桌案”，世纪广场上用大弧度的玻璃罩住的两个地铁出口像平地上升起的两弯弦月，被碧水托着。白天，小桥流水、新月般的地铁出口连同活动着的人，该像是“桌案”上的盆景和小摆设。夜晚，两弯“弦月”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就象两枚白金钻戒，嵌在波光粼粼的水晶盘中……
我“俯视”到被誉为“蝴蝶兰”的上海艺术中心。有个网友形容她是“一尊冷漠的无脑的半身胸像”，有些刻薄，但从平地上观上海艺术中心，这个比喻很形象。特别是在艺术中心大门前很难取景——这里是先“胸”夺人，还是穿着“盔甲”的胸像——大块大块灰绿色钢化玻璃用墨绿色胶粘结起来，象极了“盔甲”。我曾经疑惑，那个“蝴蝶兰”在哪里呢？但现在我是在“俯视”，我能看到美丽的“蝴蝶兰”。
占地面积相当于6个上海大剧院的上海科技馆，是如此玲珑剔透。她不显山不露水地俯伏在那里，只为展示充满动感的晶莹璀璨的屋面——设计师诠释：屋面，是科技馆设计的基本主题。如果问有什么建筑的“基本主题”是围绕着屋面开展的？请看上海科技馆建筑！
上海科技馆与办公中心处在一条中轴线上，科技馆建筑的长度就是办公中心建筑的长度。此刻，我想象着我在“俯视”这个不同凡响的屋面，她是大桌案上的一件文具，上有地球仪——那是球形动感影院，也有搁笔架——那是轻盈若飞、如五个蝉翅一排抖开的右屋面。
这里的一切，在“俯视”中才能展现出最美最美的一面！
我一点都不奇怪！
这里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构件，所有的树木草地花朵，都先是微缩成精美的模型放在沙盘上，先请人来“俯视”后，才有今天的“实体”。
有资格俯视沙盘俯视真景的，都不是等闲者。什么建筑“准生”，什么建筑“不准生”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也还是他们在选择和决定：什么“业”可兴，什么“业”可自生自灭。
多数人因此就没有了择业的自由——在少数人的选择下，“业”越择越少，你还择什么业？
所以，今天的大多数人没有了1930年代拉黄包车的自由！但不让拉黄包车是振振有词的：拉黄包车有损市容，不人道，你们干别的吧。干别的？那只能奔“支柱”而去，人们就蜂拥奔向“支柱”。最后，只见“支柱”，不见“被支柱”，一直到“支柱”已经支柱不起饭碗。
我向着128米高的气势无比的主楼高高仰起了头。从方墩墩的裙房中直升天空的巨大圆柱，多像一柄权印！扎扎实实地摁在方形的印盒里！
能“出让”些选择权吗？我问，向着苍天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