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覆灭，更多人看到的是政治家和军人挥斥方遒，但当我们深入历史细节，会惊人地发现存活了200多年的清帝国竟然会在一场铁路国有化中瞬间崩盘。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这时候，立宪运动搁浅，社会矛盾极端激化，革命党人四处暴动，各省军阀心怀鬼胎，大清帝国宛若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历史的讽刺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人，居然就是过去40年间一直为朝廷打造实业基石、期望以此名垂后世的盛宣怀。
其事发端起于铁路之争，这跟盛宣怀历来的国有化理念密切相关。
铁路国有化是“误国首恶”
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它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他的逻辑是，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而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则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所以，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修筑铁路，同时密切关注各条铁路的权益动向。在投资理念上，他的想法是：如果国家有钱，就坚决国营投入；如果没有钱，就只好引进外来资金，但宁可借款也不出让股份；如果借款，宁借外债，不信内资。
1897年，英国公司提出修建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盛宣怀认为这条铁路线至关重要，如果路权为英国人所得，“恐从此中华不能自立。”然而，他又实在拿不出钱来修建，于是，他提议向美国财团借款兴建，由他领导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其纲领”。在他的主持下，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草签《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400万英镑，年息五厘九，铁路财产作保，借款期限30年。1899年，合兴公司代表来中国议立正约，并提出在韶州、衡州、郴州等处开矿，引起鄂、湘、粤三省地方不满。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出面干涉，扬言粤汉铁路“美国必办，断不能让他人”，于是在1900年7月，盛宣怀与之再签《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续约将借款金额增至4000万美元。
盛宣怀的这一决策，被民间资本视为“出卖国家利益”，他则至死不予认同。在修筑京汉、沪宁等干线铁路时，他一再尝试的办法就是向比利时、美国及英国等国际财团大举外债，他的思路是：先靠外债把铁路尽快建设起来，然后逐笔还债，大不了过了三十年，铁路的所有权就全部都归国有了。
可是，现实并不如他设想的那样推进，粤汉线工程命运多舛，其后数年风波不断，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大涨，要求收回路权的声音不绝于耳。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铁路事务上产生尖锐的矛盾，盛宣怀的国营垄断理念遭到坚决的挑战。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造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由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1905年7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议向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粤、湘、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美方提出高额的转让价码，张香帅指示“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最终以675万美元赎回。此后，全国很快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1家官办。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煤铁矿及后来的电力、石油)和资源性产业(铁路、银行以及后来的航空、电讯业)一直是利益最为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自洋务运动以后，国际公司最早投入到这些领域，国营资本紧随其后，民间资本则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为颇小。一直到1904年以后，随着《公司律》等法令的颁布，企业运作及股本权利有了相对的明确界定，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民间资本开始大胆进入能源和资源性产业。
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倡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这种连倡优乞丐都来参与办铁路的景象，在盛宣怀看来却未必是佳事，修铁路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而且投资回报期较长，股散本弱，难成大事。而情况也确实如此，因缺乏规范化的管理能力和修筑技术支持，很多商办铁路都进展缓慢。
但是在这一阶段，铁路是民办还是官办，是用民间资本还是借外国资本，已经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民族感情问题，黑白对立，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1909年，张之洞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一改四年前支持民间资本建铁路的立场，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此事公开后，当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
跟张之洞的摇摆相比，盛宣怀则一力坚持铁路国有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妥协，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
1911年5月，就在当上邮传部尚书不久后，盛宣怀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并委派曾当过直隶总督的洋务派满人大臣端方督办此事。盛宣怀则与英、德、法、美四国紧密洽谈借款事宜。
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从来都是“软柿子”，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公布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于是，“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
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接着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紧接者，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10万计，盛宣怀已俨然成川民公敌。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铁路国有事宜的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
“意外”酿祸后，朝廷宣布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国货轮，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
辛亥革命中的企业家力量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无喜无悲，只有漠然。
在帝国灭亡的过程中，垄断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利益与广大民间资本集团的冲突，因此，执政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如果在这时又发生其他的社会或政治事故——如外来政权的入侵、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或者如清末的反对异族统治的暴动——那么，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
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对清政权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强者结盟。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他感叹：“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但是，他想盖新房子，却也不愿意放火烧掉旧房子。10月12日，他从汉口坐船到安庆，得悉武昌爆发起义后，当即赶到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建议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在武昌，10月的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极度的恐慌。城内五十多万人逃往乡下,所有监狱的大门都被打开了，囚犯都获得了释放，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游荡。
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武汉的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在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在东南沿海，国内最重要的两大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的独立起到了显赫的示范效应，把清政府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对立宪失去信心的商人群体是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来，李平书、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李、虞与陈天天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报馆秘密开会商讨。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城门，上海随即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在他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地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老买办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粮商顾馨一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其中，虞洽卿是极其活跃的一个，上海光复后，一直参与其事的他自告奋勇，孤身冒险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锦绣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因襄助有功，他被任命为上海都督府的顾问官和闸北民政长，还当过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长。
广州发生的景象也十分类似，由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发起，广州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商人组织参与，决定“应即承认共和政府”，11月9日，正式宣告“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全国”。
共和政体是“仿制品”
1912年1月1日，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6岁的小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清王朝历时228年灭亡。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共和政体在中国的诞生，很像一个匆忙制造的“仿制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曾评论说，“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正因如此，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某种原则性，譬如对独裁的反抗、对民主的向往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承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幻觉。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获取政权的政治家们到底有怎样的治国蓝图和多大的实务才干呢？
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意思是说，孙中山没有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甚至在大军阀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
这年8月，孙中山赴京与袁世凯谈判。两人面晤13次，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袁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然而，他没有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孙正相反，满头脑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修铁路，因此在密谈中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表面大表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
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果然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袁世凯顺水推舟，把他当年专为慈禧太后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使用。就这样，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坐着花车到全国各地视察去了，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甚至写信邀请躲在日本神户的盛宣怀一起来共襄大业。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历史学家唐德无奈地评论说，“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