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常识敌不过谬误,每每也变成一种“常识”

认识两个做杂志的朋友,认识很久了,却疏于往来,一年之中见一两次面,偶尔互致短信问候一下,仅此而已。

做杂志,对他们其实已经是“过去时”。至少在眼下,他们做的事情已经和杂志无关。只因曾经同为传媒圈中人的缘故,即使久未谋面吧,也总还有一些牵挂。

两个朋友做杂志,都在各自的刊物里鲜明打下过自己的印记。记得报界一位前辈说过,不想留下烙印的主编,不是好主编。这句话显然是化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而来。而我的朋友竭尽全力于办刊,却分明另有一种急切在:急欲从愚昧和流俗的泥淖中拔身而出,为公众阅读建立起回归常识的秩序与标准。

我不知道,这样的标准是否“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种言说中,反复听人提起了“回到常识”几个字,心中自不免惕惕然:历经三十年漫漫之归途,常识的回归之旅呵,依然还是“在路上”。

我不知道,朋友的急切用心是否操之过急了?反正是,办刊办到后来,我的两个朋友都不得已放弃了做杂志这门行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不再被提起,他们似乎从传媒的江湖中消失了。

在现实中,常识敌不过谬误,每每也变成一种“常识”。遇到这样的现实,总不免让人气馁。就像其中一个朋友,执意要把杂志做成有品质的读物,尽管杂志社不甚有名气,尽管差旅费抠得非常紧,朋友却执意要去做一件所费不菲的事:去寻访那些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的老人,尽管他们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甚至隐姓埋名形同文物。这样做的后果几乎不难预见:有品质的读物需要时间去培养,而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别样解读下,如何赚快钱成了杂志主编的当务之急。不肯就范者,惟有出局。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常识和谬误的交锋,就这样窘迫地降临到我的朋友身上———为了坚持理想,不得不放弃媒体:为了维护常识,不得不舍弃职业。在许多同行都忙于追求体面生活的时尚潮流中,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很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会不会迹近于某种程度的自我放逐?我因此而惴惴。

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朋友似乎销声匿迹了。间或听人说,一个去了大学做研究,而另一个,按年纪,似乎也该含饴弄孙了吧。我闻之默然,这样的归宿,合乎常理,倒也不坏。

偏偏这两位,都是不爱按常理行事的人。就在前些天,冷不丁约好了似的,一前一后,不期而至。一个是行囊在身,风尘仆仆,另一个脸蛋晒得通红,带来了野外的气息。

前一位,果然在和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做课题,但那是“副业”,主业却颇类于他从前做的刊物,只是省却了印刷的环节,直接就和目标受众见面了———朋友当了志愿者,直接把各种知识和信息带到乡间,与乡民共享。他给我讲述了教农民开会的情形,当农民们学会按照议事规则解决彼此的问题时,开会,就不再是台下对台上的仰望,不再是“一言堂”的滔滔不绝,也少了无休止的扯皮,而是目光和目光平行的对视,心灵与心灵平等的交流……他的讲述透着质朴和沉静,有一种久违的真切,让我感到新鲜。他却说:“本来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不去说,不去做,很容易人们就会习非为是了。”是呵,回到常识,不也包含了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吗?

另一位,见了面不多寒暄,送给我一件礼物:一只汉白玉做的光滑小脚丫,脚背上趴着一只小小的蝉。她用惯常的爽朗截住了我的询问,“这是在滇西的小镇买的。知道什么含义么?呵呵,知足常乐呀。”知了和足,配搭成形,有点望文生义,倒也稚拙有趣。我喜欢。

朋友刚刚从“二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上归来。虽然那段逶迤山脉和悲壮往事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在浮华的当下,它们的落寞却是注定的。不过,对于我的朋友却是例外。她雀跃的神情告诉我,她还在默默谨守着和那些世纪老人、世纪往事的约定。这些年,为“赴约”而奔走于途,所费想必不菲,所获也定然可观罢。这么想着,我竟隐隐地有些妒忌了。记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那会儿,她从众人的视线里消失了大半年,不声不响写出一本书《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听说刚直的老将军已经多年拒绝媒体采访了。有熟人读此书而咋舌:“吕正操耶!还活着耶!”继而愧怍地笑。我也感愧怍:同是做媒体,我不如她。当她不做媒体时,我还是不如她。

我喜欢那只小脚丫,晶莹如洗,温润如玉,摩挲于掌心,有一种了然释然的感觉,时时提醒我,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