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人说，“字如其人”。意思是说，字写得好，其人人品也会好，字写得不好，其人的人品肯定也不怎么样。
这话在古时候反复强调，也许有一点道理。最早在汉代杨雄的《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清代刘熙戴在《艺概》说得更具体，他说：“书也者，心学也。”还说：“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写字者，写志也。”“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唐穆宗问柳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柳公权答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神色严肃起来，知道柳公权是用书法来规谏自己。此事被后世传为“笔谏”的佳话。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则进一步注解说：“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
历代文人大都推崇颜真卿的字，认为他是字好人品也好的典型。唐，安禄山叛乱，颜真卿是勤王的主力。颜真卿弟与侄子均为安禄山所害。他为侄子季明撰写的祭文草稿，书法气势磅礴，文中又表达了作者与逆贼势不两立的立场，忠义刚烈、铮铮铁骨，跃然纸上。宋欧阳修评价，“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人。”所以历代都将颜真卿的字作为范例学习。
不过说实话，字写得好，人品不好的人也可以举出一些。北宋奸臣蔡京、南宋大奸臣秦桧、明代大奸臣严嵩的字就写得不错。另外，颜真卿的人品虽然不错，可是历代对他的字也不断有微言。据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记：“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足田舍翁耳。’”明朝杨慎在《墨池琐录》中评论颜真卿的书法说：“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病之，谓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翁耳。李之论一出，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如俗品。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赵子昂出，一洗颜、柳之病，直以晋人为师，右军之后一人而已。”
既然人品与字并不完全真正的“字如其人”，那么，历朝历代人们又高唱“字如其人”是什么意思呢。回答只能是，“字如其人”竖起了一种评价字的标准。用时下的话说，是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就是说，字的艺术再好，人品不足取，那字也是不足取的。这便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历史渊源。这种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就又有“资本主义苗，社会主义草”之说。
“右军之后一人而已”的元朝的赵孟(兆頁)，由于是赵宋之后而在元朝为官。这便被认为是没有气节的人品大病。清代傅山评其字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凌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难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见，而遂称孟(兆頁)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又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
话说回来，虽然在古代，不少文人认可“字如其人”的政治标准，还有历代帝王提倡。不过在实际评价中，还是见仁见智，各执其是。是非标准并非一刀切，还是处于百家争鸣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尽管有不少人对赵孟(兆頁)的书法不认可，赵字并未断流绝迹，还是大量流传了下来，并且被列入右军之后，欧、颜、柳、赵四大家之列。我国的书法艺术，还始终处于各家并存，新秀辈出的局面。也并没有因为好几代皇帝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而置其他各家于死地的地步。
在西方，没有像中国有一个书法的领域。不过，自然科学这个领域有点像书法，本来是没有什么阶级性和政治倾向的。书法也是，单看一幅书法作品的几个字而不看它的文字内容，如果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你是看不出它的忠奸正邪的。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之后，就没有把人的科学贡献与他的人品联系得像中国人那样紧密，造出什么“定律如人”或“科学成果如人”的说法。在实际上，他们把一个人的人品和他的科学成果分得很清楚。绝不会因为其人人品不好而否定他的科学成果。
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 ，1909 – 1992)作为一个法官，接受诉讼当事人的贿赂，议会中的政敌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赶下台去。培根招供了，被判了徒刑，关押在伦敦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同时，还被罚了一笔巨款。国王不久就将培根从狱中释放出来，免除了对他的罚款，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告终结。而培根的这件不光彩的事，并没有影响后人对他的尊重。法国的大科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 – 1827）在政治上，是一位墙头草式的人物，虽然他担任过科学院院长、议长等重要职务，由于他在政局多变的时代表现得毫无气节可言，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小人。后来法国人，不但没有人像傅山先生讨厌赵孟(兆頁)那样，因为没有气节而诟病他的天体力学和概率论，而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还是被后人敬重的，称他为当时法国科学界的第一人。法国的拉瓦锡(A．L．Lavoisier，1743—1794)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绞死，人们照样尊称他为现代化学之父。
文艺复兴之后，英、法所表现的这种宽容精神也许为在17、18、19世纪里，他们能够在科学上一直领先的原因吧。
在西方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的例证也不少。由于政治的原因否定或禁止某种学说的事时有发生。二战期间，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侵犯犹太人科学家研究和教学的权利。其后果明显表现在科技人员严重的流失。仅在1933至1938年间，像爱因斯坦等1880位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从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流亡。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估计，其中有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百分之二十五强。到1937年，在德国大学从事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只有1932年学生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一。直接的结果，使德国的科学水平大步倒退。苏联，20世纪30年代，李森科为迎合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所谓获得性遗传和生物种内斗争的理论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从而青云直上，1940年把苏联现代遗传学的开拓者瓦维罗夫（Vavilov，Nikolai Ivanovich，1887—1943）逮捕并于次年判死刑，在执行前瓦维罗夫病死狱中。随后在苏联掀起了在生物学中批判摩尔根学派、在化学中批判共振论、在数学中批判控制论，在物理界批判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等的热潮，致使苏联在遗传学、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由于紧跟苏联老大哥也不同程度地开展过类似的批判。
现代中国，虽然书法不像以前人人从小都必须练，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但“字如其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准则，还是会渗透到其他领域中去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1907-1983）的遭遇就是一例。他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并没有发现历史问题。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并提出应遵守法制而受到批判，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65年，撤消管制。1978年5月，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直到1979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三十年的光阴已错过，他已成为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一个人犯了政治“错误”，院士的帽子给抹了，教授的头衔给摘了，课也不让教了。兴许另外还有给带上一顶什么帽子，对他的劳动成果则更是一笔抹杀。俨然是一刀切的政治标准。
“文化大革命”，刚过，一位搞数理逻辑的教授，和外国同行谈话，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们数理逻辑，中断了十多年。”这一点，外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们问：“四人帮是数理逻辑的权威吗？”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我们的政治与其他领域耦合得如此紧密。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向西方学习，在评价艺术与科学时，采取一种更为宽松的标准。采用评价自然科学的“普世价值”的做法，而不要用政治态度来评价人的一切，恐怕不论对于艺术还是科学的繁荣都是有益处的。
还回到书法上来，现代中国，虽然并不要求人人学习书法了。特别是，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写字更不是文人必须的功夫了。非但如此还出现了一批不会写字的作家。社会在变化，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字如其人”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不能说大部分人字写得不好，就说这些人品行都不好，那样岂不太伤众了吗。更何况，我们前面说起，应当把由“字如其人”引申的政治标准第一加以改变，采取更为宽容的标准。但是话也不能说死。
对于爱好书法的一群人来说，既然爱好，就应当认真对待。我们现在有些人字写得不怎么样，却到处题字，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有的还题在风景名胜的显要地方，实在是大煞风景。这比起一些人写“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还要煞风景。因为后者，只是在无人注目的地方，或是由刀刻笔画，规模很小不起眼。对于这样的人倒是有应用“字如其人”来衡量一下有必要，从他写得如此丑陋的字，竟敢于利用某些条件到处挥洒。实在不能认为是严肃认真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一下“字如其人”的标准来看，还是很有道理的。几笔歪歪扭扭字，照出一个不严肃、不认真、没修养、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岂不是很恰当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