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国自由主义，我们当然会知道它的代表人物胡适，但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周德伟。这不奇怪，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当时对新文化至少是对《新青年》不感兴趣的北大学生。这是一对师生，但如果看自由主义的家族谱系，或看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修为，弟子比师，却要纯正和胜出。

周德伟，湘人，1902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去世于美国洛杉矶。在有关周德伟不多的资料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为北大学生，他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据他写于1962年胡适去世后的《我与胡适之先生》：“《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另外“《新青年》上李守常先生经常谈唯物史观，但终不能冰释我心中的疑虑，”而且他尤不习惯《新青年》上的文章几乎“都朝着唯物史观一边倒”。

时至今天，谁都可以反思问题丛生的新文化，包括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相反，这都可以讨论。我本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属于“相反”派。但我惊讶的是，周德伟当时就拒绝了《新青年》，不但不为风潮所挟，而且那时他还是个学生。更难能的是，周之反感《新青年》，不是出于简单的情绪，而是有他自己的知识来路。也就是说，在《新青年》之前，他在思想上已经有所接受，这才使他进北大后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是过于喧嚣的《新青年》。

照周自己的表述，进北大以前而接触的思想资源，首先是章世钊的《甲寅》，其次是严复及其译述，第三是胡适。且看《甲寅》给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豁蒙：“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这段话如果用概念抽象，《甲寅》传播的是人权、宪政、民治、法治之类的基本理念，路子纯正而不偏斜。再加上后来一位清华毕业又留美归来的中学老师，指导他系统条贯地阅读严复译著，有了这样一个根底，自然百毒不侵。对于那份激进而又整体反传统的《新青年》，周德伟恐怕想提神也难——有意思的是，《甲寅》与严译都是文言，而且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试比较他在文中提到的那些北大同学，如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这些都是围着《新青年》转的人，思想上是吃新文化的奶长大，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不知他们在《新青年》以前，精神上是否另有襁褓。然而，至少对周德伟来说，正因为他有了《新青年》以前的知识授受，使他最终和那些北大同学走上了不同的路。

分歧是这样开始的。周出身穷苦，进北大后，被拉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次邓中夏和罗章龙等动员周德伟去长辛店工作，并说有优厚的报酬。周问什么工作，答是“做工人运动并教工人的书”。周表示自己还要读书，没时间。于是便争执起来。周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对方批评他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说，我不懂什么阶级意识，我只有我自己的意识。对方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能再做研究会的会员了。周的回答是“不敢奉陪”。于是分道扬镳。

北大毕业后，周迟于1933年夏以公费留学英伦，进的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参与的是由哈耶克主持的有关货币理论与经济循环的研究班，由此开始和哈耶克几十年的交游，亦由此走上了极为纯正的自由主义道路。关于哈耶克，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他在中国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林毓生，一个就是周德伟。如果论辈分，林要比周晚得多。林是殷海光的学生，殷则是周德伟的后学。虽然殷周两人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周比殷要大17岁；而且1950年，在周的台北寓所，有个每两周一次的思想沙龙，参与者就有殷海光。也正是在周家，周德伟从书架上取出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交与殷海光，建议他翻译。于是就有了后来《自由中国》上殷译哈耶克的连载，于是也就有了胡适读了哈耶克之后，在《自由中国》雅集上的著名讲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如果从到自由之路说起，可以发见，胡适和周德伟这一对师生实有区别。胡适是从19世纪的密尔入手，又受20世纪杜威的影响，但这两者已是自由主义的发变，不是原典，因而缺了不可或缺的古典一节。周德伟不然，在哈耶克的亲炙下，入门即古典（何况哈本人即现代自由主义中的古典大师），因而得其自由主义原始，路径十分纯正。入门须正，立身方稳。可以验得的是，胡适在1920年代以后为苏俄迷惑时所发生的偏差，放在周德伟身上就根本不会，哈耶克为他预先免疫了。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至少没有沾染上新文化以传统为敌的文化恶习；非但如此，日后反而自觉从本土传统挖掘自由哲学的文化远因。如后者受哈氏影响，前者则得益于严复。严复是中国最早系统把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可又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学西方和守传统，在严复那里没有整体性的冲突，所谓两者并育而不相害，一如道并行而不相悖。可是，到了新文化那里，自由主义没人超过严复，传统却成了它的对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二元对立的思维既主导了新文化，接下来自然是它自己的一元独断。在新文化阵营中，胡适虽不是极端反传统（他们主要是陈独秀、鲁迅等）；但因他自己的表现，似也应承担其所应领之责任。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肯定不会决绝反对。在最浅陋的意义上，你有现代的自由，别人也有传统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社会秩序的扩展恰恰是传统演变的产物，这是哈耶克再再阐述过的义理。因此，就自由主义的文化表现而言，新文化不是推进了自由主义，而是从严复那里倒退了，至少它从文化多元倒退到了文化一元；而且这一元又从文化领域漫出开去，延及社会与政治，由此构成了百十年来的血与火。且看鲁迅如此绝对的表述：“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话是这样说的，事也这样做了，但结果呢，血与火的历史造就了一个空前的极权制度。

周德伟不读《新青年》，很好。这里的不读，并非不读，而是不喜欢。《新青年》的思维，唯我独对，周德伟不与同步，幸何如哉。只是当年北大学子中，周德伟们何其少（而另一类学生何其多）。然而，就是这个周德伟，至今又有几多人知晓呢。

历史非仅浪淘沙，更浪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