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媒体具有很高的威信，倍受大众推崇。近来，社会上却出现了对媒体许多激烈的责骂声，“媒体弱智”就是十分流行的说法。这个话语具有巨大的模糊性和暧昧性，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意蕴，几近一个“咒语”，不具有真正的理论分析力。因此我们结合当前的媒体现状和这个话语某些具有洞察性内涵，把“媒体弱智”归结为三个特征：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的儿童化和幼稚化；讯息的反智倾向。从我们确定的分析界线和社会化视角出发，指出媒体对政府和市场具有双重依赖性，抱有儿童化的受众观，而时代的精神病态则是产生“媒体弱智”主要社会成因。

【关键词】 媒体弱智，传播智慧，媒体批判，精神病态，权力依赖，社会文化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the mental sickness of the era

-social culture analysis on word

Shao Peiren Qiu Ge

Communication Graduat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310028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media have a high prestige and canonized by the masses. Recently, there appeared many furious criticism to media and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became a very popular saying. The word has great mistiness and vagueness and contains many numerous, jumbled and contrary meaning. Actually, it almost likes a curse without real theory power to analyze. Therefore, we summarized three features to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by combining the embodiment of media and some penetrating connotation of this word, which are lacking independent character, the trend of program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childish and young age and the anti-wisdom trend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analysis line and socialization way set by us, we informed that media has double dependence to government and market with a childish audience value, while the mental sickness of the era is the major social cause of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Keywords: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Wisdom of Communication, Media Criticism, Mental Sickness, Dependence to Power, Social Culture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一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它覆盖面广，穿透力强，影响巨大，威力惊人，决定着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舆论方向，俨然成为“第四权力”。与此同时，凭借着其似乎勿庸置疑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代言人的身份，高举着真实、客观、公正的旗帜，代表着责任、正义和良知等等光芒四射的字眼，大众媒体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敬意、赞许甚至崇拜。

但是，在特定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动荡中，原本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只照别人唯独不照自己的媒体，在舆论的黑箱中开始裸露出来，神秘的面纱被慢慢的撕开，加上媒体自身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报道失误也常使自己陷入舆论的旋涡中而窘态百出。于是在媒体的赞誉和崇敬声中开始出现了责疑、埋怨甚至骂声，而且某些“骂声”还获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媒体弱智论”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媒体弱智论”曾经有比较大的社会覆盖面，在一些时评刊物和网络上一度十分流行，现在这种说法好像开始慢慢退潮，开始停留在一种认知或者咒语的状态，其语义上的含糊性和暧昧性，以及太笼统的表现力，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现象描述和价值评判。正是面对这个现象，“媒体弱智论”需要学术界比较严肃认真、细致深入地理性分析介入。运用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从话语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两方面入手来梳理，有助于我们锁定分析对象，分析“媒体弱智论”的核心内涵，深究其生成原因和应变策略。

一、“媒体弱智”话语分析

1998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幸在广东《新周刊》以醒目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和《中国电视八大病》为标题 ，打响了向中国电视发难的头炮。引起了有关“媒体弱智”话语风暴。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论有：孟浩军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 ，胡小同的《弱智媒体正在形成》 ，非马的《媒体，媚体，还是霉体？》 ，尹世康的《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 ，等等。台湾、香港地区也有关于“弱智媒体”的一些文章：台湾杨玛利的《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 ，黄文毅的《弱智媒体领航，台湾也疯狂》 ，香港金钟的《回归后的香港传媒》 ，等等。还有在一些对于中国电视的娱乐化和文化的理论性批判文章中也有过“弱智”用词。更加不用说在许多网站上的各种文章、帖子、讨论中，“弱智媒体”的作为一种流行用语不断涌现而共同形成的一股强大的话语风暴。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仔细分析这个话语风暴，就会发现聚集在“媒体弱智”下的话语和观点具有模糊、暧昧甚至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特征。比如李幸在他首难的两篇文章就主要攻击中国电视制作水平低下，没有观众意识，缺乏娱乐性，在媒体特性方面缺乏自己的独立性和特点（主要指电视模仿或学习电影的表态方式）。他批评了媒体工作人员的低劣叙事方式和工作作风。但是在孟浩军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中，作者把攻击的锋芒指向了以湖南的《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电视所表现出娱乐性，实际上是把已经开始娱乐狂欢的电视也当成为一种“弱智”的表现。尹世康的《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更是直接指出了电视娱乐和游戏节目中“弱智”或幼稚情状 。这样看来，缺乏娱乐性和“娱乐狂欢”都可以被纳入到“媒体弱智”话语之下。而胡小同的《弱智的中国媒体正在形成》中把媒体对权力和控制的规避称为“弱智”（他自己也承认这也许是一种“明智”） ，暗示媒体缺乏真正的言论独立性。而台港的作者则指称媒体偏重八卦新闻、负面社会新闻 ；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信息娱乐化、过于煽情等特点为“弱智”。这里的“弱智”的意思应该更加偏向于缺乏深度社会思考和社会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于“媒体弱智”又一种解读。当然关于“媒体弱智”的言论还有许多的其它的意蕴，上述几种解读方式是较具有代表性。这也可以看出“媒体弱智”这个断言的涵盖面之广，以及溢出了“弱智”这个词的常规涵义边界，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那么，“媒体弱智论”究竟是在说“谁弱智”。难道我们可以把那些头脑灵活、机智敏锐、言语尖利、自信十足、收入不菲的记者、主持人、编导等传播者称为弱智吗？有人提到许多低龄的“小”娱记往往只有脸蛋没有头脑，“一问三不知”，“没修养”，“没素质”，一见到明星就情绪失控，语无伦次，媚态百出，庸俗不堪 。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就是媒体的管理者弱智了？但是,在胡小同的《弱智媒体正在形成》中,他好像暗示这些媒体“把关人”的主动规避行为和“打擦边球”，恰恰是一种“明智”。也许是观众弱智？但是在“媒体弱智”的言论中根本没有涉及观众问题。同时，如果我们对一些受众的研究有所了解的话，可以知道具体的观众远不是被动或者“弱智”的接受者，他们表现出接受的主动选择性和解读的情境化与多样性 。那么这种“媒体弱智”应该指的是媒体的节目形式和内容了？一些电视娱乐性节目可能幼稚、儿童化，可以称为“弱智”，但是那些泛娱乐化内容、八卦新闻、犯罪报道和一般报道等等，若冠以“弱智”好像又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弱智”的说法只能是指弥漫在整个媒体中某种模糊的状态，其语义模糊，指代不明，层次不清，缺乏足够明确的指向性或针对性，是一种较为随意的感觉式的表达方式。

“媒体弱智论”不仅话语暧昧、对象模糊，而且有点情绪化和攻击性，具有很强的论战风格。在上述论文和文章中，情绪化的攻击性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在李幸的《中国电视八大病》中，充斥着“克隆、垃圾、弱智、罐头、一厢情愿、矫揉造作、自说自话、自夸自赞、目中无人、精神贵族、性倒错、不说人话、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 等过激话语。还有“媚体”、“霉体” ，“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 等等，都充满了情绪化和攻击性。但是深入研究这些文章中，就可以发现多是现象罗列，批判的火力分散，重点不清，原因分析流于表面化，偶有新的观点却又没有作进一步理性的深入分析。最终的结果是乱箭齐发，看似热闹，也很痛快，却效果不佳。而且现在“媒体弱智”的话语风暴也真像某种流行时尚一样，热闹了一种以后，也渐渐的偃旗息鼓了。尘埃落定之后，一片狼藉，媒体的病态现象依然如故，没有什么改变，许多学术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由此看来，“弱智”之说与其说是一种媒体现实，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社会诅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媒体弱智”的话语风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在新闻与传播学界，除了我们看到的对娱乐化和泛娱乐化的批判，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满，社会责任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述，或者移用一些国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高空轰炸之外，并没有对“媒体弱智”作特别有份量、有深度的分析研究。这一方面有某种一贯的对当下媒体现实缺乏学术敏感的原因，更重要的也许是：“媒体弱智论”话语风暴密集而混杂的信息量，语词本身的模糊性和暧昧性，主体不明、话语笼统的涵盖面，情绪化的非学术的论战风格。

但是，我们认为，正是在这种曾经流行的话语现象本身，以及这个话语在混杂中所透露出的某种洞见，要求一种理论的介入，随着这种话语现象的呈现和本质的揭示，将引导我们深入分析当下媒体病症的成因，透视某种普遍的社会精神状态，甚至于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清理并夯实“媒体地基”。

二，“媒体弱智”的本体特征与社会认知

从“媒体弱智”的本义和语言穿透力，以及话语风暴中一些合理内核，并结合当下的媒体现状，我们可以对“媒体弱智”本体特征与社会认知进行客观描述与理性分析。

首先，媒体具有依赖性、顺从性，缺乏创新性和独立性。李幸认为，中国电视媒体于文学特别是电影存在依赖和消极学习的倾向，没有认清和形成电视本身的媒体特点；同时，由于电视节目过于呆板严肃，缺乏智慧和娱乐，事实上加剧了电视媒体作为“喉舌”对政府和权力的依赖性。胡小同在《弱智媒体正在形成》一文中则认为，媒体通过主动放弃言谈独立空间的“明智”行为，来讨好权力，从而也反映出对权力的依赖。而后来媒体过度的娱乐化 （早期是娱乐性节目，当下已经发展为新闻娱乐化和泛娱乐化倾向），又展现其对市场经济力量敬畏和顺从。媒体中种种“克隆”、“抄袭”现象，则清晰地说明了大众传播者缺乏自主创新和独立行为的能力。因此，依赖、顺从、缺乏创新性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媒体弱智”基本特征。

其次，媒体内容泛娱乐化、儿童化和幼稚化。我们在媒体中不时看到有违新闻规则的东西：记者为了抢发独家新闻，恰好起到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作用；记者为了详细地报道作案经过，却又等于向一些有犯罪动机的人教唆了作案的方法和技巧。在中国电视上，大量的低俗化、幼稚化、没脑子的娱乐节目和类似《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充斥荧屏。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最接近“弱智”的词语内涵。

最后，反智倾向，缺乏反思能力。当前的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仅仅停留在原态生活表面，身边小事，出现了偏重八卦新闻、负面社会新闻、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等等现象，期望获得一种过于平面化和浮浅的市民亲和力。比如公鸡下蛋、心脏在右、大树流血、猫打电话等所谓新闻，其实是不动脑筋，为信息而信息，为消费而消费，挑战智慧，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有挖黑揭私，抢劫犯罪，强奸淫乱，奇闻轶事，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智倾向。这样就无疑放大了某些社会阴暗面，好像我们生活在地狱之中，完全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状态。

因此，我们认为依赖、儿童化、反智三个特点正好构成“媒体弱智”话语在当下语境中的核心内涵，也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下媒体的病态现状，使新闻规则和传播道德面临严峻考验。

三、“媒体弱智”的社会成因

“媒体弱智”的社会成因，也许可以从当代大众传播的普适化和娱乐化特质中去寻找，普适化传播的的重要特点就是瞄准最广大的人群和市场，而大众的水准和智商不可能是高位的；同时，“生产快乐”成了当下大众传媒的几乎全部追求，其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因而大众传播就具有了某种感官性和浅层性。但是，媒体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集体过程和社会作用的后果，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有着复杂联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社会解释的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当代现实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寻找“媒体弱智”现象的深层社会成因。

第一，双重的权力依赖。

多年以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在民族国家的独立愿望、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和当时敌对国际形势下，鉴于传播媒体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等等可理解的因素，我们的媒体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我们的大众媒体一直被赋予了一项重大的任务，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发言人。但是随着时代的伟大变革——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开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也对新闻传播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党和政府在许多方面一定的程度上开始放宽对大众媒体管制，使得大众媒体获得一个比较自由和民主的活动和言论空间。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机制把媒体推入了一个既自由，但是又相当残酷的竞争环境。

但是正是在这种看似有利于媒体的发展空间中，媒体却好像陷入了一个更为窘迫和尴尬的境地。

首先是权力依赖。有些学者认为，媒体天生具有亲权力的倾向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一直是从这种依附地位来展开自己的言论空间的。这种依赖惯性一直存在，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媒体不仅亲权力、亲政治，而且亲金钱、亲经济，它从来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和表达空间。

其次是技巧缺乏。媒体作为权力的化身，官腔官调，教育训导，不用娱乐，不会娱乐，不懂技巧，缺乏媒体自身的亲和特色和娱乐功能，而受众对多年来的宣传、教育式内容和风格已产生阅听疲劳，对精英话语也逐渐反感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满足观众强大的娱乐需求，缺乏技巧的媒体马上倒向反面，盲目“克隆”、模仿港台和国外的传播技巧和娱乐节目，自然显得幼稚可笑，乃至“弱智”。

最后，表达空间的萎缩和双重需要。媒体实际上处于一种夹缝当中。虽然政府放宽了对媒体的限制，一些界限还是存在的。对这些“禁忌”的威力和越界的后果，媒体有着清晰的记忆和足够的敏感性。由于在一个相对混乱甚至冲突的社会文化的范围中，这些界线本身却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这个界线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往往是游弋不定，不那么好把握。但是，巨大的受众市场要求媒体迅速生产大量的产品来填充需求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媒体表达空间实际上被缩小了，最后集中于被允许的可以报道的狭小领地上。表达空间的萎缩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是媒体和权力共谋的结果。媒体出于安全和市场的双重考虑，认可并接受在“螺丝壳中做道场”的现实，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按照某种模式传播，一方面容易制作，可以克隆和大批量生产，可以快速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安全系数高，既点缀歌舞升平、释放社会紧张情绪、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又能满足大众基本需求，获得效益。所谓和则两利，合则双赢，媒体何乐而不为。就算在传播中出现了一些越界的言行，儿童式、幼稚的、小丑式的触犯，也容易得到原谅。这正是一些媒体越来越“弱智”的一个深层原因。

第二，儿童化的受众观

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受众的需求的确得到了媒体的格外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受众本身是无法确定的，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受众似乎都应该分享“受众”这个称号，然而“受众”这个称号本身却不具有涵盖所有具体的、充满差异的受众的能力。受众的需求问题也因为受众本身的模糊性变得无法确定。比如受众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需求当然是理性和智性的；反之，如果受众是儿童化的，那么他们的需求就是幼稚的。当一些人“用不同的声音，声称代表受众说话”时 ，实际上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里说话：它的界线要么是阶级的，要么是年龄的，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言谈中真正共享着的只是一个最具有覆盖力的、极端模糊、抽象的“受众”概念 而已。受众实际上“是看不见的虚构物，人们制造出它们，是为了让不同的制度掌管它们自我生存的机制。可以从经验、理论和政治等方面想像受众，但想像出来的永远是满足进行想像的制度所需要的虚构物。受众决不是‘真实的’，或外在于它的话语结构的。并不存在作为一个不是制造出来的范畴的‘实在的’受众，也就是说，受众本身作为陈述时，人们才能遇到它们。而且它们极少自我陈述，以致于几乎总是空缺。” 因此，能够比较清晰描述的实际上只是具有某种社会涵义的受众观而已，而不是受众本身。

那么，当下我们共享的受众观是怎样的呢？首先媒体对受众的想像十分重要。因为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传播的内容，也有助于解释媒体的行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实际上成了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企业实体，媒体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要求就是适者生存和最大利润追求，而媒体就是通过受众数量的最大化和风险及不确定性的最小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为了达到受众数量的最大化和风险及不确定性的最小化，受众被儿童化了。首先受众确实是不可知的，他们面广量大，隐匿分散，兴趣和口味复杂而笼统，因此把它们统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整体无疑是一个现实的办法。而作为对人性理解的基点——儿童化看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其次，新闻媒体真正面对的是广告商，它们的认可是最重要的。从理论上来讲，儿童特征是一种对人性定义起点：每个人都有童年，成人也有孩童般幻想或者保持着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同时认为既然能够满足孩童（弱智、白痴）理解力，那么任何人都能够看懂。新闻媒体的儿童化定位，从理论上保证了最大的受众数量。这往往是说服广告商的最佳理由。当然儿童化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像一个儿童那样，也不是实在的儿童行为。媒体是通过一种娱乐和游戏方式赋予成人观众一种儿童的色彩——即成人也顽皮、任性、童趣和充满幻想，也好动、爱玩。同时通过大量制作、播放娱乐和游戏类节目（包括电视剧）所反应的收视率（这种收视率由于过量传播和传播垄断通常是虚假的）来说服广告商，使他们相信那些具有儿童化特点的节目具有最广大的受众群。这样媒体通过稳定供方，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快速转移给了广告客户。

最后，对于媒体政策制定和管理部门来说，儿童化的受众想像不但是他们行为的基准，而且是他们行为合法性的保证。正因为以儿童为基准线（每个家庭都有儿童，那么当然以儿童的接收为标准），同时进一步把全体受众儿童化，他们才能够对一些“儿童不宜”、暴力、色情一系列节目和倾向大动干戈。正因为有一种儿童化的受害者的形象建构，他才能以保护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基于一种最简化的标准来描述和评价媒体，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复杂的多。比如，基于儿童和儿童化的受众观出发，认为暴力的内容会引起暴力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说法。

虚假的儿童化受众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它真实的反映了媒体对于市场经济的依赖和市场经济对于媒体的主宰。受众观决定着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受儿童化受众观支配的媒体只会生产和经营倾向儿童化的、幼稚的、游戏和娱乐的精神产品，以及着重负面社会新闻、感官趣味等讯息（因为儿童生活在感官的世界，注意各种初级的感觉，他们无须思考），避免对社会和生活作深刻的反思。

四、时代的精神病态

虚构的儿童化受众观确实应该为当下的媒体“弱智”状态负责，但是与此相关的具体受众就可以置身事外吗？如果现实的受众拒绝阅听那些低级的庸俗的弱智的信息产品，那么它们还会有市场吗？因此，数量巨大的现实受众也应该为“媒体弱智”现象的形成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时，虽然受众是各种各样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也许有很大的差异，但还是可能形成一种比较普遍和统一的或者说在量上占主导地位的共同倾向。我们认为，这种普遍性的阅听倾向反映了某种时代（主要）的精神状况，从而使我们可以越过对具体现象的讨论，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当下社会文化的研究领域，探讨“媒体弱智”对一种时代的精神病态的隐喻。

这种时代的精神病态就是：时代的精神存在和时代的物质现实之间巨大裂缝。一定的时代具有一定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又由一定时代物质现实状况决定。如果时代的精神面貌真实、客观的反映了时代的物质要求，同时物质的现实又得到了现实而又稳定的精神表达，精神和物质构成一个保持良好沟通的整体，那么我们说整个社会的状态是和谐统一的，是一个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但是，实际的社会状态并不总是如此。当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现实开始发生一次巨大的裂变。特别是在西方，从分析的角度出发，很早从社会文化整体中把物质和精神区分为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导致两者在深入的探究中越走越远，在人们的意识中几乎构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文化问题——现代危机。“由于理论脱离了行为而按照自己内在固有的规律发展，放弃了理论的行为，本身也开始退化。负责行为所拥有的全部力量，都转入了自主的文化领域；而放弃了这力量的行为，则降低到了起码的生物动因和经济动因的水平，失掉了自己所有的理想因素……。全部文化财富被用来为生物行为服务。理论把行为丢到了愚钝的存在之中，从中榨取所有的理想成分，纳入了自己的独立而封闭的领域，导致了行为的贫乏。” 这里谈到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精神理解，而行为指物质力量的直接后果。这种源自西方的现代危机对于一个一百年前就立志学习西方的中国来说无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只是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加复杂。

其中一个重要现实情况就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的尴尬处境。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中国，那么中国就是“地球村”一部分。然而作为一个曾经落后、边缘化以及具有自己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号召下，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试图使其成为中国的主导精神文化。这样中国就产生了精神状态和实际的物质存在巨大分裂，也由此引起了一系列复杂而纠缠的矛盾、冲突和痛苦。比较典型的描述是：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前现代的落后的国家（不排除某些少数发达地区高度现代化程度），还处于为实现现代化艰难的物质实践中，这就是中国的物质存在现实。已经十分发达，甚至已经具有“后工业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文化（比如后现代文化的称谓）试图占据中国的精神表达空间，无疑将进一步扩大物质存在现实和精神文化状况巨大裂缝，反映我们真实的物质存在状态的精神文化将被压制在直接的生物和经济动因的水平，无法获得足够的表达空间，而形成我们时代整体的精神病态现象。

这种精神病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两个退化的过程：首先是理论、一些文化艺术形式不断的精英化、高雅化、西方化，最后退入狭小的自我封闭的区域，完全同当前社会物质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既失去了对于现实的表现能力，也完全失去了对于现实的干预能力。可以说主动退出了大众和社会的精神视野。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代表物质直接现实的物质性力量——大众文化的兴起。它们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当然也包括低级庸俗读物等方式，但是这种病态现象在媒体中也最典型、最有力、最具有普遍意义）来表达自己愿望，由于这种日常生活的愿望表达和原始力量失去了通向理论、政治和更高层次精神文化空间的顺畅传播通道，处于一种极其混杂和退化状态，出现了种种精神病态现象。一面是物质存在现实的严酷性，另一面却是精神生活幻想性和虚假性。但是，这种缺乏真实的物质基础的文化状态，只停留在精神表面，被一些人用来作为逃避现实、放弃责任的借口。他们要么就是向某种移植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推崇一种类似所谓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精神虚无主义，拒绝思考；要么就是从狂欢甚至幼稚、儿童式的娱乐节目中获得轻松一笑和某种虚幻的慰籍和放松，忘却严酷的现实。这不是西方语境中那种颠覆和革命性的力量，在当下中国现实中，那仅仅是面对物质存在的现实背过脸去，是一种责任的逃避和精神的避难。在最好的意义下，也仅仅是一种美学式的反抗，但这种美学式的反抗同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是格格不入的。还有就是把注意力转向食色，转向作为生物性存在的领域，关注身边小事，停留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奇闻轶事，满足好奇心、窥探欲和追求感官趣味。也就是巴赫金说的“降低到了起码的生物动因和经济动因的水平”。同时，不再有社会整体意义的深度发掘，也不进行政治层面的思考。

这种精神的“弱智”病态，表现在媒体身上并且通过它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扩张。于是媒体的身份认同发生紊乱，认不清自己所面对的中国特定物质存在现实，也不清楚自己应有的立场和责任，不知道替谁说话，成为别人的“传声筒”， 盲目跟从西方的精神文化潮流，甚至模仿和克隆一些西方的精神糟粕和垃圾。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媒体本身和媒体内容，媒体的一定接收度）所折射出的整个社会的广泛的精神病态现象。

五、批评的无力

回到“媒体弱智”这个批评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时代的精神病态一种症候，理论话语由于和物质现实的隔离，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找不到现象的真实根源，只好用“媒体弱智”这个具有侮辱性、模糊暧昧、内涵混杂的情绪化“咒语”来实施自己的干预，无法击中要害，澄清问题，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也是乏力。

从对“媒体弱智”话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清理论或者批评的当前任务，那就是揭去掩盖在当前中国具体的物质现实之上的一些话语“神话”，揭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病态，澄清我们社会生活作为物质现实存在的真实面目。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批评自身的局限。如果说我们指出了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精神病态，那么怎么重建与中国物质现实协调的健康时代精神文化状态？这既是批评的下一个任务，同时也根本不是批评能独立完成的任务。批评要做的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对现实的理论警觉，这是批评的基本责任，也是实现自己建设性力量的基本手段。

更重要的是媒体、政府、各种社会力量和所有人的共同的实践和努力。仅仅就大众媒体来说，作为一个具有最强大的言论空间和影响效力的社会机构，必须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责任心和自律精神，清醒认识中国的物质存在的现实状况，辨明自我的真实身份，努力完成自己的社会预警者任务，清除其自身存在类似“弱智”现象等许多弊病，利用自身强大的舆论和言论影响力，为社会去除精神上的污垢，为建构一个良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尽心竭力。

注释：

1.李幸：《弱智的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八大病》，广东《新周刊》1998年第8期。

2.孟浩军：《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华声月报》1999年5月号

3.胡小同：《弱智媒体正在形成》，http://wuyechang.meansys.com/blog/，2004-7-14，11:45。

4.非马：《媒体，媚体，还是霉体？》，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2000-08-10，21:18。

5.尹世康：《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http://www.perspectives.ubc.ca，2003-11-15。

6.杨玛利：《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台湾《天下》2002年第4期。

7.黄文毅：《弱智媒体领航，台湾也疯狂》，http://journalism.idv.tw/cgi-bin/forum2/，新闻人酒吧，2003-11-15，22:56。

8.金钟： 《回归后的香港传媒》，大纪元2003年11月22日讯。http://www.dajiyuan.com/《观察》2003-11-22。

9.当然，作者主要是指一种日本的电视文化，并批评港人的哈日，但是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些低俗娱乐节目的“弱智”特性。而且可以用来描述某些大陆“克隆”的娱乐性节目。

10.胡小同：《弱智媒体正在形成》，http://wuyechang.meansys.com/blog/，2004-7-14，11:45。

11.刘祖禹：《说说社会新闻》，《新闻战线》2003年第5期。参考其对社会新闻的区分和对负面新闻的界定。

12.孙丽萍：《电影节何以“嘘声”多——从上海国际电影节看文化娱乐报道现状》，上海《新闻记者》2002年第9期。

13.参见利贝斯，卡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14.李幸：《中国电视八大病》，广东《新周刊》1998年第8期。

15.非马：《媒体，媚体，还是霉体？》，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2000-08-10，21:18。

16.杨玛利：《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台湾《天下》2002年第4期。

17.谢建华：《媒介批判视野中的电视资讯娱乐化现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8.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19.参见黄智诚、李少南：《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9-7，20:09 。.文中提到1995年朱立及李少南（Chu & Lee, 1995）为新加坡出版的《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的一个香港政治过渡专辑中推断新闻媒介有“先天性”依附权力的倾向。

20.比如“台词像作报告，游戏像考试，观众像上课”的评语，参见孟浩军：《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华声月报》1999年5月号，类似的批评文章还有许多。

21.J•哈特立：《看不见的虚构物——论电视的受众》，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3期。

22.这个受众是从“接收（听、看等）信息的人”这个最基本的词语意涵上来说的。

23.J•哈特立：《看不见的虚构物——论电视的受众》，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3期。

24.巴赫金：《哲学美学》，析自《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5.我们可以从学术研究缺乏现实关怀和一些高雅艺术比如当代诗歌和严肃小说在人们中的尴尬处境中看到这种现象。

26.参见丁钢：《中国媒体替谁说话》，《环球时报》2004年6月11日，第13版。他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媒体正成为西方主要是美国媒体和政府的“扬声器”。

原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第118-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