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自严复始,它始自1903年由严复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主义经典《论自由》。严复对此书的翻译很审慎,这从书名及用字即可看出。在翻译的手稿上,严复的原名是《自繇释义》,待出版,又一变成《群己权界论》。然而,在前此的《原富》翻译中,严复的用字照例是“自由”。由此可见,在自由主义的初始传播上,严复的语用有过从自由、自繇到群己的演变,这个变化反映了严复本人深睿的用心。
自由,借胡适的解释是“由于自己”,这是汉语语境中的自由本义。在通常的理解下,它不过是由着自己去作为,带有自主之义。严复初用无碍。但,面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有两重担心,一是担心守旧者视自由为洪水猛兽,毕竟皇权制度,奴性深重,因而有大倡自由之必要,这也是严复译书的初衷。但严复分明更担心,喜新者以为自由即自己想干什么都可以,以至无所不为而“恣肆泛滥”。出于对英伦自由主义的精准把握,即人的自由不独“个己”而是“群己”,在群己关系中,你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因此,严复在《论自由》的翻译中,弃“自由”不用而用“自繇”,书名亦称《自繇释义》。
由繇二字,古代通用。严复以繇代由,他自己有所解释,但颇含糊;这里笔者越俎,权充一次解人。繇的右边是“系”,《说文》曰“系,繫也”,又曰“繫,约束也”。因此,“自繇”既具自由之涵,又别具约束之义。前者强调由于自己,后者表示不妨他人。可以参证的是,严复曾把自由解释为儒家《大学》中的“絜矩”,此正约束规范之意(絜,用绳围量,引为约束)。从自由到自繇,可见严复用字精审,他曾自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按此果然如是。然而,事情并非到此为止,1903年该书出版,封面上已然没有“自繇”二字,代替它的却是“群己”。书名从直译到意译,是严复的刻意,与其强调自由,不若强调自由的语境。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一个人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不免犯冲,以至互侵,因而它在群己关系中的表达,即“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即自由之“絜矩”。书名由此易作《群己权界论》,旨在强调自由作为权利的界限。
严复的用心并非多余,而且极有预见。国人两极,要则一任奴役而无自由,反之则放任一切而无节度。严复晚年,正逢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从自由主义角度,这个运动恰是严复的担心和倒退。新文化运动亦张自由,但它更多围绕个性自由、意志自由而展开。这两种形态的自由,追求的是解放,冲决一切罗网,很难顾及严复的群己。比如鲁迅,对严的书名就不以为然“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鲁迅的自由观形成于严复之后和新文化之前,在他那里,自由只有己,没有群。“惟有此我,本属自由”。“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绝对自由,分明是让自由脱群裸奔。因此,鲁迅的自由,是严复的反面,是反自由主义的自由。
新文化运动中,严复守旧,是落伍人物,几无影响;影响巨大的是鲁迅,而且不止一代人。因此,鲁迅(包括新文化中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对年轻人影响越大,则年轻人离自由主义越远。这是否可以部分解释,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为何与自由主义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