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和政治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日本正是在自身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形式的经济外交手段弥补自己作为战败国与美国结盟导致的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限制的外交能力，从而为自己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铺路。

[关键词]政治大国；经济外交；能源外；政府开发援助；联合国会费

一、“政治大国”概念在日本的正式提出

日本经过二战后二十几年的经济恢复，在1968年终于成功的赶超了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以其雄厚的经济、科技、贸易、投资等实力为支撑，渐渐萌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大国意识。日本人不再满足于山姆大叔“追随小伙伴”的角色，希望丢掉“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拐杖，决心坚定的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行为能力和影响力。早在1965年1月25日，当时的日本首相椎名悦三郎就在国会上宣称“以我国的国力大增为背景，要在国际社会堂堂正正的主张和确保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同时，为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尽到与提高了的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

1982年，中曾根康弘开始担任日本首相，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之下，他在1983年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只满足于做经济大国，还要成为政治大国，今后“要承担更大的国家责任”，“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可以说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把争做政治大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来，成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道路的起点。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决策者和领导人中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如果没有日本的参与，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相关的国际问题都无法得到充分讨论，更别说得到圆满解决了。

二、经济外交在日本争做政治大国中的得

1、日本的能源外交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会议决定每月递减石油产量5％、大幅提高石油供应价格，并按对阿以的态度将石油进口国划分为“友好”、“中立”、“不友好”，确定不同的石油供应量，并对美国等顽固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禁运。

战争爆发之初，日本按照习惯保持着与美国一致的姿态，继续支持以色列。但随着日本被阿拉伯国家列为“中立”国家，它们的行动给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带来了巨大冲击。日本1973年的GNP增长率降低到5％，与上年的增长率相比少了接近一半；到1974年，在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日本的GNP比战争爆发当年萎缩了近1％。

面对这措手不及的紧急情况，当时的田中角荣内阁逐渐认识到石油问题的严重性和关键性，紧急调整了自己的中东政策，由亲以色列转为亲阿拉伯。日本不仅停止了对以色列的援助、拒绝为美国增援以色列提供合作，还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要求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安理会1967年11月22日通过的“242号决议”从占领地撤军。1973年12月25日，阿拉伯产油国家就将日本划为“友好”国家，重新执行有利的石油供应政策。以此为契机，日本大量增加了对阿拉伯产油国家的经济援助。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日本向埃及承诺提供2．8亿美元贷款。从1973年到1975年，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猛增13％，而同时期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却仅仅增加了2．6％。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投资额一直保持在不低于其海外投资总额10％的水平。除此之外，日本还积极参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勘探、开发的合作项目，希望通过这种直接的“开发进口”方式进一步稳定中东的石油来源。另外，日本还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和各种建设工程帮助中东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修建公路、桥梁、铁路、海港等，以保证这些国家交通运输的便利，进而使石油运输保持畅通。

对于要争做政治大国的日本来说，石油是攸关生死的重要战略能源。一个大国，如果保证不了稳定的进口资源能源，就不能称其为大国。

2、日本的ODA（政府开发援助）

1958年，日本开始对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提供日元贷款，标志着日本正式变为援助国，并初步形成了以ODA为主要手段开辟海外市场，获取廉价资源，扩展经济势力的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行为模式。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开始逐步加大对亚洲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1964年8月出版的《我国外交的近况》中强调：“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认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世界繁荣与安定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对于与我国安全与繁荣有直接关系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推进经济援助。”通过庞大的ODA，日本达到了以下三个目的：首先，完成了大规模的剩余资本和落后技术的转移和更新，大大刺激了本国出口和经济升级；其次，用ODA向亚洲国家表示日本的友好姿态，缓和双方之间由于二战问题所导致的紧张关系；第三，加强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日本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受援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性提高。

在亚洲，日本实行大量的ODA还有一个昭然若揭的政治目的就是借此拉拢一些它认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共同建设抵御和遏制中国崛起的防护网。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又与中国因为领土问题和发展问题成为相互的竞争对手，中印关系长久以来都不能跨越障碍、得到真正发展，因此日本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压制中国的盟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印美关系改善之后，日本开始借大量的ODA向印度政府频抛橄榄枝，印度在日本整个ODA项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日本政府在2006年3月31日与印度官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在2007年3月以前，日本将向印度提供总额为1555亿日元的低息贷款，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5.6%。印度从而成为接受日本援助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近年来，日本对印度投资持续增长。2004年度和2005年度的增长幅度分别高达61.54%和65.08%。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07年日本对印度的投资额达到14.96亿美元，增幅高达191.9%。

三、经济外交在日本争做政治大国中的失

1、日本的联合国会费外交的落空

日本在1956年被正式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随着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日本认识到要完完全全在国际社会扬眉吐气、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就必须在联合国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1957年2月25日，岸信介内阁提出的日本外交三原则中，第一条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

联合国会费采取的是支付能力原则，主要根据对会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和其他调整参数（包括外债和人均收入）决定。日本在加入联合国之初所分摊的会费只占全部会费的1．92％。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在联合国会费中所承担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出资国。到2006年，日本承担的会费达到371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占联合国会费总额的19．468％，这个比例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十倍。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历届领导人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只要在联合国中多出钱，日本就能顺理成章的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0年8月爆发海湾战争之后，日本迫不及待的向联合国安理会派出的多国部队捐赠了130亿美元，将这一大笔钱视为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的敲门砖。谁知事与愿违，这130亿美元就像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一样沉入了波斯湾海底。

2、日本的ODA外交在中国的碰壁

1972年9月，中日双方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可以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但毛主席、周总理从二战后德国战争赔款问题多生事端的事实出发、从有利于中日友好的眼光出发，做出了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决定。日本则承诺通过贷款等多种经济合作形式协助中国经济建设。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正式向邓小平提出了对华援助的建议，双方遂于次年4月正式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

日本更看重的是ODA所能带来的政治作用。日本借此能够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且“监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日本开始紧张了。于是开始在政府开发援助上大做文章。

1992年宫泽喜一内阁颁布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提出了“ODA四原则”：第一，ODA的项目要尽力把环保和开发结合起来；第二，避免受援国将ODA用于军事用途和助长国际纠纷；第三，在对某一个发展中国家考察是否实施或继续ODA的时候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的进出口等动向予以注意；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导入市场经济的努力、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障情况予以注意。里面还有一句话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是有核国家，国防费用在增加，值得注意”可见，ODA已经被日本领导人赋予更鲜明的政治色彩。在1995年、1996年两年间，中日关系达到双方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原因就是日本不断利用ODA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进行了核试验。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以中国核试验为由，停止对华无偿援助，使之从1994年度的78亿日元降为1995年的4．2亿日元。

然而中国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内外政策。尤其对于中日关系，中国承认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但是不放弃“政经分开”的原则，对于日本将政治因素考虑进ODA问题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也绝不为了获得更多的援助而牺牲国家利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变迁，政治事件往往越来越明显的呈现出经济色彩，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紧密的与政治关系联系起来，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着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双重方向的推动力。不然前人也不会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理论。对于日本来说，要把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成几何倍数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和行为能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经济外交在某些场合的确可以达到特定目的，甚至超越政治手段的效果；但是经济外交也决不是万能的，整个国际社会不是公司董事会，有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从历史和现实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真正尊重别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才能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走向和谐世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