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1日起，“家电下乡”计划开始在全国推广。农民购买制定种类、指定品牌的家电产品，将可以获得售价13%的补贴。商务部和财政部预测，今年财政补贴家电下乡资金将达到104亿元，累计拉动消费9200亿元。

让我们想象一下，家电普遍九折出售，会不会迅速扩大销量？在城里，商场经常拼命打折，甚至低至半价，但消费真的就因此而兴旺起来了吗？

不要以为农民不知道这些家电的好处。当下的农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完全知道这些便利，大量农民也在城镇生活过。也因此，有很多农民也购买了他们所需要的家电。事实上，农村市场占到全国家电市场的30-40%。

毫无疑问，这数字说明，农民的人均消费能力低于城市，但这是由他们的收入、收入预期和农村的消费环境决定的。比如，农民当然也愿意用洗衣机，但如果没有自来水，就徒增麻烦，在北方很多地区连饮用水都十分困难，又怎能养活洗衣机？或者城里人也觉得家庭离不开电冰箱，但是，农民顺手就可以摘下新鲜蔬菜，又何必在冰箱里塞满为一个星期准备的垃圾食品？至于电脑，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城镇务工、经商，乡村多的是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他们要电脑何用？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收入。不妨调查一下，城市里也有不少家庭缺乏政府要向农民推销的家电，原因无他，收入匮乏。农民的年均收入大大低于城镇人口，农民是理性的人，要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收入。尤其是家电，还需要考虑后续的电力、维修等方面的支出，农民在这方面审慎，远是自然而然的。

更重要的是，农民进行支出决策的结构与城市人口大不相同。绝大多数城镇人口是工薪阶层，其家庭决策主要涉及给定收入之下的消费决策。农村的家庭也是消费者单位，但首先是生产单位。每个农民都是企业家，他会优先考虑家庭的生产问题，即收入的取得问题。由于乡村缺乏必要的公共福利，因而，他们必须始终认真对待生产问题。

城乡民众的这一心智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模式。比如，人们普遍觉得农民比较保守，舍不得花钱。这仅仅是因为，作为生产者，农民的行为具有较为长远的预期，他们必须为长远的未来风险预作准备。反之，城市人口的行为则普遍地趋向短期化，他们可以今朝有钱今朝花完的信条，也能够迅速接受超前消费的观念。

这样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着两者对政府的信念：城市人口一般不去考虑未来，因为政府在城市建立了福利制度，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有政府替他们兜底，城市人口天然地就把政府当作自己幸福的最后保证人。农民是不会、也不敢信赖政府的。事实上，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乡村人口更多地倾向于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而城市人口，不论是学者们所向往的中产阶级，还是贫民，更不要说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和好莱坞明星们，都天然地倾向民主党的大政府理念。

面对农民的这种经济心智，政府的补贴能否大幅度地改变农民的生活模式，使之将本来准备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金用于购买作为消费品的家电？让人怀疑。

当然，政府的补贴也可能发挥作用，尤其是考虑到大量年轻人曾经到城镇生活，其对家电的需求确实存在，政府的补贴会放大他们的需求。但这也可能导致某些不确定的风险。它实际上将会撕裂农民的心智，使其作出与自己收入不符的消费决策。也就是说，农民，即便是那些出外打工的青年人，并无城镇人口所享有之相对稳定的收入流。而政府的补贴很可能刺激其把本来要用于生产方面的资金用于大宗家电消费，但这些消费是不能给农民带来收入的，他们未来的收入流可能会因此减少。而这个时候，政府并不是他们命运的最后保证人。

农民的特殊心智所导致的上述结果，让人们不能不思考一个与刺激经济相关的一般性问题：刺激经济果真应当刺激消费者吗？现在从政府到专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内需不足其实也可以说是生产不足，生产活动衰退，人们的收入自然下降，或者收入预期恶化，所以不敢消费。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究竟是应当刺激人们不负责任地消费，还是刺激面向未来的生产？

当然，如果政府真的有钱，完全可以在农村做很多事情。比如，按照财政支出均等化原则，向乡村提供不少于城市人均水平的公共品，或者将相应的税款留给农民，让农民自己生产公共品。比如，修建公路，开设较为便利的公交线路，保证电力供应，供应生活用水，建立生活、生产污水处理体系，在北方乡村，可以建立较为安全的采暖体系。如果政府确实提供这些公共品，农民自然可以压缩相关方面的开支，转用于大宗家电消费。

总之，政府可以为农村花钱，而且也应当为农民花钱。否则，诱导农民在无人保障其未来的情况下透支未来，或许有点经济效果，但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却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