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国民文化素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很高兴就这个问题和朋友们交流自己的一点心得与体会。
一、首先，谈谈文化建设问题
（一）、文化建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认为除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外，社会的发展进步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建设。最近几年，我们认为除了上述三大建设，社会的发展进步还应该包括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这六大建设，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全部内涵。至此，我们才获得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二）、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教育。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尊严和魅力的伟大的民族。成吉思汗的铁蹄曾踏遍欧亚非大陆，曾统治中国近百年，统治俄罗斯200多年，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蒙古大帝国。可是，它如今安在哉？它如黄沙一样骤然席卷整个世界，又如黄沙一样瞬间消失于历史旷野。努尔哈赤的铁蹄曾踏破长城，入主中原，统治华夏260多年，也曾创造了令全世界艳羡的“康雍乾盛世”。然而，它后来哪里去了？从文化上说，它几乎被汉民族同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并不拥有如汉民族那样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它们并没有进行使自己能够长久地“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建设。
世界上有一些小国家,它们的命运与此完全相反。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可是它一方面努力弘扬优秀的东方文化，一方面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长久地进行融东西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建设，从而使自己的人民幸福、快乐，使自己的国家赢得全世界的喜爱与尊敬。丹麦，伟大的安徒生的祖国，现在被公认为幸福指数世界第一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羡慕与向往。瑞典，诺贝尔奖的诞生地，“从摇篮到坟墓”，每个国民都拥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国家不仅经济发达、政治民主，而且文化先进，被誉为民主社会主义北欧模式的典范，2007年胡锦涛主席曾专门单独访问、考察过这个国家。
中国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说，搞工程可以使一个城市变大，搞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变伟大。前韩国旅游观光部部长南宫镇说，19世纪是以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以经济征服世界的世纪，21世纪是以文化建设新世界的世纪。这些话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才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因素。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和征服，然而，最终那些入侵和征服我们的民族，要么凄惨地失败，要么被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为什么中华民族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继续存在与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主体性、坚韧性、包容性和同化力，它是一种具有极高极强普世性的优秀文化。
（三）、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相称、不和谐
面对“中国崛起”的喧闹，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给中国人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她说，都说中国崛起，可是，我看到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并不是电视节目。英国的前外相也说过，不能输出文化价值观的国家，不是大国。良药苦口，这些不顺耳的话，理应使我们少些浮躁，多些沉稳，少些头脑发热，多些冷静思考。
十多年来，在中国上地上，“韩风”阵阵，“韩流”滚滚，一部《大长今》风靡千家万户。我们想一想，是韩国向中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多呢？还是中国向韩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多呢？一个小小的韩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了。我们许多人至今还沉浸在“中国制造”的喜悦中，以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而沾沾自喜。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有多少产品是中国创意、中国设计、中国创造的？有多少产品只是我们按照人家的创意、设计和创造而加工生产的？中国在“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以后会是个什么情景？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经济顺差大国，同时，更是一个文化逆差大国，此言不虚啊！
应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苏俄“十月革命”，走上了一条追求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极大地忽视了“新民”与“立人”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国的确是缺少了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现在，中国人应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补上这一课了。
应该看到，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一个是随着“国学热”的升温，我们在世界一些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向外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播中国的文化知识。另一个是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很快，许多外国人为了更多、更好地跟中国人打交道，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积极参加汉语学习和汉语水平考试。这些，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文化交流，最核心、最根本的层次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态度、审美意识、生活情趣、人文情怀等等。之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华文化向人类贡献了许许多多具有普世性的核心文化价值，诸如“天人合一”、“敬天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兼爱”、“非攻”、“和而不同”、“和为贵”等等。
二、接着，谈谈国民文化素质问题
（一）、文化必须人格化，文化建设必须落实到社会制度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改良与提升上
社会制度的改良与提升，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工具性成果，也是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证。而国民文化素质的改良与提升，则是文化建设的归宿和价值性成果。因为国民文化素质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性格、基本形象，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软实力。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就是人的素质。人的状况，就是文化的状况。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当年搞乡村建设的那些村庄，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惊人地、出奇地良好，大大不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
（二）、在当下的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相称、不和谐
在世界范围内，在国民文化素质方面，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够良好。一个权威的国际机构，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评价排到世界倒数第三位。一些中国人给人以一种“暴发户”的形象。我们在许多国家看到，那些提醒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的告示牌上，大都有汉语。今年“两会”时，有代表提案，对在国外言行不良的人，要限制其出国。我不同意这个提案，因为它侵犯了人权，但是，它也确实反映出一些中国人国际形象不好的严峻现实。在我们中国，竟然要由政府对出国人员的言行作出规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情。
俄罗斯的七、八月份是非常美丽的季节，有许多人在这个时候举办婚礼。令人羡慕的，并不是俄罗斯姑娘漂亮得令人震惊，也不是俄罗斯小伙子帅得令人忌妒，而是他们和许多人一起，拉着手风琴、小提琴，在纪念碑和名人雕像前唱歌、跳舞、朗诵诗歌。俄罗斯人曾经被欧洲人鄙薄为粗野的人，在欧洲人面前是“小兄弟”，但是，在文明教养方面，的确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的许多中国游客，每到一个旅游点不是安静地围在导游身旁，听导游讲解，而是吵吵嚷嚷地急着拍照、忙着买东西。我们的许多中国游客似乎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粗声大气地喊着讲话，有的人竟然还毫无顾忌地当着众人的面把鞋子脱下来，甚至把袜子脱下来，把脚晾在人家面前。那时，我看到了俄罗斯人用礼貌和教养包裹着的轻蔑的目光，我感到脸在一阵阵发烧，一种羞耻感顿时涌上心头。
在国内，国民文化素质低劣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祭奠黄帝的大典结束后，数万盆鲜花被一抢而光。公路上小汽车与油罐车相撞，受伤的小汽车司机躺在地上呻吟，可是从旁边驶过的汽车没有一辆停下来把小汽车司机送到医院去，而四周的乡民从家里出来，拿着水桶、洗脸盆，哄抢漏在车上和地上的油。年初大雪灾时，有些人趁机发“国难财”，在向困在长途车上的旅客出售水、方便面等饮料和食品时，竟然一杯水10元钱，一包方便面80元钱。包括像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场所，一次大的群众集会结束后，废纸、弃物、痰迹遍地都是，一片狼藉。
在国民文化素质方面，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向一些国家、一些地区的人学学。日本人被权威的国际机构评价为国际形象第一良好。讲到日本人，我们中国人的心情往往很复杂。日本是一个喝着中华文化的乳汁长大，看了魏源写的《海国图志》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而进行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亚入欧”，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日本都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苦难。中日甲午战争，它把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中国北洋水师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了“马关条约”，掠走了我们的台湾（一掠就是50多年），抢走了我们的白银两亿两（它没有用这些钱设赌场、建妓院、办烟馆，而是办教育，为富国强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说，日本现代化的“第一桶金”，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可是，就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泸沟桥事变”，把侵华的战火燃遍了全中国，把中国人推到了血泊和深渊之中，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吞咽日本人给我们酿造的这一杯杯苦酒、一个个苦果。对这些，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是一个不配有好命运的民族。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为着现实与未来愿意并善于向自己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学习的民族。鲁迅就曾告诫中国人，要愿意并且善于向开枪打我们的“洋鬼子”学习。
在日本的一些城乡公路旁，常常有一些无人售货的水果摊铺：水果洗得干干净净装在一个个口袋里，摊铺上有一个收款箱，人们向收款箱投一定的钱，拿走一定的水果。据观察者说，没有发生不交钱拿走水果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趁无人看管拿走收款箱的现象。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些日本青年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他们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进行实地调查，之后把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清国通商综览》。这本书居然有2300多页，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当时的一些日本社会精英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在现在的冲绳战役日本死难将士的纪念碑上，26万多死难军人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刻在黑色的大理石上。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的过程中，李将军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后感慨万千：在缴械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清楚楚，让人感觉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办理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的确如此。二战后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以神奇的速度恢复并超过那些没有受到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智力资本、人力资本没有被摧毁，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文化素质比较高；因此，一个“马歇尔计划”，资金到位，马上就能够把知识转化为力量，把精神转化成产品。这样的敌人，或者应该说这样的竞争对手，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应该“以日为师”。
在此次四川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良好的国民文化素质的生动体现。仁者爱人，我们中国人似乎一下子意识到那些素不相识、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就住在我们的心灵和情感的深处，我们为他们流下了酸辛、苦涩的泪水。的确，汶川救灾的日子，是中国大地上泪雨滂沱的岁月。曾经十分刚硬的中国人的心被泪水泡软了。本质上说，只有泪水才能拯救世界，因为泪水就是爱。中国的希望就在泪水中升起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来自全中国全世界的捐款如滔滔江河源源不断地送到灾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哀悼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人生命的丧失而在悲风与泪雨中低垂，那撕裂肝肠的汽笛在静默、凝重、泣血的中国大地上回响。我们更不会忘记，那刚刚从废墟下救出的三岁孩子，躺在担架上还艰难地举起手向人们敬礼，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那在路上接受采访的北川老乡，在采访结束挑着担子继续踏上回乡救人的路程时，还不忘回过身来对记者说：“谢谢你们为我们操心了！”在这些最普通、最底层的中国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最深厚的底蕴，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最高贵的教养和最优秀的文化素质。中国真正的根基就在这里，中国真正的希望就在这里！
（三）、只有提高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以人为本”不是“以民为本”，也不是通常所说的“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是以每一个人为本，不管这每一个人是什么人。以人为本，是指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别人、社会、国家、民族的工具，而是自己的目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追求快乐幸福、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而国家、政府、社会都负有责任和义务为每一个人获得快乐幸福、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的确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它使我们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的基点上。历史地看，从1921年至1949年，我们是“以革命为本”；从1949年至1979年，我们是“以政治为本”；从1979年至2006年，我们是“以经济为本”；而从2006年开始，我们才走上了“以人为本”的正确道路。以人为本，才能够比较有效地克服多少年来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此次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坚持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了救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的体现。中国远洋集团所属的大连船务集团坚持“员工的生命高于一切”，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率先做好农民工的工作，使集团所有的4万多农民工享有与其他员工同等的权利与尊严，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的体现。
然而，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必须提高每个国民的文化素质。因为文化素质低下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不可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怎么能设想像阿Q一样的人，能获得什么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呢？所以鲁迅先生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四）、只有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取得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被拖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主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主旋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最能凝聚中华民族的意志和愿望、最能调动中国人的聪明与才智的旗帜，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什么我们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导中国人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正确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英国订立了自己的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它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民族耻辱感。从那时起，中国人的心底便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发生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洋务先驱们认为，中华文化很优秀，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没什么问题，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所差的只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强大的国防，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可是，中日甲午一战，他们的“船坚炮利”顿时化为乌有，清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了更加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个更悲惨、更耻辱的失败，使中国人意识到，只搞“船坚炮利”，只“师夷之长技”，并不能使中华民族复兴，而要使中华民族走出贫弱与耻辱，必须在坚守中华文化本位的同时，适当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良与维新。于是，就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志士们把改良维新的希望寄托在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身上，在103天里发了360多道上谕，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维新。但是，由于这种变法维新虽然“能救中国，却不能救大清”（慈禧太后），并且从根本上危害了统治阶级中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因此，他们团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把这个变法维新扼杀在摇篮之中，致使这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千载良机最终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直至死亡而化作“千年一叹”。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搞“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加之以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的改良与维新，也不能救中国；而要救中国，必须实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于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的先驱们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千年帝制，制定了“临时约法”，创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本质上讲，辛亥革命仍然没有能引导中国人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最后以孙中山被迫下台、袁世凯上台复辟帝制、“临时约法”被废除而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只搞“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加之以政治改良与社会革命，也不能救中国；要救中国，还必须反省、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实行思想文化的革命，创造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思想文化根基。于是，中国便发生了以《新青年》为标志，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认识到，欧美列强之所以强大，并不仅仅因为它们进行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而同时在于它们不间断地进行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类的思想文化革命，极大地改良和提升了西方人的文化素质；再先进的社会制度，如果是建立在低下的国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也只能是建立在海滩上的大厦。因此，他们杜鹃啼血似地呼唤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极力主张在积极建设新制度的同时，努力推进“新民”、“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文化建设。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尽管存在着某种偏颇，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实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起点。
（五）文化素质重要价值的明证
人的文化素质不像经济、科技、才智那么外显，那么耀眼，那么可以“量化”，它像空气、土地、阳光和水一样，既十分重要，十分宝贵，又极其朴素，极易被人忽略。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莲实重彦就说过：“目前的大学教育对于发展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足够的估计，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人的文化素质，是一个人的人生底色、底蕴和大智慧，为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和生命质量提供可能性，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气质、基本性格、基本形象，维系着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如果是个商人，他便可能是一个颇有风度的儒商，例如比尔•盖茨；如果是个军人，他便可能是一个很有风采的儒将，例如叶剑英；如果是个政治家，他便可能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例如邱吉尔；如果是一个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他便可能是一个颇有教养和职业精神的劳动者，例如林巧稚、袁隆平等等。邱吉尔是个极具魅力的人，人们说，和他相处，五分钟就可以发现其全部缺点，然而，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未必能够发现其全部优点。邱吉尔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画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巨头之一，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绘画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至今在艺术市场上还大受青睐。在二战胜利前夕的英国大选中，邱吉尔败选，在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斯大林不无得意地揶揄他说：你是二战的英雄，竟然被你们英国人选掉了，在苏联，谁敢选掉我？邱吉尔从容地回答说，战后的英国人民不再需要一个参与战争的英雄，而是需要一个领导国家建设的管理者；我之所以参与战争，就是为了维护人民选掉我的权利。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人的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地区，通常都是文化大省，也是经济、政治比较发达的地区。
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民风乡俗醇正，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引领风骚：春秋时，出了文圣人孔子、武圣人孙武；战国时，出了文亚圣孟子、武亚圣孙膑；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流名相，诸如辅佐齐恒公成就霸业、被誉为“中华第一相”的管仲，辅佐刘备三分天下、立蜀兴国、被视为贤相代名词和化身的诸葛亮，辅佐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的房玄龄等，都是齐鲁大地的儿女。
当下的中国有许多“经济文化圈”，应该说其中最有成就、最富魅力、最具前途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上海，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具有新锐的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致使其城市发展、商业文明、科技进步等等都大大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金融中心。江浙，历史上就被公认为“财赋之地，人文之薮”，自科举取仕以来，获取状元、榜眼、探花三甲的人数，一直居全国之首，至今也是全国的文化教育大省。那是一片被文化浸润得十分醇厚的土地，虽然地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过于密集，但是，其经济最发达，居民生活水平最高，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八席（江苏6个，浙江2个）。完全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三角洲仍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富魅力和活力的热土。由于文化教育、文化底蕴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景观：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北伐”的历史（军事北伐、经济北伐、政治北伐、文化北伐），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北伐”的成功与否。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底蕴和文化品格，并不仅仅体现在那数不清的重要的国家机关与部门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像故宫、天坛、北海、长城、颐和园等伟大的名胜古迹上，而主要体现在普通市民的文化素质上。在北京，连地铁里、公共汽车上都有人看报、读书、背单词，这是北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北京，是一个学习的城市。在北京，几乎每个人都关心北大、清华等大学发生的事情，北京的高等学府对市民社会形成了巨大的辐射力、覆盖力和吸引力：北京，是一个热爱文化的城市。在北京，绝大多数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都对政治充满浓厚的兴趣，似乎都是政治家：北京，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每年举办的音乐会等文化艺术活动，不仅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其观众的欣赏水平和风度教养也是全国最高的：北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首都。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一般人来讲，北京并不像成都、杭州、厦门、大连等城市那么适宜人居住，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人十分向往北京？愿意居住在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是中国最适合人读书、求学、做学问、搞科研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青年，能够在北京读书求学，是他终生的幸运和幸福。
几十年来，韩国为什么有长足的发展进步，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化建设，极大地改良了韩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提升了韩国人的文化素质。长期以来，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文化在韩国广泛传播，给韩国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相当多的韩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浓郁的基督信仰和对基督教文化的崇尚。2007年在阿富汗被恐怖分子劫持的23名人质，全都是怀着爱心、报着献身的决心、效力于人类和平事业的虔诚的基督徒。有一种说法，日本人走到哪里，就把汽车修理行开到哪里；中国人走到哪里，就把饭店办到哪里；韩国人走到哪里，就把教会建到哪里。因此，世界上有一种说法，把韩国誉为“亚洲的耶路撒冷”。另外，在韩国，尊师重教蔚成风气。我们中国教师和韩国首尔大学的教师站在校园的路旁谈话，从旁边走过的韩国学生不仅向老师鞠躬致敬，而且他们绝不踩着老师映在地上的身影走过，而是绕开这些身影走过。对此，韩国的同行解释说，这些尊师重教的言行，都是跟中国人学的，跟中国传统文化学的。此事颇令人感慨：墙里开花墙外香，多少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早就被我们中国人自己淡忘与遗弃了！
作为“欧洲的体外心脏”之一的以色列，为什么能够在石头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庄稼？为什么能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存在与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的国民文化素质比较高。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很多是大学毕业生，以色列的农业形成了令世人赞叹的科学系统。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是世界上举办音乐会最多的首都，超过了具有“音乐之都”美誉的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645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121人，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犹太人占世界人口却不到0.3%。
美国立国晚近，历史短浅，然而发展迅速，国力日强，不仅成为欧洲的另一颗“体外心脏”，而且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是世界范围内具有主导力量的强大而伟大的国家。原因何在？探究起来，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聚焦于美国的历史源头及其发展，聚焦于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其国民的文化素质。
最早定居北美大陆的美国人有三类人：一类是刑满释放人员，一类是怀揣发财梦想的“淘金者”，一类是清教徒。这三类人之中，清教徒的人数是最少的，然而他们是“光”，是“盐”，作用是极大的。他们大都是在母国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社会职业、甚至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是在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信奉“因信称义”、“政教分离”的《圣经》真理、毅然退出国家天主教、而受到严重逼迫与打击的宗教分离派的虔诚的新教基督徒。这些“天路客”和“朝圣者”先是在17世纪初怀着寻求信仰自由的理想逃到荷兰的莱登，之后又乘坐“五月花号”大帆船驶向北美大陆。本来他们是以哈德逊河口地区为目的地的，但是海上风浪险恶，错过了目标，只得于1620年11月11日经过在海上66天的漂泊之后，于现在的科德角外的普罗温斯顿港抛锚登陆。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由41名男乘客签名，签定了一份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在这份公约里，签署人立誓创造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以法而治。这个公约写道：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
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
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
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
发展，将来凡是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
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制度，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18世
国王暨苏格兰第54世国王詹姆斯殿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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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号”共有102名乘客，其中有36名清教徒和66名“教外之人”（非分离教派英国人）。圣诞后一天，这102名定居者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那些参加签约的人组成了普利茅斯自治体，这个自制体有选举官员、通过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员的权利，完全遵守《“五月花号”公约》的规定。《“五月花号”公约》为新大陆建立自治和法制打下了基础。因此，人们说，马丁•路德才是美国的“建国之父”(而并非仅仅是华盛顿、杰弗逊等人)，《“五月花号”公约》才是美国的“宪法之母”（而并非仅仅是“独立宣言”等等）。因此，人们说，“五月花号”大帆船“是一艘神秘的船，她装载着美国。通过这艘船，你可以了解美国；你想了解美国，必须通过这艘船。如果不了解这艘船，那么你还不了解美国”。
“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的时候，正值深秋，经过几个星期的摸索，才勉强完成登陆。当时已是12月下旬，天寒地冻，万物萧瑟，102人上岸不到三个月就死亡接近半数。如果没有奇迹，估计等不到第二年秋收，他们就会与先行的探险者一样，或是死亡，或者返回欧洲。这时，奇迹发生了，他们紧紧抓住了土著的印第安人伸过来的“友谊之手”、“上帝之手”：印第安人给了他们极其宝贵的粮食，并且教会他们种植玉米、汲取和保存淡水、防止野兽侵害的方法等等。第二年（1621）秋收后，他们邀请印第安人共同庆祝丰收，感激上帝的恩典，感激印第安人的帮助。这个庆典的日子，是北美移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全世界基督徒和幕求基督信仰与基督教文化的人们的共同节日——感恩节。
遵照《“五月花号”公约》的精神，开发北美大陆的“天路客”和“朝圣者”们，一直十分重视精神信仰和文化教育。为了纯洁社区人的精神信仰、提高社区人的文化素质，他们于1636年创办了哈佛大学（史称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于1701年又从哈佛大学中蘖生出一个耶鲁大学。美国是一个先有自治社区（乡镇，县，州），后有统一的大陆政府的国家。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召开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决定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390年来，美国人由当初的102人发展到2.7亿人，增长了265万倍。可是，除种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外，所信奉和坚持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国，仍是390年前的102人立誓创立的那个民众自治团体，不过放大了265万倍而已。的确，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但是，审视美国，不能只看其世俗化的一面（那往往是表象），不能只看“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NBA”，更要看那些洒落在那片大地上的一个个社区，更要看那一个个社区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是如何自助与互助的，是如何过日子，如何过礼拜的。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美国人具有怎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具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卢刚因嫉妒与误解，杀害了爱荷华大学的副校长安•柯莱瑞博士和三位世界顶尖的教授与自己的中国同学山林华而自杀后的第三天，安•柯莱瑞教授的兄弟能够写信安慰居住在中国上海的卢刚的父母和家人，祈祷彼此“同情、宽恕和爱”；为什么在南加州山林火灾中人们撤离时，首先抢出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孩子、宠物和《圣经》；为什么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发生后，人们在沉痛悼念被杀害的师生的同时，也悼念制造了这起惨案之后自杀的行凶者；为什么许多美国家庭积极收养世界各地的弱智、残疾、被遗弃的孩童；为什么在9•11事件中人们逃生的秩序那么好，以致伤亡的人数与灾难的程度相比，显得令人欣喜的不相称，而且在每年的纪念日里，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会被念到；为什么在纽约24小时大停电时，大部分商家都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免费奉送手电筒、电池、打火机等等，而大部分出租车也都免费运送客人。
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逐渐确立起对自然法的尊奉，基督信仰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文明底色而存在。与此不同，由当年的清教徒所标举的基督信仰仍然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杰弗逊在第二次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把逼迫清教徒的欧洲比作当年逼迫以色列人的“埃及”，把清教徒从欧洲出走比作以色列人“出埃及”，把美国比作“以色列”，把北美大陆比作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世界的“山上之城”和“金灯台”，担负管理和治理“全地”、在世上重建“伊甸园”的大使命，对全人类负有重大的责任。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充满着基督信仰的精神。这种主流文化被称为“黄蜂”文化。这个“黄蜂”的英文写法是WASP：W，是“白种人”的英文字头（美国人在精神上与白色人种血脉相连，剪不断，理还乱），AS，是“盎克鲁•撒克逊”的英文缩写（戴高乐说过，美利坚是欧罗巴的孩子）；P，是“清教徒”的英文字头（清教徒是美国社会的“光”和“盐”）。美国的历任总统，大多数是基督徒；现在的美国，有2.7亿人口，其中的86%是基督徒；美国全国有600万牧师。
美国是一个奇迹。它由一个个自治社区逐渐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强大而伟大的国家，其中不是靠共同血缘，不是靠共同历史，也不是靠共同文化，而是靠共同的价值观认同（相对说来，美国人并不重视争夺殖民地，而是更重视输出价值观）。所以说，美国既是一盘“大沙拉”，又是一座“大熔炉”。它既是开放的，自由的，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体尊严，具有开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包容精神；又是紧密的，凝聚的，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尊严感与认同感。里根在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的解职演说中说（大意），我当了两届美国总统，我知道了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呢？千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柏林墙”来到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他们的汗水和泪水，这片土地就是美国。说得多么自豪，多么发人深省！美国自由女神铜像的铭文写道：“送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的垃圾；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我在这金门边举灯相迎。”写得多么深情，多么令人百感交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强大而伟大的美利坚是全世界人民、各国精英共同建造的。美国是一个不是民族的民族，而最早来到这片大陆的清教徒为后来强大而伟大的美利坚播下了一颗神奇的种子，栽下了一棵丰姿绰约、茁壮成长的郁郁葱葱的“梧桐树”。
江泽民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草坪的演讲中说，美利坚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美利坚精神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这话说得对。仔细品味，美利坚精神体现出一种明朗而强烈的牛仔气象，体现为一种自由精神、冒险精神、创造精神、务实精神。这些精神成为美国人的文化底色和底蕴，成为美国人的基本气质与性格。凭靠着这种精神，美国人创造了颇具效率和魅力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使美利坚民族在当代世界引领风骚。有人因为美国人建国晚，历史短，身上弥漫着一种“山姆大叔”的牛仔气，便论定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素质低下，这若不是偏见，便是无知，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误导与自欺。正如人们说：“当哥伦布发现美利坚时，美利坚只是一块伟大的土地；是美国人民使美利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文明古国（例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等）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消失在历史的风霜雨雪和苍烟落照之中了，唯独我们中华民族立国泱泱五千多年至今依然存在与发展，没有人会不承认现实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这是为什么？审视历史与现实，一个显豁的原因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忍精神的伟大民族；这种忧患意识和坚忍精神从古至今，生生不息地活在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命的底色与基调；它是中华民族这辆战车的两个轮子，是中华民族这只大鹏鸟的两个翅膀；可以说，在这方面，除了以色列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与我们中华民族相比肩和相媲美。
正因为我们中国人具有忧患意识，所以我们中国人才具有世界上最强烈的“储蓄意识”（顺便说，寻找传统，不能仅仅从文献和典籍中寻找，主要应该从现实人们的平凡生活中寻找；传统是活在现实人们身上的东西，死了的，便不再是传统）。有人认为，这种“储蓄意识”，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它造成大陆和台湾在经济发展中拥有为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释解的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按照西方金融学、经济学理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不知道已经崩溃多少次了，因为中国的银行里的存款大部分是居民存款。可是，这种“崩溃”一直没有发生。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储蓄意识”。银行存款利息那么低，人们仍往银行存款。政府千方百计“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但是效果总是不明显。无论如何，中国人都要含辛茹苦地赚钱、省吃俭用地攒钱。中国人认为，没有什么人能逃脱“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铁律。中国人不是美国人（美国社会的一大隐忧和危机，就是美国人持续不断的高消费，这早早晚晚是要受惩罚的），它过不了“寅吃卯粮”、“家无隔夜粮”的日子。中国人夜里睡觉，枕头下枕着几千块钱、几万块钱，梦里的笑声都是芬芳的。中国人赚钱、攒钱干什么？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养老，更重要的是为了供儿女读书、给儿子娶媳妇、给儿女盖房子、买房子。我们中国人具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受苦，后人享福”的人生态度，追求家道兴旺、族运长远。自己没有读大学，一定要千辛万苦地供儿女读大学；自己没能进入主流社会、上层社会，千方百计地帮儿女进入主流社会和上层社会。中国的父母，是天底下最典型的“三可”父母：最可敬，最可爱，也最可怜。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家家户户，概莫能外，即使生活在外国“唐人街”上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才叫“洋装穿在身，也改变不了那颗中国心”。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多充满忧患意识的格言警语，诸如“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中国人是早熟的。中国人通常不会有一些西方人那样的阳光灿烂的孩子般的笑脸，即使在十分开心的时候，脸上似乎也有一种淡淡的忧思。这种淡淡的忧思，使我们中国人显得格外含蓄、格外成熟、格外隽永、格外有魅力。忧患意识是中国人给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它向全人类昭示了“和谐”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真正的环保意识；它告诫我们，地球上的一切都不是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遗产，而是后代放在我们手里，要求我们好好保管的宝贝。我们中国人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中，更生活在未来中，生活在希望里。中华文化的人格化身孔子，就是一个为人类的未来和希望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的“累累如丧家之狗”的充满忧患意识的杰出代表。风物长宜放眼量，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承认，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危机，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忧患意识正在悄悄地流失。这是一个事关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文化危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为未来和希望而谋划与奋斗的民族，是绝不会有未来和希望的。
正因为我们中国人具有坚忍精神，所以我们中国人才具有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匹敌的吃苦精神和忍辱精神。40年前，在东北当知识青年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我看到农民的孩子还光着身子在田野里玩耍。那时我就写过文章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不是城里的娇娃娃，而是农村的苦孩子。农民有病，最基本的方法是“扛”；劳动中手脚被碰伤了，抓一把细土撒在伤口上，过不了几天就好了。那些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中国人（例如潮汕人，温州人等），别人不愿干的活，他们干；别人吃不了的苦，他们吃，没干上几年就“发达”起来了，就可以“衣锦还乡”，回家乡建家园了，就成了当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了（这大概也是一些国家时常发生排斥、打击、迫害华侨的一个原因）。
诚如陈独秀所言，中国人并不像有些西方民族那样“恶侮辱，宁斗死”，“不自由，毋宁死”；而是恰恰相反，“恶斗死，宁忍辱”、“不自由，也要活”。在中国人看来，遭受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狂狷之士，“不足为勇也”；相反，那些“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隐忍节制之人，才是“大勇者”。在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人们见不到一例像西方人那样，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心爱的女人（此事关系到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就你一把剑我一把剑，或你一支枪我一支枪地公开决斗的个案，倒是可以看到有人在饭里、酒里、菜里下毒，将对方毒死的事例。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认为活着、活得长久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更何况忍辱是为了负重，忍辱是手段，负重是目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才那么看重忍辱负重的精神品格，才那么赞叹长期“卧薪尝胆”、一朝报仇雪恨的越王勾践、当时宁受胯下之辱，日后成为大将军的韩信、为了完成更有意义的文化使命而吞下奇耻大辱，用毕生心血写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才那么爱戴从长计议、顾全大局、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倒的周恩来。中国人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人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小平曾嘱咐中国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人不要扛大旗，不要当头，要韬光养晦，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不仅要靠正义感，而且要靠实力。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中，曾把自己的政治智慧，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忍耐”。这种精当的概括与“文革”中江西南昌市郊那条沉寂的“邓小平小道”一起，是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坚忍精神的有力证明，昭示着极具中国特色的人生智慧。当然，我们应当明白，忍辱是为了负重，不负重的忍辱是“犬儒”，是苟且，我们不能把忍辱当作“犬儒”与苟且的挡箭牌，不要让“犬儒”和苟且玷污了中国人的坚忍精神。
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人虽然绵延不绝地活下来了，但是经常活得不够好，不够体面与尊严。探究起来，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中还患有比较严重的弊病。
比较来说，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生活一直在向人们彰显与昭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官是人生的最佳选择，干什么也没有当官好，用俗话说，就是“大小是个头儿，强其站岗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话说了上千年，其实，说得并不对，书中没有“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东西。不过这些话只需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就是“官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在中国，只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才能如鲁迅借阿Q之口所说的，“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就是说，只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才能获得乃至垄断相当的社会资源，才能实现所谓的自身“价值”，才能在社会生活中“通吃”。因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大部分士子、学人心中都有一个终生不醒、终生沉醉的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吃尽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个士子、学人，即使学得再好，如果是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也只能是被人嘲笑、自惭形秽的“范进”与“孔乙己”：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实际上说明他学得并不好，学得好，为什么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呢？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岂不证明他学得并不好吗？实际上，一个士子、学人，只要当上一定级别的官（仕），才能带上一顶人帽子，被看作是个“人物”。“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中国古来的教育，中国古来大多数励志的书，大都不是教人做人，而是教人做人上人。中国大部分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而是希望他们光宗耀祖，光大门楣，成为一个有权势、有钱财、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中国早就有了私塾（民办学校），但是从来没有私学精神。这种私塾本质上是一种官学，因为它一直盯着官场，为官场提供所需的人才，它所培养的人要接受官场的选汰，它是官场的后备军和人才库。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心灵深处大都有一个“侯朝宗情结”和“二陈（陈布雷、陈伯达）情结”。他们不具有独立性，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牛毛”（而不是“牛虻”），千方百计地往权力这张“皮”上附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千方百计地挤到权力的“盛宴”上去分“一杯羹”，以实现所谓的“自身价值”。他们最大的快乐是“怀才而遇”；最大的不幸是“怀才不遇”，成为被权力毁弃的“黄钟大吕”。虽然有时他们表面上很清高，很洒脱，显得对权力不屑一顾，可是心底里却耿耿于怀，正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蒋士铨：《临川梦》）。想当官，爱当官，成了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共同癖好。这种深入人心底与骨髓的“官瘾”，几乎达到了“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程度。这点，连所谓旷达超脱的高人雅士也不能幸免。袁中道就曾在一首诗（《读子瞻集书呈中郎》）中批评苏轼说：“登朝便与祸相粘，尘世功名到底甜！直到海南天尽处，槟榔树下忆陶潜。”
在这种“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支配下，中国社会弥漫着敬官、怕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相当缺乏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当没当上官”、“当了多大的官”为尺度来评价、衡量自己和别人，来决定对人对己的态度。人们很习惯用官阶来比附其他行业的职别，譬如说“副教授相当于县处级，教授相当于司局级，两院院士相当于省部级”等等。试想，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县处级相当于副教授，司局级相当于教授，省部级相当于两院院士”呢？在我们国家，不管是什么单位，是什么人，大都有行政级别，例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局级单位，北京大学是副部级单位，连和尚、尼姑也有行政级别，有的是科级，有的是处级等等。在这种现实中，有人任教、行医、经商、做工、务农等等，常常是没有当上官、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如果有可能，人们还是非常愿意谋取“一官半职”，如此才心安理得。于是“公务员热”一直高烧不退，学而优则仕、教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演而优则仕、唱而优则仕的政治文化生态似乎“永葆青春”。在这种现实中，“官”被称为父母，“民”被称为“子女”；“官”为牧者，“民”为牛马；“官”为舟楫，“民”为载舟之水。而“民”绝非公民，绝非主人，而是草民、蚁民、愚民、臣民，或是良民、顺民，或是暴民、刁民。民者，盲也。“民”字的本义是四肢被捆绑、两眼被扎瞎的盲人。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是不必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本位，而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本钱”。“要让马儿跑，也要让马儿吃草”，这里的“民”归根结底是权力的“马”，爱护这匹“马”，给它吃草，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以满足权力的需要。所谓亲民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本来应该是“当官要以民为主”，就是说，要民主，不要主民，官是公仆，当官是为民当差，可是至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还是作为“清官”的高风亮节被肯定和歌颂。客观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应该看到，本来就相当微弱和稀薄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早就在实践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剩下的只是“抚民”、“怀柔”、“仁政”、“王道”的欺骗与标榜。
在中国，不少政府的大楼都建得庄严雄伟，都占据十分良好的位置。而在不少西方国家，其政府的建筑很不起眼，有的简直就如一个商业超市，丝毫不给人以压抑感。在中国，一般说来，最隆重的葬礼，一定是政坛要人的葬礼，而在西方许多国家，最隆重的葬礼常常是文学巨子维克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猫王”爱尔维斯•普莱斯利、圣女特蕾莎、爱与美的女神黛安娜、被上帝亲吻过嗓子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类人的葬礼。在中国，人们来北京旅游，必定去故宫、天坛等地。而在英国、法国，人们到伦敦、巴黎旅游，则大都去“诗人角”、卢浮宫等处。梅贻琦先生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曾当过清华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大的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塑像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水木清华90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坐着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上正对着主席台的150多个红椅子，是专门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大图书馆的临时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他两边的，是当年任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成为中共建党人、中共烈士的李大钊和当年曾任北大讲师、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巨人的鲁迅。画面上完全没有在北大校长和教授中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最为巨大的三个“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子。有一则材料说，某个参观团饱览了秦川、骊山风光后，曾问：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此苦修《史记》，名垂青史，家喻户晓，为什么西安见不到他的塑像？不料一个有关领导出语惊人：“司马迁算老几？比照现代干部体制，太史公司马迁充其量相当于副厅级。俺三秦大地下歇着13个朝代72个皇帝老子，都轮不到挨个儿塑像呢！”对比上述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实在发人深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460多人中，只有11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归雨果”。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也是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的雕像，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祖冲之和李时珍（我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有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一块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上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国外有一个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家中的地毯取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驶过时声音小一点儿，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
有一种很权威的说法，说20世纪的中国出了三个伟人，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的偏见。除了这三个人，20世纪的中国还有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他们至少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比肩而立，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中国文化传统不仅讲政统，而且讲学统、道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老庄孔孟、李杜苏辛。
尤其应该警惕的是，当下中国的有些大学，成了给各级官僚发注水文凭的地方。当下中国的不少官员是手持注水文凭的真的假博士。原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其文凭是假的。原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其文凭也是假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时，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几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这些事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不能授予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曾安排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与给北大捐了许多钱的日本企业家坐在一起，东京大学校长站起来拂袖而去，他声称作为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在这种场合下，他决不与一个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坐在一起。看来，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中国的社会要进步，中国的大学必须有独立精神，中国的教育家必须在政治家、企业家面前挺起脊梁来，形成三足鼎立、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良性关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
“官本位”本质上是不尊重人，是不以人为本，也不是什么以集体为本（权力者常常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集体的、民族的利益），而是以君主为本，以权力为本。前几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一些小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给有关领导汇报演出，由于电路老化，现场着起了大火，当时的主持人大喊：“让领导先走！”结果，领导干部无一人伤亡，而小学生烧死了288人，还有很多人烧成终生残疾、生不如死，41名老师，烧死了36名。
“官本位”是压在我们民族心灵上的一块巨石，是我们民族的一大耻辱。不搬掉这块巨石，不洗刷这个耻辱，我们的国家就难以发展进步，我们民族就难以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高贵的民族。黄埔军校校门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孙中山先生告诫人们，不要尽想着做大官，而要想着做大事。事实上，一个一心想着做官的人，一旦当上了官，没有一个不是贪官的，而贪官既害人，又害己，闹不好，必将换取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另外，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应当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在走出政治社会，正在进入经济社会，将来还要进入文化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弄大潮引风骚的，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经济管理者和文化建设者，文化素质才是自己安身立命永葆青春的软实力。
非常明显，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贱女性的意识。对《圣经》中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个描述的内涵，许多中国人都把它理解为，像中国人一样，西方人也是视女人为男人的附属物，也同样具有男尊女卑的意识。岂不知，这个描述的真正含义是，女人是男人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最该被宝爱。这是骑士精神遥远的文化源头。许多中国人相当缺乏骑士精神，相当缺乏女士优先的意识。中西餐的礼仪是大不相同的，其中一点，中餐是以男主人为中心，西餐是以女主人为中心。中国人看问题，往往是取男性的视角。有一则报道说，现在男女生育比例失调，多少年后，男人找对象将相当困难。这分明是以男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着眼点看问题。
中国人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为祸水，色为乱阶”，“父母如天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西方人为海 伦打了十几年的战争，但是他们并没有认为海伦是“祸水”，并没有怪罪她，反而认为为她再打几十年战争也值得。相反，我们一些中国人常常把一个王朝衰亡的责任强加给妲己、杨玉环一类的美女。前两年，四川省的一个政府竟然明文规定，领导干部不准用女性做自己的秘书。这分明是把女性看成是“祸水”，看成是“糖衣炮弹”，是对女性的极大侮辱与歧视。在中国，“红颜命薄”是久演不衰的悲剧，四大美女（西施、貂禅、王昭君、杨玉环）皆是男权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传说中的貂禅的命运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她先是因权力斗争被王允施“美人计”所利用，后来又为成就关羽的高风亮节而被杀。俗话说，母亲和妻子同时溺于水水，在只能救一个人的情况下，中国人通常都会救母亲，放弃妻子。一个屋子着了火，犹太人最先抢出的是钱袋，法国人最先抱出的是情人，中国人最先背出来的是老父亲或老母亲。原因何在？因为中国人看来，母亲（或父亲）只有一个，妻子如衣服，可以有好几个，没了这个还可以找下一个。在中国农村，直到现在，失学和辍学的，大多数是女孩。在传统中国，女子是不可以继承父母和家庭的遗产的，女人是不能写进父母家的家谱的，“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孔母为培养孔子花费了很多心血，可是孔庙中却不可以有她的一席之地，她仅仅在孔庙中风光了很短一段时光，之后便被扫地出门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女人不可做“妒妇”，就是说妻子不可妒忌别的女人和自己的丈夫有暧昧关系，应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成人之美”。这完全是不近情理、毫无人性的要求。
西方文化是夫妻本位文化。他们认为，人成年之后，“要离开父母”，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把自己称为亚当、夏娃的子孙，过圣诞节等重要节日，他们要不远千里地到丈夫或妻子身边去。中国文化是父子本位文化。中国人重血亲不重姻亲。中国人（汉族人）本来是伏羲和女娲的子孙，可是我们一定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仿佛是伏羲女娲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们羞于承认是他们的后代。中国人过春节等重要节日，一般是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到男性父母那里去。中国人的伦理关系、伦理情感是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涟漪”型关系、“涟漪”型情感，一切都以与男性血缘的远近作为决定和判断伦理关系、伦理情感亲疏的根据。在英语中，祖父和外祖父是一个单词，祖母和外祖母是一个单词，伯父、叔父与舅父是一个单词，姑母与姨妈是一个单词。可是，在我们中国人这里，谁是里谁是外都分得清清楚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并不包括女性后代，而仅仅是指男性后代。一个人如果没有男性后代，即使有好几个女性后代，也被称为“绝后”，即使对父母再敬爱，也是一个最大的不孝之子。
我曾遇到过一个农民出身的纪委干部，他已经有四个女儿，但是他决心不生男孩不收兵。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第五个他得到了一个男孩，为此，他被开除党籍。他认为，这很值得，他说：“这辈子没有儿子，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香。”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只有一个。他说那一定是男孩吧？我说是个女孩。我看到他的目光立即对我流露出沉重的同情与怜悯。当我跟他开玩笑说，当白发苍苍的时候，女儿扶着自己漫步于林荫路上，那该是一道多么美丽的人生风景，他的目光立即变得十分诧异，仿佛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精神不正常，需要立即送到精神病院去。记得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说，在美国，一次上课老师讲到“收养”这个词的时候，一个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女孩站起来说：“老师，我就是被收养的。”老师说，那你就跟同学们解释一下“收养”这个词的含义。这个女孩说：“听妈妈讲，生养是在妈妈的身体里长大，收养是在妈妈的心里长大。”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相当缺乏超越血缘的人类之爱，相反，我们根深蒂固地信奉“血浓于水”的千年古训。
中国人常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中国人（包括女性本身）往往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要求女人为男人的成才、成功做出牺牲，并且以“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无私奉献的女人”、“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之类的甜言蜜语来哄骗。试问，那些成才、成功的人，为什么要津津乐道、心安理得地欣赏女人为自己的奉献与牺牲呢？自己的成才、成功为什么要以女人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呢？我曾对自己的妻子讲，如果我的成才、成功要以你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我宁可不要这种成才和成功，这种成才和成功太不人道。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往往骨子里对女性有一种玩赏的态度。我认为，《废都》的最大失败就在于农民文化爆发户心灵深处的陈腐、畸形的女性意识。“红袖添香夜读书”、“彩袖殷勤捧玉钟锺”，被文人视为人生的一大福气；桃花树下一张美丽的女孩子的脸，是深藏于中国文人心中永远芬芳、永远不凋零的梦。
我认为，女人是一所大学，好女人是一所好大学，可惜，这种好大学，中国太少了。可以说，许多中国女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还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女性。中国女性要与男性平起平坐地立足于社会生活，必须自爱、自立、自强。要享有高贵、尚雅、高尚的“三高”人生，必须坚持经济独立、事业独立、人格独立的“三独”主义。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往往是女人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言行教的。一个女性，在被男性喜欢的同时，必须被男性尊重或尊敬。如果仅仅是被男性所喜欢，那你不过是这个男人的一棵花、一盆草、一个宠物，当你人老珠黄、徐娘半老时，也许悲剧就发生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许多女孩子都有轻薄之举，然而在林黛玉面前却没有任何轻佻的言行。一个女性守身如玉、守心如玉，才更加令人尊敬，才更有魅力。一个女性要做好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自己心爱的男人讲良心、讲道德上，不能把自己淹没在自己心爱的男人的事业中，要把命运之舟的舵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当你把自己无私奉献到没有可奉献的程度的时候，也许悲剧就发生了，那时，你再以当代“秦香莲”的眼泪控诉当代“陈世美”的忘恩负义，就晚了，就无济于事了。要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当然，轻贱女性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即使在西方一些人权、文化很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范围看，女性至今还处于“被看”的地位，还处于满足男性需要、取媚男权青睐的状态。不过，马克思说得好，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最能显示其品格与素养。这一则是因为从总体上说，女性仍然是弱者，而对待弱者的态度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另一点更根本的原因是：女性是人类的母亲，一个不尊重女性的民族、社会和个人，不会有好命运，不配有好命运。
正如我们中华民族的良好的文化素质并不仅仅体现为忧患意识和坚忍精神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中的弊病也并不仅仅体现为“官本位”意识和轻贱女性的意识。
我们中国人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等级制度下的平均主义意识。我们缺乏“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思想，认为君臣、父子、君子小人、上智下愚、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和秩序安排是天经地义、天然合理的。因此，我们习惯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形成了严重的等级观念。同时，“不患寡，患不均”（不是患不公）的思想又深入人心。因此，以平均的不公正压迫公正的不平均的现象到处可见，屡屡上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的“枪打出头鸟”的悲剧。在中国，做一个卓越的人是很难的，以平庸淹没卓越、以庸众扼杀人才的故事天天在发生。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扶持弱者、鼓励强者的社会。不扶持弱者的社会是一个“丛林”社会，不鼓励强者的社会是一个“侏儒”社会。
我们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的传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准人讲话的倾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绵延不绝，“舆论一律”肃杀如严冬，扼杀了无数民族精英，窒息了整个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一些人实在是忘记了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说，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一切自由；也忘记了邓小平的教导：不要鸦雀无声，而要七嘴八舌；更忘记了鲁迅的教诲：当下最要紧的，是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
我们中国缺乏尊重个性、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动不动就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借口，“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标准，统一答案”，根本缺乏“和而不同”的多元意识和自由精神。这种传统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自由意志，严重弱化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我们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反真诚的“瞒和骗”的传统。诚信危机一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社会生活。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社会，人们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逢场作戏，自欺欺人，使个人和社会都形成了一种难以自拔的虚假人格。
我们中国一直存在着泛政治、泛道德的传统。看什么事，都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看，都上升到政治、道德的高度。
我们中国人比较重俗世、重人事、重实用、重实惠，相对说来，比较轻视彼岸、轻视信仰、轻视理论、轻视逻辑，很少关心和思考“人是从哪里来的，人要到哪里去”、“人是什么”以及“死亡”与“灵魂”一类的形而上和终极关怀的问题，具有明显的世俗情怀和实用理性精神，而缺少超越的思考与追求。
有一本书叫《百年国耻》。书中列举的国耻，全都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遭受的外侮，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愚昧和黑暗造成的灾难。不用说，中国人遭受的外侮的确是中国人的国耻，对这些国耻，中国人应该世世代代牢记心头。但是，没有内忧，何来外患？为什么不把中国人自己的愚昧和黑暗造成的灾难也视为国耻呢？在我看来，慈禧扼杀“戊戌变法”就是国耻；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就是国耻；所谓“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国耻。我们应当像装荆棘一样勇敢地把它们装入我们的胸膛，装入我们记忆的深处，把它们变成警示我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的智慧。缺乏民族反省、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将导致我们还会蒙受各种各样的国耻。
《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正如人们所说：“使一个国家伟大的，不是其肥沃的土地，而是耕种它们的人们；不是其巨大的森林，而是利用它们的人们；不是其丰富的矿藏，而是开发运用它们的人们。”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此话不错。但是，如果再深一步探讨，我们就会认识到，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文化素质的竞争。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国民文化素质是水，是风，科技、人才是船，是鸟，大水行大船，大风翔大鸟。一位法国哲人说过：“法兰西失去100个大臣、将军、贵族、教士、富商仍然是法兰西，但失去了100个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法兰西就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胡适在当年的《留学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这些话似乎很“偏激”，不那么“唯物”，然而实在是生动地说明了国民文化素质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六）、长期以来，我们对人的文化素质的轻视
长期以来，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是被我们忽视和轻视的。以高等教育为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经历了如下几次大的挫折。
1952年，我们模仿和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全面实施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开了“文理分家，重理轻文”的风气与潮流。从那之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一次“伤筋动骨”的损害，是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淡出”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一个不祥的发端。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系系主任梁思诚先生就曾感慨道：中国开始进入“半个人”的时代了。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清华大学是一个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闻一多、朱自清是中文系的教授，金岳林、季羡林是哲学系的教授，吴晗等是历史系的教授，并且拥有在当时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领域水平最高的国学院，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可是，1952年以后，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理工科大学，所谓“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有些历史性错误，改正起来十分困难。1952年院系调整导致的教育灾难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前些年我们才开始努力改正，而改正的方向是，努力增强和提高大学的综合性。现在每一所大学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性，如果有可能都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综合性大学。“大学是盆老汤，好大学是盆好老汤，是一盆营养丰富的好老汤。”文理交融、专业较多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好老汤”，人们在这样的“好老汤”中浸泡和熏陶，一定会受益终生的。现在的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建校一百周年时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保有师范院校特色的同时，努力把自己办成一个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其实，醇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成为“才人”的教育（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不是使人成为工具、成为“人才”的教育。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云云，都是要把人变成工具，都不符合醇正的教育理念。本质上说，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知识、理论只有升华为人的思想、教养、情趣、情怀、信仰，才可能有大的价值。世界一流大学（例如耶鲁大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在实践中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为什么缺少像牛顿、帕斯卡尔、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缺少具有哲学家、思想家气象的科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是专家，大都缺乏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开阔、高远的人文情怀。但丁说过：“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罗素说过：“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中国先贤认为，“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学理工科出身的温家宝说得好：看一个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首先不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理工科，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一流的文科，尤其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文史哲。著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出并解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他说：“美国十个最突出的精英大学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以外，都是社会科学、人文学方面的专家，比如我们哈佛大学的校长是英国文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以前是哈佛神学院的院长，他是神学家；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是法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是经济学家。美国是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国家，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他们对人文学那么重视。面向21世纪，如果你不能发展文化能力，不能发挥伦理价值，不能发展精神文明、精神价值，只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将来在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中是没有办法稳步前进的。”与美国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校长（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基本上都是由学理工科的人担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是否可以由现今的中央领导集体由几乎青一色的学理工科的人组成（所谓“大清帝国北大荒”）向由学理工科和学社会科学的人共同组成的转变中得到某种警示和启发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继1957年“反右斗争”对高等院校的摧残后，我们又大搞“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彻底砸烂封资修”、“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工农兵上管改”（只要是“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好，思想要求进步，即使是小学文化程度，即使“交白卷”，也可以凭借“一颗红心，两手老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使全国各级教育都受到致命的、全面的摧残，使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成为连想都不能想的问题。坚持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坚持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就是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给人的文化素质造成的伤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改革开放的最初一些年，我们急功近利地要把经济搞上去，把科技搞上去，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也没有把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放到应有的位置，特别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峻现实，更是把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挤到了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才观，是科技人才观，很少把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视为人才，国家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至到现在，在科学领域里，国家的最高奖，仍然是自然科学奖。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设有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设院士。逢重要节日（例如春节），中央领导拜访、慰问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自然科学家，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这种现象，在1999年发生了令人欣喜的转变。1999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大年”。这一年不仅发生了中国驻南联盟的使馆被炸、李登辉提出了“两国论”、李洪志的法轮功成为政治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典、澳门回归、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一块殖民地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同样重要的是，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人的文化素质问题鲜明地摆在了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教育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正确的教育理念。从那以后，中央领导第一次大规模地会见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从那以后，逢重要节日，中央领导不仅拜访、慰问自然科学家（例如钱学森等），而且也同时拜访、慰问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例如季羡林等）；从那以后，出现在一些重要场合时，中央领导人都努力表现得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知识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素质。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前些年中国刮起了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邪风。这股邪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和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尚存。
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和轻视人的文化素质问题。
（七）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的文化素质的重视
现在，我们常常说要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但是，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还是不十分清楚的。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成毒品和废物一样扫进“历史垃圾堆”。这种根本意义上的“文化去中国化”，把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搞乱了，搞空了，使他们并不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并不知道哪些是应该剔除的糟粕，哪些是应该汲取的精华，哪些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革命性转化”。其实，我国古代先贤、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人的文化素质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曾提出“君子不器”的思想。这是个既十分古老又十分现代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观念。“君子不器”的直接意思是：君子不像一个只有一定用途的具体的器皿，君子应该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具有广泛适应性与极大可能性的人，形象地说，君子不是一张具体的桌子、一把具体的椅子，君子是能打造成各种各样的物品的“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根本追求，就是把人培养成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君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教师”，据说他一生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看重的，并不是聪明过人的子路、子贡等人，而是并不聪明、甚至还有些卤笨的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里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的深刻揭示与精辟概括。
（八）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
1、要认识人的文化素质，首先要打破对人的文化素质的神秘化。人的文化素质并不经常地体现为高超的才智与能力，也不经常地体现在人们对高难问题的对待和处理上，而是经常地体现为一种寻常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经常地体现在人们对常识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的。天空有飞鸟，海滩有贝壳，人生有细节。人的文化素质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中，就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从一个个生活细节中，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文化素质。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每次坐车上班到校门口时，都要下车，恭恭敬敬地给门卫人员敬个礼。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天气凉了，胡适先生在讲课时，看到教室内的一个女学生穿得很单薄，便立即停下讲授，把门窗关好之后再继续讲授。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一次，火车快要开动了，一个人急急忙忙跑上火车，车门把他的一只鞋挤掉在站台上了。这个人赶紧把另一只鞋脱下来，扔到掉在站台上的那只鞋旁边。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人捡到一只鞋没法儿穿，捡到一双鞋就可以穿了。这个人就是圣雄甘地。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美国伟大总统林肯，一次下班后驾着马车回家，经过一个地方见到一头猪陷在泥塘里挣扎。他想，我就有这一身比较体面的衣服，如果去救这头猪，衣服就会被弄得不成样子。于是，他便驾车走开了。走出去不远，他听到那头猪还在痛苦地吼叫，他怦然心动，立即驾车回来，不管会不会弄脏弄坏衣服，费力气把那头猪从泥塘里救了出来。人们说，您的心是好的，但您这样做是不值得的。林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良心安宁。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开会落座前，先给身旁的女士美国国务卿赖斯拉好椅子，请她先坐下，自己再坐下。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我接触过一个到中国来支教的澳大利亚女志愿者，到北戴河旅游，每次下海游泳，她都会捡拾上来一些像易拉罐、塑料袋、冰棍杆、冰棍纸一类的脏东西。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我曾去云南讲课，顺便去了大理，苍山洱海，风光秀丽，令人心旷神怡。可是从大理返回昆明的长途车上见到的情景，几乎把我的快乐一扫而光。车上有几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把剥下的果皮、糖纸等都装在塑料袋里，汽车中途停下时，他们跑出去很远，把塑料袋扔到垃圾箱里。可是，车上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大学教师与大学生，却毫不在乎地把果皮等废弃物扔到车窗外，毫不顾忌地随地吐痰、擤鼻涕，洋洋得意地冲着人挖鼻孔。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美国安利公司曾有一个规定，它的商品可以“无理由退货”。可是，在中国大陆，许多销售员和消费者在商品使用了很长时间之后再去退货，迫使安利公司向全世界宣布，它的“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在中国大陆不实行。此事使世界上一些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不好。国门刚刚打开，一些学子出国留学，自己暂时没有电视机，只好看公用电视。看公用电视时需要投硬币，投多少硬币，就看多少时间。我们的一些留学生便把硬币栓上线，投进去，拿出来。这种行为也造成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不好。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我常想，这就叫“个体的聪明造成群体的愚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太多了。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伟大的特蕾莎修女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在她看来，小事固然微不足道，但能忠于小事却是一件大事。什么叫教养？上公共汽车、去商场购物，自觉地排队；去银行取存款，自觉地站在“一米线”之外；用餐时能用一张餐巾纸不用两张餐巾纸；出行时，能乘公交车不乘出租车；洗涤时，能用半盆水不用一盆水；如此等等，就叫教养。而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描绘的那种过简朴生活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人、高贵的人。
许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寻常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决定成败。泰坦尼克号冰海遇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船长忘记把望远镜带上船。人们说，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的结果早就决定在北洋水师的官兵把洗涤的衣物晾晒在军舰的炮身上这一细节中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拍摄已经过半，导演发现因为制作者的疏忽，影片中船上使用的杯盘没有“T”的标志（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泰坦尼克号上的杯盘全都有“T”的标志），于是，导演决定，为了追求影片的真实感，坚决斥巨资，整个影片重新拍摄。人生中，许多时候，只有对细节的“斤斤计较”，才可能使自己做的事情获得成功。事实上，爱得细腻，是由于爱得深沉；爱得粗糙，是由于爱得肤浅。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是个弱智者。可是，为什么他能够在人生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功？捕虾捕得最多，长跑成为健将，打乒乓球成为美国国家队队员，还能娶到那么善良而美丽的妻子。原因之一，就是他时时事事都恪守人类生活中那些经常为许多聪明人忽视、违犯的最基本的常识和规范。每到重要的、关键的时候，阿甘都要以“从小听妈妈说”的道理为根据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从小听妈妈说”的道理，就是人类生活的最普通、也最根本的常识与公理，就是人类的大聪明与大智慧。实践证明，人们以及人类经常在常识性的问题上犯错误；人们以及人类的最重大的错误，几乎都是犯在常识性的问题上：惨无人道地屠杀犹太人是这样；“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全民经商”、“教育产业化”等等，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征服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等等，也是这样。
审视中国近现代史，看上去最平凡、实际上最有效的文化建设，就是重在改良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乡村建设”和“新生活运动”。如果能坚持下来，现在的中国不知会是怎样一幅美好的光景。
2、要认识人的文化素质，还要防止和避免对人的文化素质的庸俗化。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的文化素质简单而肤浅地理解为只是读读诗、弹弹琴、唱唱歌、跳跳舞、写写字、画画画等等，它更为基本、更为本质的内涵是人之为人的意识，是现代公民精神。
3、我认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根本内涵是“三个综合”，即文理综合、中西综合、脑手综合。所谓文理综合，浅表的层次上是文科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综合，就是说，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应该同时具有基本的文科知识和理工科知识。现在，一些搞文科的人，理工科知识贫乏到可怕的程度；一些搞理工科的人，文科知识匮乏到可怜的程度。不过，必须明确，文理综合的深层本质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综合。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爱，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到北京动物园把一瓶浓硫酸泼在灰熊身上“搞科学实验”，以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用皮鞋的高跟残忍地踩死小猫来取乐，并把这残酷的画面传到网上到处散布，就是缺乏对于生命爱与尊重的人文精神。而一些人，包括一些科学家，为迎合某种需要，为满足个人的某种欲望，用所谓的“科学理论”，论证完全可以“亩产万斤”，完全可以“15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高唱中国已经崛起，即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民族主义“主旋律”，就是缺乏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所谓中西综合，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综合，就是说，一个现代中国人必须在基本层次上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个在基本层次上不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人，本质上不是一个现代中国人，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中国人。这样的人，也不会赢得外国人的尊敬与重视，尽管他们很“崇洋”。时下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所知甚少，这实在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危机。同时，一个现代中国人还必须在基本层次上了解和理解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个在基本层次上不了解和理解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现代中国人，至少不是一个目光远大、视野开阔、具有某种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这样的人是决然走不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人不该对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怀持惧怕、厌恶、贬低、拒斥的态度与心理。“思，容也。”（许慎：《说文解字》）“伟大是一种视野。”当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应该采取“拿来主义”（鲁迅）的态度：“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只要对我有益处，我都拿来，都吸取，使它们成为滋润我、强健我的营养。”崇尚儒学的梁漱溟说过：“假使中国没有西洋文化进来，则再过两千年其生活仍不变。”泰戈尔在接触西方文化以后，那原本就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变得更加宽广，因此，他告诫反帝反殖的印度同胞：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同时，应该去认识一个“伟大而善良的欧洲”。瓦•索科洛夫说过：“当伏尔泰用中国的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他感觉到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印度人。”因此，处于“地球村”、“全球化”中的我们，应该“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陶行知）
所谓脑手综合，就是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的综合，就是说，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应该是一个有头脑、有创意、有“形而上”追求的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为“过河”寻找或打造“桥”和“船”，善于把创意和宏观思考变成扎扎实实、具体细腻的“形而下”操作的实践者。这样的人，是“稀有金属”，是天下最宝贵的人。
有人认为，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说，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冒险的时代，17世纪是一个理性的时代，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是一个建立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科学分析的时代，21世纪是一个文化综合的时代。不错，21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经济挂帅”，但是，这个经济，已经不是传统经济，而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知识经济、人文经济。因此，它特别需要科技人才、经济人才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当有人问到21世纪的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时，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工程杰出讲座教授田长霖说：“应该同时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功底。”他以自己为例说，由于他同时接受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够以华裔人士的身份得到西方人的认同。他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偏重理工、向实用性发展的趋势时说，实用很重要，尤其是在“经济挂帅”的时代，但是忽视人文教育会带来严重后遗症，欧美的教育是从人文方面发展起来的，但现在也偏重理工，这是应该扭转的局面。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教授说，虽然在21世纪人类社会首先面临着科技的挑战，但越是如此，人文教育越显得重要，因为那时候的人类越需要了解价值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后果。美国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1998年3月25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大学的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于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还存在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有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它帮助科学家欣赏艺术，又让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作为个人、作为社区的一员体验一种更有趣、更有价值的生活。”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文史哲是最应受保护和重视的，因为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不但是民族文化传承创造的命脉所在，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价值引导的源泉；不能想象，一所没有较高文史哲研究水平的大学是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更不能想象，一个将文史哲研究置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其在文化价值上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民族。”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说得更为简洁而有力，他说：“没有科技，一打就垮；而没有人文，则不打自垮。”这些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的见解极为平实而深刻。实践证明，文理综合、中西综合、脑手综合充分体现了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真正的教育，一定是旨在全面、综合地改良与提升人的文化素质的教育，这是一种“立人”、“强国”的“博爱、博学、博雅”的“绿色教育”。
4、我认为，分析地说，人的文化素质是由四部分构成的。
生活实践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基础。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二是一个人将外在的社会生活内化为自己的心理体验，从自己的阅历和别人的生活中汲取独特的体味、滋养与借鉴的意识与能力。
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尤其是其中的苦难、挫折与失败，它是一本最独特、最有价值的书，咀嚼它，可以使人变得厚重、深刻、达观、智慧、富于理解力与同情心。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最匮乏的精神财富之一，就是这种生活实践素养。
以写作为例，缺乏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不是不能写作，就是写不出很实在、很深沉的文章、作品来。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证明，一个有作为、有出息的诗人、作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鲁迅就说过：“我当作《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监牢里的经验。”曹禺也说过，为了写《日出》第三幕，他曾不惜经受极大的折磨、伤害、侮辱，深入到剧本所要反映的肮脏、黑暗的实际生活中。试想，如果曹雪芹不先后经历那“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奢靡生活和“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困顿生活，他怎么可能写出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如果鲁迅不是家遭变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与那风雨如磐的黑暗现实抗争，他怎么可能“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揭示出国民性的黑暗和专制文化的吃人本质？如果李白既无“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经历，又无“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赐金还山”的遭遇，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些清雄奔放、慷慨激愤的充满“谪仙”个性和强烈“民本情怀”的伟大诗篇？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被“赐金还山”，如果一直待在宫中，李白再有才华，顶好也只能成为一个被皇帝所宠幸的点缀宫廷生活的文学弄臣。
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据说是曾经大兴“文字狱”、自称是“十全老人”的风流皇帝乾隆。但是，他的诗一首也不风流，没有哪一首能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没有哪一句能够传诵在人们的口头上，没有哪一篇能激发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他缺乏社会生活，缺乏人生的沧桑感，因此，他写不出沾着生活露珠、透着泥土气息、映着时代色彩的鲜活的诗句来。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大作家，在1949年以后很少写出好作品，甚至根本写不出作品？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逐渐被“体制化”了的他们，在日益丧失独立人格和艺术良心的同时，也日益脱离了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24岁就写出《雷雨》、26岁又写成《日出》的天才艺术家曹禺，1949年以后几乎什么好的作品都写不出来了。他的《王昭君》，是奉周恩来之命，意在表现“蒙汉两个民族团结”的“主题先行”的失败之作。在这部作品里，曹禺塑造了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以换取蒙汉两个民族化干戈为玉帛的女共产党员“王昭君同志”。作家、诗人、画家黄永玉曾写信给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社会生活的确是一个作家的“通灵宝玉”，失去了它，就必然无所作为。迄今为止，1949年以后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有三批：一批是右派作家，一批是知青作家，一批是具有“草根意识”、“大地情怀”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为什么呢？原因也很清楚，就是命运把他们抛到了社会底层，使他们获得了比较真实、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这就叫“文章憎命达”、“江山不幸诗家幸”。
作为生活实践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人所具有的将外在的社会生活（自己的、别人的，现实的、书本上的）内化为自己的心理体验的意识和能力，是更为重要、更为宝贵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眼力、识力、感受力和理解力。具有这种意识和能力的人，善于读自己、读别人，善于把自己的、别人的、现实中的、书本上的生活和实践在自己心灵的舞台上重新上演，在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中流下由心泉淌出的泪水，尤其善于从那些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发掘、提炼出独特、新颖、有价值的东西来。这样的人就是有心人，就是眼睛长在心上的人。
一个人所具有的将外在的社会生活内化为自己的心理体验的意识和能力，之所以比他所既有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还重要、还宝贵，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亲历。一个人的阅历再丰富、再复杂，若与广阔无垠、丰富无比的社会生活相比，也是极其简陋、单调、狭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较多地获得人生体味和生活经验，除了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直接生活范围之外，就是要努力增强自己的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在相似相近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氛围中，有的人颇多发现、体会与收获，而有的人则甚少发现、体会与收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不同。实际上，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相当的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否则，连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也不属于自己。所以说，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是一个人真正提高自己的、直接的阅历的价值，并且从别人的、间接的生活中汲取滋养和借鉴的内在因素，是一个人生活实践素养水平的重要标志。
思想理论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灵魂。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思想理论知识的广度、高度与深度，二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思想理论的眼光与头脑。
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其最底层是知识，拥有较多知识的人是学问家，中国最不缺乏这种“学富五车”的学问家；知识之上是理论，理论是对知识的概括与抽象，具有较多、较深理论的人是理论家，中国是一个缺乏理论家的国度；理论之上是思想，思想是对知识、理论更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深邃、较广阔的思想的人是思想家，中国极其缺乏这种目光如炬的思想家；思想之上是精神，精神是知识、理论、思想的融合、升华与超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永恒的智慧之灯、永恒的生命之源，具有至大至深的精神的人是精神大师，这种精神大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寥若晨星，老子、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摩西、耶稣、释迦牟尼等等，就是这样的精神大师。
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和掌握思想理论知识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应该知道，比思想理论知识更为重要、更为宝贵的是思想理论的眼光与头脑。一个人如果不把学到的思想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变成自己的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那么，这些思想理论知识本质上并不属于自己，对自己并没有多少用处。
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是一个人具有某种魅力和风采的原因之一，是人类具有某种尊严与权利的根据之一。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软弱的苇草，但是这棵软弱的苇草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惟其如此，它便有了尊严与权利，成了“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是一个人的认识具有某种穿透力和提升力的内在根据之一。具有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的人，常常是令人敬畏的人。他往往能土木三分地看问题，高瞻远瞩地看问题，见别人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同样描写中国人，鲁迅就能比别人更准确、更深刻地刻画出国民的魂灵，发掘出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同样反映俄国社会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就能比许多人写得更真切、更独到；同样阅读一篇普通的“桃色新闻”，司汤达就能从中透视出法国革命的风云与命运，写下享誉世界文坛的《红与黑》；同样描写封建大家族的日常琐碎生活，曹雪芹就能从中见出人情、人性的真谛，写出如同“断臂维纳斯”一样的无与伦比的《红楼梦》；同样是研究商品，马克思就能从中发现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写出作为资本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资本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具有比常人更深刻、更敏锐的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
文化知识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底色。它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的广度、深度、高度，这有时可以用读书的状况来判断；二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这往往用读书的状况很难判断。
一般说来，一个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否则，他便不能安身立命，更不要说从事科技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了。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重大差距就是：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本身就是著名的、杰出的学者，例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等，而中国当代作家，很少有人同时是有层次、有质量的学者。作家王蒙曾大力提倡“作家学者化”；画家范增也曾大力提倡“新文人画”；俄国作家契诃夫在谈到人民中间出来的作家时也曾强调：“只是他们得进大学念书才成，因为缺乏教育是不行的。”这些提倡和强调，都是基于对文化知识重要作用的认识。许多人不能像曹雪芹、鲁迅、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那样写出那么伟大的作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渊博的文化知识。
但是，文化知识素养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的数量乃至质量，它更意味这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因此说“文化是写在脸上的”。我们不能仅仅用拥有文化知识的多少、深浅等来判定一个人文化知识素养的高低。一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虽然比较潜在、空灵、模糊，但是，它在根本意义上制约着一个人的文化意趣、文化层次、文化风格，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发生着悠远，深沉的影响。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把学到的文化知识内化、升华为自身挥之不去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即使已经当上了博士、教授，还可能只是一个“文化菜农”。正是感受、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才极而言之地说：“三代才出一个贵族”。实事求是地说，江青是比较有才华的，在电影、戏剧、摄影、书法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才能，但是，她再有才华，身上所散发出的，也只是黄埔滩上二、三流演员的气息。而王光美，大家闺秀，辅仁大学的高材生，身上总飘散着一种高贵的气息。宋蔼玲、宋庆龄、宋美龄，学历也就是大学本科，但是，她们却是中华女性知性、美丽的典型。
古人早就意识到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质量和文艺创作的意义。苏轼曾大力提倡“文人画”。他意识到，那些并非专业画家的文人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品位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文人身上自有一种高雅、高贵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人品高，画品自高。徐文长、郑板桥、唐伯虎，哪个不是人品高洁、趣味高雅的文人。
人品高，艺品自高，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鲁迅、郭沫若都不是专门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书法，或疏朗劲峭，或舒卷清隽，是许多专业书法家望尘莫及的。当代许多戏剧演员、影视演员，单论长相，比梅兰芳、赵丹、白杨、于是之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漂亮多了。但是，若论表演，他们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却相距甚远。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具备老一辈表演艺术家那样的文化底蕴、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时下，努力提高文化知识素养，尤其是努力提高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戏剧演员、影视演员、歌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运动员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一些演艺人，文化知识素养的低下令人齿冷，每届的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就是明证。一些运动员，运动水平低下，运动生命短暂，原因之一，也是文化知识素养严重匮乏，中国男足的一场场比赛，就是明证。
情感意志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载舟之水”。情感是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表现。意志是人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应该是一个情感丰富、醇厚、热忱的人，应该是一个执着、坚韧、沉毅的人。
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必定是一个富有意趣、多情善感的人。他听到青草发芽的声音就满心惊喜，他看到黄叶飘零就有所感怀；他听到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就热血沸腾，他看到秋空中飞过一行大雁就怦然心动；他听到母亲的呼唤就温馨满怀，他看到失学儿童的目光就黯然神伤；他听到生活中一件件丑闻就羞愧难当，他看到社会上一桩桩暴行就怒发冲冠。“泪泉和墨写离骚”（倪瓒），伟大的感情造就伟大的人格。充沛的感情、盎然的意趣、年轻的心灵，对于一个追求人生质量和事业成功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情者，心青也。青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许多伟大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常常是终生保有一腔热血、丰富意趣、年轻心灵的在人类文化知识大海边捡拾贝壳的“大孩子”（牛顿）。他们“眼里常含泪水”地在生活的田地里挥汗如雨的播种、耕耘、收割。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不成熟，不理性，是疯子，是孩子。但是，正如傅斯年在《一段疯话》中所说：“我们应当敬重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一年在巴黎，刘海粟与傅雷、梁宗岱去见朱光潜。刘海粟画了一副油画《玫瑰村》。当时，傅雷说，很好，在构图、设色等方面都消化了塞尚。可是，梁宗岱却说，这是刘海粟自己的，与塞尚无关，你走了眼。于是，两个人争执起来，直至动武挥拳。事情还闹到了警察局，警察问明原由后哈哈大笑，而两人也一笑了之，同归于好。老一辈学者、艺术家，在学问、艺术面前，是诚实、天真的孩子。
王洛宾先生说过，多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就可能少一个喜欢拿枪的人。说得多么精辟！是的，人们多一些情感与意趣，生活里就可能少一些仇恨与冷漠。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博大、深沉的美好情感的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韩国没有发生一例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事情，可是，我们中国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实例比比皆是。我们的中国父母因为困难供不起自己的儿女读书，但是却要含辛茹苦地供收养的日本战争孤儿读书。我的小学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日本战争孤儿。
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人的感情的“沙化”。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其中包括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简陋。他们缺乏幻想、浪漫，缺乏同情心、正义感，相反，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没有诗意。爱的对立面站着两个敌人：仇恨与冷漠。我们一些人的心理就潜伏着这两个敌人。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曾一度一片欢腾，后来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发生后，许多中国大学生也幸灾乐祸，拍手叫好。他们说，这是报应，是天谴，美国人活该。面对俄罗斯别斯兰事件，面对一次次矿难，许多人无动于衷，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前没有一束鲜花，没有一根蜡烛；坐在温暖的房间里，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使房间温暖的煤块上沾着死难矿工的血！我们一些人，越来越习惯于当“围观”的看客，任凭歹徒作恶，任凭好人遭殃，袖手旁观地看热闹。四川成都曾发生过一个“李思怡事件”。3岁的小女孩李思怡的母亲是一个单身的吸毒者，在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她曾央告说，我家里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能否在你们的看管下，让我回趟家安置一下孩子，警察没有允许。她又说，我有一些亲属的电话号码，你们能否打个电话，求他们帮我照顾一下孩子，警察也没有做（也许是忘了）。18天后，邻居们闻到从李思怡家的房门里散发出尸臭气，连忙报警。警察来到打开房门时，看到3岁的小思怡已经趴在门边上死了，尸体已经发臭了。我认为，这件事不仅仅是警察失职所致，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试想，如果警察不失职，如果小思怡的邻居有一点点怜悯之心，这事会发生吗？其实，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出问题，这事就不会发生！
现在的中国，满世界找不到几个孩子了。连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跟父母要钱给老师买礼物，以便使老师让自己当干部。记得有一次去朋友家里做客，他家有一个读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女孩。这小女孩学习成绩很好、很成熟、很理性，尽说些大人话，很少天真、幼稚。在看到我因看电视节目眼圈发红时，她便安慰我说：“叔叔，那都是假的。”她的这句劝慰的话令我百感交集，一夜失眠：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读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常常热泪盈眶，这孩子这么小，怎么竟然如此成熟与理智？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过，一个民族，如果连它的青年人都没有了青春，它便没有希望了。我们更可以说，一个民族，如果连它的少年儿童都失去了天真烂漫，它就更没有希望了。
对于人生来说，情趣、情怀比知识、思想重要，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未必是一个有情趣、有情怀的人。德国诗人海涅在《自述》中提到他与自己的老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次谈话时说：“一个星光灿烂的良夜，我们两个并肩站在窗前，我一个22岁的青年人心醉神迷地谈到星星，把它们称为圣者的居处。老师喃喃自语道：‘星星，唔！哼！星星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发亮的疮疤。’。”
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在促使一个人获得成功、成人的各种因素中，志气比才气重要，毅力比智力更重要。一个人缺乏志气，缺乏良好的意志品质，即使再聪明，再有才华，也可能无大作为或无所作为。世事艰难，苍生苦多，一个人千辛万苦才能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没有挺拔的志气、顽强的毅力，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的。
当今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人的意志的“软化”。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心变得越来越浮躁和脆弱，它们缺乏耐心、专心和定心，缺乏吃苦耐劳、甘于寂寞的精神，相反，越来越趋时附势、朝秦暮楚，越来越虚娇、萎缩、禁不住失败与挫折。近年来，许多著名的重点大学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秀才”，甚至“状元”、“榜眼”、“探花”。他们的入学考试成绩令人羡慕不已。可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武林之中尽高手”，进入大学之后，有些人因为不再像中学时那样出类拔萃了，甚至逐渐落在人群之后了，便感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乎，迷惘、颓唐、绝望，少数人还走上了不归之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坚持赏识教育为主的同时，必须适时地进行一些挫折教育。我们应该让青少年知道，只有你的父母愿意心甘情愿、千方百计地呵护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别人似乎并没有这个义务，相反，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别人还会时常冷淡你、嘲讽你、妒忌你、排斥你、打击你，甚至诬蔑你、陷害你，而你，必须既有自尊心，又有钝感力，逐渐学会承受乃至享受这些人生的风霜雨雪。其实，真正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正是在与人生的风霜雨雪的搏斗中形成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人的情感的“沙化”和意志的“软化”，是人的精神的褪化。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忧虑的“人的危机”。
（九）人的文化素质的培养
人的文化素质是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个教育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等。它是一种大教育，是社会精神文化对人的全面构建和陶铸。分析起来，这种教育通常是通过如下一些途径实现的。
1、用自己的眼睛“读世间这部活书”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感情、态度。诚如鲁迅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实践出真知，皮肤出思想。有些思想不是头脑中长出来的，而是皮肤里长出来的。一个人再聪明，再富于理解力和同情心，如果他不经历某种生活，对那种生活没有切身体验和感受，他可能也不会产生乃至不会理解某种思想、观念、感情、态度。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就是这个道理。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清人张潮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把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这块精神“酵母”的作用说得何等形象。因此，黑格尔说，人走遍天涯海角，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肤。
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巴金先生，一听别人唱“样板戏”就心惊肉跳，就下意识地感觉又有人抄家了。对巴金先生的这种感觉，许多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人，似乎都能理解，因为他们都有切肤之痛。然而，这种感觉对于有些人来说就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没有经历那样的岁月，没有遭受那样的打击和迫害，甚至还可能是打击、迫害别人的人。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值得留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年毛泽东虽然参加了动员、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但是，他本人却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他的两只脚行走在湘江两岸的大地上，搞农村调查，搞农民运动。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他逐渐认识了农民，认识了国情。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寻找到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他运用“武器的批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也恰恰是他没有走出国门（仅仅是在1949年以后两次去了苏联）这个原因，使他对现代西方的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缺乏相当的感受和认识，使他犯了给自己和整个国家都带来极大灾难的严重错误。与此相反，当年许多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后来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之中的15岁就走出国门的邓小平（在当时的四川商会的资助下），几十年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一个极其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明乎此，我们理应对自身的轻狂无知保持警惕，理应对人生世事保有敬畏。麦穗经历风霜低下头来，果实沐浴雨露更加甜美，人生经历沧桑，才更加沉实、厚重、谦卑、宽广。一位美学家说，一般说来，一个小孩子只喜欢“艳”与“甜”，而一个成年人才可能既喜欢“艳”与“甜”，又喜欢“淡”与“苦、辣、酸、咸”；这正如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如果不够老、太年轻，那么，它一般只喜欢“艳”与“甜”，而一个饱经沧桑、成熟、悠久的文化和民族，才可能既喜欢“艳”与“甜”，又喜欢“淡”与“苦、辣、酸、咸”。宋代词人辛弃疾唱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另一位宋代词人蒋捷叹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何等厚重的沧桑感，读来真叫人百感交集，长夜难眠。
一个人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较大的精神财富，必须对社会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仅要深入、持久、全身心地贴近生活，做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和耽迷忘我的“演员”，以获得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而且，还要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做一个客观、清醒的思想者和理智、聪颖的“观众”。一味地把自己融化在生活中，不能时而“生活在别处”，不能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难免被琐碎、庸繁的生活淹没，丧失自我，难免“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囿于偏狭的个人经验。很多事情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常常使我们对人对事有一个客观些、公正些、全面些的感受、认识和理解。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亲密无间，而应该是亲密有间，适当的距离才能产生美感，产生公正，才能使亲密的感情、良好的关系得以维持与发展。从审美的角度看，老虎本来很美，但是，如果不是在公园里欣赏它，而是在深山老林里遭遇它，我们还会不会感到它美？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有沉淀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才可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才可能给它以客观些、公正些、全面些、深刻些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说，功过是非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去评说。
王国维说：“诗人对于自然人生，须入手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一个有思想的人，常常是既立足于自己的生存，又超越于自己的生存；既很自信，又很“自疑”；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执著，又达观。
另外，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具“含金量”，成为养育自己生命的源头活水，还必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健康、优质的“文化圈”。人是环境的产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说来，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这是早就被社会生活证实了的真理。“孟母择邻”的故事就是这个真理最通俗最形象的演绎。“择校风”经久不衰，也是这个真理的有力证明。人才成长有个“鱼群”现象，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择木而栖”，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健康、优质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园地。
2、把读书作为自己终生的功课
与读世间这部“无字之书”一样，读有字之书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也在于它能够潜移默化地构建、陶冶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等文化素质。培根说：“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朱光潜说：“读书的功用在储知蓄理，扩充眼界改变气质。读的范围愈广，知识愈丰富，审辨愈精当，胸襟也愈恢阔。”实践证明，“你告诉我你读了些什么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一个人，应该是书生气越少越好，因为书生气是幼稚；而书卷气越浓越好，因为书卷气是教养，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自然流露与体现。一个人，应当对读书有一种如饥似渴的需求和终生不老的“恋情”，应该如宋代尤袤所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也”。在时下浮躁、奢靡的文化氛围里，我们尤其应当谨记和实践石涛这样的叮嘱：“冷淡生涯本业儒，家贫休厌食无鱼；菜根切莫多油煮，留点青灯教子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读书的状况对他的人格与事业有极大的影响：其优长与特色往往能够丰富其人格，促进其事业；其弱点与不足，则常常可能给他带来人格的缺陷和事业的缺憾。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成为一个革命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一生大量地、手不释卷地研读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军事一类的书，例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随园诗话》、《红楼梦》等等，获得了渊博的学识，这种学识恰恰有用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在这点上，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瞿秋白、王明等等，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假如陈独秀不犯错误、李大钊不牺牲，中共的最高领袖是否还是毛泽东？考察起来，似乎仍然还得是毛泽东。因为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学者，都不读兵书，都不懂军事，而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喜欢读兵书，就喜欢研究军事。这种状况，使他比别人更能满足和适合中共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更多地体现在诸如“四渡赤水”、“三大战役”一类的军事斗争中。而毛泽东之所以具有相当严重的帝王思想和专制性格，之所以犯了给他个人和整个民族都造成沉重灾难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始终偏爱读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军事一类的书。正如他的读书秘书龚育之等人说的那样，他一生“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难怪他会说出|“新诗迄无成功”这么偏激的话，难怪他会说出“我就不相信经济建设比三个战役还难搞”之类的无知的话，难怪他会组织领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群众运动”。
一个人应该努力博览群书，以获得渊博的学识，构建美好的人格和深厚的素养。但是，生也有涯而知无涯，因此，读书要有战略。相对来说，青少年读书，应当宽阔些、驳杂些，更多地采取“开卷有益”、“多多益善”、“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态度和做法，以打下宽广些的基础。而走出青年时代，走出“初级阶段”，读书就当收敛些、精粹些，更多地采取“任凭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从一而终”的态度与做法，以建立稳定而巩固的“根据地”。这就叫“先打游击后攻城”（朱光潜），这就叫博与专、广与深的完美统一。
正因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读书还必须有所选择。这种选择，应当是主动的、清醒的、切合实际的。
一是要选择读基本的书。这类书是一个人建造自己的精神大厦的基石，是喂养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母乳”。读这种书，就是喝文化“开口奶”，练文化“童子功”，它会给自己的人生抹上第一层底色。
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具制约力、最有战略意义的东西。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学问家，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文化生命力，能够耸起一座座文化高山和一片片文化高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文化“开口奶”吃得好，文化“童子功”练得好：他们自小便“子曰诗云”，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底；进入青年时代，又恰逢“欧风美雨”东渐，打下了良好的西学基础。而我们这一代在反对“封资修”社会文化环境中靠“选本”文化喂养大的人，为什么站不出几个文化巨人和大学问家？为什么形不成承继前辈学人的文化高原，相反却造成了文化断裂与文化峡谷？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没有吃好文化“开口奶”，没有练好文化“童子功”：反对“封”使我们不懂国学，成为丧失精神文化家园的浪子；反对“资”，使我们不了解西学，成为流不进海洋的“内陆河”和“沼泽地”；反对“修”，使我们不熟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性格。杨振宁等学者、科学家曾提倡大学应该让最优秀的教师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就是基于对基本的东西在人的一生中重要作用的深切体验和正确认识。最基本的东西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中国教育的最大危机之一，就是轻视、忽视基础教育。
二是要选择读经典的书。这类书是人类精神文化天空中的恒星而不是流星，是人类精神文化大海边的礁石而不是沙砾。他们可以被乌云遮蔽，但不会消失；他们可以被潮汐淹没，但不会被冲走。他们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喝的李奶奶端给他的那碗“老酒”，有了那碗“老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读书应当有“精品意识”。要把有限量的、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阅读文化精品上，而不能随便抛掷在阅读那些知识秕糠或者品位低下的书籍上。“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读经典的书，就是“登泰山”、“凌绝顶”、“经沧海”、观“巫山之云”。有了它们在胸中，就能够“小天下”、“览众山”，就可能具有云水襟怀。
三是要选择读前沿的书。这类书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最新成果，是被人类刚刚发现的“新大陆”和“处女地”。读这类书，往往能够使人的精神、思想比较新锐、敏感、富有生气，而避免陈腐、迟钝、僵化。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更新”的大时代。一个人不一定时时都立于思想文化的潮头，但是，他必须耳聪目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关注人类精神文化的最新进展和最新趋势；而不是闭目塞听，不看云卷云舒，不听风声雨声。
四是要选择读源头的书。这类书是人类最早开拓、耕耘的精神土地，它沉淀和蕴含着人类最初的梦想与智慧，它蕴藏着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和“原型”。它们并没有完全属于历史，相反，常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人们的现实与未来以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我们人类在艰苦跋涉中频频回首、从中汲取启示与力量的精神家园。读这类书，我们常常有寻到“家园”、寻到“根”的感觉；往往会对曾经读过的许多书、曾经经历的许多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和举重若轻的感觉；往往会对现实和未来有一种了然于心的观照和成竹在胸的从容。现代人不该有现代性傲慢。试想，比较老子、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摩西、耶稣、释迦牟尼，我们现代人拥有的知识增加了千千万，然而，我们的智慧又增加了多少呢？因此，一个现代人直接从“源头”汲取活水，直接与先贤交流对话，从中汲取启示和智慧，实在是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
读书还应当讲求些方法，例如速读、精读、与人切磋交流、“不动笔墨不读书”等等。在当下，尤其要把读传统的纸书与读现代的电子书结合起来。不读书不深刻（现在许多人不再安安静静、年年月月地读书了，这不能不使他们浮躁与浮浅），不上网不广阔（拒绝使用现代手段获取信息、知识，想不落伍、不狭窄是不可能的）。
三、最后，谈一点思考与希望
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历史敏感预言，在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中等发达的国家，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中等发达的国家，这实在是世界历史的伟大巨变，将对整个世界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唐德刚先生（胡适的弟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以一个学者的历史敏感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40年代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是“静若处子”，千年秦制；从1840年开始，中国是“动若脱兔”，百年遽变；待到21世纪40年代，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用20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四、五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成为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发达的国家。
我是一个教师，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历史敏感意识到，从1949年算起，中国将用三个30年完成社会变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1949年到1979年是“正题”的时代、悲剧的时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革命高于一切，革命淹没一切，整个国家充斥着畸形、虚假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从1979年到2009年，是“反题”的时代、喜剧的时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经济高于一切，经济主宰一切，整个社会弥漫着社会大还俗的气息，混杂着专制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等等。从2009年到2039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合题”的时代、正剧的时代、生命中承受责任与荣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将变得更智慧、更博大、更弘毅，将进一步摒弃前两个30年的谬误，同时又汲取其合理的、美好的遗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民富、国强、统一的现代国家。历史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上一代的佼佼者必定是下一代人的良师益友，这点，一再被实践证明。因此，我希望生正逢时的当代青年，努力准备好自己，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使命，让自己的生命飘洒出人生的杏花春雨，飘飞起人生的霞光彩虹，成为未来中国年轻一代的良师益友。
目前，发展着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在各种各样的机遇中，“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是最大的机遇；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中，“人的危机”（即文化素质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不要说我们还有一个为数不小的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文盲群体，就是在知识人群中，许多人也是有智商没智慧、有知识没思想、有学历没教养、有青春没热血、有个性没品行、有前途没志气、有理想没实践。在科学工作者，我们还少有像牛顿、帕斯卡尔、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深厚人文精神和哲学头脑的伟大科学家。在政治领袖中，我们还少有像杰弗逊、邱吉尔、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具有深邃思想洞察力和高远人文追求的伟大政治家。在诗人、作家、学者中，我们也少有像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洛克、卢梭、萨特、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具有卓越的人文思想和超凡的精神气象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理论家。有人说过，世人可以从贝多芬、黑格尔认识德国；可以从泰戈尔认识印度，尽管印度很穷，但它有了泰戈尔，世人知道了印度还有如此高贵的思想；世人还可以从川端康成认识日本；这些人的作品让全世界的心灵都能感受；美国刚刚独立时，根本被英国人瞧不起，但是美国人有了海明威以后，英国人的眼光就变了；现在，中国让外国人体验的东西还没有，中华文化在人格意义上被全世界所欣赏的还没有，中国急需寻找一个全世界都能感应的文化。
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精神万能论”者。我们明白，造成世界美好还是不美好、造成民族强盛还是不强盛、致使人活得像人还是不像人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经济发展、社会制度等），绝不仅仅有人的文化素质这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大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随着人们对文化素质问题的重视，随着真正的素质教育的展开，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的世界就会多一些友爱、理性、光明，我们的民族就会多一些文明、智慧、高贵，我们的人生就会多一些教养、尊严、诗意。对此，我们充满希望。有人说，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我们不是卡夫卡，也不是鲁迅，我们既有道路，又有天堂。事实上，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生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波斯的出征前，就把自己所有的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全部分赠他人。当时有位将领迷惑不解的问道：“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亚历山大干脆利落地回答：“希望！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四个神话和传说最具魅力，这四个神话和传说就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我们要努力改良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把自己锻造成当代的“精卫”、“夸父”、“愚公”和“大禹”，同时，用我们燃烧的生命去照亮别人，点燃别人，从而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在我们的手上和脚下，一天一天地变为现实。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化为一只“鸽子”,为人们衔来一枚橄榄叶,把“大水退去了,大地将重现繁荣”的大好消息传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