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您好！我们是法学院记者团的李善业和黄玮希。很感谢您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现就根据简报所需的内容，向您请教以下问题。
一、我们知道您现在和04级的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学习小组，老师您可以介绍一下小组的情况吗？您平常怎样指导他们读书呢？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其实目前还不能说已经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但是我的确想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正象邓正来教授在吉林大学通过“小南湖读书小组”在吉林大学发现和培养读书的种子，我也很想在我们这里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读书圈子，通过一起读书，通过独立思考，通过彼此交流，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我的这个考虑实出于我对中国文化在当下处境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文化在当下应该有一个重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应该能与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相媲美。当今一般的学者大都认为当下中国文化是晚清以来的一个余波，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它的缺陷停留在王朝更迭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放开我们的历史视界，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的处境其实迄自明代万历年间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已经开始启其端了。所以当下中国的处境应该以五百年的时段来计算才有意义，整个说来，它是一个后朱熹时代的中国文化的重构，本质上则是应对基督教文化以构建中国新文化。我们读书人的使命就是从思想观念上阐明它的基本逻辑。
必须指出的是，对中国近五百年发展之内在逻辑的阐明虽然是读书人的使命，但是不同的读书人当有不同的论说路径。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不同的学人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根据自己的思想来阐明这一逻辑。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思想界应该而且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派。遗憾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因为受大一统思想的制约，总以为真理只在某些人（主要是当权者及其御用文人）手里，甚至于只出现在某些地区（比如说北京、上海），某些重要部门（如北大、清华），至于我们，因为地处偏僻，又不是什么重要的部门，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至多不过是传播真理而已。此种思想要不得！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所尊敬的兄长，现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谢晖先生对此殊为痛心，他沉痛指出：当今之世，学者文人，争相集于皇城脚下，而商埠省城，竟为乡下！这只利于支持某种文化专制，而与我学子四海为家之情怀、兼济天下之志趣相距甚远。并大声疾呼：偌大华夏，京华学人之外，仍应有大智慧存焉！此说甚合我心！我们虽然身处广西，人微言轻，但也应该以追求大智慧为己任，岂能自我局限，仰人鼻息！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积极对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生活世界的结构进行严肃认真的省视，并对之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系统。我个人的学术志向是争取用二十年的时间形成当代中国学术场域中的“南邕学派”（我以前曾经多次用“新桂系”的说法）。我希望，“南邕学派”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广西战场”，成为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学术力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思想系统之生成不能毫无根据。吉林大学的邓正来教授讲知识有两大铁律，一是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知识批判的必然性，一是知识增量只能在一定的知识脉络里才有意义。这决定着我们必须通过前人的知识系统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的互动从而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所以你们说的读书学习小组目前还是松散的，主要以我的几个哲学研究生为主，下个学期将有几个理论法学的研究生入校，我正在思考如何以他们为主体，有效地组织大家读书，读书最主要的当然是训练我们的思维能力，但是同时，我要求大家将读书思考与思想的创造统一起来。
二、您认为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我们应多看哪方面的书籍？可以向同学们推荐几本您认为最值得一看的书吗？
作为一种学术制度或者知识制度，法学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产物。我们知道，近代以前的中国读书人，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类是经史子集。这种知识分类被称为“四部之学”。四部之学的知识分类在传统中国占有主导地位，与之并行的其实还有刘向的七略分类系统，就是将知识分成六个类型。这些属于知识学的内容，同学们一般都不注意，其实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知识形成的概况及其基本逻辑，你就无法理解自己所面对的知识类型。最近几年来，已有学人开始探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开始形成的学术制度，这对于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知识制度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愿意介绍两本书给大家，大家可以从这里入手了解相关的知识。第一本书是我北师大的校友所著，不过我没有见过他。这位校友大名左玉河博士，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发现他勤奋著述，创获颇多，值得我学习。我介绍的这本书书名是《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我要介绍的另一本书是谭华军先生的《知识分类——以文献分类为中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直观上看，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类型，主要是或者直接地就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般人认为，我们中国以前没有法学，只有律学。这个观点当然有道理。不过它隐含着中国法学就是西方法学的这一论断可能问题很大。前年（2005）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邓正来教授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彻底打破了这个没有经过反思的前提。正如季卫东先生说的，“也许它会成为一道分界线，标志着社会秩序形成机制的重心开始转移：从自在到自觉、从制度功能的发挥到人生含意的处理。这也意味着公开宣告：类似伊壁鸠鲁幸福哲学那样的功利主义算术时代即将终结，应该把目的、正义以及品位当成法律思考的主旋律。”（季卫东：《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页60。）近两年来我围绕着正来教授的大著也作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写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你们可以去看。与之相关的是，这些年，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经常浮现出来在我的脑海中。可以说它是我从事法学研究的根本动力。这段话载于《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的第九四页：“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中国）不足以自存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我体会到，中国人必须发明而不是照搬西方人的法律之学才能筹划自己的现代生活。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拒绝西方，而是有自己的立场，照正来教授的说法，就是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如果法律可以区分出肉身与灵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实的法律活动属于肉身的方面，而隐含其中的理想图景则是其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具僵尸。
所以我们要了解法学、中国法学，我们不仅仅要有历史的视野，而且还要有不断的反思精神。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他本是法科学生，可是他在介绍自己时却这样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页31。）今日我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象马克思那样去做，但他至少启示我们，我们作为法科学生，视野应当更加开阔一些。我的建议是，大家在立足于法学/法律的基础上，多读一些哲学、历史、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多与这个领域的同学、老师交朋友。
三、您对现在大学生的读书现状有何看法？您觉得目前法学院的同学在追求知识的表现上有何值得嘉赏的，又有哪些不足之处呢？
大学生是中国大学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应该说，中国大学制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恢复至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大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大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令人焦虑的是它缺乏创造力。主要的表现是，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学的延伸，在很大程度上只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而没有真正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这是我在中国大学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一个体会。
总的来说，我们的大学生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教科书上，仅仅满足于考试过关。我曾经问过许多的同学，四年来读了什么书，多数同学几乎没有读教科书以外的书。这是令人震惊的。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教科书，那么我们几乎在知识上一无所为，更重要的，我们在人格的养成上一无所为。同学们仅仅成了知识的消费者了，却不对知识保有批判的精神，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四、英国有句谚语“有学问无阅历，不如有阅历没学问”，您如何看待这句话呢？
这段话有些道理，但是它是典型的英国思维。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是经验思维，它强调经验高于逻辑。也许我们还记得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这是一种法律经验主义的思维。强调经验的好处在于，它能使人们有效地避免教条主义，在思维上保有一种开放性。
但是同时我觉得，仅仅强调经验是不够的，会使人短视，因此我们不能排斥逻辑，我们在强调经验强调阅历的同时，也还应该强调思维的深刻与广博，不应该将学问与阅历对立起来，而应该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做一个既有阅历同时也有学问的人。
五、老师您主张学生去研读经典，但现实中不少同学在企图靠近经典时，却面临这样一个难题：由于自身理解能力有限，在翻读经典的第一章就觉得难理解了，于是无法读下去了，于是经典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针对这种情形，老师您有何建议呢？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经典的重要性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深刻地提示了人们的生活世界的基本特点，而且在表达上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典著作是经过历史的反复淘洗而传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只有通过建立起与经典著作的精神联系，我们才有可能在知识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才能在人格养成上更上一层楼。
但是正象你们所说的，经典著作之难读常常使同学们望而却步。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曾经的学生，其实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先向同学们介绍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学生，著名的文史学者，著作等身。最近我读他的一篇文章《怎样读中国书》，受益颇多。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推崇朱熹，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415。）朱熹怎么讲读书呢？余英时先生引用朱熹两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一段话是朱熹说：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余英时先生评论说，“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416。）我很同意英时先生的看法。所以读书往往考验我们的耐心与毅力，而不能刚开始就想到收获。这说明经典著作在根本上离我们并不远，或者恰当的说法也许是，经典著作是我们生活的根本，因为它离我们太近，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与毅力才能弄明白。另一段话是朱熹说：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以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英时先生认为，“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416。）这意味着，读书是一个累进的过程，我们前面读的书所获得的成绩会对我们后面的读书带来重要的影响，所以读书并不用着急，慢慢来，自然就明白了，而且会越来越来深入，当然这与我们人生的经验也是连在一起的。
最后再给同学们介绍一本书，《如何阅读一本书》，美国的两位学者所著，是我最近读到的，我觉得它对于我们进入经典著作也许有帮助。这本书将阅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为获得资讯而阅读，另一种是为增进理解而阅读。它认为为增进资讯而阅读不能算是真正的阅读，只有为增进理解而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因为后一种阅读，“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助，你就是要读这本书。你什么都没有，只凭着内心的力量，玩味着眼前的字句，慢慢地提升自己，从只有模糊的概念到更清楚地理解为止。这样的一种提升，是在阅读时的一种脑力活动，也是更高的阅读技巧。这种阅读就是让一本书向你既有的理解力作挑战。”（莫提默·J·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11。）从这种观点看，经典著作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资讯的文本，它在根本上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理解力。如此说来，经典著作之于我们的意义，在根本上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品位而设。所以，让经典著作不是离大家更远，而是离大家更近一些吧。
魏敦友
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7-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