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郑永流教授的大作《学术自由及其敌人——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心里面益发增加了对郑教授的敬仰。为什么说“益发”呢？因为我此前读到过郑教授的其他大量言论，纯学术的不说，我印象中最深的，则要数郑教授关于学术公共资源的宏论，大约是，要尊重那些手头没有所谓科研经费而默默无闻做着学术的学者，那些没有花费公共资源而做出了学术成就的学者应该比那些花费了公共资源即使也做出了学术成就的学者更值得人们尊敬（更不要说那些花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最后用所谓的成果搪塞的所谓学者了）。我由此断定郑教授是一位有良知的人，而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有良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就从心里面益发敬仰郑教授了。

但是我想写的这篇小文却不是向郑教授表达我的敬仰，而是想补充一下郑教授上述宏文的纰漏之处。我这样说可能言重了，不过想到身边以及看到的种种，我还是想说，虽然郑教授的上述宏文描绘了当今中国学界一幅真实的图画，但是对这幅图画的解读还有待提高。的确，审批学术、等级学术是当今中国学术的大敌，但是我觉得这些还构不成当今中国学术的真正的敌人，而构成学术自由的真正敌人是学者自己。

审批学术也好，等级学术也好，不管它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的伤害有多大，但在我看来，它毕竟是外在的，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可能也是当下中国在学术场域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因为国家要控制学术要推动学术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国家高于社会的环境里，国家只好用计划用行政管理的轻车熟路的办法来做了，学者们心目中真正的自由的学术研究当然就很困难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这种国家计划学术控制学术或者象邓正来教授所说的规划学术的知识生产形式尽管今天看起来如日中天，但是我觉得也快接近强弩之末，日益显出其颓败之象了。主要的理由就是社会一天天在成熟，国家的权力一天天在后撤，正象黑格尔所说的，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缓慢的变化，终会有一天为日出所中断，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出现就是审批学术的完全终结之日，也是等级学术的全面退场之时。

可悲的是，我们的学者们并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准备。满足于做各种衙门的“行走”，自得于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荣誉”，如此等等，都是在自觉地配合国家对学术的计划与控制。还有一种情形是，当没有得到国家的“恩宠”之时，常常自怨自艾，自感生不逢时，或者愤愤不平，这也是从负面配合了国家对学术的计划与控制。如是说前者可恨，那么后者则可哀了。有一次我在学术批评网上读到田畔先生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哀莫大于心不死”。田先生是对后一种现象的针砭。田先生反用庄子“哀莫大于心死”的话来描述我们当下一些知识分子的德行，今天想起来，心依然绞痛不已。

所以学术自由的真正敌人可能是学者自己，是学者们在自毁长城，不要赖别人，更不要赖国家。看看各种各样学术腐败，即使是在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府里面，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往自己脸上贴那些我认为连晚上睡觉都不免心虚做恶梦的头衔，试问有多少“学场现形记”？！难道这些都要无原则地要推到国家的身上去而学者们仿佛倒是受害者了吗？！的确，体制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于不是根本的原因，我们须知人是自由的，人与自然不一样的在于人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区别于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你不能将自己的恶行一推了事。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话，德国的专制制度是对德国知识分子内心不自由的惩罚。我们身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学者知识分子们却内心不自由，我请问诸位，你怪谁？

所以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学术界的关键在于学者们内心毫无保留的自我忏悔，而不能将自己的所作作为归之于国家与他人，根本上都是自己造成的，荣誉如此，恶行也不例外。常常听到人们讲这样的话，我所取得的成绩要归功于大家，这是一种相当虚伪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调子，即，我所做出的种种恶行当然也是大家的了。

我们自谓是圣贤之国，从小读圣贤书，我们自来就知道，为学之人应当行已有耻，而知耻者近乎勇。诸位，这些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话，难道仅仅是用来蒙蒙学生而不是用来自己身体力行的吗？！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

200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