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欧洲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剩余殖民地的狂潮，其外交政策具帝国主义特点。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经济影响力日渐提升，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已经无法继续悄居一隅。因此，如何使用其积累起来的强大国力，如何确定本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美国外交急需解决的问题。从十九世纪末到1920年代，美国外交思想几易其辙，经历了孤立主义、帝国主义走向沉寂及国际主义兴起的历史过程。
一 激辩帝国主义
美国外交思想的转型始于对帝国主义的大辩论。帝国主义是以抢夺、占有殖民地为特征的国际行为，它在国家间关系上表现为对抗乃至战争。1889年美国与英、德共同占领萨摩亚群岛，成为美国海外扩张型帝国主义外交之始，也标志着美国社会对帝国主义热情的升温。从1890年开始，美国国内围绕着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展开辩论，第一个议题是是否兼并夏威夷。1894年7月在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支持下，夏威夷成立共和国取代临时政府，在夏威夷兼并问题上反帝运动获胜。1895年面对动荡的古巴局势，克利夫兰总统顶住国内主张干涉的压力，于6月12日宣布美国中立。大部分民主党人、共和党元老派及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份子、宗教人士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并在1894-1896年的反帝斗争中占据上风。然而，1897年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上台，美国国内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麦金莱被迫采取强硬行动1。1898年，美国轻松取得与西班牙战争的胜利，并兼并了夏威夷。次年，在《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签署之后，美国取得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殖民地。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达到顶峰。
围绕着《巴黎条约》的批准问题，反帝运动与帝国主义者在1899年展开了激烈辩论，双方均打着高尚的道德旗帜。帝国主义者如洛奇（Henry C. Lodge）、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把帝国主义政策与崇高的道德动机相调和，认为军事行动有助于衰朽文明让位于先进文明。例如，罗斯福提出，战争能净化民族心理，打击奢侈的享乐主义等。帝国主义者敦促美国人要“掮起白人的责任”，以教化野蛮民族。帝国主义狂热转变成“责任”、“天定命运”等道德话语2。反帝运动的主要观点是：拥有殖民地不符合美国的共和政体，帝国主义之路一旦踏上就很难停止，兼并外国领土并且在其人民不同意的情况下实行统治不符合民主自由的神圣原则，在道德上是一种由国家进行的“犯罪”行为。
1900年总统大选中，反帝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辩论达到高潮，从道德论战走向现实国家利益的论战。在反扩张主义者的指责及美国在菲律宾殖民的血腥表现中，一些帝国主义者感到很难再把帝国主义与道德原则调和，于是摘下了伪善的面具。例如洛奇，在关于菲律宾独立问题的辩论中，此前他一直强调美国殖民的利他性，但在1900年他清楚表明，在他的观念中国家利益总是优于国际利他主义。“我们不必装做仅仅是因为菲律宾人才对菲律宾感兴趣。当我们把菲律宾人的福祉视为神圣的事业时，我们是把美国人的福祉置于第一位的”3。在这一年的辩论中，帝国主义者转而鼓吹帝国主义政策对本国的现实价值，强调菲律宾群岛的经济、战略价值，强调它们对保持东方市场的重要的垫脚石作用。反帝运动也在现实国家利益基础上迎战帝国主义观点。1900年反扩张主义者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给《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文时指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本国国民负责，慈善与广施恩义从属于本国国民的需要，这一原则将为每一个国家的政策所遵循。奥尔尼认为取得菲律宾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相容，让美国掮起保护辽阔遥远、易受攻击的地区的负担，并且无利可图，最后美国也会衰弱。另外一些反扩张主义者从孤立主义原则来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些政治及社会改革者、自由派知识份子，把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归功于与欧洲政治军事冲突的隔离。
到1901年，一些帝国主义份子如罗斯福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过于雄心勃勃。他在给库代尔（Frederic Coudert）的信中写道4：
尽管我从未改变应持有菲律宾的想法，但在考虑我们持有菲律宾到底是否幸运时想法已经改变很多，我十分热切地希望事态的发展将有利于我们尽早离开菲律宾……
此时，罗斯福已经认为菲律宾是一个负担。无论是从道德还是实用角度看，帝国主义者关于国家利益的呼吁已经愈来愈显得可疑。
这一时期美国关于帝国主义的大辩论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美国外交思想中孤立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现实主义的思想火花萌生。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的一种传统，是一笔地位几乎等同于宗教的神圣思想遗产。”5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识之士以新的、现实主义的眼光考察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并在反帝大辩论中得以体现：从1900年开始，双方都愿意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展开辩论，争论的核心在于甚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场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辩论演变成一场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争论。在1899-1901年的辩论中，国家利益成为反扩张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共同使用的话语，并成了影响外交方向的重要乃至主要的因素。在美国的外交思维中，国家利益因素超越了其一向看重的道德使命感，以向外看的眼光寻找、确定本国国家利益成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区别于过去的一个特色。虽然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思想并不成熟，未形成1940-50年代那样的理论体系，但它毕竟有助于美国外交在思想及行为上向现实主义发展。在辩论中反帝运动与帝国主义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调和与折中：在反帝运动的反击下，一些帝国主义者放弃掠夺海外殖民地等极端思想，同时却又坚持国家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其杰出代表是罗斯福。在罗斯福那里，国家实力指大国地位及强大的海军力量。当帝国主义者放弃野心勃勃的殖民地计划却又极其强调实力逻辑时，它与现实主义已经相去不远。
其二，孤立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潮的消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中，反帝运动成功地唤起美国公众对帝国主义的反对热情，1898-1900年美国主要反帝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散发了五十万份小册子及别的宣传品。1899年该组织声称有三万名成员及五十万赞助人6。在其宣传攻势下，帝国主义者不再把帝国主义政策与人道主义精神、白人负担、天定命运等措辞相联，而是把扩张描述成国家经济需要，以及陈述从殖民地撤出的现实困难等。在反帝运动的打击下，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帝国主义者都遇到巨大的阻力与震撼，如罗斯福这样狂热的帝国主义者都怀疑占有菲律宾是否幸运。1900年大选结束后，美国国内帝国主义思潮趋于消退，与之相应，反帝运动也淡出政治生活。1902年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波那帕特（Charles J. Bonaparte）告诉丹麦友人：“除了少数极端帝国主义份子，无人再想拥有更多殖民地。菲律宾花了我们太多的代价，对美国产生的好处却未能看到。”7
其三，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孤立主义都不能给出令美国满意的外交药方：孤立主义要求美国继续悄居西半球，不符合世纪之交全球化及美国社会开始向外看的国际国内背景，也与美国强大的经济工业实力不相符。帝国主义过于激进，它对武力的崇尚、对殖民地争夺的强调等不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也不符合美国的民主制度。这两种外交思想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均趋于沉寂。
二 和平运动及国际主义外交思想的产生
美国的和平运动发端于1830年代，但直到十九世纪末影响都很有限，到1900年最资深的和平组织美国和平学会也只是一个年预算仅六千美元的小型组织。
从1890年代到1900年中期，美国和平运动发展的方向是重视国际仲裁。1899年，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仲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鲁特（Elihu Root）在任国务卿后回顾此次会议时认为：“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意义不在于其成就，而在于其对未来的许诺。”8 1899-1903年间，二十个国家签署了仲裁条约。罗斯福看到这一势头，也对仲裁外交给予推动。在其授意下，美国1902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与墨西哥的皮亚斯基金争端，这是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受理的第一个国际仲裁案。
然而，外交实践表明，国际仲裁无法应用于解决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争端。1907年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召开，其令人鼓舞之处在于参加国从1899年的二十六个增加为四十四个，并推动美国和平运动继续发展。一些和平人士认识到仲裁的不足，即仲裁不是以法律的方式而是政治的方式解决问题。兰辛（Robert Lansing）对仲裁的体会是：“（许多决定）由妥协让步达成……仲裁很难以公正的法律为基础”9。仲裁具有就事论事的特点，在通用性上很欠缺。因此，从1905年开始，美国和平运动对国际法的关注增加，1906年美国国际法学会成立。还有一些和平人士探讨通过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甚至国际联邦、世界政府达成世界和平。到1912年春天，美国的和平运动发展到顶点，计有二十九个和平团体成立。但是，和平运动很快在1913-1914年间就衰落了，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仲裁无法获得新进展，其他和平建议如强调国际法、建立世界政府等短期内无法变为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粉碎了一系列和平条约。
二十世纪初期和平运动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主观方面，即孕育了国际主义外交思想。美国和平运动复苏的历史背景是全球化与美国工业化的完成。从188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举国以外向型的视角考察国际关系。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出现、全球化的来临，与外国的联系大大加强，同时工业革新带来制造业大发展，美国需要新的市场。总之，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就已感受到工业化加深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
在思想观念领域，英国自由贸易理论也对美国和平运动产生影响。和平运动的许多杰出人物同时也是新英格兰自由贸易同盟的成员，他们把自由贸易等同于和平，认为世界商业中商品的自由流通将加深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安宁10。英国和平主义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成为这一信念的理论代言人。1910年他出版了《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主张商业与信用使得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上相互依赖，战争因此有害无益，一无可取之处11。1913-1914年安吉尔应邀到全美宣讲经济制约战争的学说。
和平运动思潮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主义，同时也批判孤立主义。美国《独立》（The Independent）杂志编辑鲍威尔（E. P. Powell）于1896年向孤立主义原则提出挑战：“（华盛顿）并不想阻止我们恰当地保护世界、扑灭非人道主义的愤怒火焰。”12和平主义在1890年代成为与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并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大辩论中，和平主义者与反帝运动均反对海外领土扩张，但是二者存在两点分歧。其一，和平主义虽反对海外领土扩张，但决不反对经济扩张，更不赞同退回孤立主义。虽然所有的和平人士都反对兼并菲律宾，但却认为：“为了美国在远东的商业及航运利益愿意接受美国在菲律宾群岛建立一些加煤站。”13其二，和平运动与反帝运动看待国际事务的眼光截然不同。1898-1900年反帝国主义同盟的五十二名领导人在政治、经济上均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留恋工业化之前的美国，悲情凄凄地看待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在外交领域，他们也不看好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前景，主张退回到孤立中去。和平主义者则以乐观的眼光看待美国社会及世界。美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理事米德（Edwin D. Mead）认为：反帝运动的一个重要弱点是其潜在的悲观主义14。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1900年年终写道：“我想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趣，我对人类进步抱有更大信心。”15
在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二十世纪初美国形成了国际主义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一，反对战争，提出一些改善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思路，如仲裁、运用国际法、裁军、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乃至世界政府等，从1905年起对国际法的强调和重视成为诸多思路中的重点；二，在外交中看重商业、投资等经济因素，通过加强经济关系达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从而制约战争；三，以相互依存的眼光看待大国关系，强调大国间合作；四，反对外交对军事力量的倚重。在外交实践上，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国际危机中尽量回避战争，对军事力量的依赖程度较小。国际主义外交在实施手段上包括政治、经济两个层面：政治内容包括和平运动提出的一系列构想；经济层面强调商业、投资等经济手段在外交中的运用，其共同目的是建立大国合作，避免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外交在思想上呈现出孤立主义、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三种思路，其共同主题是国际参与程度。孤立主义谋求完全避免或者彻底摆脱国际参与；而帝国主义赞同国际参与，但更强调武力对抗等极端方式。两者在对待国际参与问题时均持极端态度，要么完全回避，要么不惜战争为所欲为。在国际参与程度上，国际主义介于孤立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主张国际介入，同时又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进行军事对抗，主张温和地参与国际关系的建构。
三 罗斯福政府：在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
在罗斯福任期内，美国外交告别了孤立主义，而且罗斯福本人也从其原来的帝国主义立场上有所倒退，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国际主义特征。
首先，罗斯福政府注重大国合作。在他看来，“国际关系是文明在全球普及的过程”，“是一种世界性运动”，这一世界性运动要求文明国家间实行合作，对野蛮国家与地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16。这同门罗主义略有不同，后者强调美国在西半球建立霸权时，应与欧洲孤立开来。罗斯福则在维持美国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愿意与欧洲大国进行合作，允许欧洲国家在拉美有经济、文化存在。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宣称是某些欧洲国家利益的代理人，亚当斯（Henry Adams）称：“美国人民最终将成为加勒比海岛屿上的警察，我们不是反对欧洲，而是支持欧洲。”17在东亚地区，罗斯福政府谨慎地维持与日本的合作关系，认为日本是引导亚洲国家走上文明之路的主导国家。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罗斯福关注的仅是美国与日本的合作及美在菲律宾的利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罗斯福谋求在日俄间达成均势。缔造均势的努力失败后，美日在1908年签署了《鲁特－高平协议》（Root-Takahira Agreement），美不惜牺牲对华门户开放原则来回避美日关系的危机。
其次，罗斯福当政期间从帝国主义立场上后退，对和平运动予以一定支持。1904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M. Hay）签署第一个双边仲裁条约，同年9月罗斯福表达了希望由美国牵头召开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同时，在接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要求尽快拿出古巴独立的时间表。1902年美国在古巴的军政府把权力移交古巴自治政府，古巴至少在形式上取得独立。1904年在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Panama Canal Treaty）时，美国政府使用的是“占用”一词，以租借的形式在巴拿马建立运河区，而未采用赤裸裸的占有方式。
最后，罗斯福政府积极回应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开创了具有全球性质的外交时代：在拉美建立起美国的霸主地位；在远东于1905年缔造了日俄间的和平；它甚至介入欧洲事务，在1906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调解德法在摩洛哥危机中的争端。虽然罗斯福政府的外交体现了全球化的时代特点，但它并未真正理解全球化的内涵：经济发展、政治战略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全球性统一思想的出现18。罗斯福总统轻视经济因素，过份强调武力、军事。也许正是对商业、贸易的轻视才使他轻易牺牲门户开放原则来换取日本在菲律宾的合作。宁柯维奇（Frank A. Ninkovich）如此评价罗斯福：“他的想法与时调合，心思恰与古人和应。”19
罗斯福政府的外交带有罗斯福个人的鲜明印记：注意到全球化浪潮的来临，敢于突破传统的孤立主义，但却未能真正把握时代的内涵；关注国际合作，但却在拉美地区挥舞“大棒”；对和平主义表现出兴趣，并刻意减少外交行为中的帝国主义色彩，但又热衷于炫耀武力。国际合作、支持国际和平运动与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忌惮使罗斯福政府的外交带有一些国际主义色彩，而对武力的崇尚又赋予其外交帝国主义的意味。
四 国际主义外交的实践
国际主义外交思想在塔夫托（William H. Taft）和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府时期得以贯彻施行。
塔夫托总统任期正值美国和平运动发展的黄金时段，国内洋溢着对和平的信心，其外交政策也带有鲜明的国际主义特点。塔夫托政府对外交性质的界定是：“现代外交是商业性的”，其潜台词是战争已经过时，和平合作与商业扩展是今天外交的规则20。在外交手段的运用上，塔夫托重视投资的作用，试图以经济手段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争夺。从经济视角考察现代国际关系结构，塔夫托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国家间彼此利益可以沟通并且相互依存。”21基于此种结论，在远东的国际关系中，美国政府积极与其他列强合作，加入欧洲国家组成的银行团，对华投资、贷款。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认为“只要一国在一个地方投资，它就会同意保持那里的和平，并促进那里的资源开发和人民富裕。”22塔夫托构想的国际关系模式是：在经济领域各国和平竞争，在政治、军事领域保持国际合作。在1911年《美日通商航海条约》（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Protocol of a Provisional Tariff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缔结后，诺克斯说：“商业上最有力的竞争者可能是最忠诚的朋友。”23
为打破日俄对东北的垄断性殖民统治，诺克斯提出东北铁路中立计划。此举意在以商业方式向东北渗透美国势力与影响，把东北置于大国合作统治之中。但是，东北铁路中立计划在日俄抵制下失败。这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与日本、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外交在远东的交锋，美国未能占到上风。但是，塔夫托政府认为东北问题只是中国命运中的边缘问题。在承认日俄在满蒙、东北的特殊利益后，1912年四国银行团接受了日俄，塔夫托政府评价道：“六国银行团提供了一个理性的计划，使中国的发展沿着互利的轨道运行，任何一国都不居于主导地位。”24
塔夫托政府的欧洲外交主要致力于签署一系列仲裁条约并要求扩大仲裁范围，把牵涉到国家重大利益的争端也提交仲裁，但未为参议院批准。仲裁条约和金元外交一同成为塔夫托政府国际主义外交的两根支柱。
1908年，威尔逊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加入美国和平学会。1911年，他支持塔夫托总统的仲裁条约。在任总统后，他继续关注和平运动。1916年大选前夕，美与墨西哥发生边界争端，在美国媒体炒作下，战争一触即发。值此关键时刻，美国和平组织反军国主义联合会广泛搜集冲突材料，证实争端由美军挑起，并将材料散发开来。在该会的发动下，威尔逊收到雪片般的反战电报，放弃了入侵计划。
一战期间美国国内和平运动分化为进步派与保守派。进步派的代表性组织包括成立于1915年的美国妇女和平党，一年之后该组织成员达到四万人。妇女和平党在一战时提出的外交纲领为：休战、限制军备、自决、国家协商取代均势。提出产生公正持久和平的条件：不兼并领土、不赔款、废除秘密条约、殖民帝国等。另一个进步主义和平组织是美国社会党，该党在1915年5月提出裁军、建立国际议会取代秘密外交的计划。保守的和平组织的代表是强制和平联盟，其领导人包括前总统塔夫托及其他一些在国际法领域卓有成就的共和党人。强制和平联盟强调国际法的作用，不关注自决与裁军，主张美在加入国际组织时仍应保持独立行事的权利。1914-1917年威尔逊接见美国和平组织代表超过十二次，倾听其呼声，并接受其建议在欧洲交战国家间调停25。
威尔逊国际主义外交的集中体现是其国联思想。国联计划对保守主义和平组织强调国际法的呼吁关注不够。自1905年以后，美国和平主义思潮的重要方向是主张通过国际法的完善来改善国际关系，而对仲裁等政治机制的效用表示怀疑。威尔逊建立的国联是依赖政治机制而非法律机制解决争端，与该趋势相背离。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国联保护成员国的领土与独立，以武力抵制侵略，没有将武力运用与法律相联系。美国和平人士认为未来的国际组织应体现民主精神，但国联对此体现甚少。
国联外交反对派并不反对国际主义外交思想，也不反对建立世界和平组织，他们反对的是进步的和平主义思想，反对建立国联这样的政治联盟。他们认同的是保守的和平主义思潮，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应以国际法为基础。另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为了通过国联计划，对英法等国让步太多，进步主义人士对此大为失望：复仇而非正义主导了《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国联已经成为非正义和平的附属物。
这样，威尔逊的国联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失去了和平主义运动中进步力量与保守派的支持，它的失败也不可避免。威尔逊国联外交的失败不是由于美国社会拒绝国际主义外交思想，而是由于威尔逊在实施这一外交时，策略不当、引导不够，脱离了国际主义外交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五 结论
十九世纪末到1920年代，全球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显着的影响：一、国家间交往更为密切，由此形成利益的融合、依赖，促使国际合作发生；二、全球化是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它的到来表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力量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空前强大的破坏力，战争成为不合乎理智的举动。
在一个新时代来临之际，欧洲外交并未改弦更张，继续沿着以军事争夺、政治对峙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道路前行，结果跌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面对新的时代，美国外交思想几易其辙，先是帝国主义的兴起与孤立主义的沉寂，继而是以和平主义运动为标志的国际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外交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大国合作，突出政治上的和平主义及商业在外交中的作用。在外交政策领域，罗斯福上台后虽然强调军事力量与大国地位，却也关注大国合作，并对和平运动的发展予以推动。塔夫托政府更多地强调经济对国际关系的改良，试图通过贸易、投资来改变远东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在欧洲、日本的抵制下失败。威尔逊的国联外交在实施中由于脱离了美国国际主义思潮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力量也未能成功。进入1920年代，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继续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通过华盛顿会议，美国在远东建立起大国合作型国际关系格局──至少纸面上如此：四国协商取代英日同盟，列强限制了海军军备发展，同时门户开放政策写进国际条约变成国际准则。美国外交与商业紧密挂?，商业外交大行其道。
国际主义外交思想指导了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外交。即使在1940年代，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设计的战后大国合作的蓝图，也有国际主义的烙印。当今美国外交中的多边主义也与此相通。由此可见，国际主义外交思想在美国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
*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导师蔡佳禾先生、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图书馆馆长邵金丽女士。
注释：
1 关于此间形势参见Ernest R.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61), 115-30。
2、 3、4 Robert E.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46-48; 52; 53.
5 Alexander DeConde, Isolation and 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7), 3.
6、 7 Robert L. Beisner, Twelve Against Empire: The Anti-Imperialists, 1898-19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225; 226.
8、 12 Warren F. Kuehl, Seeking World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o 1920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9), 47; 53.
9、 10、11、13、14、15 David S. Patterson, Toward a Warless World: The Travail of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1887-19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4; 12-14; 203; 76; 87; 90.
16、 17 Frank A. Ninkov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erialism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209.
18、 19、21、23、24 Frank A.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8; 18; 26; 29; 31.
20、 22 Frank A.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7; 41.
25 John Whiteclay II Chambers, The Eagle and the Dove: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00-1922, 2d ed.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