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经济观察报》(以下简称《经济》):19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从广义上说，不管是“朦胧诗”还是“星星画展”，都是当时美学热的一种反映。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1949年以来有两次美学热。二者的差别在于，第一次美学热是自上而下，而这一次是由下而上，是一种群众性的由下而上，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当时对美学有一种狂热的兴趣。

《经济》:你的《美的历程》也是1981年出版的，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李: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的论著把很活泼的文艺创作僵化成了死板的东西，许多文学史与艺术史把文艺创作割碎了。我认为不管是艺术、文学还是美学，都离不开人的命运，也离不开历史。目睹“文革”的浩劫，更不满足于当时“僵化”的、被割裂得七零八碎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美的历程》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动笔完成的。

《经济》:是不是可以说，《美的历程》是忧世伤时之作？连冯友兰老先生都称赞它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李: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

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美的历程》确实说不清该算什么样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

“文化热”和“西体中用”

《经济》:你在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文，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你说孔子学说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李:我主要的力量是研究中国思想史，试图改变一下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陈陈相因的面貌。几十年来，哲学史只是简单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我想打破这种格局，所以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进行研究。当时在长期的闭关自守之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和各民族大接触大交流。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应该反省一下自身的文化和心理，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意识，减少盲目性。而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试图从今天中国的角度反思自身的历史和文化。

《经济》:1986年有人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那位作者批评说，你的理论“大有复活孔子之势，至少认为当代国人还部分地需要孔子”、“他对传统的自我反思更多的是自我肯定，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挽救世界于悲剧之中的依稀曙光”。

李:这位作者主张“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非理性的观点。为什么他的文章那么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他发泄了年轻人对社会和很多东西的不满、愤怒、苦闷的情绪，恨不得捣毁一切的反抗情绪。一开始我迟迟没有回应，因为我尊重年轻人的这种情绪。

《经济》:但是后来你还是回应了。

李:回应了，而且变成了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唯一相同的是两者的批判同样激烈凶猛。

对正统的“左派”，我仍然是韧性斗争；对激进的青年，我也毫不客气，给以回敬。我在报纸上呼吁要学习点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就是对他们半嘲弄半忠告的答复。我担心非理性的情绪泛滥成灾，呼吁学术要重微观研究，要有理性训练。我说，文化热中如果长期地空泛地讨论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文化”，似乎中国的落后都应归罪于“文化”，其实恰恰掩盖了、取消了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反而不利于改革。如果没有科学与理性，只剩下情绪性的原始吼叫，是很危险的。我主张应该去做具体的事，多做实证的、科学的、具体细致的专题研究，尤其是抓住一些改革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经济》:在“文化热”中，你提出的“西体中用”也遭到了极大的批评。

李:“西体中用”不是我发明的，黎澍先生曾提出过。我提出“西体中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说。

一些人指责我是“全盘西化”，其实我讲的恰恰是反对“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要求政治改革而后者反对。“西体中用”与“全盘西化”的分歧则在于前者主张慢慢来而后者反对。所以，“西体中用”不是主张不进行政治改革，而是主张创造新形式，逐步进行改革。

（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