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两条企业家助人为乐的消息，不禁浮想联翩。

《北京晚报》1月16日在“北京论语”一栏发表苏文洋的文章，谈到2008年的“中国首善”陈光标和63位中小民营企业家，在春节前夕奔赴四川地震灾区。他们带了捐赠与筹集的3000万元现金，价值3000万元的大米、猪肉、食油、毛衣、羽绒服等物品，准备发给受灾民户。陈光标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就率领120人和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抢险队赶赴灾区，投入救灾。

《深圳特区报》1月22日在“鹏城今版”的头条报道，在郑州办有公司而家在深圳的李建国，把在去年到四川救灾时资助的10个孩子接到深圳过年。去年大地震发生后，李建国在郑州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决议招募懂医疗的人员，去参加抗震救灾。为此，他在报纸上发布广告，从报名的500多名志愿者中，挑选了40人，成立一支医疗队，前往四川。救助结束后，他把10个家园尽毁、生活困难的孩子带回河南，供他们上学，并且经常看望他们，给他们送礼物，送新衣服，现在又把他们接到深圳过年。

去年四川的震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上百万志愿者奔赴灾区，与政府、部队的救灾活动相配合，发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半年多来，我不断读到政府和各地人民继续关心与支援地震灾区的感人心怀的报道，但这两则消息还是使我感慨系之，因为它们报道的都是民营企业家支援震区的最新动向。

八十年代开启的改革之门，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经营事业的广阔天地，但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却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的事情。十多年来，在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与鼓励下，民营企业已经奄有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家迅速成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政治意识的觉醒可以以汪兆钧为先导，这里姑且置之不论；社会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则可以从他们参与慈善事业的实际行动里得到反映。

企业家从专心致志于企业的发展到关心社会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家社会意识的觉醒，反映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质的飞跃。曾连续获得2006年度和2007年度十大慈善家称号的陈逢干说，企业起步的时候是社会、大家支持你，人家有困难，你自然要帮助；“和谐社会就需要有钱的人帮助穷人，有能力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公益时报》从2004年开始发布大陆企业家慈善排行榜，2007年上榜的企业家174位，共捐赠19.1亿元（不含食品）；慈善企业222家，共捐赠20.7亿元（不含食品）。

这个数字同国外的一些大慈善家比起来，当然只能是瞠乎其后。美国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2006年6月15日宣布定于2008年7月隐退，届时将把家庭财产捐献给他和妻子梅林达创办的“盖茨梅林达基金会”，只留几百万给他的三个孩子。10天之后，另一美国富豪、号称“股神”的巴菲特宣布，准备陆续把85%的个人股份约370亿美元捐赠给5家基金会，其中300亿美元捐给“盖茨梅林达基金会”。去年6月21日盖茨在接受英国BBC电视节目Newsnight访问时又宣布，把他和妻子梅林达的580亿美元财产，全部捐给“盖茨梅林达基金会”，不留分文给孩子。这两位美国富豪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全世界的企业家树立了出色的榜样。

中国企业家是在一个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挣扎打拼出来的。虽然改革开放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但是，由于垄断企业的排挤，权贵和豪强的压迫，有关管理部门的敲诈勒索，他们只能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成功非常不容易。在这种艰辛奋斗的条件下能够关心社会问题，拿出巨款投入慈善事业，就更加难得了。有的文章把他们称为“平民资产阶级”，或“平民资本家”，以区别于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是很有道理的。以这几年的十大慈善家为例，列名榜上的都是平民企业家，没有一名权贵或豪强。这些平民企业家多数出身贫苦，赤手空拳打拼出一片天下。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陈光标，1978年10岁前没有吃过一片肉和一个完整的馍。从10岁开始，他利用中午放学时间挑水到集镇上卖，后来卖冰棒，贩粮食，逐渐积累，1998年才办起了江苏黄埔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销售总产值近70亿元，利税近4亿元。为了报答社会给予他的机会，实现为国家发展、人类进步做贡献的人生理想，他近几年来积极参与慈善事业，2007年以1.6亿元的捐赠额，名列“2007年十大慈善家”的光荣榜，在“2008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更以年度捐赠额1.81亿元荣登榜首。又如2004年来连续四年名列十大慈善家榜首的黄如论，35岁还在家乡做小买卖，后来到菲列宾发展，归国后从地产起步，15年来办了5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400多亿元，缴纳各种税费50多亿元，几年来用于慈善事业的捐赠8.7亿元。再如获得“2007年慈善特别贡献奖”的王振滔，只读到初三就因家贫失学；前面提到过的陈逢干自述“小的时候没有文化，家里穷，生活在农村”；去年捐出1亿元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董事长张祥青，还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孤儿；等等。这些平民企业家都是靠自己艰苦奋斗，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的。前几年企业理论界讨论“原罪”问题，这个平民资产阶级显然是与“原罪”无关的；带有“原罪”的，是相互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资产、掠夺民众财富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他们是造成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是社会的敌人，毫无社会意识可言。有些论者把平民资产阶级同他们混为一谈，不知道是因为认识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这些企业家捐出的善款的用途，大部分是用在教育上。如陈逢干建立“宁夏大学生助学基金会”，每年拿出300万元，资助宁夏当年考入大专院校的品学兼优的贫困生。温州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从1994年开始捐资助学，2008年4月6日成立“王振滔慈善基金”，计划全年资助1000名大学生，受资助学生每人要承诺在参加工作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黄如论2006年在贵州师范大学设立“黄如论基金”，下设“优秀教师奖励基金”、“优秀大学生奖励基金”、“贫困大学生助学基金”。他们关心教育，是因为认识到教育对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陈逢干说：像资助贫困生这样的慈善事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比企业的效益多得多，它可以影响整个国家。

当然，平民企业家们在教育领域所做的，只是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但教育系统的遗缺实在太多，远不是处于幼年阶段的平民企业家所能填补的。我国目前教育领域的不尽如人意，主要是政府工作的失误造成的。许多正式的报告或文件，都强调要把教育列为工作的重点，但实际上远非如此。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郑重承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世纪末达到4%”。4%还只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到了200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58%；进入新世纪后，这个比重仍在2.6%至3.2%之间徘徊，直到今天也没有达到4%。《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必须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近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增长率却总是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加32.4%，而教育拨款却只增加22.9%。“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远远落后于“百年大计”的需要。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教育的面貌，必须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大幅增长教育经费，一是改革现行的党化教育体制。这两方面当然都不是企业界力所能及的。

虽然如此，我们对企业家资助贫困生和其他慈善事业，还是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它不但改变了贫困学生的人生轨迹，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更有才干、更加有用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主动承担助学济贫的社会责任的行为，体现了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他们有了更加高尚的人生抱负和思想境界，成为企业界的榜样。现代企业家的素质，需要具备三种意识：经济意识——遵纪守法，善待职工，办好企业；社会意识——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事业；政治意识——关心政治，怀有政见，敢于议政参政。企业家们近几年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去年又自动奔赴地震灾区救助，并且继续关切、支援受灾民众，表现了这个新阶级的社会意识的觉醒和增长。这种社会意识经过推广和普遍化，将会得到所有企业家的认同；随着平民资产阶级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他们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扬这种精神，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支柱。

我在以前的有些文章里指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将是推进新时期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中坚力量。希望这个前景能够早日成为现实。

200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