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O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民社会 政治稳定

中国从上个世纪8O年代初进行全方位改革开放以来，从社会动员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动员，与这种动员密切相关的就是社会秩序。因此，社会改革与发展、社会动员与社会秩序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各种类型的公司企业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这些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以及从事公益事业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他们与政府在职能上初步形成一种互补与合作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改革的紧追性与社会稳定的现实性两难并存

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所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升，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氖围，通过公民社会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地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治理和解决贪污腐败、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等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势必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的有效治理与政治的稳定，因为改革开放的有效推行依赖的是可靠的组织渠道和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进而言之，改革开放的深入是调整原有利益结构的过程，它意味着利益、财富、权力、身份等不同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拥有资源权威分配权的政治组织，同样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有自己的利益要求。能否提供公平、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秩序，提供各阶层的利益保护机制，是政治组织能力强弱、权威程度高低的重要尺度。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了诱致性非制度参与的扩大。在90年代初，邓小平再次推动了改革的步伐，但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依然处于敏感的探索时期。在这种敏感和探索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矛盾状态，可以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表现出来：“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小平甚至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邓小平的这些话，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方面一直是中国领导人讲话和决策所依据的三个核心问题。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拉大贫富差距的方法来实现高速发展。中国必须更多地强调公平性，更多地注重民生，注重可持续发展。中国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必须加强宏观、中观和微观机制的协调。

尽管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但在强大的国际竞争面前，中国仍然处于劣势。“改革、发展、稳定”已经成为一组互为目的的动力连环。发展需要改革，改革需要稳定，而稳定又反过来要求改革与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是解决20多年来政治经济动员所凸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必然要求。早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暹现在看来，真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影响全国的社会稳定。目前中央已经开始启动自身的改革，全面推进党内民主进程，以保证有一个“得民心、顺民意”的执政党。应该看到，推动公民社会或各种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于保证社会稳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在20多年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造就和培育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公民社会”，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加快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92和实现程度；市场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亲缘关系的藩篱等等。同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在现阶段以及今后长期内还将面临一些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例如传统型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间阶层弱小问题、政治地位不一致问题、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平、公正问题等等，给政治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

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说”最初是针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或对抗”的看法提出来的，属于解构性理论。对于在中国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否具备相应的基础以及具体如何实现两者互动则缺乏讨论。之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重申对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超越，可以说是对“良性互动说”的一种补充和深化。它不但通过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的关系论证了在中国建设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也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论证了其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综合性改革，尤其是199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及社会自治的改革，为“良性互动说”提供了实体性支撑；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范例研究则为此提供了良好的佐证。可以说，经济和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这是公民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国家机器重构的胜利。作为一种新分析工具出现的治理理论同样是“良性互动说”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补充。治理理论直接讨论的虽然是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却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其基础，其实质上要回答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公民社会中的各行为体与国家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实现合作共治。可以说，治理理论是在用西方式的话语来回答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者早期所提出的却未能作出充分回答的“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问题；它对于中国的“双轨制”变革模式以及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对此，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者给予了比较大的关注。比如目前的“问绩于民”，就是要问政府为民办了些什么惠民、利民的事?办得如何，是否落到了实处，人民满意吗?倘若一年下来老百姓不知政府为百姓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只是读到了落实在纸面上、口头上的“一系列利民功绩”，那就不是真正的功绩。政府及各部门的决策者要沉下去，沉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实实在在为民办事。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意识的提升，对干部政绩考核正在逐步趋向科学性、实效性。把“问绩于民”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新做法，就是改革干部政绩考核进程中的一个令人称道的可贵尝试。用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来衡量官员政绩，这样，老百姓的“小事”就会让领导干部感到压力，才能让他们充分关注和关心民生问题。

长期以来，尽管“群众标准”一直是我们衡量各项工作好坏的第一标准，但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验收上，社会组织很少有“话语权”，大多是“领导标准”凌驾于“群众标准”之上。在这样一种考核生态下，不少为官者特别是“一把手”，干工作、办事情，不是看群众的脸色行事，而是看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不是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取向，而是以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为取向。将干部的“政绩清单”还给群众，通过群众的“听证”、“审验”，不啻是防治虚假政绩的一剂良方，有助于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增加了考核工作的透明度，拉近了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尽管这项改革刚刚开始，但至少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合作，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公民社会在绩效评估中的作用受到了高层的注意，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格局开始浮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保持了长期的政局稳定，中国目前被公认为世界上投资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政局长期稳定，至少包括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中国政府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推进速度、发展的实际速度同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从而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其次，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执行了一套较好的社会政策，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失业救济和保险问题、城市低收人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等。第三，中国政府较为成功地处理和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有力推进，尤其是通过一些政策的倾斜措施，增强了民族团结，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犯罪率等。第四，将社会公正作为善治的重要内容，主张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以人为本，促进公平的，可持续的人类发展，体现在社会政策上就是致力于缩小贫富两级分化，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消除歧视性待遇，促进机会平等。

三、公民社会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民参与是公民与政府相互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与控制，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更多地受政治体制的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是衡量国家善治与政治文明程度的一条重要标准。中国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如中国农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发起了“四大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村级民主和村民自治有了很大的发展，村民代表和村民代表议事会在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大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和村规民约进行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轨，我国社会各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8O年代改革以来，我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权力要素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形式上的选举已经成为例行公事，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正在逐步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经常性沟通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化。在经济领域，计划体制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农村改革不但赋予了农民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农业经营权，还赋予了农民兴办企业的权利；在城市企业改革中，国有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在社会领域，个人权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公域的发展也有较明显的表现，其中，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规模和实力越来越大，管理水平和自治程度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激发政治上的参与热情；同时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这种要求是通过合法的集体的渠道表达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和感召力。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目前，我国社会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有了积极参政的要求，拥有了一定政治权利和地位后企图寻求进一步拓展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诉求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如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的不满，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我们只有积极回应这些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而不是消极压抑他们的政治诉求，积极稳妥地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合法途径有效地引导各种政治力量走“协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才能使现代化事业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当今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当今社会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加速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利行业的过高收入政策壁垒，通过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只有公民社会健康成长和有序发展，才能实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形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同时，公民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这将会使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