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一直以来中国政治研究都存在两个场域：国内的中国政治研究和海外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在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美国学术界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美国学者的规模最大、领军学者最多、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最大。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翻译引进了诸多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专著，为我们更好理解中国政治和理解海外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截止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系统地梳理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以下简称“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情况。从期刊论文的角度与从专著的角度来理解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是有很大区别的。专著在研究深度和材料的丰富程度上是期刊论文无法比拟的；但是学术论文具有呈现研究课题最新进展、成果发表速度快、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研究范围广、全文数据库检索速度快等独特优势，这也是学术著作不具备的。得益于这些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倾向于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之后才会考虑是否继续出版著作作进一步的阐述。
本文将对美国政治学学科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做一个长时间跨度的梳理和分析。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国政治研究属于比较政治学范畴。美国学术界有多本期刊刊载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论文，其中包括《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研究》、《世界政治》、《政治科学季刊》，等等。从期刊影响力、创刊时间和本文的研究需要出发，本文选取《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三本期刊作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代表来梳理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选择这些期刊的理由是，本文主要是梳理、考察和分析美国政治学学科期刊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关注和研究，而非区域研究期刊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虽然《中国季刊》、《当代中国杂志》、《中国政治学学刊》也刊载中国政治研究方面的论文，但是这些期刊与政治学的学科期刊存在较大的不同，不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政治学的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学术影响力往往比区域研究期刊大得多，而且，区域研究期刊的创刊时间相对较短，也不符合本文开展长时间跨度研究的需要。基于这些考虑，这些区域研究期刊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在西方学术界是公认的政治学科顶尖期刊。《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两本学术期刊。因此，这三本期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具体而言，创刊于1906 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截止到2018 年大约发表了4500 篇论文，其中以中国政治作为研究内容的论文共38 篇，占比为0.8%。《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均创刊于1968 年，至今也有50 多年的历史。截止到2018 年，前者大约发表了1240 篇论文，而后者则发表了大约1720 篇论文。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在《比较政治学》中出现了40 篇(占比为3.2%)，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出现了43 篇(占比为2.5%)。二者加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38 篇一共是121 篇论文，这些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论文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古德诺之后：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引介了大量的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使得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是在20 世纪下半叶才兴起的。事实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美国的期刊已经开始刊载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通过查阅1906 年创刊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过去一百多年的发表记录，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第一次出现是在1910 年。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王青纯。他是第一位在这本政治学的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清朝人(也是最后一位)，也是第一位实现零的突破的中国人。资料显示，作为清朝人的王青纯在美国拿到了硕士学位，他以荣誉研究员的身份发表此文时的署名单位是伊利诺伊大学。这篇论文是《为什么中国人反对外国铁路贷款》。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几年，国外列强与中国本土士绅阶层围绕修筑铁路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清王朝的立场也变幻不定，引起了很多矛盾和纠纷。王青纯的这篇论文旨在向国际学术界揭示这些纠纷的根源和中国的立场。
因为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中国政治论文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作者往往是国外学者。因此王青纯的论文尽管是第一篇，但是不算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论文。第一位在期刊上发表中国政治研究论文的外国学者是鼎鼎大名的弗兰克·古德诺。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权威学者，古德诺在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也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首任会长，后来还担任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古德诺为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帮助起草过中华民国新宪法。他于1914年、1915 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接连发表了两篇中国政治论文。第一篇是《中华民国的宪法》，第二篇是《中国的改革》。古德诺因为亲身参与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恰逢早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以比较宪法研究为主，而且这篇论文直到今天还被学者引用，因此这篇论文可以被视为真正开启了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作品。
本文把在古德诺之后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脉络分为三个阶段：1949 年以前、1949年到1979 年和1979 年以后。在1949 年以前，《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共发表了11 篇中国政治的论文。除了王青纯的论文，剩下的唯一一位中国作者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钱端升教授。钱端升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在1942 年，钱端升教授以国立北京大学为署名单位发表了《中国的战时政府》一文，这篇论文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功能和演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949 年以前发表的其他论文也主要是以中国的宪法、政府和政治体制作为研究内容。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作者的研究以宏观议题为主。无论是中国学者钱端升的论文还是古德诺等人的论文，都无一例外地讨论了比较宏观而重大的问题。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和民国的兴起，中国政治本身在20 世纪的早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研究政府创设、制定宪法等宏观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往往具有深刻的现实政治价值。第二，作者普遍具有比较深入和广泛的在华工作和考察经历。王青纯和钱端升作为中国人，自然对中国内部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美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往往是因为他们掌握很多一手资料。古德诺作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在中国考察的深度和广度自不必说。其他作者也不落下风。例如，前后共发表了3 篇论文的明尼苏达大学哈罗德·奎格雷教授曾经作为访问教授在清华大学工作了2 年。他在中国交游广泛，还曾经与很多高层人士包括孙中山有过接触。这些经历帮助外国学者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第三，论文发表者大部分是资深教授。11 位作者中除了王青纯是荣誉研究员，其他10 位均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担任教授。这些学者后来不仅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一代学者，部分学者也为美国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多政策咨询建议，对政策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倒向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敌视政策，中美关系的性质变化开始影响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这一阶段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特点是：第一，这一阶段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开始下降。从1949 年到1979 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共发表了8 篇中国政治论文，《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因为创刊时间相对较晚只分别发表了3 篇和1 篇。这一时期应该说是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低潮期。因为在这30 年中，三大政治学期刊只发表了12 篇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比较政治学在美国蓬勃发展的时期。众多美国学者受到国家各种资金的支持开展对亚非拉国家的研究。例如，三大期刊中关于印度政治的研究论文达到了21 篇，几乎是中国政治研究论文的两倍。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减少并不意味着美国学界不关心中国，不然美国各界也不会开展“谁丢掉了中国”这样的大辩论，而是因为两个国家在1949 年以后的多数时间里处于敌对状态，外国学者难于进入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没有机会获得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自然而然就陷入了低潮。第二，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以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和政策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主题却相对比较集中，即向学术界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方面。美国出于打赢冷战的需要，亟需了解中国新生政权的主要政策和发展方向，因此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学术上和政策上的好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中国怀疑论的苗头。一些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充满了对中国的怀疑和疑惑。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美国对华比较敌视的态度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论文的作者是前国民党人或者台湾地区培养出来的学者。比如，1957 年发表论文的候服五曾经担任过蒋介石“总统府”的行政秘书，后来他去了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对中国共产党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其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简史》一书在美国影响力很大。1972 年发表论文的陈必照在台湾东海大学读完本科之后赴美留学，在美国执教期间曾经参加“台独”活动，后来回到台湾加入了民进党，还曾担任陈水扁当局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些人对大陆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充满偏见。
1979 年以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美两国在1979 年正式建交，更得益于中国40 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因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全面交往的需要，美国学者能够在阔别中国几十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开展调查研究。1979 年之后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研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总体来看，1979 年之后的研究内容不仅多元而且向中观和微观层面转变。1949 年之前的研究主要以宏观问题为主，1949 年到1979 年间的研究选题也相对比较集中。而1979 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很难找到一个集中的主题来概括。此外，除了个别研究讨论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权特征等宏观层面的问题，更多的研究是采取了中观层面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的某些具体议题，如腐败问题、农村选举、政治参与，等等。第二，研究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这一阶段发表的98 篇论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作者的职称是教授的文章占比为20%，职称是副教授的文章占比为26%，而职称是助理教授(包含博士生)的文章占比为48%。这个数据表明1979 年之后在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发表中国政治论文的作者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这一趋势在过去10 年表现得更加明显。另外，我们发现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合作发表论文的情况属于凤毛麟角，而1979 年以来，有30 篇论文是以多人合作的形式发表出来的。这个现象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比较政治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比较政治学》中并不是特别明显。最后一点值得说明的是论文作者来源地的多元化。美国大学仍然是最主要的作者来源地，但是欧洲、加拿大、中国香港和内地高校也开始贡献作者。中国学者和华裔美国学者的表现尤为抢眼。有20 多篇是华裔华人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论文。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目前，中国内地只有清华大学的孟天广副教授在《比较政治研究》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论文。第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定量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方法在2000 年之后成为主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的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几乎不可能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发表。定量研究的兴起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整体趋势，并不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所独有的现象。对于这一研究方法的转变，美国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讲，应用复杂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先进的研究方法能够确保研究发现的科学性、学术质量和可靠性；但是看重田野调查的学者认为，这样的趋势会“鼓励”更多的人坐在电脑前完成中国政治的研究。
从上文我们能够发现，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它曾经遭遇瓶颈陷入低谷，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获得蓬勃发展。下文将从议题、方法和前景三个方面进一步剖析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
三、从单一到多元：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议题
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研究内容的多样化。1979 年以前，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不够多元，研究议题主要以政府、宪法和国家制度等宏大主题为主。这个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到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研究议题也变得丰富起来。不仅传统的高政治议题(共产党、人大、军队)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一些曾经被认为不属于政治学研究范畴的低政治议题(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媒体等等)也得到了研究。而且从分析层次的角度观察，中层和微观视角是最为普遍的研究视角。
从表1 可以看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选题非常多元。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都有多个议题出现了3 次以上。在这些研究议题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农村政治研究(出现了12 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政治研究从来没有被纳入主流美国政治学者的视野，但是为何在过去40 年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呢？原因比较复杂。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经济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了农业，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在政治上，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试行到后来全面推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政治面貌，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第二个主要原因是选举是西方政治学界的长期研究热点。当中国开始施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海外学界就发现了一个西方理论和中国案例的结合点。这种情况在美国学界的印度政治研究中也存在。在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期刊中，选举研究是印度政治研究中的长期热点。因为中国的特殊性和1979 年之前一段时间的国际环境，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很多方面都面临一些障碍。但是当外国学者进入到中国农村选举的研究场域不仅没有任何障碍，而且还具有理论和方法优势。
除了农村政治，其他出现频次较多的议题还包括社会抗争、腐败(反腐败)、媒体与互联网和人大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说明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一直保持了高度的关注。有些议题只出现了一次，这些议题包括知识产权、群团组织、监察制度、民营企业家、公民偏好、政府回应性、法治、灾后重建、福利政策，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政治宏观主题的研究在迅速减少，1979 年之后出现的很多新议题采用的分析视角是在向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转变。比如对于公民偏好、社会抗争和民营企业家等议题的研究，中观和微观的分析视角能够更加细致地剖析这些议题的内在价值和学术潜力。尤其是在中观层面，这些研究发现能够更好地兼顾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政治学理论发现的普遍性。
那么到底什么研究议题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比较大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本文对三本期刊中的121 篇中国政治研究论文进行了引用量统计。《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的38 篇论文一共被引用了3617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95 次；《比较政治学》中的40 篇论文一共被引用了2598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65 次；《比较政治研究》中的43 篇论文一共被引用了2584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60 次。其中，引用量最高的10 篇论文中有一半出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见表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本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在这10 篇论文中，农村政治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议题，腐败问题和媒体与互联网是出现次数第二多的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些高引用量的论文产生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学术界之外，一些研究发现甚至引起了海内外大众媒体的注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的研究议题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得愈发多元，但是与美国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议题还不是完全契合。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第一个核心大主题是现代化，即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如何步入现代化。西摩·立普赛特、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切波和塞缪尔·亨廷顿等人的研究就是围绕现代化展开的。而在这个时期，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没有回应现代化的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是着眼于理解中国新生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到了20 世纪的80 年代，比较政治学开始研究第二个核心主题：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这个主题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也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和学者。有趣的是，中国政治研究再次与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趋势不相协调。正当第三波民主化推动着美国学界期待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案例的“不合拍”直接催生了“中国特殊论”的学术状况。这一状况的存在导致中国政治研究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存在感”不太强。中国政治案例研究或从中国政治案例研究中提炼出的概念似乎并不为美国主流政治学界所认同，很难为主流的比较政治学一般性理论添砖加瓦，因为中国政治案例研究发现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重复而进行科学证实或者证伪。从中国案例出发得到的一些新概念也没有被比较政治学界广泛接纳。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很少被列入其顶尖高校的比较政治学课程大纲。
四、定性、定量抑或其他：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的进步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比较政治学从名称本身就暗含了对方法的要求和追求。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迎来大发展。阿伦德·利普哈特的《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方法》是这方面的经典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对四种主流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统计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巴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中的里程碑式著作。这本书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兴盛。面对定量研究“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美国学界一些比较政治学者也在积极推动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进步。近些年，在对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反思基础之上，学术界更加关注如何把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开展混合研究。
在2007 年，格拉多·蒙克和理查德·施耐德发表文章对1989 到2004 年间三本比较政治学期刊的论文进行了方法论统计(见表3)。两位作者把方法论分为理论建构的方法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理论构建的方法方面，使用频次最高的是归纳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其次是演绎的、半形式(模型)的方法。在实证分析的方法方面，使用频次最高的是质性的研究方法，其次是定量的研究方法。近些年，部分文章采用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因为在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理论构建的论文比较少，实证分析的论文是主体。因此下文将侧重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介绍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
总体来讲，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积极迎合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发展趋势。通过对121 篇样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政治领域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丰富多元的，方法使用偏好与蒙克和施耐德的研究结果也比较一致(参见图1)。本文把研究方法进一步细分为：描述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描述性统计法、统计分析法、大数据研究法、访谈/民族志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混合研究。描述性分析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的中国政治研究中非常普遍。研究者重点是对中国政治的某一议题进行描述和介绍。在今天看来，这种研究似乎不够深入，研究发现也不够深刻。但是在当时的学科背景下，考虑到数据的缺失和研究资源和手段的缺乏，描述性分析是最为普遍的和实用的。描述性统计与统计研究方法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以基本的数据描述为主(数据的分布、均值、年度变化的等等)，而后者是以高级统计研究方法做深度的数据分析为主(尤其是开展回归分析讨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
我们统计发现，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文章达到了60 篇，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在这60 篇论文中，1979 年以前的论文占到了22 篇，1979 年到2008 年之间的论文占到了30 篇，而过去10 年的论文只有8 篇。这一趋势说明在本文所统计的三大政治学期刊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发表论文的难度在迅速变大。中国政治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达到了43 篇，占到了发表论文总数的36%。在这43 篇论文中，1979 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占到了2 篇，1979 年到2008 年之间的论文有14 篇，而过去10 年的论文则高达27 篇。通过对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应用趋势进行对比，我们发现1979 年以来，在经历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彼此平衡发展的阶段之后，在美国顶尖政治学期刊发表中国政治研究论文越来越依赖定量的研究方法。虽然在过去10 年中，新兴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和大数据研究法开始兴起，但是定量研究方法目前是处于“一家独大”的发展状态。
当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经典方法，比较研究法一直备受学者青睐。在1979 年以来有12 篇论文是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在过去10 年也有5 篇论文是把中国政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与中国进行比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印度、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印度能够排在首位是因为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太多相似之处。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经济表现都获得了世界瞩目。同时，这两个国家也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腐败/反腐败、社会公平、环境污染，等等。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所以被用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比较类似。而台湾地区与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不同的，但是两者能够进行比较的基础在于都是华人社会，社会文化也比较接近。在古德诺的文章中，他把中国的立法部门与欧洲的立法部门进行了一些比较。但是在之后数十年中，学界只有极少数学者尝试过把中国与西欧国家或者拉美国家进行比较，把中国与非洲国家进行比较的研究更是罕见。印度、台湾地区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将会继续成为与中国进行比较的主要对象。这一趋势不仅存在于学术论文中，在学术专著中也是一样。
五、跨越两大鸿沟: 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前景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的研究议题从宏观走向了中层和微观，开展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也从单一的简单描述转变为今天的百花齐放。然而在蓬勃发展的背后，一些学者也在认真思考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当前，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面临着“向东”与“向西”两大鸿沟。
第一个鸿沟是“向东”鸿沟，即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与中国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之间的鸿沟。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是走向政治科学、经验研究、定量分析，等等。这一趋势与美国期刊中所呈现出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协调的、和谐的。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二者在问题意识、受众意识和学术立场方面存在着鸿沟。
首先，学术研究都是从研究问题出发，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与中国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存在很大的不同。简言之，前者的问题意识是以“悖论、矛盾、差异”为其科学研究出发点，致力于探索和解释中国政治中出现的与西方政治情景矛盾的、差异的、新奇的问题。那么本土的中国政治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是基本上是围绕着解决中国具体现实问题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与政治相关的议题而展开的。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是要找到中国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以政治学的视角和路径开展研究。正因为在问题意识上存在差异，一些中国本土学者对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不以为然，觉得海外的研究“无关痛痒”，没有研究到真正的重要问题。其次，受众意识上的差别更加明显。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受众是西方的学术界、政界和公民。因为政治学在美国是显学，是大学里的强势和热门学科。因此不仅学术界非常关注美国期刊中的最新研究成果，美国的政界和公众也把这些研究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学习资源。在美国，因为没有丰富的渠道来了解中国，学者和学生了解中国政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阅读这些英文论文。在中国，政治学受重视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显学的地步，因此本土中国政治研究的受众主要就是学术界。政界和公众并没有太强烈的意愿通过阅读学术论文来了解中国政治。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中国政治的具体情境之中，对政治现实的理解有时甚至比学者还要深入。最后一个主要差别来自于学术立场。美国期刊所呈现出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与本土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立场是不同的。美国学者的培养是以批评和反思为主，他们对本国的批评尚且直言不讳，对其他国家的批评更是无所顾忌。政治学研究本身又是一个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的学科，因此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是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的。在我国，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出发，中国政治研究自然也需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坚持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不能盲从西方的学术立场。这种学术立场的差别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第二个鸿沟是“向西”鸿沟，即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与美国主流比较政治学之间的鸿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蔡小莉认为，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与主流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还有很大的鸿沟，因为她发现比较政治学者很少阅读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他们即使阅读了也会认为没有引用的需要和必要。虽然在研究方法上，美国期刊中的中国政治研究与美国主流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研究议题和相互促进的问题上，中国政治研究还是显得有些“不合群”。
在研究议题上，主流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与美国期刊中的中国政治研究主题不一致。上文已经提到，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有阶段性的大主题。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出于维护自己霸权的需要，积极鼓励学者开展比较政治学研究，尤其关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初，比较政治学的大主题开始从现代化向民主化转变。因为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展与这两个主题在时间上都是脱节的，加之中国政治本身具备的一些特质，导致比较政治学的很多研究议题都没有在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出现过。表4 是格拉多·蒙克和理查德·施耐德在2007 年对319 篇比较政治学论文的主题进行的统计。两位作者把比较政治学的议题归纳为五个中心大主题和25 个主题。在五大中心主题中，出现文章最多的是民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主题，出现文章最少的是政治秩序的主题。在25 个主题中，文章出现最多的是经济政策和改革，出现最少的是战争。通过把表1 所总结的中国政治研究主题和表4 所归纳的比较政治学的主题进行比照，我们发现表4 中只有48%的主题出现在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因为研究议题的缺失，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就天然地会在整个比较政治学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然而在“向西”鸿沟中更加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即使在议题重合的领域，美国期刊中的中国政治研究还没有产生能够影响比较政治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路径。两个领域的互动情况是比较政治学在从理论上支撑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表现在学者发表在美国期刊上的论文是在利用既有的比较政治学的概念、理论、话语和范式。而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新发现没有能够为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所以在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圈，一直有学者在反思如何把中国政治研究更好地带入到比较政治学中。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中也产生了如全能主义和依法抗争之类的概念和理论。但是总体而言，从中国案例出发形成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和理论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成功案例并不多。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美国学界还在担心中国政治研究如何在沉寂了三十多年之后获得新的发展。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何汉理对第三代学者提出了诸如“实现多学科知识融合、充分利用新发掘信息、加强与比较政治学的互动”等学科发展建议。在今天看来，何汉理的部分建议是被接受了，也促进了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中刊载的中国政治研究论文不仅实现了议题的丰富多元，也实现了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这些新的进展鼓舞着更多年轻学者投入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但是有些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得到落实，还在困扰着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研究。
对于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中的中国政治研究，它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如何跨越“向东”和“向西”的鸿沟和实现新的学科定位。如果无视“向西”鸿沟的存在，只追求在研究方法上与主流趋势保持一致，那么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将很难为比较政治学做出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不解决“向东”鸿沟的问题，美国期刊中的中国政治研究可能会与中国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渐行渐远。未来甚至有可能形成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中西学术界围绕中国政治研究的对话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欧博文认为，跨越这两个鸿沟要注意中国政治研究的空心化问题，避免中国政治研究变成研究的孤岛。张春满等学者认为，要把西方理论和中国的本土理论融合起来形成新的中国政治研究路径。蔡晓莉主张从政治发展和政治行为两个方面加强中国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互动。未来美国中国政治学界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值得持续关注。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