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最后遗稿曝光 论中国文化最伟大之贡献
（编按：此文题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国学家钱穆写于96岁高龄，过身前最后的遗稿，由钱穆夫人胡美琦寄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月刊》，在12月号刊出。
钱穆先生卒于1990年，当年6月，他不满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高龄之身搬离外双溪“素书楼”寓所；两个月后，病逝于新居中。）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 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瞭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五月端午节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胡美琦：后记
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家前的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家安定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联合报为纪念宾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然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自己，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原是宾四为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庆论文集而写，今中华书局孙时敏主编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作一说明，以助读者对作者的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一段颇长时期，不肯起来散步。我未敢立刻作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诣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的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应景一下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就扶宾四到房门外过道上散步。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的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的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为他的健康高兴外，也未能瞭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明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瞭解。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这其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真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孙主编连来电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的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的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不求律己，但求责人。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讲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瞭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澈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们两人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访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些重复处。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虽只是短短几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的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以后又续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端午节上午增补的，正是我们要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的一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的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不能自主，心已飘向远方。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深恨我未能在宾四生前对此多有体会，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来源：《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