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不久到成都参加一个会议，应邀参观了成都三个村庄。目前成都正在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参观的三个村庄也在政府推动的确地确权基础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参观的三村，农民的土地都流转给龙头公司，公司每年给农民500—800斤大米/亩，年终土地还可以参与公司分红。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以到公司当职工，也可以外出务工。
不仅如此，成都市还在确权确地基础上，推动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希望通过政府积极推动，在城乡统筹上做两篇文章，一是土地规模经营，二是加建农民城市化。与成都市的做法相类似，成渝改革实验区的重庆市也在加速推动农民进城的步伐，比如鼓动农民进城买房。
成都是大城市带大农村，重庆虽然是大城市，其农村之大恐怕早已越过其城市的带动能力范围。作为改革试验区，成都重庆进行试验，是无大问题的，问题是，成都市将农民土地规模经营后，就能产生出较小农经营更大的效益？值得怀疑。笔者参观的三个村，龙头公司将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种植中药材和西瓜，原因是种粮食不可能赚钱。问题是，要是全国的土地都种中药材或西瓜，土地就能赚钱？龙头公司负责人说，去年种西瓜赚了钱，今年则亏。龙头公司亏了，还如何向农民兑现每亩每年500—800斤大米的土地流转费，还如何向农民年终分红？
与成都重庆试验区不同的是，湖北省今年出了一个经营土地2万亩的大户侯安杰，据《农民日报》报道，湖北省主要领导几乎是人人批示认为要重视和支持这样的大户经营。侯安杰没有成都龙头公司大方，他以每亩150元的价格流入土地，且还设置流入土地的门槛，有“几要几不要”。侯安杰的经营行为合法合理。问题是，若政府在制造侯安杰现象时行为过于积极，侯安杰出得太多，事情就会变得麻烦。
二
为什么这样说呢？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作一回顾，即不难找到答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可谓惊人，在这30年中，中国一直保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整个社会也处于高速变动中，高速变动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但中国30年的高速变动，在政治上和社会秩序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这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在高速变动的同时，保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农村。农村是中国的大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进城农民工实际上也是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并因为有一个稳定的农村的家，而可以安心务工，而可以找到归属，而可以进退自如。中国的城市在大动，沿海在大动，而中国农村则相对地静，中西部相对地静。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保持了重心向下的农村大头的稳定，而可以使整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保持稳定。中国农村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农村社会的稳定如何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及如何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稳定功能？我们可以从当前中国农村实行的基本经营制度谈起。
中国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即是说，中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村民有承包经营权，农民正是依靠承包经营的土地获取基本生活资料。
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规模较小，虽然种地大都足以解决温饱问题，但也仅能解决温饱问题。农民要想富，就必须从事农业以外的兼业，就需要进城务工经商。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他们并不放弃农业，因为一般情况下，农民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就回村务农。更可能的则是，一个家庭中，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一个农户家庭，因为有了务工和务农的双份收入，而可以在温饱以上有些闲钱，生活得有点富裕，可以参加村庄的各种社会性交往，可以策划盖一栋像样的房子，及可以为子女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正是因为农民家庭可以有来自务农和务工的双份收入，农户家庭将务工收入作为家庭务农的兼业收入，而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而正是中国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使中国可以发展大规模的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秘密之一。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大部分进城农民依靠务工收入是难以在城市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基础条件的。也因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若我们试图通过强烈的政策手段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结果很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消除，城市内又生长出一个巨大的贫民窟，城市这个局促空间中又长出了一个难以应对的二元结构来。换句话说就是，若要让农民真正离开农村进城，我们就必须让农民在离开土地收入后，可以在城市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要有稳定的就业和不差的收入。仅仅依靠进城农民工的收入远远不能维持他们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进城农民的情况也有差异，部分经商赚了钱的农民，和部分有一技之长并正好派上用场的农民，他们可能首先获得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基础条件。但在目前阶段，进城农民工的70%以上并无这种条件(虽然国家统计局将所有进城农民都计算为城市人口)。更多进城农民工真正地在城市安居(及获得这种安居的条件)，需要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进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上涨，及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更有保障。而这要有一个过程，甚至需要有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准备。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进城农民显然是大多不能获得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所需基本收入条件。而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又是远远低于农民在农村家中的生活质量。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政策筑一道高墙，将农民挡在城市以外，不允许农民进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政策而让进城农民无法呆在城市时，却不再能回到农村过那些温饱有余的日子。
三
农村不仅是中国农民应该享受的最基础的权利，而且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却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进城累了，倦了，就可以回到乡土，漂泊的游子啊，正是因为有了农村的家，城市的辛苦才是值得的，因为辛苦只是手段，农村的家才是目标，才是温暖的温馨的记忆。长年在外打工，春节却要回乡，表现了家乡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意义与根本。家乡是农民的根，是他们的本，是他们意义生产的场所(其实，又何止农民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进城农民越来越容易找到稳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国家也越来越有财政能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各种保障，则进城农民就越来越可以在城市安家，虽然他们仍会怀恋自己农村的家乡，会有乡愁，但不过是乡愁而已，他们不会因为走投无路，而心生不满。当心生不满的不只是个别人，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时，在中国这样的具有强烈平等诉求传统，具有强烈现世感而不具有超越性信仰的国家，这种不满，低则会极大增加社会治安成本，高则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基础能量。这就是为什么要为农民留下退回村庄这个最基础权利的原因。中国农民彻底脱离农村的速度，必须与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速度相匹配，任何人为加速的农民进城，都可能导致严重问题。
现实情况比以上更加复杂。因为经济发展本身是有波动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严重依靠出口低端加工产品的国家，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就会更大。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城市需要更多的农民工，也能为农民工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一旦发生经济衰退，出口减少，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的失业就会发生，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也会下降。在目前进城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时，虽然农民家庭收入中，以前依赖务农和务工的双重收入来维持体面生活，现在因为失去务工收入而变得艰难，但农村的收入至少可以维持温饱，且可以借此机会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的滋味，也是不错。农民工因为有家可回，他们就不必非得呆在城市为资本所用，同时，因为农民工可以大量返回农村，而使城市获得喘息空间，城市经济结构因为经济危机，而可以得到强制性的调整。经济危机只是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会因为经济危机引发其他社会危机，这样的经济危机未偿不是好事。返回农村的农民工，回家休息一年，甚至二年，等待下一轮经济繁荣的到来。城市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报酬又涨上去的时候，他们再不慌不忙地回到这个正变得有求于他们(因此会更善待他们一些)的城市。
农民可以自由在城乡流动，不仅是农民最基础的权利，而且是中国高速发展却可以保持稳定的原因。
城市就业能力增强，进城农民收入增加，越来越多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最终，需要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中国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强，城乡二元结构就自然消失。
简言之，中国经历高速发展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原因正是有中国农村这个基础的稳定。
四
问题是，最近几年来，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巨变。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时候，农村也开始了缓慢却不可逆的变动。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讲，未来30年，中国仍将处于高速变迁中，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会发生变动，社会的基础结构正在巨变。
过去中国发生巨变而仍保持稳定，关键原因是农村的稳定。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也是为了农村这个基础的稳定，我称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将农村建设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是中国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不可能全国都在高速变化，而农村不变。前不久，我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16本，是全国主要农业省区的村庄调查报告，我的本意是作中国乡村治理差异的区域比较，就是说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不同。编完所有报告，撰写丛书总序，却将总序写为《巨变的图景》，即虽然不同地区农村差异颇大，但所有的农村都在发生千年未有的不可逆的巨变。我总结农村巨变，是从治理体制到基础结构，再到价值之变，是不可逆的变化。这种巨变是一种动，是我们不得不想法应对的巨动。
除了农村社会自身正在发生的千年之变以外，当前中国还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巨变，比如希望通过政策来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积极的目标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倡城乡统筹，等等。具体的政策表现如成都重庆的试验所表达出来的急切心情，土地规模经营的偏好，拉动内需，林权改革，地权变革，提倡农村宅基地抵押，主张用农地置换城市住房，推动农民到小城镇举办二、三产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的政策，都是在试图通过政策来加快农村进一步的巨变。
如果农村自下而上的巨变与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结合起来，则构成中国当前现代化过程中稳定的基础结构也就不再存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风险也会更大。也正是因此，我愿意从保守的角度来理解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也愿意从保守的角度来理解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最后说一句：在一个高速变动的社会中，保守也许是最大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