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於创办《新启蒙》
中国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又一位领军人物王元化先生已於五月九日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噩耗传来，深感震惊和悲痛。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当代这位数一数二的大思想家、学问家。这不能不是我们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早在建国初期，就听到王元化的大名。读过他《向着真实》等文艺理论着作，那时他在华东局宣传部任文学处长，创办并主持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后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他被打成「胡风分子」，从此销声匿迹了多年。八十年代初，他同王若水、顾镶等人协助周扬起草那个题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并在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的着名报告。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五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真正交往是从王元化於一九八八年创办《新启蒙》丛刊开始的。那时胡绩伟创办《民主丛书》，邀王若水、李洪林和我做副手。《新启蒙》创刊的消息是从王若水那里听到的。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同张显扬飞抵上海，出席《新启蒙》笔会。笔会由王元化主持，出席的有于光远、戈扬、李洪林、王若水、冯媛、张显扬、阮铭、阮若瑛、高尔泰、浦小雨、金观涛、潘维明、魏承思、黄万盛等。
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我写的《人们应有免於恐惧的自由》一文是在《新启蒙论丛》第三辑发表的。但王元化在这一辑的后记中说：「由於出版体制对出版周期的影响，《新启蒙论丛》第一辑尚未出售」。为了解决发行问题并扩大《新启蒙》在社会上的影响。元化於一九八九年一月来北京，并於二十八日晚上在都乐书屋举行《新启蒙论丛》新书发佈会。据《新绿书屋日记。一九八九年》：「下午四时到北京饭店去出租车到前三门大街接李洪林一同到《人民日报》大院王若水家。王元化已先到，一起吃晚饭后乘《人民日报》麵包车到西便门外的都乐书屋。同车来的有何匡、汪子嵩、李玉田、吴国光、舒展、阑翎、苏绍智、胡鑑美、冯媛等。今晚到会的还有胡绩伟、秦川、王子野、童大林、范用、沈昌文、孙长江、张显扬、包遵信、金观涛、刘青峰、李南友、胡少安、刘锐绍、何玉林等。方励之随后亦来，还有不少青年和外国记者出席。于燕莎（都乐书屋经理）主持，王元化、苏绍智、于浩成、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方励之先后讲话。方讲了人权问题。」记得我那天发言的要点是：这个论丛为什么叫新启蒙呢？如果说五四时期那一次思想启蒙反对的是封建主义，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启蒙，新就新在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方励之突然提出人权斗争
关於那次新书发佈会，包遵信曾有更详细记述：王元化发言后是自由发言。「发言者有的由出访东欧的感受谈及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有的从当时的治理整顿谈及有人想借机否定改革，也有的对出书难的状况发感慨。会至中途发生一次波澜：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突然人们鼓起掌来，原来是方励之来了。他谈的主题是最近他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并说现在应该提出人权的斗争目标。方的「慷慨陈词」后会场好一阵的雅雀无声，好久没有醒过来……一刻钟后就宣佈散会了。」（陆晓光《我所知道的〈新启蒙论丛〉》）
《新启蒙》与友刊同归於尽
在这次新书发佈会之后，《新启蒙》原来遭到的打压更变本加厉。「据说当时北京宣传部中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次《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新启蒙论丛》第四辑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之后，由於不久发生的「××」事件，《新启蒙论丛》与《新闻自由导报》、《经济学周报》、《新观察》等报刊同归於尽，其第五、六、七辑虽已编竣，但未及面世即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在《新启蒙》被迫停刊的同时，还遭到政治清算，被诬以不实罪名。一九八九年七月原北京市长在《人民日报》那篇关於「六四」的报告中，首先提到一月二十八日那次新书发佈会，把它称之为「新启蒙沙龙活动」，将《新启蒙》牵连到「××」事件中去。不久上海方面也一度出现类似说法，将一九八八年末召开的那次《新启蒙》研讨会，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据说湖南有关出版负责人因受到牵连被撤职，中央掌管意识形态、被称为「左王」的胡乔木还特此到上海要对王元化下手。只是由於遭到抵制才未得逞。其后又由程代熙、李希凡等御用右派文人对《新启蒙》中一些文章进行批判。如程代熙：《写在（理论风云录）后面》一文（见《理论与创作》一九九一年第四期）就是针对我那篇《人们应有免於恐惧的自由》一文中「人权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进行批判的。
赴沪受阻再见不到王元化
这里还应补充记述的：王元化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初还曾邀请王若水、李洪林和我三人去上海同他商谈《新启蒙》的编辑发行事宜，没有去成，以后就再也没有与王元化见面。只是我在九一年获释回家后，王元化赴瑞典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路过北京时曾打电话向我问候。其后又多次赠书。对元化这种念故友、讲情义的古人之风，我一直非常感佩。
《新启蒙》如今仍被曲解诬衊
在回顾《新启蒙》往事时，不能不提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新启蒙》仍然遭到一些人的曲解和诬衊，还应讲一下，王元化本人自九十年代以来也曾受到误解和不公正的评价：
一是认为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对五四的反思是反对五四，把反思等同於反对，这是某些头脑简单的人常有的一种思想误区，在肯定五四的大前提下，根据五四当年和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实际，反思五四有哪些不足之处，这正是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五四成果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大文章，王元化经反思后指出五四运动思潮留下的负面产品有：「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他认为：庸俗进化论造成新必胜旧的断言；思想狂热、喜欢暴力起源於激进主义；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成为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意图伦理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显然，王元化经慎思明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这些睿智言说，正如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所说：他在这里抓住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痼疾，假如我们能自觉摒弃这些思维方式，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必会有质的改观，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第六十八页）
思想与学术可相互充实提高
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政治形势严峻，知识份子普遍失语，个别人（如李泽厚甚至公开提出「告别革命」），王元化则在《新启蒙》停刊后又办起《学术集林》，从而招致「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从启蒙到国学」甚至「转向」的批评。但当我读了他的《清园近思录》等着作后乃释然於怀，王元化绝非有些人加以调侃的什么「国学大师」，他依然故我，仍是我们所熟知的大思想家兼大学问家，他所谈的学术和思想的关系是有道理的：「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似乎要启蒙就不能去研究传统文化，一研究就陷入了泥沼，而反思五四就是开倒车，就是背弃启蒙精神，就是向封建投降。」事实正如许纪霖所说：九十年代的王元化并没有「转向」，成为超然物外，退隐象牙塔的「国学」中人。他的忧患意识一如既往，思想关怀也一如以往。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前后两个王元化，如果说到九十年代他有什么变化的话，只是他的反思更自觉，思想更敏锐，也更加珍惜五四所留下的那份独立、自由、多元和理性的精神遗产.他依然是一个启蒙者，不过是将启蒙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层，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标语口号上，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考，一种长期而又艰苦的学术努力（《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第253页）。
他始终是一个启蒙者
从八十年代起，王元化就被认为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之一，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与李慎之并称为「南王北李」。我在《又为斯民哭健儿──悼慎之》一文中也沿袭了这一说法。后来听到文化、理论界一些人有孰高孰低的不同谈法，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位在年纪、经历、职位，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贡献各方面大体相若，无分轩轾.至於有些人从未读过《新启蒙论丛》，竟然以耳代目，信口雌黄，妄加讥评，辱诬前贤，就既不仁，更不智了。我以为当前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打分数，评定甲乙，而是珍重和学习他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努力做好他们在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上的未竟之业.目前，《李慎之文选》（三卷本）已於二○○三年四月、十二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希望《王元化全集》能早日编定出版。此外，我还建议湖南教育出版社考虑重新出版《新启蒙论丛》，最好能出合订本（包括已出版的一至四辑以及未能出版的五至七辑文稿），因为当时印数甚少，读者很少看到，而《论丛》中的文章也都没有过时，在今天肯定仍有极大价值。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原载《争鸣》2008年7月号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