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创新。但是也有人说，所要继承的东西(传统)还没有研究清楚，哪里谈得上创新?这当然也对，但是，传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研究清楚”?怎样才算“研究清楚”?离开了今天的特殊语境，缺少了富于个性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创意，浩如烟海的“传统”又从哪里研究起?窃以为无论何时何地，创新都是第一义的，都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更何况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纪转折时期，无论其深度、广度，特别是对于人本身的身体和心灵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都远远超出于过去任何一个世纪转折时期!如果说上一个世纪末，尼采已经喊出“重新估价一切”，那么，这一个世纪末显然就不再只是“重新估价”的问题，而是要“重新创造一切”!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必须去迎接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过去的许多经验都已不再适用的崭新的信息时代!
然而，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实在是知之太少，甚至全然无知；对于它所掀起的各方面极其深刻的变革，不是盲然，就是茫然!我们在自己熟悉的“学术界”，沿着过去的路，贸然前行!很久以来，我们总是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转来转去，却始终未能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这里原因自然很多，过于沉重的传统负累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呢!
记得1978年，国门初开，钱钟书先生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演讲，他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对实证主义造反”!他说：“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他指出：“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消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他认为必须从这种实证主义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和创新。钱先生当然不是全盘否定实用主义和中国朴学的重大贡献和在历史上所曾起过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内学术研究界的症结。钱钟书先生被公认是20世纪对中西传统知之最深、应用最好的顶尖学者之一。文化革命一结束，他最先考虑的就是摒弃某些阻碍学术发展的“传统”，以促进理论的创新。
其实，就中国传统而言，继承和创新，从来就是以新为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古训所强调的，都不外乎一个“新”字。今天，在离新世纪还有数十天的时候，“继承传统，奋力创新”是我对中国学术界最深心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