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的死亡的必然性使我们理解革命意义在宇宙中的普遍性，而在这样言说前必须首先承认生命之于革命的意义——宇宙从荒芜中产生生命——因此革命才能行，即革命必须建立在生命存在的基础上，即只有建立生命，才能有革命。因此反革命之作为对革命的否定也即对生命的肯定——建立、维护生命——就是宇宙中更原始、更普遍的行为，比如我们每个人（除了个别自杀者）都竭力反对革除自己的生命——这是人类能持续存在于宇宙中的动力（假如人人想死亡则可想而知地球上将不会有人类），也是我们的文明能够不断产生崭新内容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反革命是我们人类个体生命中的原始的本欲，我们的一切行为——在世界上繁忙地劳作都必须以这个本欲为基础。正像中国哲学的太极图所显示的辩证法，宇宙历史的进化或发展总是两方面的力量来推动，只看到革命的意义而看不到反革命的意义就容易使人类的行为出现持续的非理性——把破坏生命看作历史进步的大道，如果这种革命主义成为人类的常规世界观则显然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所以讨论反革命主义的宇宙论意义重大。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那经常被忽视的一极——即反革命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历史性意义：1、在生物进化论中的意义；2、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意义；3、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一）反革命主义在生物进化中的意义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四章的题目是“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达尔文用生动的例证论述了自然选择就是——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最适应环境的物种存活下来。人们以为这样就说明了世界产生和发展生命的奥秘，生物起源变成了科学，——在“科学”的广义上这样说当然是允许的，不过要把生物的进化的道路等同于一个牛顿刚体运动的轨迹的则显然不对，达尔文并没有关于物种进化的数学方程，他只是描述了他的观察，他看到一种马匹（如善于奔跑的马或善于干农活的马）经过数代的人工选择也能得到强化；他的“科学”并没有物理学预言星体运动那样的预言性——比如百万年以后生物以什么样的形态生存，因此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取代了上帝创造生命的神创论——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当然建立关于生物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以宏观物理学的可预言性为科学的标准——由于不存在可能性因此是任何人都无法胜任的，人类实在不能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上帝那样的构思者，宇宙历史不是被形式逻辑决定的，而是来自于那个最高主宰者的构思。达尔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物种为什么要接受环境的选择，生物为什么要尽力适应环境以便自己的种能够在自然界中延续下去，就是说生物的反革命性——它不愿意任何力量革除自己的生命的本欲——如何在物质物的物性中得到解释？如果不能得到解释，那么生物的反革命性就只能归结为上帝赋予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原始性征。

一只昆虫受到威胁后会迅速地逃跑，——不要小看这个行为，它已经和石头被击打后被动地滚动有了严格的区别。石头在高处有一种向下落的欲望，物理学把这种欲望叫做势能，在此意义上木材有一种被燃烧的欲望，物理学一般把这种欲望叫热能。物理学在此是统一的，即物质结构有一种趋向最稳定的趋势，表达为热力学的熵定律。但是宇宙中这种朝向稳定结构的欲望在生物世界却出现了反向，生物的个体和种有一种把自己建设成更有秩序的系统结构的欲望——当然以牺牲外界物质物秩序为前提（吸收外界能量），生物最终也要死亡（个体的死亡和种的灭绝）——说明生物与原始物质物并没有丧失统一性（它就是被原始物质物构成的），但你不能否认在生物体活着的时候它有一种反抗自己变成原始物质物之稳定结构（死物）的本欲，我们一般将此本欲称作生命力，但此生命力之“力”已不是物理学的力（或物理学的势能或热能）。蛋白质分子显然不如二氧化碳和水稳定，但所有生物都不愿意使构成自己的蛋白质分子变成水和二氧化碳，所以生物一旦遇到火会迅速逃跑以免把自己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而干燥的木材似乎欢欣鼓舞地迎接烈火对自己的燃烧）。——我们不难发现宇宙历史产生生物世界后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原始物质物世界的新动向——生物的反革命主义动向。

究竟什么力量使宇宙发生了这极为不平常的事件？难道构成生物体的物质物不是来自于宇宙中的吗？宇宙中不就是元素周期表中那一百一十八种元素吗？为什么它们一旦构成生命体就与它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不同的性征呢？生物性当然历史性地本原于物质物的物性，但又无法全靠物质元素的物理性来解释，也就是说生命体的生物性作为原始物质物结构之结构能的不断累积超越了构成结构的物质物的物理性,而且结构的结构能不能被完全地逻辑地还原为物理性了，也即生物性作为宇宙中结构的历史性发展的成果不能通过物质物的物理性逻辑地推导出来。这种历史性发展甚至在低级结构也能获得理解，比如二氧化碳的性征虽然本原于碳和氧的性征但不能为碳和氧的性征逻辑地解释；而在高级结构中，结构历史的不可还原性更为明显，蛋白质性征本原于构成其碳氢氧氮等原子的性征但不等于这些原子性征的逻辑积，生物性本原于蛋白质分子但不能还原为蛋白质分子的性征。系统-结构中的物质物的物理性不同于物质物单独存在时的物理性，系统-结构的“整体性”有溢出构成整体的物质物性征的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在系统-结构中的不断累积意义非凡，没有这种新东西的累积则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就不可能发生。上帝创造宇宙历史的过程就是通过结构的复杂化添加新内容的过程，创造性的历史过程利用逻辑但不等于逻辑——创造≠逻辑，或者说若扩大“逻辑”的意义，历史逻辑≠形式逻辑，历史逻辑演绎的宇宙历史是上帝的心灵逻辑的外化，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逻辑外化为我们的个人行为，吾人心灵逻辑能利用和领悟形式逻辑但不全等于形式逻辑一样，——这就是宇宙历史性的意义所在，宇宙历史性从物质物的物性中发展了不同于物性的新东西，这种新东西构成了基础于同时又区别于物质物世界的新世界的本质，这个新世界就是生物世界，而生物世界是宇宙中形成更新的世界——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础。

生物的心灵作为心灵的低级形态还没有达到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但生物圈作为复杂的结构则有着可以和复杂的心灵相比拟的复杂性，虽然表面上来看，作为个体的生物并没有也不可能领悟他们自己这种正在实践着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就在生物延续自己这个原始欲望中同时看到了生物中革命和反革命的行为，这种革命与反革命行为之间的制衡使生物圈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历史性的创造，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生物圈中的这种历史性创造的成果。通过观察猎食动物与被猎食动物之间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革命与反革命的制衡之于生物圈进化的意义，比如在老鹰猎杀兔子的行为中，老鹰把兔子当作简单的食物来看，但老鹰要通过以兔子为食物反抗来自身体的饥饿以使自己和自己的种的生命延续下去；兔子不甘心被老鹰吃掉而要逃跑，同时它革除青草的生命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大自然中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制衡才使创造性得以实现——生物类的创造性进化，或者说创造性进化的条件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互相对立中的依存关系，假如只有革命主义而没有反革命主义那并不是革命主义者的福音，如果老鹰对兔子的革命行为不遭遇兔子的抵抗，兔子一旦发现老鹰欲吃自己就视死如归地等着被吃，老鹰虽然暂时得到了好处，可它繁衍数量的增加与兔子的急速减少就构成了矛盾，假如老鹰的食物兔子被它迅速吃光，它的种也就要灭绝了。——上帝设计大自然的结构不可能以这么笨拙的原则，他总是让革命与反革命的平衡，这样对老鹰和兔子的种的稳定以及在稳定中获得创造性的发展都有利。（这里的比喻曾经被应用到阶级分析中，据说一个阶级的革命主义将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反革命主义，世界因此变得大同。这种说辞是极为幼稚的，是伪造的科学，因为造物主绝不会用这种思路来演绎宇宙历史，彻底的大同就是世界的终结，只有在彻底的虚无中才有无差别的同一性。）

不过生物学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经常表现为学者们关于革命与进化关系的讨论，即生物的发展是连续发展的还是非连续发展。连续发展论者认为——没有所谓跳跃性进化的革命性发展，所有看起来大的进化都是点滴积累的结果；非连续发展论者认为——重大的进化事件的发生都来自于突变，往往是环境的灾变导致生物进化历史行程中的突变（当然灾变需要限度，如果地球环境忽然变成火星那样的恶劣环境，则任何生命都无法生存下来）。我们说，或许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更符合太极图说，即进化的发生来自于点滴的累积和某些时期突变的综合。比如恐龙的灭绝这一发生在地球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是由于环境的革命性变化，这个事件促成了许多生物进化中的大事件——有些生物灭绝了而另一些接受住了考验而适应了新的环境（恐龙的消失本身对于其他生物来说也是环境的重大改变）。但总起来看突变与否与我们人类观察的视域有关，许多海洋生物一直处在变化不大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它们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化，人类的祖先曾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图书馆，而那些原始鱼类依旧在海底过着混沌不觉的生活，这种对比中我们人类显然是经历了许多次突变的结果，但所谓“突变”都是在十分漫长的时间中发生的，只不过进化的速度相对于那些进化缓慢的动物要明显得多罢了。

人类目前的知识是——在可经验的宇宙中只有地球拥有生命。革命行为是在生命现象之后发生的。最早的“动物”（“动物”当然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作为异养生物是以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原始植物为自己的食物的，随着生物世界的进化，革命行为发生了变化——一种异养生物以另一种异养生物为食发展为一种动物依靠另几种动物和植物为食，基于反革命主义的革命主义行为和反革命主义行为把生物世界连接为一个自洽的目的性动态结构，我们看食肉动物的锋利的牙齿和利爪就是在为了实现维护自身生存而进行革命主义行为的目的的，而善于奔跑的食草动物的肢蹄的发达当然是对食肉动物革命主义的反动即反革命主义的结果。所以革命行为在地球生物圈保持了一种平衡，可以看作一个稳定的结构。但之后这个生物圈的稳定结构出现了不稳定因素，直至发生了进化革命，一种两足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繁盛起来，他们的智慧发生了持续的增长，把其他动物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革命——在消灭生命获得食物的地球生物链自洽——的意义上，以智力获得食物就比以野兽的锋利爪牙获得食物的方式效力要大得多，原始人通过智力——如使用火把以把大型动物赶向山峰又逼迫它们跳下山涧的方式——获得了食物链上的最高地位，智力的应用使他们的智力更快速地增长。

上帝的史诗是变化无穷的，人类在增长自己智力的同时，他们的眼睛明亮起来，他们的眼泪中有了其他动物少有的成分——怜悯、同情。随着智力的应用，革命被革命了，屠杀动物（和采集植物种子）发生了分化，饲养（与种植）开始了，大规模饲养（和种植）被我们今天的人称作畜牧业（和农业）。在辽阔的草原，牧羊人的歌声很可能是人类最久远的文化。所以人类的畜牧业（和农业）是人类反革命主义的成果。

（二）反革命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反革命主义”是否定形式的词句，与此词句等效的肯定形式是“生命发生和延续自我的本欲”，这个本欲在人类历史的表达是怜悯与爱的觉醒。恐龙灭绝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开花植物有一种导致恐龙死亡的毒素，不过就人类来说这种毒素是一个福音，没有恐龙的灭绝就没有人类对恐龙统治地球表面的取代，开花植物的产生意味着宇宙正在使美的理念演绎为现实的存在物，而宇宙理性的复合性不可能使美单独增长而其他二者（逻辑与道德）没有增长，所以开花植物的美丽和它的香甜也就是对生物的一种器官之发达的呼唤，这种器官就是乳房——最初的形式可能仅仅是生物腹部分泌微少香甜体液的凸起，这个器官最初所显示的爱就像它分泌的奶水一样少。味觉对香甜的敏感和视觉对艳丽色彩的微妙形态的感知所呼唤出的器官是与外在于生物体的自然世界的诸存在状态相对应的，正如宇宙中若没有光就没有眼睛、没有声音便没有耳朵，没有香甜的植物液汁也就不可能有蜜蜂和哺乳动物的进化；虽然植物界和动物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地发展进化的，但不能否认自养生物——它们开启了植物界——在地球生物世界中的先在性。只有当传宗接代的方式变成哺乳的普遍形式，爱的情愫也就像乳房的器官一样发达起来，哺乳动物的产生使宇宙中产生了反革命主义的最伟大形式——爱。

爱不是一种化学成分，而是上帝创造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存在并不比时空中物质物的存在更少真实。唯物主义者说，上帝在哪里，你呼唤他看他是否答应你，——这种肤浅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你在实验室里把爱从乳汁中分离出来，我们说，任何人都不能从母亲乳汁中分离出爱来，因为爱不是物质物之中的成分，而是物质物之上的东西——爱以不在乳汁中存在的方式存在于乳汁中；由此进一步更广泛地说，爱以不在江河湖海中存在的方式存在于江河湖海中，这种形而上的东西（爱）的存在比物质物的化学成分更真实、更高级；同样上帝以不在时空中的方式存在于时空中，上帝的存在比一切时空中存在物的存在都更真实、更高级。因此若因为你的实验室不能在奶水乃至江河湖海中分离出爱的成分就拒绝承认爱的存在、你以呼唤上帝而他并不能以物理学可测量的声波答应你就否定上帝的存在——显然是卑贱的唯物主义。当然，不承认形而上之理念的存在——与——把否定形而上理念贯彻到底，毕竟有所不同，因为那些不相信任何超出眼见为实的唯物主义的人并不会否认自己母亲对他自己的爱的真实性、并不否定地球为自己提供食品氧气和生存环境之幸运的真实性。不过由于唯物主义者毕竟不能意识到自己信仰与生活的游离，他们的“唯物主义信仰”极容易导致极端主义。

相对说来，低等动物的唯物主义比较彻底——除了它看见的食物它什么也不相信，它的革命主义也就很强烈，比如爬行动物蛇在饥饿状态可能以它自己的卵为食；但随着高级动物的出现，爱的理念就以更强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母羊冒死保护自己的羔羊，说明它意识中已经有一种朦胧的观念——自己的幼子对自己的重要性可以与自己的生命相比，它的反革命主义精神使它鼓起勇气与猛兽一搏，虽然它可能在劫难逃。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爱的萌发使宇宙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理念——道德，道德的反革命性是对动物世界的非道德——弱肉强食——的反动。生物世界出现后反革命主义之理念就随之产生了，否则如果革命主义严格贯彻——比如动物绝对遵守弱肉强食原则——则生物将以自己的幼子为食，这样就不可能存在食肉动物类了。不过一般说来，低等动物革命主义表现得更强烈一些，而高等动物则反革命主义（即生命自我维护的本欲）表现得更强烈。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在其历史的早期革命性的表现是在战争胜利后吃掉俘虏，这种习俗直到百年前的某些原始部落依旧存在（按：直到现代我们也经常读到一些探险家有关非洲某些部落食人行为的报道，除了部落战争中的食人外就是吃掉老病而死的人，不过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腹葬”的风俗）。但随着反革命主义的发展，食人部落的食人行为若日常化则食人行为本身将使该部落消灭：智力如果不是向外部自然界方向努力或向内在的道德转化，而是一旦饥饿就盯着自己的同胞，盘算吃掉对方和避免自己被盘算者吃掉而先发制人——使食人行为发生恶性循环，就会使得人类这种繁殖力远不如老鼠的动物出现种群灭绝的危险，如此人类从动物世界崛起后非但不能得到发展，反而不如温顺的食草动物道德，显然背反了进化的意义。况且即使那种不太普遍的食人——只杀死或吃掉外部部落的俘虏，也不如将俘虏变成奴隶更有利，——人类在利益算计中夹杂着怜悯心和道德的觉醒。道德在动物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类道德的形成，人类和人类道德的形式具有同步性。

出于人类种群自我保护的自觉，反革命主义理念终于在人类历史中以禁忌的形式出现——杀人有罪；而在动物世界此种道德原则仅仅是潜在的——（除了特别情况）凶猛的动物很少猎杀同类。这个禁忌的形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反革命主义宣言，我们现代人类裁决一种行为的善恶其实也都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禁忌出发的。杀人有罪——这个禁忌的表达方式是——杀人偿命（或被监禁），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所产生于道德之上的更伟大的反革命主义观念——法律，法律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成熟，从此反革命主义在人类社会就不仅以道德而且以法律来维护，人类文明在反革命主义的护佑中才得以长足的发展。

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历史中最明确的反革命主义建立在对生命随意否定的反动之上，二者的形成过程当然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其基础当然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尊严的尊重基础上。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的反革命主义当然不可避免地是在与革命主义的斗争中完善起来的，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比如偷盗和抢劫——能够给一些冒险者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劳而获的快感，而暴乱或战争中的杀戮也能给人带来财富或荣誉。那么关于什么是“正确的道德与法律”就并非是无可争议的，革命主义否定反革命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是对人类生命尊重的原则而主张“革命道德”——把杀人合理的“道德”从战争中推广到和平时代，但人类历史总是一再地否定这种反“反革命主义”的“革命道德”，人类一般把奉行“革命道德”者命名为强盗。

人类的觉醒过程也就是对最高存在者的认识过程，他们逐渐领悟到反革命主义的一般道德和法律的真理性来自于最高精神存在者，人类理性宗教的意义的“实用性”就在于它是使道德和法律获得终极合理性的基础——人性只能在神性中追溯源头、人的存在只能在神的存在中获得根据。宗教之在所有民族以他们自己赋予的形式普遍地存在在于人性深处对神性的渴望——即对普遍道德和正义的渴望；那种以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教旨存在差别而否定最高精神存在者存在的无神论者没有领悟到宗教的普遍性——其实人类各民族不同的宗教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名称指称同一个神，这解释了各种宗教[佛教、儒家学说（准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最高存在者的称呼虽然不同但其道德原则基本一致的原因。所以我们不难注意到，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革命道德”——企图革灭建立在一般宗教基础上的传统道德——是不道德的：革命主义者对神的损害实际上总表现为对人自身的损害，对人类心灵信仰的最高神明损害得越坚决和彻底，则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损害就越严重和悲惨，因此革命主义的无神论之“革命道德”总是导致人类的道德沦丧和人道主义灾难。

当然人类出于自己反革命主义立场对最高存在者的理解永远是不完善的，因为地球人类毕竟不是上帝的“唯一子民”，上帝对于自己所派遣的“天使”的可能形态永远在构思中——就像艺术家不断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这样上帝对星球类和生命类的新陈代谢也就永远在进行中，即使宇宙压缩为无，他也可能重新无中生有地从无中产生另一重新的宇宙。就地球人而言，人类在反革命主义的立场上维护生命的“命”一般主要是指地球人类的生命，而不包括现代的乃至未来的非人类的生命，这样人类对自我生命的狭隘理解也就表现为人类集体的自私性，这种自私性的恶性的当代表现就是人类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命而不惜极大地损害其他生命——工业时代的来临尤其明显，这样人类建立在维护自身生命的反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最终可能正好反动反革命主义而表现为革命主义——上帝厌弃人类对太阳系的祸害而彻底革灭他们的生命——人类的灭绝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历史事件。

（三）反革命主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既然上帝为人类个体死亡和人类的灭绝制订了终极“大限”，是否意味着上帝乃最大的革命主义者呢？我们说，死亡作为“天命”的不可违反性并非意味着人类社会中革命主义者滥杀无辜的革命行为是对天命的顺应，每个出生的人注定了将要死亡，但既然生命是一个有限的时间过程，那么“尽天年”才是对天命的顺应；上帝正是以设置死亡来显示生命历程之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珍贵，因此他设置死亡的大限绝不意味着以消灭他人生命为宗旨的革命主义是合理的，如果上帝是彻底的革命主义者他就不可能让生命发生和发展。因此除了人类建立在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的根基是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上的法律对犯罪者生命的终止具有合理性，人类社会中任何自居为绝对正确之裁判官而行生杀权力的人都是邪恶的。

社会逐渐地形成保护人类尊严和生命的法律是人类向往和平生活所达成的默契。只有和平的生活才有美好的婚姻和温暖卧床上的分娩，而婴儿笑靥将使所有母亲反对革命行为，即使坚强的父亲们也只把革命当作不得已的选择。所以人类渴望和平的天性使他们是天生的反革命主义者。然而这种建立在维护和平之上的反革命主义的存在又是艰难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战争的发生即使不是常规的，也是在大的历史视域中的普遍现象，而维护和平的生活的反革命主义就不得不采取革命主义——革灭侵略者的生命。而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产生的种族之间的战争的侵略与被侵略——对应正义和非正义——（由于诸多历史事件的彼此纠葛）并不是特别明晰的，因此古代战争的反革命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母亲们痛哭自己已经死亡的儿子——所唤醒的对生命的珍爱：但有可能，最好能避免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胜则以丧礼处之（不战而胜当然最好，即使不得已而战，战胜了也要像办丧事一样）——中国人领悟的战争观代表了悲悯的反革命主义精神。

当我们从宇宙历史哲学的境域（宏观历史学世界）逐渐拉近观察的镜头就逐渐进入到人类社会生活世界（微观历史学世界），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也就为人类在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中如何合理地、更少灾难和痛苦地生存和发展的思考所代替，因此对反革命主义的思考就是人类社会世界更迫切的问题，而社会历史的重大事变为我们对反革命主义的思考提供了契机。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革命”中的“命”的意义大多是指天命，天命而能“革”（变革之意）一定是受命于天者才可能理解并进行的行为，比如武王伐纣就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因此“革命”在社会世界的积极意义是指社会摆脱暴政统治而走向理性，由于暴政并不是社会世界的常态——即暴政是社会世界的不稳定态，所以以革命行为推翻暴政就有恢复理性社会的意义，而“恢复”虽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复原（总有微小的改进），但毕竟延续了当初为暴政所扰乱了的社会秩序，因此革命的积极意义其实仍然是反革命的意义——恢复社会世界的自我进化状态、取消暴政的激进政策。近代革命者由于否定古代天命观，“革命”中“命”就转换为生命之意，因此“革命”也就是革除生命——一般指革命者命意的敌对者的生命；又由于敌对者的生命承载了旧时代的思想传统，“革命”也就有与一切旧时代传统彻底决裂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社会革命非但不是为了使社会达到稳定态，而是试图通过不断的革命行为维持社会世界不稳定态——即以强力革命使得社会世界的不稳定态持续下去。

革命主义之成为革命者的普遍世界观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在革命中变得美好，这种认识在开始甚至并非不是真诚的。虽然它不同于传统的理性信仰，但在革命者的某些出神状态，革命主义在他们幻想无限美好社会世界的想象中也就有一般宗教信仰者的神圣感。这样主动而持续地进行革命成了革命者的生活方式和乐趣——也就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了，不过由于人类生存总存在最基本的方面，要使革命否定一切平静的生活——使革命者不耽滞于儿女情长——就需要革命领袖自上而下地发动社会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激励和革命主义理论的持续灌输。革命导师意识到，要使革命理论战胜人类天性中的怜悯心——把革命理论（认为反革命思想意识阻碍历史的发展因此就应该消灭他们的生命）变成革命行动，就必须使他们心灵中革命理想的神圣感超越自己不忍残害眼前生命的“懦弱”，即要使消灭人类生命的行为常规化就需要——闹革命。“闹革命”的“闹”是通过制造混乱以达到消灭反革命者的目的，革命行为本身当然就与人类一般道德与法律原则对立，这种闹革命的意义与古代因饥荒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区别是革命者闹革命之“闹”的主动性——发动人民之间的阶级仇恨制造暴力事件，而其理论资源是——人类文明以往的历史都是罪恶的，因此革命就是否定人类既往的历史——彻底的真正意义的革命必须是否定传统文明，革命本身就是革命者的道德和法律——即把消灭生命看作是达到理想社会的常规行为，直到把全部反革命者及其思想意识彻底地消灭干净。因此“反革命”就是对犯罪的指控，反革命者遭受迫害或被斩断头颅就被革命者当作最大的革命成果，革命主义使消灭人类生命当作常规行为所造成的红色恐怖就使得反革命主义恢复社会世界稳定态的努力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于实现；不过历史理性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推动世界历史的运行，太极图中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都不可能独立或独大。

正像地球发生的灾变具有意外和不可避免性，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革命风潮似乎也有自然界灾变的不可避免性，正像人体经常发生肉体疾病，人类精神也可能发生疾病——这里“精神疾病”不是一般病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非理性哲学鼓起的精神瘟疫，种族灭绝主义和阶级灭绝主义作为廿世纪风行的革命主义就属于人类历史中的精神瘟疫。当然此两种精神瘟疫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激励作用的，正像来自自然界的瘟疫增强了人类生命体的免疫力一样；不过人类似乎不能以精神瘟疫使自己获得免疫力增强为理由而主动地制造精神瘟疫，就像不能因为自然界的瘟疫增强了人类躯体的抵抗力而把瘟疫主动地引向人群一样。不是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法律制裁犯罪者、而是以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革灭他人生命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革命主义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革命主义的反人类性——（假如意识到）甚或反人类性也可以是革命主义者所标榜的革命主义要义，所以虽然革命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极力将自己区别于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而实际上他们与法西斯主义没有实质性区别。与法西斯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个人类文明历史中的革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反革命主义，这种斗争在自由社会世界中采取外在的形式；而在社会革命已经成功取得政权的集权社会世界则采取内在的形式——革命者心灵的反革命主义会在和平时代的持续中自然地光临。

在社会运动中，革命主义者破坏传统道德秩序的物化形式是如——焚烧书籍和杀害知识者，火光和鲜血极大地刺激起他们的革命热情而坚定自己继续革命的信念；而在生活世界，革命主义者并不能时刻表现自己的革命激情，当革命主义者一旦进入他生活世界如日常家庭，他就可能背离自己的极端革命性而下意识地回归传统。实际上，除了想象中的魔鬼外，将革命主义贯彻到底在一个人身上实现起来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革命理想”的神圣性是难于持续的，因为把革命作为神明、而不对“革命神”烧香礼拜——革命者除了对革命领袖外不相信任何东西值得崇拜，那么就只能采取持续的革命行为，而当所有害怕被革命的反革命主义都以投降革命作为自己的反革命主义“武器”时，革命阵营就不再清晰了，革命主义者寻找自己的革命对象就变得困难，因此革命主义者的革命热情似乎就只有向自己阵营中的消极革命主义者发泄，而如此就使革命行为变成了同室操戈，如此社会混乱就使革命主义者心目中的革命的神圣性遭受了玷污，革命者反倒回忆起当初阵线分明时反革命主义者的光明磊落，就像拳击手更喜欢旗鼓相当的对手一样。

革命运动毕竟不是好看的拳击游戏，革命在消耗了革命者热情的同时，也把社会列车开到了悬崖边缘，社会世界的灾乱和饥饿不可能不进入到革命者的视野，他的革命精神甚至孳生出叛逆——对革命主义进行革命——革命的反动力量的悄然来临可能是革命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这样革命主义者以其所设想的“科学乌托邦”作为自己的理想，在彻底改造人类社会的结构的同时，也使革命者的生命受到了所谓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为灾害）的威胁——从而使他的思维不再如当初闹革命时的简单，当拯救人类计划与人类被奴役的状态的现实的反差通过社会世界的生动图象进入到革命主义者的眼帘，革命者心灵产生了怀疑主义。于是革命主义者在把他们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破坏、对生命的损害、对人类理性精神的压抑——读作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和历史进步之后，逐渐感到了空虚和厌倦——革命者眼前的敌人尸体已经使他们不怎么兴奋了。

就是说，当革命主义使社会处在长期的不稳定态使坚强的革命主义者也不能忍受时，人性的复杂使同一阵营的革命者之间也会产生激烈的矛盾而以意识形态的反革命主义罪名互相指责，从而使革命主义在革命者之间的栽赃陷害中丧失其心灵中的神圣性。而当坚决的老辈革命主义者生命结束后，青年革命主义者的生理欲望就往往成为革命主义阵营新生的反革命力量，当“反革命”悄然地和平长入革命主义者的机体，革命主义也就自然地转换为它当初所极力反对的反革命主义——虽然这种“反革命主义”只表现在革命主义者之革命精神的懈怠。这样革命主义由于没有革命领袖制造的恐怖主义继续维持，革命主义在人类和平时代持续下去越来越困难，革命主义的懈怠表现为革命者为了自己的性欲与物欲满足和家庭安乐不惜把革命主义只当作门面和口号，而他心目中更看重的是唯物主义自然转换的唯物质主义——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物质享乐是真实的，如此革命主义就成为虚伪的了，如此反革命行为以不以“反革命主义”的名义（而是以革命主义为名义）悄然兴起：革命唯物主义从当初革命主义的彻底性即不相信善恶报应、不相信来世对自己血腥行为惩罚的坚定信念转变为革命主义拜物教——除了物质享乐外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就是说，由于和平时代革命主义被世俗世界严重侵染，革命主义与反革命主义的名义已经不是重要的了，反革命主义已在革命主义的异化中出现了实现自己的可能性；虽然革命者的拜物教的反革命行为-心理并非是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反革命主义。

此时这样的问题也就提出来——摧毁革命主义所建立的集权主义政治制度是否也需要一场革命来完成呢？当革命主义者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建立起现代专制制度，“反革命”就是使难于使人忍受的专制主义集权制度以一切不那么激烈的方式变得稍微能够忍受，而革命主义被世俗世界的严重侵染——极权主义政权之既得利益集团在对利益（权力、物质利益）的贪婪中腐朽进而历史理性使腐朽的制度中生长出新芽来——就是其方式之一，在“反者道之动”意义上，腐败是理性民主政治的先驱。而腐朽的方式比流血的反革命主义的革命行为成本更低，因此是更可取的方式。对革命主义“成果”的否定当然也需要一定意义的革命精神，但这种革命精神既然在革命阵营内以“腐败”的方式悄然发生，反革命主义者也就需要耐心——不要在一个腐烂的果实彻底腐烂前摘除它，因为即使反革命主义以革命形式实现自己其代价也往往需要太多生命，理性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主义者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即使自己稳操胜算也要避免让居鲁士的头颅饱饮鲜血，而应该尽力使自己的反革命主义和平长入革命后继者的心灵。当人性的力量在使反革命主义悄然长入革命主义者的心灵后，否定就是心灵中发生的事情，当然“心灵革命”最后也可能转化到社会世界当中，比如要使多党制分权民主代替一党专制——如果与虎谋皮的方式难于实现——就可能在最后关头不得不发生反革命主义对革命政权的革命行为。

社会进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就像生物世界的革命也是一种自然行为一样，社会革命的革命性在非理性乃刺激人类理性的意义上并非无意义，但持续的主动革命则只能极大地损害社会有机体，它们好比社会肌体中的癌变，好在历史理性总能使理性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主义濒临死地而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