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解

我的三个学位是分别在三个大学读的。加上硕士毕业之后留校工作的二年和做博士后的一年，前后在大学呆了十三年。在不同的地点，环境，时间，可以说认识了许多人，经历了很多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些人和事，就像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忘掉了不少。但也有一些让我思索不已，感怀不已；还有一些让我取乐不已。这些记忆中有可赞可叹的人和事，但并没有大忠大奸；有青春的机智，也有时代的烙印。我有时想，这些人和事，是不是可以写下来作为读人生这本大书的一点笔记或眉批？

作为试笔，笔者想写点轻松的东西。这样一来，师友的记忆中有关“师”的那一部分自然不便触动；只能在“友”的户头上取用。但另一方面，如果以真名真姓写下我自己的往往走了形的记忆，同学们肯定会指责我这聚焦严重不准的“同学写真”，有可能要我道歉，甚至对簿公堂。让我花钱请律师为自己解释倒还是小事，毁了几十年的同学情谊可是没法衡量的损失。何况有不少同学或位高权重，或名师博导，怎么写都不是很方便。

一日忽想，何不仿唐人传奇，宋人笔记的办法，用春秋笔法，张冠李戴；而且为行文方便，将许多的事放在一个人身上，再加上想象和创造？这样一来谁也不是，而且符合故国教导多年的“来源生活，高于生活”的写字原则。

二．就涨了一个零

“你们大家要多读一点书”，郭教授看着坐在教室里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中学教育，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诚恳而又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在那个史称“十年浩劫”的年代，连戏都只有八个，何况一般的书呢？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小将自然不愿为“反动”而努力；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未来接班人更加不屑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一页又一页的书中消磨，那广阔天地才是真正培养臭皮匠的地方。

时至邓公复出，国人才恍然大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一条放之四海历千万祀而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下子形成了人人谈高考，个个关心高考的热潮。那些历史的幸运儿，带着时代的青睐，亲友的希待，社会的羡慕；冲出农村，工厂，社会，还有中学，走向大学（借用日后很红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遗憾的是，这批自我感觉甚好的大学生（我自己的同学中就有人自封自己和同学们为“十年精华”）绝大多数是先天不足，营养不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白丁。于是有了留过洋的，学富五车的，被打成右派的郭教授那一声殷切的，迫不得已的呼唤，“你们大家要多读一点书”。

“郭老师说我书读得好”，从科学馆回到宿舍的小高一边将书包往床上一扔，一边兴冲冲地对大家说。这下可破纪录了！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起小高郭教授是在什么情形下对他说的这句可以终生引以为自豪的话。因为在这之前，诲人不倦的郭教授对大家常说的是要多读一点书。据不完全的统计，郭教授只夸过系里周先生的一位研究生（此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你还读过一点书”。现在小高得到郭教授的“书读得好”的夸奖，不啻是破天荒的事。“可惜你当时没有录下来，否则你这一辈子不需要任何人为你写推荐信了”，一位同学半认真，半开玩笑；同时半羡慕，半嫉妒地说。

凭良心而言，小高的书的确读得好。他不仅天资聪颖，更难得的是孜孜不已的努力。这位从浙东来的小伙子自从入大学后，还没有回过一次家，连续六个寒暑假在学校苦读。他也从来不睡午觉，别人吃完饭，洗完碗了，他才往食堂去，因为他不愿意将时间花在排队上。你更可以保证他是那个每天最晚从教室回到宿舍的人。专业以外的书，如有关理论物理，天体力学，生化方面的，他比那些专业的学生看得还多，而且只要图书馆能借到英文的，他一般是不会看中文的，除非那是公认的专著。大家有时也在背后议论这位几乎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的同学，不知他是否也有七情六欲，不知他是否知道女排中那几位引人注目的姑娘（开始是周晓琼，后来是郑美珠）；或者他的努力是否和他出生的地域有关？（浙江自古大量出两种人：执笔的文人和走四方的商人。原因大约是浙江除了杭嘉湖地区外，别的地方大多是山多地少。上面不能种，下面有没有东西可挖。贫瘠的地理环境和越人不屈的精神自然造成了大量的出外讨生活的人）。

大学生活结束时，同学们入学时那带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的理想被社会和现实，以及自己渐渐加深的对人生的理解，洗涤得所剩无几。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失望，这种情绪在毕业的聚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同学喝了两口酒，不由得失声痛哭；有的同学借着酒劲，更是直骂分配制度和不公平的结果。但小高却没有一点激动的表情，他已考上了出国研究生，将去美国东海岸著名的长青藤大学中的一所深造。我问他今后有什么理想，他的回答不是那种“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极富诗意的，更不是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两亩耕地一头牛”极为现实的，而是似乎只有中学生才会说的，然而又是地道的小高的，“我要做一名科学家”，他平静地回答说。

过了四年，我也来到了西方世界。最令我吃惊的，不是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而是其精神文明。想起曾经同窗的小高，不由得拿起电话和他叙一番旧情。颇让我有几分吃惊的是，他仿佛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国画中那种写意的方法，谈了他论文的内容和进展，他更关心的是怎么在这块土地上留下来的问题。

这种跨时间和空间的联系以后还进行了几次。得知他博士之后，如愿获得了大陆校方的允许，在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做博士后，并奉其父母之命，回家乡娶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为太太，后又有一位可爱的女儿了。

在90年的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告诉我他是从他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打来的。科学家，华尔街的投资商，我怎么也难将这两者联系上，特别是在这位被班上女生定位为“科学家型”的小高身上。他向我透露，他已经多年坚持每天学习《华尔街时报》，早已看出点名堂来了。

这年末，他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公干，顺便来看看我。从商务会议出来的他衣着笔挺地来到寒舍。同学相见，感情依然如旧，只是我感觉当年的小高完全变了。那个立志在微观世界做出成就来的他，现在语调略高地为我介绍华尔街的那些大手笔的投资，让人觉得世界就掌握在很少几个人的手中。而昔日这位吃饭都几乎是最后一位的同学，就在助这几个人中的一臂之力。被郭教授称为“书读得好”的绝顶聪明又肯花功夫的小高，在这自由世界，似乎也实在不必为那微观的世界而烦恼，他的聪明才智也许可以用在更显眼，更见效快的地方。酒过三巡，他对我谈起华尔街也不是一个弯腰就能捡着钱的地方，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常事，“好在我一直不是偷懒的人”，他自豪地也有点伤感地说。我赶紧安慰他，努力工作的回报肯定也是很好的吧。还可以，他回答。比起你干博士后肯定要涨了不少吧，我好奇地进一步问道。“也没有涨什么，就涨了一个零”，他平静地说。（$30,000/年 + 0 = $300,000/年）。

三．我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夫人

我们班上的几位女同学学习都非常努力，让男同学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让同班的女生瞧不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接受的事情。女同学中的D小姐，大家对她更是佩服得怕。从入学起，你可以保证每天晚上D同学会在图书馆就坐，而且她肯定是排队等候图书馆开门人群中前二十名之一。她很少和人言语，在排队时手里总是拿着英语单词本看着–––她不念。她静静地听课，静静地自学，静静地在每次考试中名列前茅，也静静地让青春岁月就这样流过。

这位皮肤嫩白，戴着白镜框的眼镜，在夏天总是穿着白色的或浅色的衬衣的D同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教室，图书馆，食堂，还有那神秘的女生宿舍进去出来，连在学校餐厅的舞会上都找不到她的影子。男同学们对她这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仿佛没有七情六欲的女同学爱恨交加：对她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异成绩，实为敬佩；但另一方面，对她这种仅拥抱知识和科学，而拒其他在外，特别是和本班的男同学都没有话说–––更不用说稍许有友好的表现，却是恨得很。的确，本来班上就只有几个女生，而其中又有这么一位目不斜视的，让男同学那本来就不大的想象和活动空间大大地打了折扣。同学们对这位世外高人无可奈何，只好背后给她取了一个代号：“科学”，因为科学总是正确的，但又是无情的。

“科学”小姐的努力使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出国研究生，将去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深造。太平洋的东岸是吸引人的，但又是神秘的。“科学”的父母对她一人赴那个前几年还要被大家打倒的美帝国很不放心，尽管他们相信“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时国人常常被教育怎么区别政府和人民），还有他们更相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一套，多次向“科学”讲应该找一个男朋友的道理和程序，如“先谈一个放在那里，不用马上结婚”，并动员其他亲友也为此事办忙。

在众人的推动和影响下（时班上已有两对男女同学在教室里出双入对，让大家羡慕不已），“科学”终于托她同寝室的大姐约系里另一专业也考上出国研究生的杨君在图书馆外的草坪上见上一面。春风得意，手上有几个女朋友候选人可以考虑的杨君本来并没有把“科学”放在心上，但是大姐面子难推，只好硬着头皮赴约，“没有什么，就是见一面，交个朋友而已。”大姐向杨君保证。

皎洁的月光下，几句话后，杨君问起“科学”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我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夫人”，“科学”含意深深地对杨君说。杨君反应倒是很快，“但我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好家伙，未来的夫君如果这么没有出息，那还得了！“科学”气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对杨君说了声对不起，小跑步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场。

杨君不想当居里先生，并拒绝了未来的居里夫人一事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班上的男生对“科学”拒大家于“国门”之外，一概不与考虑自然是不满；但另一方面，对杨君如此“粗暴”地伤害“科学”更是义愤填膺。有位同学建议是不是将这位平常在楼道里不太招人喜欢，自以为是的杨君揍一顿；还有位同学建议大家在楼道里指桑骂槐地历数杨君的德性（如买饭插队，喜欢唱“红米饭啰兰瓜汤”这种歌等等）。正当大家说得有劲时，平常不大说话，爱读钱钟书先生的著作的张君不急不忙地站了起来，将手上打开的《围城》递给正在慷慨激昂的赵君，“杨君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请看这一段”，赵君一看，就不言语了。“‘科学’只有洋人才敢娶”，张君得意地说。大家把书抢过来一看，也都傻了眼。原来早在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就断言“女人读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才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科博士。”“那文盲洋人也可以娶我们女博士吗？”我试探地问。“你写信去问钱老先生好了”，张君不耐烦地回答说。

远渡重洋的“科学”果然不负众望，四年就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成为美东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我知道她还在为第二“居里夫人”而努力，可惜条件还一直不够成熟，因为那第二“居里”还不知在何方。我有一次问她，海外华人僧多粥少，这么多年没有人向“居里”努力过吗？“我喜欢的人不约我出去，我不喜欢的人倒是一个接一个地约我出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心里说，“约我出去的那些笨蛋到美国许多年了连给女孩子开车门都不会，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她接着说。啊，这位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夫人的同学，原来也明白未来的“居里”首先得是个懂得体贴她，照顾她的人！

四．Essential English

来到西方读最后一个学位，自然是件费力的事情。别的不说，在英文上花的功夫如果都用在“科学研究”上，不敢说自己有可能成为“居里”先生第二而得到“科学”同学的青睐，至少也可以向“居里”靠拢一点，说不定日后也成为名师博导的。

系里这些研究生在一起party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有台湾同胞，有港澳和海外侨胞，有整天关心两伊战争的伊朗哥们，及阿尔及利亚，黎巴嫩，斯里兰卡，越南这些第三世界的朋友，再加上德国，捷克，匈牙利，法国，英国，美国的，自然还有我们大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大陆人，就如宋朝时有井水处就有人歌柳词一样。

都是年青人，自然就比较容易交流和了解。在我入学后大约二个月的一天，我们系里的Larry（我常叫他老李）问我在哪里学的英文，是怎么学的。我于是从大学学的科技英语和上研究生时听学俄语出身的老师教英语课简约地向“老李”介绍了一番，顺便把申葆青教授（自称没有出过北京的海淀区）的广播英语也带进去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老李”说。

“你的英文可以听课，教习题课，做研究，这些都没有问题”，“老李”接着说，“但其他方面远远不够，有些地方连最基本的都没有”。这可不好，我赶紧问，“那些基本的没有呢？你能教教我吗？”看着我急切的表情，“老李”笑了，“主要是几个关键的词和句子你不会，这让你失去了很多表达你的重要情绪的机会”。“这些是什么呢？表达什么重要情绪呢？”我再一次问道。“老李”得意地站起来，走到黑板边上，拿起一支粉笔，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相信这些词和句子在每种语言中都有的，我教你英文的，你教我中文的”。“没有问题”，我诚恳地说。

天哪，他一开口，我才知道他要教我的Essential English是什么。从F词到什么养的一词一句地向我讲了一遍。这位有语言天才，英文，法文，希伯来语都可以极为流利地使用，同时通德语和西班牙语，爱读诗和写诗的加拿大小伙子（时至今日我还保存着他送我的他的诗集），不但给我上了一堂Essential English的课，还将其中许多词的来源，句子的形成和变迁，以及在其他语种中的表达给我讲了一遍。这堂有关“基本词句”的，近乎百科全书式的课，让我受害（益？）非浅！

五．Drink Beer, Play Soccer, Chase Women

捷克来的P君是一位极聪明而又非常风趣的人。此公在读博士期间就单独发表了两篇文章（上面连谢谢导师这一句话都没有，因为所有的工作，从问题的提出，解决的方法，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其一人之力），实在让我们这些四，五年磨一剑的人羡慕不已。他很努力地做研究，经常有好的想法和主意；又乐于和大家交流，是系里人缘极好的。

一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耐心地给我讲解后，我谢谢他在匆忙的日子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我。“研究生期间的确是很忙，因为这是唯一的读书的时候，这完了以后就是工作了”，他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他说的“研究生院是唯一的读书的时候”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那你大学干什么去了？”我问他。“你大学都是怎么上的？”他反问我。如是我告诉他我大学都上了些什么课，看了些什么书，把图书馆和教室里占座位等细节也包括了进去。“看来你没有真正享受你的大学生活”，在我说完后，他审判似的说。“那你大学都干了些什么？”我再一次问他，“Drink beer, play soccer, and chase women”, 他享受地说。

六．衡阳是世界名城

从五湖四海来到大学的同学们，稍熟了以后，各种玩笑就来了。其中一项在每个班都会有的是关于同学的故乡的。比方说，我们班上有两位上海同学，每每在学校见到他们认识的上海同乡，立马就用“阿拉”语交谈起来，完全不计和他们在一起的其他同学因为不通这“阿拉”语的窘境；他们更不时地向班上其他同学抖一下家底，“要是不解放的话，上海现在会比香港好一百倍！”说这话时也从不想想这代价是我们其他同学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不可能和他同学。这两位同学的言语和行为，让班上这些崇洋（时人人都想一日到海外去留学）媚沪（上海造的东西质量的确好，从中华牌的铅笔到凤凰牌的自行车）的同学爱恨交加，气不打一处来，只好默认他们是“上海人民共和国”来的了事，拥有外交官的豁免权，可以在任何场所中，任何情形下使用“阿拉”语的特权。张君对此很不情愿，当有一次“沪大使”又在寝室里大讲其“共和国”的先进时，张君不耐烦（不礼貌）地打断了“沪大使”的讲演，“你们那里水都是咸的，有什么好？！” 。如此侮辱“上海人民共和国”，“沪大使”岂能罢休，他猛地站起来，“你有什么证据？你喝过上海的水吗？”张君也不是省油的灯，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古今对联大全》）翻到中间的一页，递到“沪大使”面前，反驳道“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书上都是这样写的，难道有错吗？！”

类似这种的争论和玩笑，不说每天都有，但也是极为经常的。好在同学们也从不把它们当真，弄到伤感情的地步，反倒在其中找到了许多乐趣。

Y君来自湖南衡阳。那地方不像上海，地理上连个出海口也没有，万一有点事儿，第七舰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历史上更不曾有过“十里洋场”的辉煌，没有多少家底可抖。在这种情形下，Y君自然不敢存建立“衡阳人民共和国”的非份之想（最多也只是有贼心而无贼胆），平常也不大加入同学们这种近乎无聊的争论。一日，不记得小赵为了什么事情和Y君嘴上过了三，五招，小赵顺便对Y君的故乡有了句不敬之语。Y君这时急了，操起一本书就要朝小赵扔过去（我赶紧拦住了他），同时大声地对这个世界喊道：“衡阳是世界名城！”

七．E计划

Q君是位志向很高的人。假如你问他最近在看什么书，他几乎对谁都说我看的书你们是不会看的。如此骄傲的回答，有时也引起我的好奇心，追问下去，才知道他看的是《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起》，此类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早已不愿再看的书。

老读这种书的Q君，对周围的人和广阔的世界的看法自然是和大家不一样的。他觉得他周围的人都是一心奔绿卡，理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进出有车的人；而他则是那个不愿将青春和理想变成物质奴隶，胸怀世界，会有所作为的人。他对时事极为关心，一心一意地在修炼自己，等待机会领导大家，乃至世界。他常常对时局下一步的发展作出预测，然后向大家证明这些预测的准确性都是很高的，偶尔几次失误是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忘记给他提供确切的情报。怀才等待的Q君常自比孔明先生，把这“洋插队”的地方比做现代的隆中，他在这里每天用高精度高速度的计算机算什么时候“刘明君”的到来。

80年代末期，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林墙的倒下宣告了一个欺人的神话的破灭。一天我在校园里邂逅Q君，问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论文做得怎么样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做论文，他回答说。我听了很是吃惊，在海外读书，不为论文而努力为什么？于是我接着问，那你在忙什么，也没有看你出来打球。“我正在忙着一个E计划”，他自豪地说。“什么是E计划？”我一时仿佛面对着丈二和尚，根本摸不着这神秘的头脑。“E就是Emergency的意思”，他解释道。“那这E计划是为谁而计划呢？”我糊涂了。“为中国啊”，他更加得意地说。中国什么时候需要劳驾他来造E计划？这E计划有何用呢？我更加迷惑了。“是这样的”，他解释道，“你看现在世界风起云涌，东欧阵容已完全垮了。当此形势影响到中国的时候，就是我这E计划大显身手的日子。”

听了这话，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但同时我也需要定一下神仔细看看前面这位是不是真正的Q君，有没有搞错。Q君还想对我进一步介绍他的E计划的内容，我实在没有兴趣，推说和导师还有一点事要谈，转身走了。

那些爱读伟人传，也在为成为“伟人型”的人而努力的人实在是可钦可佩的。历史和时代也在呼唤着伟人，需要伟人。但另一方面，把自己关在海外的屋里，梦想决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等着“刘玄德”三顾异国求贤，无异白日做梦。

八．郑老师的钱怎么用得完

八十年代的中期有一首民谣，其中有些句子我现在还记得，如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东北不知道自己胆小，不到广州不知道自己吃得不好，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等等。这首通俗易懂（其中只有一句让学生们颇是不理解）的民谣，生动地将社会现象和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揭示了这表面现象后面更深层的东西。

“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的确如此。当时报纸上开始报道有人已成了万元户，这消息对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无疑是非常震惊的。时工资加上奖金一月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已是可以的了，如果能够有三位数（当然第一位是名副其实的，当仁不让的“1”），这已是高水平了。猛一听说有人都成了万元户（这意味着即使高水平收入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也要十年不用工资），这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心理是极容易理解的。而这民谣却一下子将这“万元户”的神话捅破：带上这一万元，到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去走一趟，眼睁睁地就看着手上的人民币就随着手表上秒钟或分钟的移动，消失了。

回到四人帮打倒不久的时候，那时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显然还不是一个测试自己钱包里有多少钱的地方。让大家今日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大学却扮演了这一与其本色很不相称的角色而闹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笑话。

教我们近代物理的郑教授是四级教授，他本来是三级的，但因为他在鸣放中言词过激被打成右派，其工资也从270元一个月降到220元一个月。但在当时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6元的中国，郑教授的工资仍然是一个极高的数目。从山区来的王君从未听说过世上还有挣这样高的工资的人，非常吃惊，天真地对大家说；“郑教授的钱怎么用得完！”

九．非严肃性的红桃3

钱君读研究生不久就有了些心得，于是花了两个星期的晚上将它们整理成文，呈给其导师过目。钱君满心希望导师会好好地夸奖他一番，然后替他推荐给世界上这一专业中最权威的杂志发表。

让钱君大为失望的是，其师不仅没有就发表一事说一句话，还将钱君心爱的手稿（这可是日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收藏的！）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密密麻麻地加上了许多批注和问号。安静下来的钱君，将导师的批注反复看了好几遍，不由得对其师严谨的学风，慎重的态度，和高目标的追求佩服不已。原来这才是做学问的样子，要字字有含意，句句有来历。

从此钱君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常从图书馆里借来西文书和杂志认真阅读，既学人家的知识，也学人家写的方式。并经常感慨说，在大学里如果不会有效地使用图书馆，这大学就白上了。钱君对我们沉湎的棋牌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现在对我们订阅的《新民晚报》也不爱翻了（我等在京不读《北京晚报》，而订上海的《新民晚报》，其媚沪也到了极致！）。

一日我们试着问钱君拒《新民晚报》于桌外（不能是门外，因为寝室里也有我们的一张桌子）的原因。“Not serious enough”，钱君答道。哦，原来是不够严肃，太俗了。不完全是俗的原因，钱君解释说，打个比方说，《新民晚报》上报道感冒是靠接触而不是靠空气传染的，但是这不够serious，你写文章不能引用它，医生更不会依此给大众忠告，因为《新民晚报》本身不够serious。但如果是《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学报登此的话，这后面是得有相当的数据和工作来支持，而且经过同行严格审查的。所以《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东西是serious的。《新民晚报》上的东西，你看了以后，相信不是，不相信也不是，所以干脆不看。

原来如此！我等恍然大悟，而且马上举一反三，路透社发的新闻是serious的，而《新民晚报》上的消息是不或者至少是不够serious的。钱君得意地点了一下头，夸奖我们，愚子可教也。

学了此词的用法后，我们发现生活中和学习中到处都是serious，不够serious，和不serious的例子。比方说，你匆匆去教室的路上遇到认识的同学，“最近怎么样？”“还行。”这一问一答都不是serious的；到食堂对师傅说，来四两饭，这四两于我们于师傅都是不够serious的；但做化学实验时，往溶液里加四克硫酸铜，这四克就是相当serious的。推而广之，这样的例子在游戏中也有，如打牌时，A和K这种牌是很serious的，但2，3，和4这些却是不serious的。

大家都爱上了serious这词，而且到处用它。但咱们到底是中国人，在不引起混淆的时候，大伙还是爱用中文表达。一天大家打牌，赵君发牌时不小心掉了一张牌，被我们看见了，是红桃3。“是不是重新发牌”，我问道。“算了吧，为了一张非严肃性的红桃3，不值得。”赵君大度地说。叫完牌后，我首攻红桃，而且赵君恰恰只有这一张红桃，被我们撞了个正着，一下子让他们down了三磴。气得赵君大声地说：“这世上没有非严肃性的牌！”

十．有“志”的赵君

身高一米八二的赵君是学校羽毛球队的队员，他学习的成绩倒不是班上最优秀的，否则字典里有关“一表人才”的解释直接连着赵君就是了。赵君为人极为热心，是个真正凡事替他人着想，替人担忧的好人。比方说谁的自行车坏了，他会马上自告奋勇去为其修车，或把他的自行车借给她/他(以此为序)用；谁要是来了个亲友，晚上要在宿舍歇一晚，他会主动把他的床让出来，然后自己再去找一个地方蹭一夜；如果谁要想在城里买点东西，尽管向他说好了，他会不辞劳苦地为你在他回家的路上替你绕上半天。更难得的是家境优厚的赵君（据说其父是国家六十年代某大工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极富有平民意识和正义感，常常在宿舍里痛骂某些当朝权贵，历数他们的劣行。有同学建议大家叫赵君为“及时雨”（仿梁山好汉宋江乐于助人之意），但马上遭到我和Y君的反对，盖赵君是一个没有多少主意的人（周君琢磨的结果是赵君的血型是O的缘故），而梁山的“及时雨”却是一位极富有心计和领袖欲望/才能的人。

人缘好，身材好，又是校队主力的赵君，走在校园内常赢得许多女生的回头（当然不是所有的，同班的“科学”小姐就不会）。表现相当一般的校羽毛球队的比赛，常常吸引许多人去看，而且大部分观众是女生。其他同班男同学在此时作为观众，而不被看，心里自然是有点吃醋的。

春风得意的赵君，惜乎有“志”（痔），每临厕常有苦楚之状。不得已只好到医院去住上好几天，吃点流食度日。一星期后回到宿舍，大家首先对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政审”。赵君天性开朗，也没有什么保留，把出院时有近十个护士来送他的这种细节也供认出来，让大家都有点酸溜溜的。“哦，忘了告诉大家，这次院友里还有一位七岁的小男孩”，赵君接着说。“嚯，有‘志’（痔）不在年高啊”。Y君终于找到了一个档口将那酸溜溜的情绪曲折地表达出来。“别这样吧，人各有‘志’（痔）。”平时口角不是那么尖刻的赵君，在这关键时刻倒是有超水平的发挥。

在这学期末，班上有人报告赵君和学校歌舞团的那位花枝招展的女生在图书馆外谈了许久的话。这有什么奇怪的，找赵君谈话的女生多得去了，好几位同学嫉妒地安慰大家。过了两天，又有人报告看到他们在月下的西大操场上蹓湾。你的视力本来就不好，又在月光下，没有看花吧，这下大家只好安慰自己了。

几天之后的下午，在水房洗衣的周君，听见楼道里有两人走过去。他探出头一看，竟是手握手的赵君和“花枝招展”！“有‘志’（痔）者，事竟成”，晚上周君向大家汇报后，琢磨了一下总结似的说。

十一．美国人拉屎不弯腰

读完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同学们，非常不情愿地告别了纯洁的学生生活，走入了社会。无情的现实让大家那带有相当天真成分的理想完全破灭，留下一地鸡毛。在这无可奈何花落去之际，“忽闻海上有仙山”，西方世界的大学之门对我们仿佛是敞开的，政府也至少没有反对大家要出去的想法和行动。

一时同学们都为托福以及GRE努力起来。记得在85年的夏天，为报考托福，在北京语言学院东大门外聚集了上千以清华北大为主的年青人，争夺据说是相当有限的考试名额。一位北大的女生排在我们后面，她温柔地对我们说，就算我是你们清华的吧，如果乱起来，请帮我一把。这话让我们马上感动得就差说准备以青春和生命为她效劳了。后来的发展，果真证明这位外表文静的女生是位很有眼光的人。一开始取号，排的队就赶上挤公共汽车的了，只是人从十几个上升到了上千个。这场拚命挤托福考试名额的悲剧（现在想起来还让我为当时民族最高学府的年青人那无奈，无纪律，为了这一线希望拚命而伤感不已，那是一个时代的笑话和悲剧！），在我出国后，还听某教育部高级“巡视员”对我们留学生讲述过，只是演绎成语言学院外清华，北大两军对阵，为几个托福名额混战而成为国际新闻。我事后以过来人的身份向这位官员解释：第一，清华北大两军根本没有对阵，有那位向清华男生表示友好和希望帮助的北大女生为证；第二，排队成为争抢是因为官方的管理运作不当，导致完全失控。

每天在那不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为托福努力是十分枯燥的，因为需要我们帮助的北大女生毕竟是不多的，而且更不幸的是这种帮助也几乎都是一时性的。还有那海外仙山，也的确只是在虚无缥缈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由得自己找点乐子。D君建议我们比赛想象美国的先进，大家请最佳奖获得者在一员工（清华教工食堂）吃一个小炒。

C君第一个表演，“那美国人家里，什么喝的都有：矿泉水，冰牛奶，可乐，啤酒，咖啡，茶等，要什么有什么。手把龙头一拧，喝的就出来了”。C君的话还没有落音，就被大家哄了起来，“那龙头是需要拧得吗？亏你还教自动控制，知道自动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吗？”C君败下阵来，连预赛都没有过，已开始想怎么向夫人报这笔请第一名吃饭的开销了。下一个是D君，“美国人是不走路的”，他一上来就说。“废话，谁不知道美国人都自己有车”，大家还没有听他讲述美国的先进已开始哄他了。“不，不是，我是说人家在人行道上也不走路”他赶紧说。这一下大家都愣了。“想象不出来吧？”D君得意地说，“所有的人行道都是咱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机场的那种自动的行人传送带！”这想象一下子将大家怔住了，人家的确是先进。D君美滋滋地已在头脑里面享受一员工的葱爆腰花了。“且慢”，有小机灵之称得K君站了起来，“我还有一个更好的，美国人拉屎不弯腰！”说完他自己已笑得弯下了腰。“去你一边的，这有什么新奇的，不就坐在抽水马桶上吗，还先进呢”大家哄他了。“不”，K君急了，“我是说美国人连坐都不坐”。这下可荒唐了，大家一时都看着他，看这机灵的他有什么办法自圆其说。“他们用排泄物自动取出机。每天起来，把管子往那里一对，十秒钟内将体内的排泄物完完全全吸出来！又快又干净，既没有味道，也不用手纸，水更是用不着！”

这先进得实在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后面几位自惭形秽，都放弃了比赛权。第二天，K君美美地就着啤酒将那盘不要钱的葱爆腰花吃了个精光。大家围着他继续回味着昨晚那场比赛，直夸他的想法既有艺术家的超人想象，又有工程的可实行性，更可以造福社会，解决一些人的痛苦，对环保更是好极了。正当大家将K君的想法圈点到极致时，D君突然来了一句“这玩艺美国不见得有”。K君马上警惕地反驳道：“何以见得？”“因为美国是个享乐社会，排泄也会带来快感，弗罗依德就是这样说的”。“你怎么不早说？昨晚想什么去了？”大家不由得将D君数落了一通。

我在西方已生活二十多年了，或为公干或为私游，美利坚合众国去过不计其数。美国人还是和世上其他人一样在地球的表面用两只脚走着，D君想象的行人传送带只在机场见过，城市里面倒真还没有。但“美国人拉屎不弯腰”一事尚还待考。第一，这活儿是件私人的事情，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不会向外人道；第二，这也许是极高的技术，他们不愿轻易示人，所以在机场，旅馆，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和K君也见过好几面。朋友相见，赶紧叙旧情，从来没有想过问他这问题。早已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K君，不知现在是否也在享用这拉屎不弯腰的技术？

十二．一百度的汽

在大学除了学习，生活也是其中的基本部分。否则学人是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了。在当时，自来水不能喝，更没有瓶装的洁净水这玩艺，于是从热水房打水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就如每天要到食堂里三次一样重要。不同的是，饭买回来是自己吃的，但打回来的水却是大家都可以喝和用的。按照最优原则，根本没有必要人人去打水，寝室里面有一人去打水就足够了。

但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不少矛盾和麻烦。你想喝水或用水时，那位值日的同学并不认为现在应该去，他的责任是去水房一趟将水打回来，并没有说要按照你用水的时间；这还算好的，还有的时候，聚精会神学习的同学干脆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让大家包括他自己无水度日（夜）。这种事情挺讨厌，但也不能太怪罪人家，因为人家为成为陈景润第二而努力时如果还得惦记着这几瓶水，这陈景润第二大概是成不了的。一时无水可喝/用虽然不方便，但如果国家为此失去了陈景润第二，那损失却是巨大的。为国家的利益牺牲（saving）一点用水，这于大家还是可以忍受的。

D君一心在为陈景润第二而努力。这位天资聪颖的人，也的确了得，还在读研究生院的期间，已向学报投了一稿，而且已被接受了。但在打水一事上，却不时惹起大家的怨言。D君对此也觉得不好意思，而且他从来就不是故意的，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肯帮助别人的人。

一日又轮到D君值日。这天D君一反往常，早早的就将6个热水瓶拿了出去，十分钟后回到宿舍，表功似地对大家说，我打了一百度的水回来了。平常对D君颇有些不满的X君慢吞吞地对D君说，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一个大气压和一百度下，应该有大量的水蒸汽和水同时存在，如果你打回来的全是水，那汽上那儿去了？这一番话让大家都笑了，大家都明白这近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含意。

过了二个月的一天又该是D君打水，他也的确没有忘记，手上提着热水瓶出去了。但是大家等了很久，还不见他回来，这时水房也该关门了。正当大家嘀咕时，D君回来了，将热水瓶往地上一放，什么话也没有说。X君走过去想到杯水喝，将瓶一提，才知道里面是空的。水呢，X君疑惑地问。我打了一百度的汽回来了，D君极不好意思地说。原来D君在外面遇到一位同学就出国一事谈了许久，等他提着水瓶到水房门口，门已关了。那一晚大家肚子里都生了汽（气），只是由于生理限制，还不到一百度。

十三．南书房行走

T君家境很是贫困，他在家乡干过许多苦力活，如拉纤等。读小学的时候他是学校校队的主力，但每次比赛，他都得向其他同学或邻居的孩子借学校规定的颜色的运动服，因为他家孩子多，父母收入低，身体又不好，没有钱为他买这种近乎奢侈的衣服。好在同学和邻居对这位学习优秀，才华横溢的T君都很喜欢，他往往是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借到衣服的。但也有两次，他没有借到，又不愿告诉老师，只好向老师请病假。多年后当他在研究生院对我提起这事时，眼里还含着泪水。

在大学T君领着学校最高的助学金，读研究生时国家已有工资发了，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但T君仍然很节俭，他不时帮着家里一点。有一次我请他吃饭，他夹了一块肉一边往嘴里送去，一边对我说，数日不知肉味。

读工程的T君，很钟情文学。特别喜欢读北岛和舒婷的诗，尤其对舒婷的《我是会唱歌的鸢尾花》很喜爱，多次对我讲他读大学时从《诗刊》上读到这首诗时是怎样地激动，“理想使痛苦光辉！”我们不时也互相交换自己写的诗。只是我隐约地感到他早期的诗（读大学期间的）更富有理想的色彩，而读研究生时的这些诗开始有了更多的失望和无奈。

听人说，T君在读大学期间曾相当地投入81年的那次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后来为此还写过许多次“小字”（检查）。我有一次小心翼翼地向他问起此事，他却非常敏感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研究生毕业后，T君被分配到国家所属的一家大型企业。时我们一心朝西方努力，但他给我的来信却让我觉得他在那片新天地仿佛已看到了些希望的曙光。我来到海外后，渐渐和他失去了联系。许多年后，一次海外同学聚会，有同学告诉我，在九十初期，T君由国家派出在海外呆了一年，但他却利用那段时间写了一篇类似西方社会各阶层分析的长文，并结合中国社会的情况，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给领导写了好些效忠信”，这位同学开玩笑地说。

这颇让我大吃一惊，喜爱北岛，舒婷的诗的T君怎么会干下这颇为荒唐的事呢？我很是不解。“知道什么是犬儒主义吗？当理想破灭后，只剩下了物质的追求，一切向钱看吧”，这位同学的解释使我半信半疑。

后来关于T君的消息倒是越来越多，他已冲出地方，进入首都（同学们谓之曲线救国），并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一部分。几年后我回到母校和大家交流，他得知我回来，特地派他的秘书来接我去和他会一面。酒过三巡，我问他现在是不是还读北岛和舒婷，“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他颇诧异地看着我，“而且他们也太幼稚”，他大气地说。“是这样吗？”我问道。“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应该改成‘高尚是卑鄙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的墓志铭’”，他以很有历史的沧桑感说道。“那你现在还写诗吗？”我又问道。这一下他几乎是看火星人一样看着我，“这世界还有诗吗？”他反问道。“那你现在？”“我每天看成堆的公文，看里面有几句是真的；然后再写下几句半真半假的公文给上面或下面”，当着老同学，他无奈地说。“没想到你堕落到这个地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没想到我会这样地说他，很是吃惊，但一下就缓过来，“我穷怕了”，他笑着说。

十四．欲速则不达

周君是位爱琢磨的人。他经常告诉同学凡事都应该琢磨一下，不要随着别人的思维走；并常常对那些非理工科的学生挑剔，说他们根本不会对事情有逻辑的思维，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不会琢磨。周君也的确能琢磨，在众多同学一起上的课中，如果有难一点的习题，他似乎总是能够想出一些办法将其解决；实在不行时，他也能对问题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想法，比方说出这道题的人应该枪毙。

一日《参考消息》报道，日本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A血型的人最聪明。这无疑给正在开始其课题研究，血型是A的周君打了一针兴奋剂。周君日夜钻在实验室里，脑子里想的尽是怎样用最巧妙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为轰动的实验数据。

时我们正在学量子化学。教我们这课的王先生是一位刻板和古怪的老教授，期末还要考试。“研究生的课还要考试，是何道理？”周君向我抱怨道。“咱们还是得认真准备”，我提醒他说。

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了眼：所有的题都让人觉得仿佛是见到多年不见的熟人，只是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每一道题，似乎自己都懂得许多，可就是不知从何下手。这真是见了鬼！自己得了个低分到也无所谓，要是导师知道了，骂学生怎么如此无能，那才是大事。读书以来，这种三个小时的考试，还从没有这么难受过。考试得手的时候，做起题来仿佛思潮如涌，左右逢源，有时还可以有一点时间想考试后的得意；自己知道不可能考得好的试，也还好受，反正破罐子怎么摔都无所谓，还能体会一点人说的那种视死如归的境界；最可怕的是这种想考好却考不好的试，那种失望，那种无可奈何，那种仿佛有力气却使不出来的感觉是难以言喻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难受。

考完了，从大家的言语和表情中可以看出没有一位同学觉得自己考得不错，连爱琢磨的周君都被这场考试弄得无精打采。谁也不愿意多谈，但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都盼望着别人比自己考得差，而自己至少能够及格。

过了几天，成绩下来了。上课的十二位同学中有四位不及格，周君不幸也在其中。最高分是79分，不及格的同学中有一位是59分。“王老师真正岂有此理！59分和60分之间难道真有不可逾越的差距吗？”这位同学气得满脸通红地对大家说。周君倒是比较平静，他不愿意让楼道里其他同学知道他没有及格–––这对爱琢磨的他在面子上的确有点下不来；但他琢磨了一下后，安慰自己并告诉大家说在中国最高学府考试不及格并不是很难为情的事。

系主任和研究生院知道此事后，让王先生给这四位不及格的学生再考一次，过上一个星期就考，不要等到下个学期了，因为这样对研究工作影响太大。王先生开始不肯，后来也同意了。

在这个星期里，这四位可怜的同学天天就捧着这课本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道题又一道题地做。大家看着他们也爱莫能助，于是桥牌照打，围棋照下，《血疑》照看–––这可苦了周君。牌不打，棋不下，还可以忍受，山口百惠不看就有点过分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十几人围着那不时下点“雪花”的电视机看《血疑》，周君琢磨了一下宣言似的对大伙说：“山口百惠百看不厌”。大家都喜欢看山口百惠（对不起，似乎只是男大家，因为女生对我们这么喜欢看山口百惠很是不理解），可就是说不出个道理。周君这一琢磨，就将这平凡而又深刻的道理讲出来了。但现在为了学位，也只能将山口百惠小姐忍痛割爱一下。

补考的结果让大家都跌破了眼镜。四位同学中，又有两位不及格，而且周君又在其中。这下形势实在太严重了，另外那位补考不及格的同学已在考虑退学了，精神上实在受不了，他痛苦地说。周君倒是比较冷静，他琢磨了一下说，“这量子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的物理概念，整个一个玩数学，怪不得数学家Max Born可以成为量子物理的开山鼻祖，原因就是这个。王先生的考题里面尽玩概率，我吃亏就在这里”。这一番话让对其充满同情的大家不由得也都佩服，周君的确能琢磨。

补考都没有及格，这两位可怜的同学的学籍似乎有点危险了。但研究生院查了学校的条例，选修课不在此例；而这两位可怜但又幸运的同学恰恰都是选修了这门课。学籍不成问题了，但这成绩放在成绩单上毕竟还是有愧于江东父老的。系里找王教授商量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以口试代替笔试再给这两位同学一次机会。不料，这位刻板的老先生丝毫不肯通融。系里研究生科科长只好亲自出马，动之以情，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您教的课；晓之以理，这于这两位同学的前途和系里的面子都不太好。王教授最后只好给了这位当年和他同学的研究生科科长一点面子，允许这两位同学再考一次。消息传来，大家都为这两位哥们担心，同时也庆幸自己不是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周君和另外那位同学反倒冷静下来，不就是再认真复习一遍吗，有什么难的。每日看着他们如此认真地读书，大家心里都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打水和整理宿舍这种事情自然替他们代劳了。第二次补考的那天，大家都替这二位苦命的仁兄捏了一把汗。让人高兴的是，这两位同学满脸带笑地回到了宿舍。这次肯定没有问题，周君琢磨了一下满有把握地说。

过了两天，系里来通知了，周君得了80分，另一位同学也及格了。这一来周君的成绩反倒比第一次分数最高的小李高出一分，是上这门课的同学中最高的了。“这不公平！”，小李大声地在楼道里说。“你准备再考二次吗？”，我提醒他，这下倒安静了。

晚上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周君对我说，这次教训太深了，琢磨的结果就是欲速则不达，今后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我很是有点诧异地看着他，因为我实在没有琢磨出来他在什么地方和时候加速了，更不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

十五． 后记 • “一般脚”

八十年代初，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新的名词或许久不用的词开始在媒体上出现了。如以前称某位为国家队队员，现在则称其为国手，如果他/她是国家乒乓球队队员或国家围棋队队员；或称其为国脚，如容志行，古广明这些足球队队员等。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华罗庚，彭恒武，王竹溪，秦元勋这些学富五车的先生们是不是应该称为国脑？

一日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有一群学生在西大操场踢球。我停下车来，颇有兴趣地看他们这场很投入的比赛。这时，我寝室的小赵骑车过去，对我大声嚷道：“这‘一般脚’踢的球有什么可看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感慨（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感），都是“一般同学”，有什么“奇”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