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成就举世瞩目。这30年尤其以卓越的经济业绩令世人惊叹，连长期自视为对手者也不能不瞠目于当下的景象，以致在非技术层面上一时无从发难。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责难并未因此平静。责难的矛刺所向，尤为集中在政治发展。应该说，中国在这30年中从破除“两个凡是”、“特别强调民主”，继而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政治文明，到适应时代潮流，探索和谐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方式，已属艰难跋涉，步步推进，“日新”之貌人所共见，自不可随意轻薄。但是，轻薄者仍时有所见，其据以责难的主要尺度，则是“西式典范的自由与民主”，即马克思所界定的“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制度成果及规则。
责难之中，有森严的意识形态屏障而引起的种种褊狭，有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所留下的解不开的情结。但于我们自身，也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没有理清。对手的矛刺所向，也许正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要坦然面对时下的责难，要正确解读中国改革开放30 年，还是应该回到邓小平。要明晰我们据以立论的逻辑基点，把握我们展开布局的战略起点，追寻继续前行的路径，应该重回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思考境域。
马克思的命题和邓小平的战略关切
“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 ，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 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作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但是，在20 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超越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
到20 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乃至于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都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邓小平这样提出问题：“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 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时，以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使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中清晰地显示出他的战略关切点：
1978 年，在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宣言书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邓小平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1985 年，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全会以后的政策成就时，邓小平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进程中，邓小平以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的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毅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带着酸涩的果子。他坚信：“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现在世界上的制度成果，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以政治解放为基本含义的制度成果。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中明确要吸收其中的进步因素，但“吸收”不是重复这些制度成果，而是超越这些制度成果，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就明确阐述了中国政治建设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历史规定性，并为其构筑了根本的价值导向。这就是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关切点。
超越政治解放必须突破对“政治解放终结历史”的观念崇拜
在邓小平这里，以超越政治解放为历史规定性的中国政治建设的追求，是要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看法中，也正是这一点受到远比经济发展要多得多的责难。当然，这首先应说到超越政治解放所作努力的不成熟性，新生的不够成熟的制度实践遭遇来自制度成果高度成熟方面的嘲笑，并不稀见，故存而不论。而在更基本层面上的责难则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观念：政治解放已经终结了历史，实现了人类生活关系秩序的最高境界或终极状态。政治解放所达到的制度成果已经在全部历史进程的意义上实现了“最好”，因而不可能有“更好”。即如弗兰西斯·福山所宣告：“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尽管并非持上述观念者皆认可福山的论证，但其共同点则是把政治解放的制度成果典范化、终极化甚至偶像化，使之成为种种政治论述的无需证明的公理性前提，因而也成为评述中国政治建设的不必思考也不容思考的公设。这是一种观念崇拜，一种对政治解放偶像化的崇拜。抱着这种观念崇拜，自然把超越政治解放的任何努力都视为异类，视为不可理解而顿起责难。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念，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成就一个“热寂”的故事，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的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早期的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在19 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以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念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 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在描述时下这种意识形态景象时说：“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
这种“西方精神”、西方式“民主传统”真的带着上帝的旨意、带着历史宿命式的安排来“夺取东方”，并从而终结历史吗？如此来理解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荒诞。雅克·德里达在评述这种终结论的虚幻性时，指出如福山等的论证“必须去求助于他所谓的以'为认识而奋斗'为基础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的阐释”。在黑格尔那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在其思想形式上达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使黑格尔宣布了一种“永恒价值”的出现，一种“唯一的真理”，一种“理性的实现”和“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宣布与他的辩证法的主旨相悖。但正是在终结论者们因循黑格尔框架构思着一个“历史终结”的地方，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尔。马克思的结论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只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绝非历史的终结。他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黑格尔被马克思远远抛在后面，而终结论者们却还在黑格尔的边界内打转。
政治解放并未终结历史。历史并未在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精神原则中“就此打住”。以为“西方精神”及其“民主传统”已经终结历史，只是一种被“真实地”理解着的虚幻影像。当20 世纪90 年代初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邓小平从容断言：“哪有这回事！”对当下世界，只有持这种历史的理解和哲学的把握，才能坦然面对针对中国政治建设的责难，才能理解什么是邓小平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否则就只能沉迷于上述虚幻影像之中，膜拜于政治解放的至上性之前，有心或无心地以之为逻辑前提来评说中国的改革开放。
超越政治解放和承接政治解放的文明成果
比之于针对政治解放终结历史的哲学式否定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建设实践则显得更为生动，也更为复杂和艰难。历史是具体的。正因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它常常走着曲折回环的道路，生成种种时空条件下异彩纷呈、鲜活丰美的特殊个性。对于固守灰色的逻辑定则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盲目满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挥霍乃至践踏批判的理论财富的人来说，邓小平的顽强的改革探索是一种充满悖论而不可理解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建设实践的价值走向似乎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景象。所以，当邓小平声言“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时，西方舆论便欢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邓正在将中国纳入非共产主义的轨道”。而当邓小平拒绝照搬西方式政治制度，强调政治发展“走自己的路”，则又被视为政治上“不开明”，或者是一个实用的现代化主义者“，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这些纷繁复杂、相互牾的看法，继续延伸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评说中。
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启程时脚下的历史地基有关。旧中国没有真正享受政治解放的成果，新中国因为革命意识的极度强调也几乎拒绝思考对政治解放成果的承接。于是，在中国这块特定土地上以实现超越政治解放为规定性的政治发展实践，就发生了对政治解放成果的政策立场问题。
邓小平绝非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托马斯·潘恩曾在美国国土上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承接政治解放的文明成果，则始终是邓小平政治思维中稳定存在的线索。1941 年，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论及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反对“以党治国”时就这样分析问题：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体悟出当时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治的思考中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看法：西欧共产党有民主传统，但是常常出现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则是“一般缺乏民主”，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与锻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仍然认为党内长期是“民主太少”。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西欧共产党不同，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影响，而是克服“国民党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解决民主习惯缺乏的问题，建立西欧共产党已经获得充分“常识与锻炼”的现代民主政治传统。这种现代民主政治传统，正是生成于政治解放的进程之中，是以政治解放名义而获得的制度成果。这种成果，也正是中国的政治发展所应承接与享用的文明成果，正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在邓小平的思考中，以超越政治解放为规定性的中国政治发展，历史性地包含着对政治解放文明成果的承接与享用。
在超越政治解放中包含对政治解放文明成果的承接与享用，这需要一种历史批判上的更高立场，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 “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国家事务变成普遍的公民事务，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政治解放摧毁一切等级、行帮和特权，解除了市民社会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人，获得了作为个人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了这种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遍性公民。由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政治解放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
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要消除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用实质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等形式规则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承接和享用政治解放成果的根本立场。
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立场，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肯定“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许多制度成果，却绝不是重复托马斯·潘恩。当然，也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立场，邓小平拒绝照搬西方式政治制度，也绝不是“不开明”，更不可作实用的“民族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式理解。基于这一根本立场来审视对中国改革开放中政治实践的种种评说，既不可为轻比潘恩式的赞语而迷糊，也不可为“不开明”的指责而“觉得输理”，就挺不直腰杆；既不可轻信所谓西方式民主政治必将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运动后“最终在中国发生”的判断而茫然不知所之，也不可慑于“经济实用主义”的妄评而失去方寸。本不在同一个立场或同一个平台上对话，种种屏障自然会阻隔了理解与交流，纷乱飘忽的种种责难本就不足为怪，抱持着一种超越性历史态度的人们自可“走自己的路”而泰然处之。
超越政治解放从革命操作走向文明累积
但是，要真正建设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要造就超越性的政治文明，对前述种种责难自可泰然处之，却切切不可漠然置之。因为其中所指有的可能正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包袱，正是我们应该认真对付的难题，冷静地从责难中获得放下包袱、破解难题的动力和理念，也许正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建设，本就是背着沉重包袱启程的，其中包括社会操作的理念上的包袱。我们讲政治发展以超越政治解放为历史规定性，这种超越在社会操作上包括两个基本事项：第一，在权力归属的意义上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民主”，这是革命的操作；第二，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积累和进步的意义上创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体系和公共生活的文明方式。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中完成了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提出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著名命题，但这不等于对政治解放的超越性否定在历史实践中的实现。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阐述政治解放时包含了许多关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的、有益的部分”，但这些部分与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对19 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因而理论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危机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上。这样，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批判的主题日显突出，并逐渐占据了理论的主导视野。这种理论注意力的转移，是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关于民主的阶级属性分析的主题优先性、对资本主义民主否定的优先性这一理论习惯的先期原因。这种以“两个优先性”为特征的理论习惯，在后来的革命背景中一再受到激励，从而走向极端并成为观念上的一种包袱。这种观念上的包袱使通过革命而“争得民主”的人们常常陶醉于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优越感，而弃置了政治文明积累和进步意义上建设性努力，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在苏东政治剧变后仍然毫不动摇地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亚当·沙夫，以一种悲观的口吻谈到，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应拥有更高的民主，但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更高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
这一看法虽属悲观，但可以使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冷静地看清这一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革命胜利后可以说是“争得民主”，但并不等于直接就有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并不等于就解决了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问题。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并努力破解这种观念的包袱。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凡涉及民主，首先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首先就是“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首先就是“谁有民主和对谁专政”。邓小平给人们提供的分析与叙述思路则是：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构成物；民主和现代化同在一个现代发展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解放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充分的民主”问题；民主在中国，也是摆脱传统社会禁锢、获得现代文明的问题。
循着这一分析和叙述思路，他甚至在20 世纪8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这样的政治建设理念：“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是一个真正走在时代潮流前列、追求向人的全面发展境界逼近的政治建设理念，一个真正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条件，对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民主只是“政治天国”中的平等权利为特征的政治解放实现超越的政治文明理念。当把马克思作为自己理论渊源之一的吉登斯在思考着“解放政治”的诉求时，邓小平在东方已开始致力于具有“生活政治”意味但更富于历史超越性的政治文明建设实践。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建设中，继续把邓小平开始的这种实践探索性地向前推进。
这是一个需要创新理念和付出艰辛努力的进程。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推进这一进程；不放下早先长期背在身上的包袱，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政治文明建设理念；不“换脑筋”，就难免时时遇到且无从应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责难。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文明，正是我们重温中国改革开放30 年、重温邓小平的根本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