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今天的精英，得到了财富，却失去了社会的尊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在古代中国两者往往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是受到社会当中所有的阶层高度尊重的。即使是在“打倒一切权威”，高呼“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文革之中，除了少数高度政治化的中国人，在一般中国大众内心里，精英，也许要除去经济精英，仍旧是受到相当的尊重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的精英，特别是思想精英，便迅速恢复了自己在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中国的经济精英则不仅仅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众的尊崇。
中国的精英丧失公众的尊重，应该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而这个期间恰恰是他们获得巨大财富的时代。经济精英自不必说了，政治精英，即使不算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其待遇的提高也是相当惊人的，而思想精英得到的个人利益也并不少：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更少，所承担的风险更小，过的生活却异常地舒适。然而，中国的公众却在完全没有“文革”期间那样的政治引导和压力的情况下，自发地对于精英阶层充满了蔑视（如把教授称为“叫兽”，把“精英”写成“JY”——这决不是为了打字方便，而是表示一种轻蔑，这一点是可以从上下文看出的；在很多场合，“JY”还有着思想流派的含义，特指属于某一思想流派的精英），甚至可以说是仇恨。对于这种现象，社会学家孙立平很形象地总结道：“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必须指出，特别是对于思想精英，这应该是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情，因为这是一反中国社会保持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在今天的公众舆论中，精英的个人品德不被认可，精英的智慧和能力也不被认可：政治精英的总体形象是腐败加低能，经济精英的总体形象是为富不仁加粗俗；思想精英的总体形象与政治精英类似，也是腐败加低能，但考虑到大的文明，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于思想精英在个人品格和智慧方面的要求都高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更为舒适——不是更为富裕——的生活，更多的尊敬），他们的这个形象甚至比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更为糟糕。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精英对于社会原本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精英在过去三十年中的表现？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不需要精英？中国的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英？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二、公正评价各类精英过去三十年的表现：比下也许有余，比上明显不足
首先我们评介一下政治精英。如果避开感************彩及阶层利益，客观地评价中国政治精英这三十年来的表现的话，应该说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的，因为他们做了两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一是从文革的混乱、濒临崩溃的局面中恢复过来，二是避免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部分列宁主义架构的国家崩溃的命运，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证明了自己剩下来的当中最有活力、发展的最好的一个。然而，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正如刘力群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带着旧特权，走入新社会”的一群，所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至今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与其他阶层的人民分享权利方面表现得相当自私，在渡过了危机之后，就失去了起初的进取精神，缺乏引导这个伟大的民族所必需的远大的视野，表现为官僚主义的平庸。由于这些局限性，在中国经济如此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如此迅速提高，也就是说客观环境如此良好，如此幸运的情况下（公正地说，这里当然是有他们一份功劳的），他们所得到的公众支持一直很有限，套用社会科学术语就是“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
其次我们说一下经济精英。就精英阶层而言，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精英的表现是其中最好的。与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相比，他们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应该说，中国这三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他们和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创造的。然而，一旦超出了经营企业的范围，他们的表现就显得十分粗陋了。在阶级关系中，他们还远远没有学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的那种成熟，表现出对于其他阶层利益的冷漠甚至无视，甚至毫无必要地激化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如毫无道理地指责中国人“仇富”之类，却不明白这对于他们自己利益的伤害。笔者在描绘这一现象时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是百分之九十穷的反对百分之十富的，而是百分之九次富的反对百分之一最富的，这就是需要百分之一最富的做自我反省的问题了”。在思想问题上，中国的经济精英迄今其实没有形成什么自己的思想，他们往往是跟在思想精英的主流的屁股后面，有一个十年到二十年的滞后。然而，他们的巨大财富和媒体为了获利而对于他们的追捧，使得他们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在思想上也走在中国的前沿，其中的一部分人非常热衷于显摆自己的思想，而不知自己之可笑。中国经济精英在政治问题上的水平是相当低的，应该说远远比不政治精英，在思想上则跟随且滞后于思想精英，完全缺乏超越本身乏善可陈的思想精英的视野，但他们现在却过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领域伸出手来，声称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应该接受他们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将遭致对于自己的损害。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精英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与其他阶层分享利益的必要性，并有一定作为，反映出了自身成熟度的一定提高。
最后我们论一下思想精英。实事求是地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也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他们把这个世界上大量的新思想引入了当时严重思想饥渴的中国大陆——往往是以粗陋甚至错误百出的方式引入的，即使如此，以历史的眼光看，也是很大的功绩。除了纯思想领域，他们也是积极参与了中国当时的改革实践的，政治精英所做出的很多决策确实是受到了他们不小的影响的。再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们所倡导的思想，不同意他们所引导的实践，我们至少要承认他们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笔者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精英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他们毫无必要地把政治民主与逆向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另一个是他们过于肤浅地把个人自由与不负责任和颓废联系起来。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们的活力与进取精神消退了。有人说这是由于政治精英的压制与赎买，有人说这是由于思想精英自身的腐败，也有人认为是两者兼有之。在这之后，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在思想上早已闷声不响，在行动上将不负责任和颓废发展到极致，专注于制造所谓“符合学术规范”的思想垃圾，无休止地搞钱——民间讥讽为“这年头教授越来越象商人”，甚至肆无忌惮的高学术腐败，从根本上败坏了中国思想精英保持了数千年的良好声誉。另外一小部分仍旧坚持发声。但正如刘力群先生所诟病的那样：“推倒不敢，重建不会”，最后是柿子捡软的捏，专注于咒骂一般中国民众，咒骂中华民族，以媚外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以搞逆向种族主义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时至今日，他们的逆向种族主义胡言仍旧在误导一般民众，但由于信息传播的发达，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个世界更多的事实，越来越不相信他们，所以，他们与中国社会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让公众厌恶的猥琐形象。这里需补充一句的是关于中国的科技精英，他们也应该算广义的思想精英的一部分，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在总体上他们仍旧保持了传统中国思想精英的良好形象（当然不排除里面也有一部分弄虚作假的败类招人骂），如宋晓军先生所说：中国谁都有人骂，就是没什么人敢骂搞航天的科学家。
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作一点国际比较。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再做更多的论述，只是下结论了。比起发达国家的精英，中国的精英是差了一些的。比如说美国，它的精英从总体上说迄今很优秀（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除外，这是一群毫无高贵精神可言，靠欺骗发财的暴发户，不能代表美国精英的主流），问题反而是出在一般美国人的八旗子弟化上面。宋晓军先生形容这种状况是“头脑还雄心勃勃，但心脏不行了，肢体不行了”，其精英集团近年来的失算在于“神经末梢还没传递上来心脏不行了、肢体不行了的信息”，所以做出了误判。我则常常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现在是肌体开始强壮起来了，而头脑还远远跟不上”。从总体上说，中国的精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领了这个民族，而时至今日，真正推动中国向前的却是那些没日没夜干活的农民工——当然经济精英仍旧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的精英阶层确实比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更为优秀。曾经有人对笔者说过：中国的官僚可能腐败，但他们至少是干活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则腐败透顶却什么活都不干。这确实是实情。即以印度这个中国许多左派和右派从不同角度赞颂的国家来说，他们的政治精英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效率却远远低于中国；他们的经济精英有极端优秀的，但从面上讲则远远不如中国，只有思想精英这个层面上，他们有可能比中国强。最终的结果是印度人的生活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而笔者还真不相信他们在可预见的将来能赶得上。就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所写：从感情上我希望印度赢，因为它是民主国家，但印度是输定了的，所以我让我的孩子学中文而不是印地语。
然而，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屹立了几千年的伟大民族，不管她的国民现在在口头上如何自轻自贱，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民族的期许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中国的起点和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禀赋都远远超过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老百姓自身的表现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而且好于发达国家，其外部条件和机会也都是不坏的，所以，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精英的一个比下有余的成绩，这就是使得中国的精英非常不如人意了。
三、精英衰败的原因：历史的伤痕导致丧失目标，丧失目标导致猥琐
如果不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标准——这种低标准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无望——要求，而是以符合中国文明的历史地位的恰当标准要求，则我们是可以批评中国的精英的衰败的。用刘力群先生的话是“贵族血统衰败”，当然“贵族”这个概念与精英还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精英衰败呢？我认为首先是历史原因。反右和文革等，确实大面积地，相当严重地伤害了包括红色贵族在内的中国精英阶层，使得他们“看破了红尘”（文革后红色贵族常说的一句话，直至今日），使得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进取成为一个相当短暂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谋私利。其中相对好一点的，也就是在谋私利还有个够，某够了之后“养生”了，绝少有人再为国家和民族的大目标着想。关于历史的伤痕问题，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讲过不少，本文主要谈谈大目标的问题。
请允许笔者稍微扯得远一点，扯一下理论，因为这对于说清楚一个民族为什么要有大目标才能制止内部的腐败很有必要。社会学上有一个“社会生物学”理论，虽然早知一些人从“政治正确性”角度的诟病，其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之强却是不能否定的。社会生物学发展到后来又有一个“分层选择理论”。大意是：如果一个族群，其不存在外部选择压，则内部必然是那些最没有道德，最自私，最不讲诚信的人过的最好，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所有的人都变成最没有道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并不完全是这种状况呢？关键在于存在外部其他族群的选择压，那个都是由最没有道德的人组成的族群会被其他内部更有道德、更利他、更诚信的人组成的族群整体消灭。这个理论符合孟子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以及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论等感性认识，也符合中华文明过去的衰败，欧美今天的老朽化等历史事实。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核大国，经济发展又处于生气勃勃的阶段，而美国等世界强国则自顾不暇，今天的外部压力也是很小的。中国的精英高高兴兴地睡懒觉、腐败下去，也是人性。如果我们永远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紧张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解，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就可以永远睡懒觉，这实在是一件好事，所谓人间天堂不过如此。然而，怕就怕是“温水煮青蛙”（并不是一定说有谁故意煮我们，也有可能是天煮我们），若干年后高强度的选择压陡然而来，我们的民族就危险了，我们就面临整体被淘汰的命运了（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思想精英们嚷嚷的“被开除球籍”，遗憾的是，这些思想精英不是因此而奋发有为，而是仅仅满足于辱骂自己民族的扭曲快感）。笔者认为，这种高强度选择压是躲不过去的，更明确地说，它在这个世界的化石能源濒临耗尽时发生。像笔者这样五十多岁的人或许可以躲过，而二十岁的人就很难躲过。我们的民族必须看得更远一些，在现在没有太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要给自己设定更大的目标，自己鞭策自己，自己给自己压力。这样的远大视野，原本就是一个民族精英的责任，否则，你有什么资格过得比别人更富裕、更有闲、更舒适呢？可惜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伤痕导致了精英的衰败，导致了一切大目标都被怀疑、被嘲笑，而大目标的丧失则导致了精英进一步的猥琐化。
四、结语：我们的民族需要有一个大目标，需要有远大视野的精英重生
我们的民族需要一个大目标。笔者曾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谈当下的金融危机的文章《不仅仅是华尔街时代的结束，人类要开拓出新道路》中指出：中国应该为这个世界开拓出一条新路。于是就又有人上来诟病：“一个专制国家还能为人类开拓出新路？”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有时候事情是要反过来作的：我们有了大目标，才会痛感到自己在哪些地方有严重的问题必须进步、必须改掉，包括内部利益关系、权力关系的调整，否则就实现不了大目标。没有大目标，照中国现在这种压力并不大的状况，原地踏步就是精英们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无论是设定大目标，还是实现大目标，离开了精英是不行的。那种所谓依靠民间草根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绝不是实事求是的。就是倡导“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已故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真实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精英主义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本质上也是一种精英主义。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们必须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往往能起远远超出他们的人数比例的作用。”我们的民族绝不是不需要精英，而是不需要猥琐化的精英。我们的民族需要具有远大视野的精英，需要精英的重生。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这样的精英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民族能不能够提供一个让他们成长起来的土壤。这样的精英也许不多，但只要让他们成长到一定程度，则整个精英阶层就会更新。本文就是想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
最后简单谈一下笔者心目中的大目标，细谈则留待今后。所谓大目标，是要适当的，要符合中国的历史地位。“世界一片红”的大目标是失败了，不仅它自己失败了，而且附带的是中国人对于所有大目标的摈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笔者以为，今天像这样的大目标仍旧是不合适的，还有那些所谓“为万世开太平”，以及更玄而又玄的“天道性理”之类，也是不合适。中国的大目标应该是领导这个世界。领导这个世界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二是要更有效地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的资源。中国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或者没有能力去做，这就是中国要努力的目标。但在更有效地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的资源这件事上，世界人民已经用他们手中的钞票在市场上投票表决中国是做得最好的。但这还不够，中国还有责任超越市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获得更重要的领导地位。先说这么多吧，省得有些人的神经又受不了了。
（原载：《文化纵横》试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