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

编写上个世纪思想史，不会有他的名字，但在上个世纪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分明见识过他的表现：短暂，却精彩。从1925年10月1号接手《晨报副刊》，到1926年10月离开，他一生中的思想事迹，几乎尽在于此。这一年，他主持了关于苏俄问题以及中国命运的大讨论，以至为晨报引来一场漫天大火。他批评胡适对苏俄的暧昧，和陈毅论争时针砭由苏俄输出的国民革命，又和张友渔辩驳党化教育，并编发苏俄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的稿件，一路蹈厉风发。可惜这些思想史上的段落，今天都成了残编遗简。不过，侯过一个世纪回望，至少是我，依然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思想身影，是那么风采有姿。

诗人的思想身影？看起来似乎门径不对。其实，徐志摩是典型的学人出身，后来是他自己由着性情扬短避长了。留学美国，他学的是历史，拿的是经济系硕士。俟来英伦，跟读的又是拉斯基。在纽约，徐志摩甚至被中国学生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这不仅他的书架上插过几本苏俄的书，而且他在社会主义上也确实花过功夫。“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一派（即欧文，笔者注），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能分清马克思的前后期，这说明徐志摩功夫不浅。1844年《手稿》时代的马克思还是个人道主义者，而后他便转向阶级斗争（徐志摩亦由此离他而去）。在伦敦，徐志摩的同情尽在劳工一边，认同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他还曾陪同拉斯基的夫人为工党竞选到伦敦选区了解选情、张罗选票。“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徐志摩如是说，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变化是在回国以后。在北京，他发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套不上本土现实。“除了洋车夫与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资本更说不上”。所以，激进青年“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无法让徐志摩血压上升。徐志摩是梁启超的门徒，时常追随在梁氏左右。梁氏其人也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他有过一篇谈《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文章，认为中国不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对立。文章批评无业阶级中那些“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其实是一些知识游民），“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更可笑的是梁文中的这样一段反讽：一位穿洋装、带金丝眼镜的青年，坐在洋车上，不断拿手杖敲打车夫，骂道：“我要赶赴劳工大会，你误了我的钟点，该死该死。”梁启超很担心这些无业知识游民得势，因为他们不但不工不农不商，反而以煽动社会斗争为务。

一次南下省亲，让徐志摩感受到了劳资阶级的存在。徐的父亲在家乡开了个丝厂，厂里有一百多女工，好多还带着孩子。六月中旬，天气很热，徐志摩在车间转了一圈，汗流浃背。他看到有的工人“汗流被面”，心里不免难受。这是他和自家账房先生的对话：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让工人少做点时间呢？工人那里肯，她们只是多做，多做多赚。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她们连两天都不愿空闲。天这么热工人不发病吗？她们很牢靠，很少发病。再说厂里也预备了各种痧药，以后还要请镇上的西医每天来一个半小时。最后徐志摩不甘心：那么多孩子，为什么不在附近办所学校呢？不，这我们不赞成。工人识了字有了知识，就会什么罢工造反，那有什么好处。徐志摩语塞。

阶级的存在未必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徐志摩最后也跨不出由阶级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那一步。他在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门前掉头了，尽管他甚至很可怕地认为可以把发展实业交给国家，从而取消阶级。但，他身上的人道主义情结使他无以接受苏俄式以人血为祭献的革命。因此，他解决劳资矛盾只好是强调施行劳工保护法。由于不触动制度，放在当时，是很可以被激进的知识游民视为统治者的“帮忙”。当然，徐志摩抵御苏俄，除了人道主义外，还有一个有效的精神抗原，那就是个人主义。徐志摩声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通的个人主义”。当胡适眩晕于苏俄气象时，是个人主义的定力帮助他避免了胡适陷入的误区，而且让他在晨报上做出了那一连串的杰出的表现。

可惜，一年时间，仅仅一年，这样的表现对一个世纪来说，有点太短。这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闪电般的短暂和精彩，然后消失。不是思想史拒绝了他，而是他自我放逐于思想界。诗人像当年作别康桥一样，掉身而去，竟不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