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昆明池为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元鼎元年(前116)两次修建而成。《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食货志》以旧吏弄法，故谪使穿池，更发有赀者为吏也。”1《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2。嗣后昆明池“习战”成为传统，至昭帝时方废。
王莽之后虽汉祚东迁，但昆明池依然存在。传世文献中保留了不少与其相关的记载。如规模，《三辅黄图》载，“《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图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3如后世的疏浚，《魏书·世祖纪》载太平真君元年(440)二月“发长安五千人浚昆明池”4。《唐会要》卷八九载贞元“十三年七月，诏曰，昆明池俯近都城，蒲鱼所产，宜令京兆尹韩皋充使修堰”5。《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载，“韩皋奏：准敕涨昆明池，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湖渠”6。《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九年(835)“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功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7。此外，文献中还记载了不少昆明池侧宫观的名称，如《三辅黄图》“宣曲宫，在昆明池西”8,“豫章观，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观”9,“白杨观，在昆明池东”10,等等。《旧唐书·李客师传》还载李客师“有别业在昆明池南”11。不过随着唐以后国家政治中心的东移，昆明池逐渐荒废，宋代学者宋敏求在其《长安志》“昆明池”条下明载，其所见“今为民田”12。
从文献的记载看，汉武帝早于昆明池六年开凿的漕渠，也与昆明池有密切联系。《水经注》卷一九载：“渭水又东北与镐水合，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13,“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迳河池陂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泬水，亦曰漕渠”14,“又东北迳新丰县，左合漕渠，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以渭水难漕，命齐水工徐伯发卒穿渠引渭。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为便”15,显示经过一些渠道的连接，漕渠和昆明池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宋敏求《长安志》“交水”条中，载交水“又西至石堨，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丰，一水自石堨北经细柳诸原，北流入昆明池”16,指出交水下注昆明池。而在《类编长安志》“镐水”下更载，“按《长安图》,本南山石鳖谷水，至香积寺与坈河交，谓之交河，西北入石巷口，灌昆明池，北入古镐京，谓之镐水”17,明指香积寺之上石鳖谷(今名“石砭峪”)之水在石巷口(今名“石匣口”)注入昆明池。
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考古学成为昆明池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至2012年之前昆明池考古前后有6次：
1.1935年，陈子怡在实地调查后发表《由昆明池而溯及镐京丰邑》,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昆明池的所在及范围。18
2.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在陕西关中考古调查时，在长安丰镐村发现“昆明池深约五公尺至七公尺，从西向东遗迹尚存”19。
3.1955年前，顾铁符调查了西安附近的西汉石雕艺术，20其中有两件与昆明池相关。
4.196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昆明池“进行了广泛的钻探。钻探的范围达400余万平方米……将与镐京有密切关系的汉昆明池范围大部探出”21,到“1963年春完成昆明池等古代水道的铲探工作”,但钻探图纸在“文革”中遗失，胡谦盈先生在1980年据记忆和工作日记对昆明池范围进行了描绘。22
5.1983—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镐京调查发现汉唐陶片。1984—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五号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五角形下水管道、汉代水井，发掘判断为周代建筑，23胡谦盈认为其非周代遗存。24从资料看，其当是与昆明池有关的汉代遗址。
6.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勘探试掘，“基本究明了遗址的范围、时代、进水渠、出水渠、池内高地以及池岸建筑遗址的分布等情况，并在遗址以北探明了另外两个古代水池——镐池与彪池遗址”25。
在前述6次考古中，第1、2次仅为地面踏察，第3次针对昆明池遗留石刻，第4次是在镐京考古中涉及昆明池，只有第5、第6次的1961年和2005年两次考古是专门针对昆明池而展开，工作规模大，收获自甚为丰富。这样，经过多次考古，与昆明池相关的问题逐渐廓清，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持续深入。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考古资料而言，1961年和2005年两次考古工作的成果，在昆明池池岸线位置、昆明池进水口、出水口位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巨大分歧。1961年资料的附图和文字均未介绍昆明池从何处进水，但描述了昆明池的两条出水渠道。其中一条是昆明池向沣河排水，另一条是昆明池西岸外的张村北侧、马营寨村以南大体中间的位置从昆明池向沣河排水，水在东岸外的万村北侧有水向东流出。2005年资料认为，昆明池在东南方向取水，通过万村西侧和北侧的两个进水口注入昆明池，除北岸三个出水口外，在西岸的张村东侧另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说，1961年认为在东西两侧出水，而2005年认为从东侧进水有水从西侧流出。但两次均认为的西侧出水渠道，1961年资料是向西南方向注入沣水，而2005年资料是向西北方向流淌，当然进出口的位置也有差异，可谓大相径庭。此外，1961年资料认为，昆明池西岸在过斗门镇后直接向东北延伸，与镐京没有太多叠压，南岸则基本是在东侧的万村与西南侧的石匣口村之间直接相连。2005年资料认为，昆明池的西岸要绕过斗门镇东侧后西折后向北延伸，在上泉北村东折后与北岸相连，东岸在万村继续向南，经下店至浦阳村北后西折为南岸，后延伸至石匣口村与西岸连接。很明显，两次考古资料在昆明池西北岸、东南岸线的走向上均存在巨大差异。
作为长安附近最重要的人工湖泊，一直有学者不断对昆明池进行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研究。其复原成果，无论是清汪士铎《水经注图》26、杨守敬《水经注图》27,还是现代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28、史念海的《西安历史地图集》29,以及长期以来陆续对昆明池开展研究的黄盛璋30、马正林31、杨思植、杜甫亭32、郭声波33、吕卓民34、曹尔琴35、徐卫民36、史念海37、李令福38等学者，均据文献记载，高度一致地认为，昆明池的进水口就应在其西南的石匣口村一带，恰与1961年和2005年两次考古的判断完全不同。
虽然在复旦大学李晓杰近年复原的昆明池水系中，一方面根据了2005年考古资料在昆明池东岸绘出进水口，但他同时还据文献在昆明池西南的石匣口村西绘出进水口。39而西北大学李建超在完全了解两次考古资料的情况下所开展的昆明池复原，则完全不同意考古资料的相关判断，依然将昆明池的进水口置于西南石匣口村西。40
一般而言，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约和疏漏，对于很多重要的历史事物和事件，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议，久难平息。而在考古学出现后，若对争议对象开展考古并有了新考古资料，那普遍的情况是争议双方都会按考古资料再重新进行讨论。
但从前述昆明池考古与研究的情况看，1961年和2005年两次考古资料无论是在池岸线位置，还是在进水、出水等关键问题上都存在着几乎完全不同的判断，而且更与文献记载和学者据文献得出的大量研究结果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在有了新考古资料后，依然不断出现学者不认可考古资料而坚持文献记载的情况，应该说非常罕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仅要反思传世文献和学者研究的依据和逻辑判断是否合适，同样也要思考之前获得的考古资料本身是不是真的“可靠”——尤其当两次考古还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于是，在不断审视传世文献的同时，若能再次开展考古工作，就必然会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积极线索。
非常幸运的是，从2012年秋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为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建设，在之前两次考古判断的昆明池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展开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试掘。
经过几年工作，考古队重新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线位置，了解了昆明池池岸的结构、特征和早晚变化，而且确定了早期昆明池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唐代中期扩大为15.4平方公里的变化情况。其所确定的昆明池西岸北段及北岸的走向，与2005年考古资料基本一致，而昆明池的东岸南段及南岸的走向则与1961年约略相同。
为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本身都争议不绝的昆明池水来源问题，考古队不仅对之前两次考古勘探确定的昆明池进出水口进行了复探和试掘，而且还对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一直坚持的昆明池西南的石匣口村一带展开重点勘探，最后确定此处确有沟渠将水引入昆明池，证明文献记载所言不虚，之前学者的坚持现在看来当然非常值得肯定。而进一步的勘探表明，石匣口发现的进水沟渠，向上可上溯至秦岭石砭峪，经较长距离于石匣口村西北注入昆明池，此外在昆明池周边再无进水口。更让人欣喜的是，在该次考古工作中，在昆明池南侧、东侧发现了之前两次考古均未发现的汉唐漕渠，昆明池有向东的水道将池水注入漕渠，相关发现与前引文献记载基本一致。41
这样，新的考古工作表明，传世文献中有关昆明池的记述虽较简略，但其对昆明池进出水的问题及在昆明池旁有无漕渠的记述上，均无误载。之前学者据文献开展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李建超从文献、从地形地貌出发直面质疑考古资料的努力，不仅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且其体现的学术自信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更值得珍视。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记载，这是今天研究历史、探根究源的核心资料。传世文献所构建的中国历史框架，虽在历史学、文献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得到不断深化，特别是在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大量发现不断更新乃至改写着文献中的有关记述，但基于文献建立的中国史的基本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夏鼐、王仲殊20世纪80年代早期即已指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42。作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考古学，“从研究的年代范围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限在于文字的发明”43。历史考古学“主要研究青铜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研究不同时代的考古学的任务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
从研究方法看，历史考古学“必须与历史学相配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建筑学等分支。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说，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技术，而历史考古学则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44,“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45。
夏鼐、王仲殊还指出，在开展考古“调查之前，要广泛查阅文献，同时要充分利用地图和地名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得到探求各种遗迹、遗物的线索”46。以昆明池而言，除文献记载外，前述李健超研究的重要基础，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地区大地测量成果显示出的地形地貌和河流走向。而从昆明池一带的现地名看，除了前述一直流传石匣口村取水的“石匣口村”村名外，昆明池西岸的堰下张村、斗门镇、上泉村、下泉村、落水村等都是与水有关的地名。它们不仅是探寻昆明池的重要资料，而且从后来的考古资料看，其都紧邻昆明池岸，是汉唐昆明池悠久历史的深厚记忆。
从1961年、2005年和2012年以来的昆明池考古看，当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除要慎重考虑是不是存在文献记载或传抄有误的情况外，同样也要慎重考虑是不是考古资料本身存在不足。
其实早在1999年，张忠培就曾专门著文讨论了考古学的局限性问题，指出“对考古学的局限性，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勇于直面它”47。2016年钱耀鹏进一步分析了考古学的局限性。指出，“考古学在基础研究即信息提取方面所具有的自然科学属性和历史阐释层面的人文科学属性，所谓学科优势与局限性，都是比较而言的；在历史研究领域，无论实物资料还是历史文献或民族志资料，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各具某些优势之外，也分别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没有优劣之分，相互借鉴需以批判的态度克服简单的‘拿来主义’倾向。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实现不同学科、不同历史资料形式的优势互补”48。
因此，如果从昆明池考古的“经历”看，在历史考古学中，在坚持开展田野考古的同时，也应对传世的各种历史文献，自觉给与充分的重视。那种认为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很真实的判断、将文献和考古资料不断“神化”而不允许质疑的做法、轻易否定文献而盲从考古资料的做法，都不可取。
从考古情况看，作为汉唐都城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昆明池一方面是有着各种文献和学者几乎“众口铄金”般的近乎一致的记述和认识，另一方面则是两次结果存在巨大差异的考古成果，孰是孰非，肯定需要进行审慎考察，不轻易否定文献或考古，也不能盲从而不疑。
昆明池第三次考古的收获，除在该地区进行了远超之前两次考古的长时间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必要的发掘外，之所以取得前述发现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开始新一次的考古工作之前，全面考察了文献记载和两次考古资料的异同，自觉从文献记载出发，针对性地对文献和学者研究一直没有疑义的昆明池进水口所在的石匣口村一带展开了重点勘探。当然，最后的发现恰恰证明文献和学者研究的无误。
这就表明，当文献记载的内容与一两次考古结果不一致时，如能从文献出发，对相关考古资料和对象进行反复的踏察、排除、探寻，自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夏鼐曾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做了形象比喻，说它们“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49。王仲殊回忆夏鼐的成就时指出，“在从事专题研究、进行综合研究时，考古学者除了依据调查发掘所得的考古实物资料以外，还必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古代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十分丰富，而且多是翔实可靠的，非常值得考古学者们在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时仔细参考认真引用”50。而夏鼐一系列重要的历史考古学的论述，莫不是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的典范。51
在历史考古学中，无论是考古调查、考古勘探与发掘，都“要广泛查阅文献”,只有全面收集文献记载、审慎判定文献后，才能对与文献记载不同的考古结果保持足够“警惕”。无论从事历史学还是考古学的研究人员，想来都应如在开展传统研究前“质疑”文献记载一样，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资料的局限性有足够认知，这样历史考古学的发展才会更加美好，不然很容易陷入“孤掌难鸣”和“独翼难飞”——毕竟历史上曾出现的“独轮车”早已被更加平衡的多轮车所代替。
注释
1《汉书》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页。
2《汉书》卷二四下,第1170页。
3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3页。
4《魏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页。
5《唐会要》卷八九,第1923页。
6[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等校汀:《册府元龟》卷一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7《旧唐书》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1页。
8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正》,第77页。
9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正》,第125页。
10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正》,第128页。
11《旧唐书》卷六七,第2482页。
12[宋]宋敏求撰·[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13[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63页。
14[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591页。
15[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617页。
16[宋]宋敏求撰·[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第388页。
17[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18陈子怡:《由昆明池而溯及镐京与丰邑》,《西京访古丛稿》,西安,西京筹备委员会,1935年。
19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年。
20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六一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2年第5期;《关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的补充说明》,《考古》1962年第8期。
22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2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24胡谦盈:《丰、镐二京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概况及其主要收获》,《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0期。
26[清]汪士铎:《水经注图》,[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3页。
27[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外二种),第304页。
2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长安附近”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29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昆明池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30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
31马正林:《汉长安城兴起以前西安地区的自然环境》,《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32杨思植、杜甫亭:《对西安城市供水问题的探讨》,《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33郭声波:《隋唐长安的水利》,《唐史论丛》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34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
35曹尔琴:《从汉唐昆明池的变化谈国都与水的关系》,《中国古都研究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36徐卫民:《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文博》1994年第4期。
37史念海:《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
38李令福:《论西汉长安城都市水利》,《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204页。
39李晓杰:《渭水流域分图十一》,《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5页。
40李建超:《昆明池历史演变与地理环境》,《昆明池研究》,西安,陕西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41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第8版。
42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前言”第2页。
43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前言”第16页。
44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前言”第17页。
45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前言”第14页。
46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前言”第12页。
47张忠培:《浅谈考古学的局限性》,《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48钱耀鹏:《略论考古学的优势与局限性》,《西部考古》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
49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
50王仲殊:《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考古》2010年第2期。
51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