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丰富的中国皇室肖像及儒家圣贤像，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系统化的统一装裱格式。例如帝王像的挂轴一律裱以带有云纹的金黄色绫，天地部份再衬以稍浅明黄色绫，背绫则题有「乾隆戊辰(1748)年重装」字样。这些图像最重要的包括有马麟款的所谓道统五像，[1]描绘伏羲、帝尧、夏禹、商汤和周武王五位圣君，宋代帝后挂轴共二十九幅，宋后挂轴十一件，宋代帝半身像一册，宋代后半身像一册，元代部份并没有挂轴，只有元代帝像一册，元代后像一册，明代帝王像挂轴有二十七轴，明代后像则只有《孝慈高皇半身像》一轴，另有明朝帝后像两册，帝与后同裱于一册。另外还有梁武帝半身像轴、唐高祖立像、唐太宗立像两轴、唐太宗半身像、后唐庄宗立像、至圣先贤半身像，圣君贤臣全身像，历代圣贤半身像等。[2]就风格看来，宋代之前的帝后像应该是后制的[3]，而宋元明三朝的肖像大致和其时代相符，应为原物。这批图像，根据《国朝宫史》等的记载，原本藏于内务府库，[4]乾隆时将其重置于南熏殿，因此传统上通称为南熏殿图像。这批图像，不但受到乾隆的注意，而集中收藏，民国以后，清宫收藏开放，也不断引发很多人的好奇及注意，不但民国初年的故宫周刊，不厌其烦地以连续刊登南熏殿图像。[5]迁台后的蒋家时期，蒋中正来故宫，也不忘特别观赏这批帝王画像，[6]而故宫几次重要的出国展出，包括1996年的赴美展与去年的赴德展，南熏殿图像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批受到后世如此重视的作品，令人惊讶地是除了蒋复璁及李霖灿先生做过介绍，[7]及王正华教授于其博士论文中以一小节阐述过，[8]至今并没有太多的研究。王正华教授的论文是少数提及这批图像的形成及政治功用，她认为这是乾隆衔接汉正统的表态，其政治企图一如四库全书的编纂。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由乾隆皇帝为南熏殿图像所写的《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一文中，提及其奉藏南熏殿图像的用意在于「以示帝统相承，道脉斯在」一句中得到呼应。很可惜的是，南熏殿并非王论文的重心，因此仅仅以一小节处理之，无法进一步回答这批图像的集结如何「以示道统」，也就是这批图像作为一个媒介（agent）， 如何产生作用，换句话说，本文有兴趣的是更细致地回答这批图像在更大范围的皇权建置的结构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本文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而言，也有兴趣了解这批图像成立的时间点是否具有任何意义？而南熏殿作为这批图像收藏地的选择，是否有其考虑或纯粹只是巧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近年的清史研究，已指出乾隆作为一个汉传统的皇帝只是其皇权的一个面向而非全部，因此本文也将试图探讨乾隆作为一个满人的皇帝如何挪用一个象征汉道统的历史遗产为为己之用，而乾隆的满人认同是否左右这批图像的筛选。简而言之，本文将以介绍这批图像的形成为起点，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并进一步把这个宣示汉道统的举措放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满、汉、蒙等文化共存的清政治生态中来考虑。

图像的成立

关于这批图像成立的时间，学者们多引用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的《国朝宫史》南熏殿一条中所载，「乾隆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历代帝后图像尊藏于此」，[9]这与装裱题签「乾隆戊辰(1748)年重装」所指的乾隆十三年似乎不尽相符。查遍乾隆上谕档、高宗实录、甚至造办处活计档，也不见乾隆十四年有任何与南熏殿图像有关的记载。反倒是在乾隆十二年十月的实录中记载：

辛巳。上诣皇太后问安。敕藏历代帝后图像。并明代帝后册宝于南熏殿。谕。朕阅内务府库所藏历代帝后图像。盖沿袭前明以来之旧。扃鐍收藏，视同寻常图绘。未经启视。尘封蛀蚀，不无侵损，朕思胜朝陵寝，即世远年湮，尚为之禁樵苏而虔守护，使松楸勿剪，况缣素未渝，冕旒秀发。其何忍亵越置之。又明时帝后册宝。向贮工部库中。岁久亦不免遗失残毁。朕意欲并藏之南熏殿中。示崇敬焉。其中或有损阙。概令补缀完好。应重装者，即付装潢。其中如何编列甲乙。存录档籍。慎重珍藏之处。

内廷大学士等会同内务府总管王大臣。妥议俱奏。臣等恭查南熏殿正殿五间。请于正中三间内。各设朱红油漆木阁一。分五层。安奉历代帝像。每帝像一轴。造楠木小匣。用黄云缎夹套。包裹装入。按阁层次。分别安奉。东一间。安奉后像。均照前式制办。至帝后册页手卷。亦按帝后木阁安奉。西一间。置木柜一。安放明时帝后册宝。其功臣像。按轴置造小匣。套用红云缎。仍贮库内。再帝后图像，现有应修补者。请俟修补完好时。各按朝代。挨次编列甲乙。安奉木阁。并册宝收贮木柜。一并登记档籍存案。令内务府堂郎中。六库郎中。稽察照管。报闻。[10]

由上得知，这批帝王图像原本藏在内务府库，并只被「视同寻常图绘」，因此「尘封蛀蚀，不无侵损」。乾隆考虑到即使前朝的皇室陵寝都为之小心维护，况且这些图像「缣素未渝，冕旒秀发」，更不忍就随便弃之不顾，因此在乾隆十二年十月辛巳下令将这批图像中「或有损阙。概令补缀完好。应重装者，即付装潢。」，并藏之南熏殿。查阅造办处活计文件相关的修复记录，果然在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六的秘殿珠林中有一条记载：

初六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首领文旦教历代帝王像后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圣明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大小三卷。传旨交萨木哈重裱收什。钦此。

于本月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为表做历代帝王后功臣等像九十八轴，贴得做法纸样四张，表册页手卷单一件，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帝王后像挂轴，准用金黄绫，天地明黄，寿带绫边，其功臣像挂轴，准用蓝绫，天地苹果绿色绫，寿带绫边。俱照样按单表做，钦此。

于十二月二十日将表得历代帝王像表得手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11]

由上所寻得的脉络看来，事实上乾隆是于乾隆十二年十月下旨要把旧藏于内府的历代帝王图像重新整理，并集中收于南熏殿，并非《国朝宫史》所述的乾隆十四年。在这个命令下达几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六，这批图像马上被送到造办处的秘殿珠林处重新装裱。乾隆并详细指示了装裱的等次，用料，颜色等细节。短短的一个月多，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这批画就装裱完成了。从乾隆皇帝第一次下诏指示处理内务府库的旧藏帝后像到完成，只花了短短的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如果考虑《国朝宫史》也是由乾隆下诏编纂，始编于乾隆七年，复辑于乾隆二十六年，南熏殿图像正是记载于乾隆二十六年的再修版，很令人很惊讶的是为何《国朝宫史》会把南熏殿图像成立的时间误植为乾隆十四年？仔细再研读一次《国朝宫史》的记载，在〈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最末提到，「朕既藏历代帝后名臣像于南熏殿，为文以记之，并成是诗 写照应非古，羲轩谁所传，俨兹瞻日角，敬与保天全，暑雨宁侵幌，熏风尚入弦，睪然兴景仰，筹治勉勤干。」而查阅《乾隆御制诗文集》，这首诗的写作的时间的确在乾隆十四年。[12]因此，很可能的解释是图像的整理与装裱虽然在乾隆十三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为这批图像所作的南熏殿的整修很可能到了乾隆十四年才告成。也就是说《国朝宫史续编》所载的南熏殿，「殿前卧一碑，恭刻圣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并诗〉」应该是在乾隆十四年新的南熏殿落成后所立的。[13]

乾隆的选择

关于南熏殿图像的数目，比较不同时期的记载看来，似乎多少有些变动。乾隆十四年（1749）所写的《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提到藏于南熏殿的图像计「帝后图像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先圣名贤册五」，[14]而活计档中所载送修的轴数却有「帝后像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贤明名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大小三卷」。事实上，乾隆成立南熏殿图像时并没有编纂一个详细的目录，一直要到嘉庆二十年胡敬受命编纂石渠宝笈三编，调查南熏殿图像，并写成《南熏殿图像考》，我们才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细目。而这目录中却记载高达有轴九十八轴，册十六，卷三。而即使是同为胡敬所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其中的内容也与胡敬自己的《南熏殿图像考》略有出入，例如《石渠宝笈三编》中记有唐太宗像三轴，而《南熏殿图像考》却只有一轴，另外《石渠宝笈三编》中没有辑录〈明姚广孝像轴〉，而又多了〈孔子世家〉一册。蒋复聪先生所以为最为完备的《大清会典》所载，事实上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续纂的，其中记载南熏殿由内务府广储司管理，计收有轴一百，册十八，卷三。

从乾隆十二年（1747）送裱、乾隆十四年（1749）写作《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嘉庆二十年（1815）《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嘉庆二十一年（1816）《南熏殿图像考》的写作，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续编的《大清会典》期间，也许可能有人力无法预测的受损、遗失或增补，但是以乾隆《御制奉藏南熏殿图像记》中所载小心维护的状况，可能性事实上很小，因此其中的差异代表的可能是因应不同需要与角度的人为选择性的增减。

例如，在乾隆拟成立南熏殿图像的前三年，也就是乾隆九年三月，事实上内务府曾经做过一次内务府藏图像调查，其结果载于《内务府奏销档》，[15]以明太祖像为例，根据《南熏殿图像考》，应有轴十二，现在故宫藏有十一轴，只缺一轴。正如《故宫周刊》所言，「按南熏殿藏明太祖像、共十二轴、中一轴紫面虬须、如本期所刊者、余皆如第一百三十一期本刊所登之像、又有太祖半身像一帧、则作白须、亦与此像相类、而与前像回异、胡敬南熏殿图像考疑此系成祖像之伪、实则此太祖真像也、世所传作猪龙形如前所载者、或谓系当时故作此形、以图惊骇世俗耳、识之以质当世博雅 编者识」[16]。这十二件太祖像中，大部分是所谓作猪龙形的太祖丑像，这种太祖像，根据王正华的研究，在明末清初是非常流行的。回来检视乾隆九年的奏销档简目，却只记载有「太祖大小像两轴」，王正华因而推论南熏殿中众多太祖丑像应该是乾隆特别选择的结果。当然，也许有人会挑战这个说法，认为这批丑像也许在乾隆九年后才进内务府库，因而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南熏殿图像群中。

不管这个争论结果如何，我们比较可以确定的是，虽然乾隆在其《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强调，这批图像是「内库积储」，即使「缺者弗复追补」，表示其并不加左右藏品的内容，「惧失真也」。但是由其送修记录中计有「帝后像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贤明名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大小三卷」，而进南熏殿者仅有「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看来，乾隆事实上是做了挑选，也就是内务府库送修的图像并非每件都进了南熏殿的收藏。由于没有细目，我们并无法得知乾隆究竟根据何种原则从七十七件送修的帝后像轴中选了六十八件进入南熏殿。但是最明显的选择应该是其实录中所提的，「其功臣像，按轴置造小匣，套用红云缎，仍储库中」[17]，虽然同时送修了历代功臣像的轴册，乾隆却决定把这批功臣像仍然留下原来的内务府库。这点在嘉庆十一年（1806）修的《国朝宫史续编》中更清楚地记载「茶库，在太和门迤西，隶内务府管理，乾隆十四年，移藏历代帝后图像于南熏殿，其历代功臣像仍弃斯库，为轴二十有一，为册三。」其后更列其详目。[18]

因此，历代功臣图像在乾隆的设计中是不包括在南熏殿图像中的。这点很多学者受到胡敬《南熏殿图像考》编排的影响，或是直接援引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或是征用《故宫周刊》发表的南熏殿藏品照片，都有所误解。由《故宫周刊》与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的记录看来，光绪年间以后，历代功臣像似乎已经并入南熏殿的收藏，但是究竟何时并入，我们并不清楚。胡敬虽然把历代功臣像与帝后像一并记载在《南熏殿图像考》中，且在《石渠宝笈三编》中历代功臣像也置于「南熏殿藏」目下，但是在《南熏殿图像考》的序中，胡敬清楚提到他的书中包含的是「南熏殿旧藏古帝王圣贤像，附以内务府广储司茶库收贮历代功臣各像」。嘉庆七年（1802）年，蒙古族学者法式善(1753-1813)，以纂修《国朝宫史》，得观南熏殿既内库所藏的帝王及诸名臣像，他也记载「南熏殿藏古帝后像，凡轴七十有五」，「凡册十五」，「凡卷三」，而茶叶库藏「历代功臣像，为轴二十一」，「为册三」。[19]因此至少在嘉庆年间，南熏殿虽然在藏品数量上与乾隆时略有出入，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原来乾隆的构想，也就是南熏殿图像不包括历代功臣图像，只包含历代帝后像与儒家圣贤像两个系统。

儒家圣贤的帝王化

乾隆为何要弃装裱好的历代功臣像于内务府库，而只留历代帝后与圣贤两群图像于南熏殿？乾隆又是如何看待帝后像与圣贤像这两群像的关系？〈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清楚地提到这个南熏殿的收藏是「秩然有章」，也就是这是一个层级分明的集合。上述的《造办处活计文件》的记载更清楚的指出这个层级分明的秩序是透过不同的装裱颜色来区别。例如，「帝王后像挂轴，准用金黄绫，天地明黄，寿带绫边，其功臣像挂轴，准用蓝绫，天地苹果绿色绫，寿带绫边」，这也符合胡敬《南熏殿图像考》序中记载「乾隆戊辰岁高庙诏重装池，椟以香楠，弢以文缎，帝后像黄表朱里，臣工像朱表青里，尊卑区别，秩然不淆」。检视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熏殿图像，计有轴六十七，册十一，卷二。很可惜地其中并没功臣图像群以兹对照，但是帝后轴部份，的确像《活计档》所载，「金黄绫，天地明黄」。册页部份，帝后像册页一律裱以黄绫，并裹以黄云缎套。同样等级的装裱也用于圣贤像册上，例如院藏的〈至圣先贤半身像〉、〈历代圣贤半身像〉等。在此，儒家圣贤是被视同于历代帝王来处理。

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圣贤的帝王化待遇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宋朝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就诏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1012)时，以国讳，改谥「至圣文宣王」，真宗初欲追谥为「帝」，因有人反对，而作罢。熙宁七年（1074），判国子监常秩等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而止，最后终于于徽宗崇宁三年（1103），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并增文宣王冕十有二旒，此为宣圣用天子冕旒之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时受到大礼议的影响，「孔子不称王」，削其从祀弟子爵位，但是到了清代，不但康熙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将御前常用的曲柄黄盖留置孔庙中，以示尊圣，雍正帝更清楚地为文道：

⋯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读书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故勒部进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议封公上，考前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圣父叔梁纥为齐国公，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齐国公为启圣王，至明嘉靖时以王系臣爵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改启圣王为启圣公，虽皆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封王之典着诸大臣议奏钦此遵旨，议准自叔梁公以上至木并追封为王爵⋯[20]

雍正认为世俗的爵位还是比空头衔来得尊贵，因此封予孔子五世爵位。由上述可知，孔子受帝王待遇虽非前所未有，但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殊荣，然而这个殊荣也似乎并非一个全然稳定的现象，端赖于统治者与其关系而定。例如，即使乾隆的前驱者康熙与雍正对孔子及其相关的祭祀礼仪尊崇有加，而乾隆本身在处理南熏殿图像中也给予了历代圣贤与历代帝王同等的待遇，但是在同一年回答翰林院检讨阮学浩所奏贡生闫若璩孔庙从祀末议十一条中所提孔子祀典宜用天子礼乐，就非常不以为然。他说：

孔子生未尝为诸侯，六佾亦岂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谓史记不当列孔子于世家，不过文人翻新立说，岂足据为定论，且天子尊师所贵宣明德化，敷叙彝伦，寔能行圣道以端治理，明圣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无一人不与被圣人之泽，至于乐舞之仪文，笾豆之度数，其末节耳，而此为尊师首务，岂所谓能知轻重者乎，又所谓两庑先贤先儒位次凌躐，宜谓厘正一条，两庑从祀诸人累朝互有出入，盖书生习气，喜逞臆断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见言，人人殊考⋯[21]

在此，乾隆清楚地指出圣人的责任是「宣明德化，敷叙彝伦」，「明圣教，以淑人心」，也就是他的功用应该是纯粹的教化事业，世俗的权位与其相应的配备应与其无涉。他也提到文人们每每争议谁应该从祀孔庙，这不过是喜欢随意批评论断的书生恶习所致。在此，乾隆似乎隐隐地暗示孔子所象征的「道统」应安其文化上的象征地位，不应贪妄帝王们所象征的「治统」的相关待遇。虽然如尧舜般的「治统、道统萃于一人」一直是文人们的理想，但是从宋代以降，「道统观」逐渐发展形成，就赋予士人一个理论的基础，使之与代表「治统」的帝王们相抗衡。王夫之就很清楚地指出这个两元相抗衡的机制：「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

治教合一

虽然乾隆对于儒士们要求「道统」比照「治统」的待遇来处理不以为然，但是在很多制度的象征性设计上，乾隆还是实行「道统」与「治统」的并置，也就是儒家圣贤系统与历代帝王系统的并列。这在在乾隆所编纂的《大清会典》中也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大清会典》的编纂，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即位时曾议定《会典》，定鼎中原后，康熙二十三年始修《大清会典》，雍正帝御极之初重修《会典》，九年告峻，乾隆十二年时又下旨重修，这也是乾隆开始处理南熏殿图像的同一年。乾隆所续修的《大清会典》在很多方面为后来的续修订下了典范，例如，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卷会典，都附一卷《会典则例》的做法成为后来的常态。在这乾隆新修的版本中，乾隆就把祭祀历代帝王且象征「治统」相传的帝王庙与祭祀圣王圣贤且象征「道统」的先师庙与传心殿并置于国家祭典第二等的「中祀」下。如果对比康熙朝的《大清会典》，两个系统都只放在国家祭典第三等的「群祀」下，乾隆显然对两者在仪礼地位上有个系统化的提升。[22]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传心殿设立，传心殿是康熙二十四年于文化殿之东新建的，殿中奉「皇师伏羲氏、皇师神农氏、皇师轩辕氏、帝师陶唐氏、帝师有虞氏、王师夏禹王、王师商汤王、王师周文王、王师周武王，均正位南向，先师周公东位西向、先师孔子西位东向」，[23]并规定应用祭器照帝王庙式样。黄进兴对清初政权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指出，「传心殿的设立体现了康熙衔接「治统」与「道统」的政治理念，无形中使两者会聚于皇权之中」。[24]也就是原来由儒士担任道统的守护人以一个超然的地位监督作为「治统」掌权人的皇帝，在此，由于皇帝主动争取「道统」守护神的位置，使得「治统」与「道统」同归于皇权之下，原来制衡的机制不复存在。

康熙一直是对乾隆影响最深的皇帝，不但其大规模编纂书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性理精义》等影响了后来雍正时期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康熙六次南巡也成了乾隆师法的对象。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诣先师庙释奠，也依康熙行三跪九叩礼，并仿康熙命留曲柄黄伞于先师庙内。[25]因此，传心殿中所体现的「治统」与「道统」的结合，想必与乾隆如何考虑南熏殿的图像息息相关，南熏殿中乾隆坚持只保留象征治统的帝王像与象征道统的圣贤像，并一律以帝王像的方式装裱，应该就是承袭康熙的「治教合一」的表现。尤其考虑在地理上，南熏殿位于太和门西的武英殿与咸安学宫侧，与位于太和门东的文华殿群中的传心殿，各踞东西，似乎遥遥相应，让人不禁怀疑乾隆立南熏殿时心中是否想者祖父康熙的建树。

乾隆十二年

乾隆十二年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正月命续修《大清会典》，三月重刊十三经注疏及二十一史成，六月命校通典、通志及文献通考，并命编续文献通考，并于十月指示了南熏殿图像的处理及成立，乾隆十三年并制定新祭器，「圜丘大祀为始，灌献陈列，悉用新成祭器」，[26]又「有大驾卤簿行驾仗仪，行幸仗仪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之诏，并更定「大驾卤簿围法驾卤簿，行驾仗仪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其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27]并命王幼学画〈大驾卤簿图〉。[2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大家所熟知的汉传统的整理，[29]乾隆事实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满族认同，在十二年这一年，他在建立自己在汉正统中的地位的同时，也不忘本，例如，除了于《大清会典》中厘订汉传统有关的国家典章制度，他在六月九日特命纂《满洲祭神祭天典礼》，[30]并于？编《满族源流考》，《啸亭杂录》中也提到高宗最厌「满人之袭汉俗」，[31]每年一年一度的木兰行围更是乾隆对满族传统的实践。[32]在这些与满族认同有关的活动中，乾隆尤其重视满语也就是国语的使用及推行，不但早在乾隆七年八月命大臣侍卫等凡行走齐聚处皆用满语，[33]十二年更清楚地说「清语乃我朝根本要务」，[34]而章奏中往往清语中杂有汉语，因此命满州大学士、大臣等将通政司等衙门及地方省分命名不便翻清者翻译具奏。[35]

事实上，就原来汉传统的礼仪祭祀上，作为北方民族的满人皇帝，也常有与汉传统回异的看法，例如顺治二年就在原来帝王庙以南方为正统的系统中增祀了北方传统的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等及其功臣。[36]康熙更认为「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长短，无一人为帝王公言」，[37]因此主张「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弒王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康熙虽然对尊崇孔教不遗余力，但是却否定圣贤之统对帝王之统有任何评断的权力，也就是帝王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不因其作为的善恶或文人品评而改变其历史地位。乾隆四十九年，对于顺治强调北方传统增祀辽金元诸帝，为防「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38]又追加了南方传统的魏晋南朝诸帝，由上所见，乾隆对所谓的汉传统是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由这点来看南熏殿图像，如果我们接受胡敬的南熏殿图像考的存目算是最接近原来乾隆藏品，那们其中所包含的「明兴献王像」二轴的存在，可能很可以说明乾隆这种全面接收的态度。明兴献王是明世宗的本生父，世宗即位后，由于坚持只继统不继嗣，与群臣意见不合，而酿成大礼议。所以严格的说，兴献王不应包括在这个帝统之中，但是乾隆并没有因此而把其屏除在外。

乾隆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并不是只是体现在对汉文化中，更在对不同文化上。例如祭祀上，乾隆于乾隆十二年就说过：「我满州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39]也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与文化，有不同的待遇，但是基本上是「厥礼均重」。

以这点来看南熏殿的位置，也是很有趣的。前面我们提到南熏殿位于西华门内武英殿前，与咸安学宫相值，也就是位于紫禁城西南隅。[40]咸安官学学的对象主要是内府三旗子弟及景山官学中俊秀者。[41]设立于雍正六年，于咸安宫中修理读书房三所，每所分给学生三十名，选举贡九人，每所三人，专司教习之事，鸟喇人及旧满州人九名，教授清话、步射、骑射、并派满汉翰林二员，总理稽查教习功课，但往来行走，不必常住馆内。[42]因此，咸安学宫虽然有一名汉翰林的稽查，而学生很有可能也有从景山官学来的汉学生，但数量上毕竟为少数，且授课的内容主要还是以满文化为主。除了咸安官学外，乾隆十二年，也就是南熏殿图像成立的同一年，乾隆又在咸安官学内，设立蒙古学房，教授蒙古经书及阿里嘎里字韵，并书写乌术蒙古翻译等学业。不仅仅如此，乾隆于二十一年又于这一区的内务府南面，也就是咸安宫北，设立回学学房，三十三年，在造办处南，也就是咸安官北，设立缅子馆，专司缅文的翻译与教学。[43]因此，南熏殿所在的太和门西，西华门内的这一区，可说是多元文化区，而建筑物的层级而言，南熏殿事实上也低于咸安宫一级，因此就整体皇城的位阶来看，南熏殿所呈现的汉传统最高理想的「治教合一」很可能只是乾隆更宏大的计划中的一部份，而这个计划是包含至少满、蒙、回、缅等多种文化体的结合。

小结

乾隆于南熏殿的图像整理上刻意地建立两个系统的图像，那就是历代帝王像与圣贤像两者。虽说这两个系统不无关系，例如其中马麟为宋理宗所作的道统十三赞图，就是画由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子思、孟子等由圣君到圣贤的相传道统。但是自三代以后，圣君与圣贤集于一身的情形似乎不复存在，宋代以后所发展出来的道统观，就很清楚地区分出上述两个系统的区别，例如，陈建（1497-1567）在辩护朱熹为振兴儒学的功臣时就说：

有帝王之统，有圣贤之统，如汉祖、唐宗、宋祖开基立业，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继唐、虞、夏、殷、周之传，此帝王之统也，孟子、朱子踞异端，息邪说，辟杂学，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颜、曾、子思之传，此圣贤之统也。[44]

这点检视孔庙与帝王庙所祭祀的人物中，也可发现。两者恭奉的人物是很少重复的。

黄进兴的研究就指出，「代表圣贤之统的孔庙人物首重立言，其次立德；代表帝王之统的帝王庙则以立功为取舍，其文化意义泾渭分明」[45]而这「泾渭分明」在乾隆的祖父康熙中有了巨大的转变。藉由积极扮演文化道统的赞助及保护人，根据黄进兴的研究，康熙同时取得了治统与道统的继承者的地位。[46]其传心殿的安排更是这个理想或说策略的具体化。这个文化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其继承者的雍正与乾隆，乾隆南熏殿图像的选择正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有趣的是，马麟原来由圣王到圣贤的道统图，在此时也刚好只残留有圣王的部份，因此不但顺理成章地成了南熏殿图像中帝王一系的开端，也同时成了连接帝王系统与圣贤系统的接轨，乾隆成功地在这南熏殿的图像中体现了汉文化传统中最高的政治理想，那就是治教合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南熏殿图像，就帝王像的部份而言，除了马麟所作的伏羲、帝尧、夏禹、商汤、周武是原来作为鉴诫之用，[47]另外宋朝之前的帝王像应该是后作的，除此之外，大部分图像应该原来都是作为祖宗像之用。这些原来作为祖宗像的帝后图，除了画中人的是一个公共的角色外，原本应该是有某种私密性，也就是他们应该是被与他们有血缘的后代所拥有。这也就是溥仪在民国初年为何与故宫为了景山寿皇殿所收藏的清代帝后像打官司的原因。[48]对于溥仪来说，这批帝后像是其血缘相连的家族遗产，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却视其为国家的整体文化遗产。在南熏殿的例子中，这些原本以血缘相连的图像，在朝代更替，脱离了原来血缘的脉络后，他们进入了历史的脉络，逐渐与帝王庙中不具形象的牌位功能类似，乾隆作为一个外族的皇帝，非常聪明地拾起这个历史的脉络，转换一个在血缘与文化上都不属于他的遗产而踞为己用，于南熏殿中重新诠释及创造一个自三代后就消失的汉政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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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只有伏羲像上有赞有叙，并有款「臣马麟画」，其余的只有四言八句的赞语于画幅上端。根据赞语，原来应画有从伏羲到孟子共十三像，胡敬考证应为宋理宗于淳佑元年(1241)年所作的《道统十三赞》的图像。

[2]

[3]

[4]

[5]

[6]

[7]

[8] 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al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149-161.

[9] 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十三；章唐容辑，《清宫述闻》，250，由文句判断应援引光绪元年(1875)续修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宸垣识略》，引自《清宫述闻》，250-1，

[1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一，十二上—十三下。

[11]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十二月秘殿株林。

[12] 《御制诗集二集》，卷十三，十八下—十九上。

[13] 《国朝宫史续编》，页1828。

[14] 见〈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收于《国朝宫史》，卷十一，十九上—二十上。

[15] 见《内务府奏销档》，乾隆九年三月，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北京：新华书店，1990），页397-98。

[16] 《故宫周刊》，第一百五十二期(1932.6.22)，第一版

[17] 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一，十三上。

[18] 《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六，九上—十上。

[19] 见法式善，《陶庐杂录》（序 1817），卷一，重印于（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1-3。

[20]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册622，页575-576。

[21] 《乾隆上谕档》，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页208-9。

[22]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秋、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祉、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祀，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光绪末，改先师孔子为大祀，殊典也。《新校本清史稿》，志，卷八十二，志五十七，礼一，吉礼，序言，

[23]

[24] 黄进兴，〈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页106 。

[25] 《清史编年》，第五卷，页284。

[26] 《乾隆上谕档》，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27]

[28]

[29]

[30]

[31]章唐容辑，《清宫述闻》，页 207。

[32]

[33]

[34]

[35] 《八旗通志》，卷首十一，页39。

[36]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二，四上，《四库全书》，册622，页558。

[37]

[38]

[39] 《史馆档》–礼志，吉礼，乾隆十二年七月。

[40]

[41] 《钦定日下旧闻考》，又景山官学，据《钦定总馆内务府现行则例•景山官学》卷：康熙二十四年，北上门两旁官房三十间，设立满汉官学。

[42]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咸安学宫学卷》

[43] 《清宫述闻》，页346。

[44] 陈建，《学蔀通辨》（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卷下，页9下，转引自黄进兴，页128。

[45] 见黄进兴，页128 。

[46] 黄进兴，页88-124。

[47] 见石守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