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４日，德国哲学泰斗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终于像一发光过久的灯，耗尽了自己生命的能量，安然地离开了人世。他生于１９００年２月１１日，所以德国人说他活在三个世纪里。当人们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尽管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但鉴于他对于哲学的巨大贡献，他的著述的广泛的国际影响，他的平易近人的对话哲学风格，人们还是像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那样，深感悲伤。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何呐特（Axel Honneth)的这种说法，真实地反映了一般人现时的心情：“对于高寿的伽达默，我们何时得到他的死讯，自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如此，他的去世，很可能恰恰在我们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悲伤。”在伽达默逝世的当晚，许多电视台就有许多的专访节目，第二天德国各大报纸均在副刊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专文，怀念、哀悼、评价这位毫无争议的哲学大师。

一、哲学与生活形式

德国总统约汉内斯劳在得知伽达默逝世后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伽达默，赞誉他是德国哲学的一位“完全的伟人”（ganz Grossen)，说几乎还没有别人像伽达默这样，几十年来把人文学的谈论反映到他的学科之外去，通过伽达默广泛的著作，许多人才得知，哲学思想对于生活是多么的切近，多么的重要。并说，这位哲人的生命活动和对真正理解的追求，为我们留下了责任（Verpflichtung).

这位总统的讲话，一针见血地 抓住了伽达默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许多人都谈到这一点，认为伽达默的一生，是纯粹哲学的人生，哲学真正成为他生活的形式。以研究中世纪哲学而著名的哲学家库尔特伏拉施（Kurt Flasch)这样说：

“精力充沛、在思想时固持己见、不屈不挠、见解根深蒂固是此人的标记。柏拉图把哲学规定为学习死亡（Sterbenlernen),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 则表现了一个关于哲学的新的生活概念，一个在经历百年死的险境当中的生活概念：哲学就是学习活下去（Philosophieren als Ueberlebenlernen).这里所蕴涵的独见，前无古人，简直是此人纪念碑式的意义。”

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笛特 亨利希（Dieter Henrich)说：

“熟悉伽达默的人，将要不断的反思这个问题，他作为人的独特品质究竟何在。人们可以，而且不得不这样说，他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能遇到的最杰出的人。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他的哲学活动上了，他生活上的为人，和作为教师的治学，天然无缝地统一。这种统一性中总是不断地为他出示一张最后的公证。在现代合理性的条件之下，哲学总还能够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在伽达默治学和人生的统一性中变得清楚了。”

伊宁费彻(Iring Fetscher)说，伽达默是个安详的人，他一直以开放的眼光和博大的心胸来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他如此高寿，决不是偶然的。直到今年早些时候，伽达默还举办过哲学讲座。下面这篇回忆，最形象地报道了一位哲人的哲学生活形式极其强大的生命意志：

海德堡的马尔西柳丝广场位于耶稣依滕教堂和新大学之间。从这个广场的石块路面通向哲学研讨班的入口，有一个四五级的小台阶。研讨班教室的底层，有一间伽达默的工作室。直至不久前，他在这里还设有接待学生提问的谈话时间。在今年，曾有一次，是个雾气腾滕的早春的一天，我看见，一百多岁的伽达默，这位老先生，慢慢地，非常慢地，但没有外人的帮助，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借助于一根名贵的拐杖，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台阶的方向走去。石板路面有些滑，出租车已经开走，我宁可等在那里，等着这位哲人走进研讨班的门。他终于幸福地走到台阶跟前。费劲地登上了第一级，第二级，还有第三级，然后再强韧地坚持。他站着不动，休息片刻，一分钟，两分钟。我声音响亮但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漂亮的废话：“伽达默先生...一切都没问题吧？”足足有几秒钟，他的头，他的上身才慢慢慢慢地转向我，我想到了原始时代的蜥裼（Urzeit-Echse).他的眼睛带着微笑，但只能模糊地看到我，确定我。再过几秒种之后，他说，“已经没问题了！”（Bei mir schon),正如我问的一样，他表达得非常清晰。当我离开他时，我祝愿他，让他走好，当然我等候在墙角，直到他登上最高的一级。门开了，他消失在研究所里。

在这里，笔者想到了现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他通过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研究，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使美好的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就是使哲学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由此看来，伽达默的人生极其哲学为我们当代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首要的就是思考哲学生活形式的意义。

二，传统的意义

伽达默的释义学以维护传统的合法性著称，许多的评论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教授吕百（Hermann Luebbe )说：“没有别的哲学家像伽达默这样，以其著作的独一无二的影响，塑造着人文学不断增长的现代性。谁想知道，我们是谁——这是向我们讲述我们的历史——不得不在当下认识他的过去。这种努力的结果，改变了自己极其历史。理解的艺术，就像伽达默教导我们的那样，就是努力洞见到这个循环。这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转折，认为不可中断的传统在现代世界是可能的。这也同时承认了传统的不可或缺性。”

柏林洪堡大学副校长，里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oeder)说：“伽达默是这样一个人，他以完全非同寻常的方式表现我们文化的记忆，并把它诉诸言谈。这样以来古老的文本极其解释者，对我们而言也就重新成为可对话的，这对于历史批判方法是个完全重要的补充，并鉴于我们目前总是一再地处于危险之中，它大大地激发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由此肯定了伽达默对于福音神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何内特（Honeth)说：“没有别人能像他这样，试图在传统的绳索和思想的创新之间建立起中介，阐释作为一把钥匙，既用作哲学传统的形上学主题，也用作同时代的哲学问题。这种中介的功绩，在教授的日常生活中他也使其发挥出现实的力量，收到可观的成效。尤其是当他试图在已经变得陌生的流派和青年一代关心的、一直最感兴趣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交流建立纽带的时候。曾经体验过与他谈话的人，都被他在场的精神迷住过。”

库尔特伏拉施说，伽达默“挽救先见的名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平静而舒适地让我们自己呆在先见中。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在于要超越先见。只是，我们必须知道，超越先见的过程是有限的和历史的，我们也就决不可能总揽和操纵这一过程的全局。作为理解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牵涉到一个真理生成的事件中（Wahrheitsgeschehen)”同时，他认为，伽达默的历史意识，“导致了对哲学家，日尔曼学家和神学家历史知识的讨厌的捣毁。”尽管没有人要伽达默为此负责。同样，哈贝马斯称伽达默寻找传统与现代的中介，是“在深渊之上建立桥梁”有可能导致“糟糕的连续性”。

三，语言和对话的世界

伽达默把语言的经验作为把握人文科学真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但他的“语言”既不是海德格意义上的“在的语言”，也不是分析哲学中的“符号语言”，同样，也不仅仅日常生活中表达思想的媒介。简单地说，他的“语言”是“对话的语言”。许多评论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

德国文化部长尼达－柳玫林（Jurian Nida-Ruemelin)说，“接触过伽达默的人，亲身感受过他那高度集中的精神，明晰的表述和鞭辟入里的判断，就不可能不被他那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在他的晚年，由于视力衰弱，他的贡献便在于自由交谈。”

哈贝马斯说：“伽达默把释义学本身放在对话的模试中加以解说，并主张，被书写和出版的文字，仍然带有研讨班和讲座的口头表达被磨平了的痕迹......伽达默的哲学内容也与说话者的在场紧密相连。这样便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生命礼物，以这凝聚着口语形式的作品毫不外在地把作者的在场性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笛特亨利希说，“我们琐细的生活，历史性的生活，在这样的对话中，既得到提升，同时在它所超越的东西中，找到自己的物证。对话在哪里中断，在哪里被取消或者被挤掉，人类的生活就在那里出现危险。出于这种洞见，伽达默既作为一种肤浅的唯科学主义（Szientismus)的批评家，同时又成为在物理学和医学中恢复科学本身的理智的激励者。”

对话，涉及到“他者”问题，对此，加拿大当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说，对于“他者”问题，伽达默不仅教导我们要尊重和理解过去的历史，而且也要理解同时代的他者。并说，“我们感激伽达默的另一个更有开拓性的思想，是语言性的理念，就是说，语言不只是人类生活表现自身的方式，而且，人类生活也被语言所塑造。由此产生出这种洞见：语言首先是谈话。”

库尔特，伏拉施说，伽达默在对话时“有着真实而神明般的敏感性（Sensibilitaet).。但是，这种觉察力也不是由于他处在诊断者的距离中形成的，毋宁说，他让自己完全深入到迎面而来的他者内心，在合适的时间找到言辞让他者能够解放自己，而不伤害他。这样，人们能够在现代世界重新获得苏格拉底的助产术（hebammenkunst),而不是隐秘的更好知识的假象。”

四，学术关联

谈论伽达默哲学的意义，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把他与他的老师海德格联系起来。与海德格的关系，成为这次评论的重点之一。

许多人提到，伽达默与海德格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海德格对青年伽达默的影响，是巨大的。笛特 亨利希回忆说，“当海德格获悉，语文学家伏里德伦德尔(Friedlaender)有意授予伽达默大学授课资格时，他几乎就是一头雾水的伽达默的幕后指挥。不过，海德格就是他的老师。直到成熟时期，海德格对他的工作和他自己的学生发表的看法，对伽达默来说，都很有意义。”他注意到，伽达默是在海德格的影响下去研究亚里斯多德的，但伽达默的哲学领路人，并不是亚里斯多德（海德格是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发现了他自己根本的哲学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柏拉图。所以，“更令人惊讶的是，伽达默与海德格的语言，与他对某些艺术品的判断，尤其是在一切政治性的东西方面，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的文本的风格和情绪简直是与海德格的相对立。令他欣慰的是，海德格终于为他贬低柏拉图作为思想家的价值所陷入的灾难性的错误，承担自己的责任。”

他进一步说，通过对柏拉图的阐释，伽达默对语言的理解与他老师的根本不同。对海德格而言，语言是生成着的事件（Geschehen),在这种生成过程中，所有理解的一种视域－尽管是作为世界（Welt)－历史地开辟出来。简言之，语言是传统把它作为本体论所未能充分说明的那个东西的本原领域（Ursprungsbereich)，伽达默的主旨与此相反，语言本质上是对话（Gespraech)。它是居间的唯度，决不能把自己抬高到这个东西之上，即在人们之间的一次真诚的对话中所生成的东西，和在对话中也有它自己的范式的东西。因此，首先是听的能力属于语言能力，这当然和海德格注意到的：借助于语言本身的力量达到语言（kraft der Sprache selbst zur Sprache zu bringen)是不同的。那么，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听，只能找到适合于他自己语言的东西，作为对他的回答。”

库尔特伏拉施说，在海德格和伽达默之间的“这种比较通常都有吸引力，但并不总是有利于伽达默。他们之间存在有接近的地方，但这种接近常常被过分夸大。海德格责备欧洲哲学遗忘了存在，而伽达默则把传统赞誉为真理的条件。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生长点：同逆反的、对抗的海德格相比，伽达默是亲传统的，简直是古典的。海德格与尼采一起捣毁了欧洲教养的法则，而伽达默明显地在重建它。他与他所思想的“古典作家”一起生活。他不相信，通过本义的建构能找到比对他们的解释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他一再地返回到古典作家，返回到柏拉图，返回到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返回到康德，黑格尔和狄尔泰。”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哲学风格完全不同：“海德格和伽达默，两种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把伽达默的语言与海德格比较：在这里没有毁坏形式的雕凿，没有对语音甚至语源学的过高要求，没有半神学的庆典，没有“预示”（Kuenden),而是探究性的，“被形成的”(gebildete)话语。一切极端的措辞风格，一切对反思的过高要求，伽达默出于社会性的考虑了。”

美国哲学家里查德，罗蒂非常赞赏哈贝马斯的一个说法，即伽达默是“海德格深奥怪癖的思想的开发利用者”（Urbanisierung der Heideggerschen Provinz)

“伽达默作得最好的事，就是把海德格放到他的先驱和可能的后继者的关系中来理解，因此，使他变成了一个平民（zivil).”

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布伯呐（Ruediger Bubner)说，伽达默“自己的世界声望超过了海德格”。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威尔默（Albrecht Wellmer)从批判释义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伽达默与本雅明和阿多尔诺的对立。说一个贯穿着权力关系和利益冲突的对话，就不只是延续传统的媒介，而且也有着使传统中最好的潜能腐化堕落的危险。纳粹时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伽达默释义学实践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目的，就是“进入传统的关系中”，但传统的关系是异质的，针锋相对的，和可腐化的，所以，伽达默作为他自己所理解的市民教养的精英的最后一个伟大的代表，除了作为对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者之外，几乎没有了意义。

另外，也有几个人谈到伽达默与分析哲学的关系，但除了一般地指出他从从艺术经验这里建立一个摆脱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的真理模型以抵抗科学真理的独霸地位，并进一步使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走向相互理解和对话这一贡献之外，没有更深入的探讨。

作为一代宗师，伽达默是说不尽的，随着他的去世，对他的评说，也许才刚刚开始。在这里，我只想以德国文化部长的这句话作为这篇综述的结语：“几乎没有别的思想家，像伽达默这样，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塑造着德国哲学和欧洲的精神生活。”

文献来源：

１．Berliner Zeitung—Feuilleton,2002.3.15 Seite 13.

２．Frankfurter Rundschau 2002.3.15 Seite 19

３．Sueddeutsche Zeizung,15.Maerz.2002.Seite 17.

４．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Maerz.2002.Seite 49

5.Die Welt,15.Maerz.2002,Seite 29.

6.Die Zeit,21.Maerz.2002 Seite 40-41.

语言是世界的光－－哈贝马斯、罗蒂和泰勒论伽达默

1.尤尔根，哈贝马斯：

（法兰克福大学退休的哲学教授）

自从伽达默９０寿辰以来，最后一次碰面差不多是在柏拉图友协的定期例会上。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海德堡大学的老人活动室里经常有围绕伽达默的教学活动。由于隆重起见和他的年长，自然他是中心。不过，宁可说，使他成为家庭聚会的自然中心［的原因］，是由于这位寿星享有在几十年内被各方面承认而完全理所当然地获得的权威性，这种权威决不是他自己要求得到的。我们大家都愿意参加这种聚会，以便能够相互见见面。伽达默以舒坦而不眩目的方式体现出某种既显耀但又无强制作用的权威，他自己只把这种权威看作是杰出的文本和伟大的作品所具有的形成典范的力量。为庆祝他的百年诞辰，伽达默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为他举办了一个国家庆典，然后他离开了半公开的知己所熟悉的氛围。

伽达默在三个世纪内生活过，笛特 亨利希的这个超现实的提示（他是慕尼黑大学的哲学教授，３月１５日，即伽达默逝世的第二天，他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题为《对话的世界——在思想中的一个人》的纪念文章，说伽达默在三个世纪里生活过。——译注），驳斥的不只是关于哲学家们不会计算的成见。在此情况下，哲学著作影响史的模试和他的作者漫长的生活拉力之间的关系，是富有启发性的。事实上，伽达默不只是把对话描绘为取得影响的传统流传的媒介，他把释义学本身放在对话的模试中加以解说，并主张，被书写和出版的文字，仍然带有研讨班和讲座的口头表达被磨平了的痕迹。进一步说，口语要求在场。在这方面，同鲍依斯（Beuys)比较不会离题太远，他所展出的作品，是画家一边解说，一边自发地靠现场的身体画出来的。与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伽达默的哲学内容也与说话者的在场紧密相连。这样便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生命礼物，以这凝聚着口语形式的作品毫不外在地把作者的在场性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如果每７年算是一代大学生的话，伽达默自从前３０年以来，就相继影响了前后７代人。他不只是大学生们的老师。作为老师，他对那些从他那里出师的老师有着双重的影响。他甚至是年轻同事们的老师，这些同事只是借助于稍后出版的著作读本才与他的思想交遇，然后在与自由的作者进行个人的交往中，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认识并学习尊重其豪爽的精神。越过许多代人与敏感的性情人所进行的对话，同样也滋养了许多视野，就像悼词证实的那样，伽达默也从中察觉到了。

我这一代的视野，只是其中的一种。对我们而言，伽达默不只是属于这样的老师，他教导我们，鉴于同腐化传统的断裂，要作出明确第区分，通过一以惯之的批判，吸收那保存完好的东西。不过，伽达默，他也在那深渊之上建立桥梁，并成功地使他的朋友勒维特（K.Loewith)从海外流亡返回到海德堡，在战后为达到真诚的和解作出了贡献。他杰出的成就，是对从尼采第二个不合时宜的思考经过狄尔泰和葛阿芬，约克(Grafen York)一直追随到早期的海德格所作的讨论的解说，而没有建构糟糕的连续性。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二部分，伽达默意图指出一条道路，在此道路上，我们能够在历史主义的彼岸把握传统，而不会毁坏其真实内容的约束力。

2.里查德，罗蒂：

（美国斯旦福大学文学教授，哲学家）

视野融合这个概念是与伽达默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用这个词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两个诗人，两个哲人，两种文化或者两个时期，以特定的方式走到一起的过程。它们既非不可调和，也不能相信它们就是同类，而只能看作是这样的：尽管具有不可缩小的差别，但相互之间仍然可以达到一种可沟通的理解。释义学调解的能力构成了成为有教养和文明的人格的一个本质上的前提。为了成为这样两个有德性的文化人的伟大榜样，人们必须像伽达默这样，把带着巨大自信的强烈的知识欲与带着巨大的理智勇气的浪漫主义激情统一起来。这种品质的融合使伽达默能够充满激情地沉迷在一本新发现的书中，但不会让自己完全相信其中的东西，变成一个拾人牙慧者。

他能够让自己被天才所把握，而不会受其控制。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尤尔根哈贝马斯以令人惊叹的中肯性对他所作的评价上，说他是“海德格深奥怪癖的思想的开发利用者”（Urbanisierung der Heideggerschen Provinz)

青年时代在帕拉地亚的别墅（palladianischen Villa )中度过的伽达默，成为海德格——这位刁钻、说谎、自欺欺人的农民的孩子，是在乡下的白痴和草莽中间长大成人的——最亲近的朋友和最细致的阐释者之一。伽达默很快把握到，他的朋友是他那时代最有原创性、最有趣的哲学头脑。

伽达默帮助我们不要像海德格本人所乐于被人阅读的那样去读海德格，即把他看作是在柏拉图、尼采的次序之外的第一个思想家，相反，应该把他看作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是完全可以和黑格尔和柏拉图的相融合的。伽达默这样处理海德格，就像海德格自己对待尼采那样——他并未理睬他的要求：成为天底下某种全新的东西，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位更为宽泛的大哲学家。伽达默作得最好的事，就是把海德格放到他的先驱和可能的后继者的关系中来理解，因此，使他变成了一个平民（zivil).

伽达默所知所见的，就是在西方什么能够表现智性的生活，如果要朝向完美生活的话。在许多国家，尤其在美国——伽达默许多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的学生和同事们都感觉到，在他身上体现着欧洲人文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通过与他的交谈，总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充实。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大学退休的哲学教授)

伽达默属于人们将长期想起的２０世纪哲学的小组，因为他的著作超乎寻常地成功了。他在哲学内部另辟蹊径，我们还将长久地跟着他继续走在这条蹊径上。他为２１世纪最重要的课题（Anstrengungen):深入地理解别的文化，奠定了哲学基础，他自己似乎并没有直接给出这个课题的名称。伽达默的问题是文本的理解，尤其是对源自过去的文本的理解。但是，过去在这方面只是许多领域中的一种，因此，伽达默教导我们，也要理解同时代的他者。我们感激伽达默的另一个更有开拓性的思想，是语言性的理念，就是说，语言不只是人类生活表现自身的方式，而且，人类生活也被语言所塑造。由此产生出这种洞见：语言首先是谈话。伽达默为此唤起了整个哲学传统。但首先是为我们开辟出了特定的德国源泉，这个源泉曾经就是从哲学和１８世纪后期的批判开出的花朵。感谢伽达默是那些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听得到他们声音的作家们的心声。眼下，我们在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道别时，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责任的整个唯度。

IN:Die Zeit,2002.3.21.Seite 40.

盖棺评说伽达默

１．一般性评论

德国总统约汉内斯劳在得知伽达默逝世后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伽达默，赞誉他是德国哲学的一位“完全的伟人”（ganz Grossen)，说几乎还没有别人像伽达默这样，几十年来把人文学的谈论反映到他的学科之外去，通过伽达默广泛的活动许多人才得知，哲学思想对于生活是多么的切近，多么的重要。并说，这位哲人的生命活动和对真正理解的追求，留下了责任（Verpflichtung).

德通社，Frankfurter Rundschau

2002.3.15

十全十美（Vom Sinnganzen)

Jurian Nida-Ruemelin

（德国文化部长）

接触过伽达默的人，亲身感受过他那高度集中的精神，明晰的表述和鞭辟入里的判断，就不可能不被他那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在他的晚年，由于视力衰弱，他的贡献便在于自由交谈。

没有第二个哲学家像伽达默这样身体力行释义学，关于理解的学说。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真理与方法－哲学释义学的基本特征》１９６０年出版，至今丝毫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伽达默的释义学是以艺术经验为出发点，探究人文学理解的条件。他认为，不能把自然科学的规律运用到人文学上来。

因此，伽达默与归整经验的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对立，这种哲学和理论，长期以来是以物理学作为它的科学理想模试，一直到托马斯 库恩这里，唯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合理性理想才发生了动摇。理解的问题成为两个主流的对立哲学联系的纽带，一边是现象学的释义学的，另一边是分析的。作为马丁海德格的学生，伽达默完成了释义学中的存在论转折。只要理解仍然是在语言的媒介中形成的，那么，它就涉及到对存在者的认识。我们在世界中辨认方向的前知识，不得不被理解为意义整体的先行筹划。在此方面，认知者特定的文化立场在幕后仍然其着作用，并未中断理解的科学性。世界关系是以语言来把握的。

伽达默生活的永恒主题是真诚。１９９０年他出版了一册随笔《诗和谈话》，在这本书里，诗被描写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形式。他耐心细致地处理文本，这些文本是与他对古希腊文本的翻译（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相连的，这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也为他的人格提供了答案。几乎没有别的思想家，像伽达默这样，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塑造着德国哲学和欧洲的精神生活。

时代同仁

Richard Schroeder

（柏林洪堡大学副校长）

伽达默是这样一个人，他以完全非同寻常的方式表现我们文化的记忆，并把它诉诸言谈。这样以来古老的文本极其解释者，对我们而言也就重新成为可对话的，这对于历史批判方法是个完全重要的补充，并鉴于我们目前总是一再地处于危险之中，它大大地激发出一项巨大的成就。所以，对于福音神学，他也是作出了完全积极影响的人物之一。我本人认识到他对神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格奥尔格 艾伯林（Georg Ebeling)的著作，他是以阐释路德而出名的，当然总的还是投身于阐释近代宽阔的精神史，伽达默自己也曾沉迷于这方面的工作。

大师

Friedrich Fulda

(海德堡大学哲学退休教授)

我们沉痛哀悼一门面向世界的释义学哲学的奠基人和无可争议的大师，只要还有人在讲所谓的２０世纪的德国哲学，对他的怀念就将继续下去。

In:Sueddeutsche Zeizung,15.Maerz.2002.Seite 17.

在循环中

Hermann Luebbe

（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教授）

没有别的哲学家像伽达默这样，以其著作的独一无二的影响，塑造着人文学不断增长的现代性。谁想知道，我们是谁——这是向我们讲述我们的历史——不得不在当下认识他的过去。这种努力的结果，改变了自己极其历史。理解的艺术，就像伽达默教导我们的那样，就是努力洞见到这个循环。这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转折，认为不可中断的传统在现代世界是可能的。这也同时承认了传统的不可或缺性。伽达默早就变成了传统的经典作家之一。

２．对伽达默之死的好奇

传统的绳索

Axel Honneth

对于高寿的伽达默，我们何时得到他的死讯，自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如此，他的去世，很可能恰恰在我们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悲伤，因为由于他的离开，一个时期的德国哲学同代人也要同他分别了，还没有谁的回忆更多地触及这一点。他的哲学原理，理解，以及他作为治学极其严谨的教师，作为令人信服的组织者，都表明了他对于哲学的杰出作用。没有别人能像他这样，试图在传统的绳索和思想的创新之间建立起中介，阐释作为一把钥匙，既用作哲学传统的形上学主题，也用作同时代的哲学问题。这种中介的功绩，在教授的日常生活中他也使其发挥出现实的力量，收到可观的成效。尤其是当他试图在已经变得陌生的流派和青年一代关心的、一直最感兴趣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交流建立纽带的时候。曾经体验过与他谈话的人，都被他在场的精神迷住过。一个９０多岁的哲学家，以一种明晰、宁静和有教养的语言——这种语言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中通常都失掉了——谈论着死的经验时，深深地陷于自己的回忆中。

美

Iring Fetscher

一个镇定自如的思想家，伽达默，轻轻地离开了我们，他的哲学释义学大大地超出了他的专业界限，有着广泛的影响。鉴于科学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为所欲为，他父母家庭的自然科学定向，［在他这里］受到了质疑。通过同古代哲学家和伟大的诗歌作品的精神对话，他试图找到方向和意义。他受到了青年马丁海德格的影响，他从马堡到弗莱堡，都是追随着他。海德格先提出了“达在的释义学”（Hermeneutik des Daseins)。伽达默并没有一直追随他的老师，不过，作为他本质上的激励者，伽达默心存感激地保持与他的联系。［当然］与处于领导位置的纳粹思想家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在柏拉图对话，即艺术美那里，伽达默尝试着建立释义学、解释性艺术的经验形式。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态中存在的美，对于伽达默所指的理解具有突出的意义。美是按其自己的意愿而存在的，它区别与实用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指向其目的之外的。所以，我们也在与实用的手工艺的区别中谈论“美的艺术”。美，当我们这样说它的时候，“表面上”是与“德”（Sitte)适应的，因为善（Gute)也是按自己的意愿存在的，所有别的东西都是作为手段从属于它。美使我们直接为这样的东西所打动，如柏拉图所写，它通常就是光明的东西，至爱的东西。美给我们带来光明。伽达默的哲学释义学－１９６０年才以《真理与方法》为标题出版，成为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之后德国哲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位安详的思想家，以开放的眼光来感受和理解这个世界，他能如此高寿，看来不是偶然的。

登台阶（Ascensus)

海德堡的马尔西柳丝广场位于耶稣依滕教堂和新大学之间。从这个广场的石块路面通向哲学研讨班的入口，有一个四五级的小台阶。研讨班教室的底层，有一间伽达默的工作室。直至不久前，他在这里还设有接待学生提问的谈话时间。在今年，曾有一次，是个雾气腾滕的早春的一天，我看见，一百多岁的伽达默，这位老先生，慢慢地，非常慢地，但没有外人的帮助，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借助于一根名贵的拐杖，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台阶的方向走去。石板路面有些滑，出租车已经开走，我宁可等在那里，等着这位哲人走进研讨班的门。他终于幸福地走到台阶跟前。费劲地登上了第一级，第二级，还有第三级，然后再强韧地坚持。他站着不动，休息片刻，一分钟，两分钟。我声音响亮但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漂亮的废话：“伽达默先生...一切都没问题吧？”足足有几秒钟，他的头，他的上身才慢慢慢慢地转向我，我想到了原始时代的蜥裼（Urzeit-Echse).他的眼睛带着微笑，但只能模糊地看到我，确定我。再过几秒种之后，他说，“已经没问题了！”（Bei mir schon),正如我问的一样，他表达得非常清晰。当我离开他时，我祝愿他，让他走好，当然我等候在墙角，直到他登上最高的一级。门开了，他消失在研究所里。Mmr.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15.Maerz.2002.Feuilleton,Seite 19.

３．专论

对话的世界

——在思想中的一个人

笛特 亨利希（Dieter Henrich,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

伽达默活在三个世纪里——以完全的精神在场一直活到第三个世纪。我们刚刚得到他的死讯。不是什么真正的疾病把他带走了，只是消隐在一个与日常世界失去了联系的回忆和思想之中，不是到了阴间。我最后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说，人倘如没有希望，决不可能存在，而他的希望已变得如此的渺小。这时他抬起了他的手，指着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一个微小的地方。一种奇妙的哲学生活，一种慈恩的结局。

哲学现在也不得不让他，一个哲学的伟人，走到其哲学生命进程的终点。他通过他的工作产生了什么作用，他的著述用什么影响，这些不能涉及。在人类思想保持运动的所有国家，这种工作肯定有它的地位。这不只是对狭义的专业有效。伽达默对什么构成理解的说明，几乎为所有的科学所接受。他的主要著作，不仅有哲学界的收件人，而且在所有的学科都有收件人，只要在这些学科中也要思考理解的起源和内容问题，这不能满足于事态的罗列，而要以思想来穿透它们。他看到，所有的科学都在走向相互理解，在此进程中，人类为自己正在开辟一个世界，同时也在共同致力于思考，什么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在生活中要坚持什么。对伽达默而言，相互理解的进程是在艺术中，在哲学和运动中，基于这个理解的运动，文化在其历史中得到更新，最终达到同一。

不仅仅是一个媒介

语言不仅仅是相互理解在其中完成的媒介。对伽达默而言，在理解的生成过程中，一个本质的部分在于思考，人的内在特质究竟如何变化。这是对话的游戏空间，个人之间，当代与传统之间，人类的大问题与他们一再地追求一个答案的处境之间都需要对话，通过对话构成和保存一切有效和关键性的东西。我们琐细的生活，历史性的生活，在这样的对话中，既得到提升，同时在它所超越的东西中，找到自己的物证。对话在哪里中断，在哪里被取消或者被挤掉，人类的生活就在那里出现危险。出于这种洞见，伽达默既作为一种肤浅的唯科学主义（Szientismus)的批评家，同时又成为在物理学和医学中恢复科学本身的理智的激励者。

伽达默研究古典哲学，从头开始，一直成为成熟的大学教师，许多人对他都有助益。当海德格获悉，语文学家伏里德伦德尔(Friedlaender)有意授予伽达默大学授课资格时，他几乎就是一头雾水的伽达默的幕后指挥。不过，海德格就是他的老师。直到成熟时期，海德格对他的工作和他自己的学生 发表的看法，对伽达默来说，都很有意义。也有这样的事，海德格提及过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并说他对他的释义学有许多口误。海德格真正的意思，他自己也一直强调，只有等他的早期讲稿出版后，才能看出来。这些讲座使他自己脱离了他开始的新康德主义。他们都给伽达默演示过，如何把历史意识与现象学的工作联系起来，并且使他熟悉希腊的文本，把准确的阅读和深刻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更令人惊讶的是，伽达默与海德格的语言，与他对某些艺术品的判断，尤其是在一切政治性的东西方面，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的文本的风格和情绪简直是与海德格的相对立。令他欣慰的是，海德格终于为他贬低柏拉图作为思想家的价值所陷入的灾难性的错误，承担自己的责任。

每个重要的哲学家，在其一段生活中诚然都有一位具有先驱的意义思想家为他领路。对伽达默而言，柏拉图就是这样的思想家。在海德格的影响下，他一再地潜心研究亚里斯多德，他自己试图去言说希腊思想的最初源头。柏拉图也是他从当代去阐释的，通过这种阐释，伽达默对语言的理解与他老师的根本不同。对海德格而言，语言是生成着的事件（Geschehen),在这种生成过程中，所有理解的一种视域－尽管是作为世界（Welt)－历史地开辟出来。简言之，语言是传统把它作为本体论所未能充分说明的那个东西的本原领域（Ursprungsbereich)，伽达默的主旨与此相反，语言本质上是对话（Gespraech)。它是居间的唯度，决不能把自己抬高到这个东西之上，即在人们之间的一次真诚的对话中所生成的东西，和在对话中也有它自己的范式的东西。因此，首先是听的能力属于语言能力，这当然和海德格注意到的：借助于语言本身的力量达到语言（kraft der Sprache selbst zur Sprache zu bringen)是不同的。那么，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听，只能找到适合于他自己语言的东西，作为对他的回答。

熟悉伽达默的人，将要不断的反思这个问题，他作为人的独特品质究竟何在。人们可以，而且不得不这样说，他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能遇到的最杰出的人。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他的哲学活动上了，他生活上的为人，和作为教师的治学，天然无缝地统一。这种统一性中总是不断地为他出示一张最后的公证。在现代合理性的条件之下，哲学总还能够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在伽达默治学和人生的统一性中变得清楚了。

他者的解放

伽达默一直有坚定不移和鲜明透彻的高见。这也决不是由于他是教授，而是由文化的陶冶和文化生活的整个财富所支撑和深化的。但是，比这高超得多的，还是他对于那个支配一种生活和思想的动机所具有的明察能力。大量的证据表明他在这方面有着真实而神明般的敏感性（Sensibilitaet).。但是，这种觉察力也不是由于他处在诊断者的距离中形成的，毋宁说，他让自己完全深入到迎面而来的他者内心，在合适的时间找到言辞让他者能够解放自己，而不伤害他。这样，人们能够在现代世界重新获得苏格拉底的助产术（hebammenkunst),而不是隐秘的更好知识的假象。

伽达默的生活曾经也有很重的负担，但他从未抱怨过。就像在许多哲学家那里一样，这种负担在他这里诚然也是他创造力的源泉之一。很早他就失去了母亲，他要照顾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兄弟，由于Pilio-感染，他自己也成为残疾人。为此差点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们要对我们自己保持沉默”，这是他很早以前出版的自传的格言。后来，他也有不少的遭遇，但在谈话中，他不置一词，谈话本来就是他的生活、同时也是其著作的真正引线。我们不再能够知道他了，［不过］对此的悲伤不及于对他所作的一切的感激。

简直是在倾听他人——为哲学家伽达默的死而作

作 者：库尔特伏拉施

邓安庆 译

已经得到消息，哲学家汉斯－格噢尔格 伽达默尔逝世了。他于１９００年２月１１日生于马堡，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４日死于海德堡，一个超常的生命完结了。他的学生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国际文学界向这位令人敬佩的德国哲学最后的伟人鞠躬。

这不是提出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数十年来，从这个时代德国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家身上散发出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于今已经耗尽了。无人能够通观这种收成，但是，某人今天要说，汉斯－格噢尔格 伽达 默尔，这是他的世纪，在思想中把握的世纪。这首先意味着，他直接地结识了一切关键的思想流派，在其中工作并检验它们。借助于这些流派，他找到了他的思想道路。这路始于马堡的新康德主义。伽达默尔总是处在一个显赫的运动将哲学思想者迷住的地方。他曾在弗莱堡胡塞尔那里，有同海德格在马堡，继而再与海德格在弗莱堡。他明智地以地方精神立身，并把它与时代潮流相连，而不是屈服于它们。他曾是一个理智的马堡新康德主义者，当他１９３７年在马堡成为教授，１９３９年被招聘到莱比锡时，他是个言行谨慎的人，一个理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战后他首次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那时他所说的话，人们得把它称作是理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亲社会主义的，１９４９年后，他任教于海德堡，是理智的海德格主义者。“理智的”（moderat)在这里不是指“随身应变”(angepasst).伽达默总是规定自己的尺度，一个个体思想者，在一个危险的，多变的时代，，他想走多远。他经历了２０世纪的巨大危险，但没有在这些危险面前束手无策。只有认清了这个世纪面目的人，才能估量，这到底叫做什么。他的传记作者Jean Grondin(此人著有Einfuehrung zu Gadamer,Tuebingen,Mohr ,2000版——译注)证明他的清白认为，伽达默自从１９３４年以来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法则”，但走得太远了。第一，对于人来说，并没有这种法则，第二，哲学家们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

精力充沛、在思想时固持己见、不屈不挠、见解根深蒂固是此人的标记。柏拉图把哲学规定为学习死亡（Sterbenlernen),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 则表现了一个关于哲学的新的生活概念，一个在经历百年死的险境当中的生活概念：哲学就是学习活下去（Philosophieren als Ueberlebenlernen).这里所蕴涵的独见，前无古人，简直是此人纪念碑式的意义。第二个性格特点在于，他的谈话能力简直是独一无二。他不仅是在谈话中吐露其哲学的精髓，他就是活在谈话中。他作为谈话而活着。直至高龄，他对谈话对手也有着准确的映像，他不会忘记他的兴趣和经历。他把握着他说过的话，目光注视着他的听众。这使他成为令人不能忘怀的说话伙伴：他随意地谈论复杂的事情，但他看着他的听众，随时会注意到，他还有什么需要再作说明。他的演讲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对话的特征。

在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棒的教师，通过他言谈的社会性，通过对主题的选择，吸引着具有极高天赋的年轻人。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让他们自由。他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他的哲学不是什么人们所能学到的东西。人们必须与他一起哲学，并且被推动着从他那里，走向其自己的道路。２０世纪没有哪个哲学家像伽达默这样，拥有如此众多、如此独创性的学生。

伽达默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格。他的论题从苏格拉底到保尔 策兰（Paul Celan),从阐释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s)直到健康问题。他拥有最好的方法造诣，这是人们在１９３３年之前的德国，也即在古典哲学中所能获得的东西。这使他获得了超常的优势。他能够轻松地放弃具有考证癖好的宏大活动。他熟知他所谈论的文本。

谈论伽达默的人，不可避免地把他与他的老师海德格联系起来。这种比较通常都有吸引力，但并不总是有利于伽达默。他们之间存在有接近的地方，但这种接近常常被过分夸大。海德格责备欧洲哲学遗忘了存在，而伽达默则把传统赞誉为真理的条件。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生长点：同涅（错字！）反的、对抗的海德格相比，伽达默是亲传统的，简直是古典的。海德格与尼采一起捣毁了欧洲教养的法则，而伽达默明显地在重建它。他与他所思想的“古典作家”一起生活。他不相信，通过本义的建构能找到比对他们的解释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他一再地返回到古典作家，返回到柏拉图，返回到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返回到康德，黑格尔和狄尔泰。

海德格和伽达默，两种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把伽达默的语言与海德格比较：在这里没有毁坏形式的雕凿，没有对语音甚至语源学的过高要求，没有半神学的庆典，没有“预示”（Kuenden),而是探究性的，“被形成的”(gebildete)话语。一切极端的措辞风格，一切对反思的过高要求，伽达默出于社会性的考虑而避免了。伽达默所写的，许多非研究人员也能理解。他开辟了新的媒介。他在报纸上，在广播里，甚至也出现在电视中。他当了４０年的哲学家。１９６０年，《真理与方法》出版，首先只是在专业圈子内受到关注。只有到后来，特别是在海德格１９７６年死后，并同哈贝马斯的论战，伽达默才在所有媒体里说话。当时这是一件新鲜事。为了照顾听众他会讲得特别简单明了。这对于他也造成了超常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在日尔曼语言文学和神学家那里。专业哲学家有时也抱怨过他的这种演讲，因为回避了一切麻烦（Sperrige)和一切焦点（Zugespitzte).但人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感谢他的。

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方式不仅容忍，而且要求对于每次的听众变换主题，同时采取短论的形式。在每个头脑中反思过的东西，又以新的方式使其展现出来，就是靠着这种意识存在的。因此，他并不怀疑短论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出什么是这种反思的精髓：伽达默的哲学导致把真理放到艺术、历史和哲学中去经验，然而，它只在科学方法论的彼岸。在认知真理时，把认知者自己的存在牵扯进去了，并且这一过程与任何科学学科不搭界。所以，把握真理必然要理解我们总是已经存在于其中的传统（Ueberlieferung).不可能真的存在与任何先见(Vorurteilen)无关的理解。但是，这样来挽救先见的名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平静而舒适地让我们自己呆在先见中。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在于要超越先见。只是，我们必须知道，超越先见的过程是有限的和历史的，我们也就决不可能总揽和操纵这一过程的全局。作为理解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牵涉到一个真理生成的事件中（Wahrheitsgeschehen).

有时显得好象伽达默并没有作出什么让人眼睛发亮的成就，把他的思想称作“Hermeneutik”。这个题目早就被用烂了，但今天看起来，似乎伽达默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它的新意。“Hermeneutik”作为普遍的解释学（Auslegenslehre)这一古老的含义已经消失了。伽达默贯彻的是，“Hermeneutik”意味着一种思想，把语言和理解看作是存在和认识的普遍模试。他教导人们，一同思想真正的历史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他坚持把传统看作是对我说过什么的东西。因此，曾经存在的东西并不简单地就是他物。但伽达默也还是只能更简单地为Hermeneitik下定义。他称它为单纯倾听他人（Anderen更多地是指历史传统——译注）意见的能力，他人是能够拥有这种权力的。(Die Faehigkeit,einem Anderen zuzuhoeren in der Meinung,er koenne Recht haben)

这种姿态模模糊糊地把人们从他那里尽可能地引诱到过去。“实证主义”和所有的“验证”似乎“被克服了”，每个独断的输入显得不可避免，因而也是许可的。释义学的这种意识导致了对哲学家，日尔曼学家和神学家历史知识的讨厌的捣毁。

没有人要伽达默为此负责，但他留下了讨论的题材，几十年来他的哲学生活就已经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不只是在德国。这也是伽达默与众不同的优势：他在意大利，在美国，就像在家里一样。他是Neapel的荣誉公民，罗马科学院１９９５年授予他深受崇敬的Filtrinelli 奖。［不过］在法国，他没有同样的成效。这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法国知识界仍然滞留在萨特那里，这是错误的看法。而是在巴黎有富科和德里达，他们陷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拥戴海德格又要走出海德格。

我们不再有经典作家（Klassiker)，伽达默也不曾是经典作家。但是，这也适合于文学。除托马斯 曼和弗兰茨 卡夫卡外，还能把哪些作家看作是经典作家呢？伽达默具有他自己的、人格的和媒体的伟大形象。他的死表现出哲学生活的重大转折。对伽达默的谈话还在继续，这也是承认其伟大并尊敬死者的一种方式。

原文出自Berliner Zeitung—Feuilleton,2002.3.15

伽达默的《真理与方法》

毫无疑问，伽达默是哲学史上迄今为止最长寿的著名哲学家。他生于1900年2月，如果把这一年看作是19世纪最后一年的话，他已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人生历程，现在仍然和我们一起生活着。我们在介绍他的著作之前，先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

伽达默是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著名代表。所谓“解释学”(Hermeneutik),探讨的是，我们的理解是怎样进行的。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时时会遇到理解问题，读书要理解课文，说话要倾听和理解别人的意思，做研究要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因果联系，如此等等。可以说，理解是最常见的事情，但也是最复杂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的古人怎么会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呢？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古人早就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如此难得有深切的感悟，但就是没有人从哲学上来研究到底该如何达到相互的理解。这可能涉及到中西哲人对哲学功能的不同理解有关。西方人最先感到最难理解的东西，倒不是人心，而是《圣经》。《圣经》记载的是“圣言”，即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人没见过上帝，怎么理解上帝的话呢？于是有人就创立了一门“圣经解释学”，专门讨论如何理解圣经的方法。后来，法律文本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而且重大，有时甚至是生死相关，因此，有人就创立了“法律解释学”，专门研讨如何理解法律文本的方法论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训诂学”、“解经学”与此相关，但这些“学科”，都是针对特殊领域、特殊对象的理解“技艺”或“方法”问题，效用非常有限，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到了19世纪，一个与黑格尔同时代、同在柏林大学当教授的伟大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感到问题严重，便致力于从哲学上来探讨一般的理解是怎么进行的问题，他像康德在认识论上追问“认识是何以可能的”的一样，着手追问“理解究竟是怎样可能的”？。他不再探讨局部的特殊学科特殊对象的理解问题，而是探讨一般的理解问题，从而把解释学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变成了一般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关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详细阐述，可参考我的著作〈施莱尔马赫〉，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

伽达默的解释学是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对基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能否解决理解问题的怀疑或拒绝，他要开辟一条新路来解决理解问题。这条新路就是绕过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直接从Dasein的存在论上，看理解是如何对人发生的。这就是伽达默解释学所实现的存在论转向。由于这一转向，解释学不仅成为所有人文科学的基础(因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涉及到对人的理解问题),就连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独霸地位、并一直在排挤哲学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也不得不谦虚地来吸取营养，来“对话”。因此，伽达默的解释学促成了在现代一直对立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接近和融合。可以说，在六十年代〈真理与方法〉问世以来，伽达默就一直处在同各种相同和相异的思潮的对话和碰撞的中心，其地位和影响可想而知。

在进入正题之前，也许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为哲学工作了一个多世纪的人，是怎样走上哲学之路的，难道他天生就是搞哲学的吗？

1.哲学的学徒岁月

没有人天生就是哲学家，成为哲学家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这是伽达默在77岁时写的一本书《哲学的学徒岁月》(philosophische Lehrejahre,Frankfuhrt,Klostermann,1977)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伽达默生于德国马堡(Marburg)的一个教授之家。父亲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因此，他在伽达默孩童时代起，就有意识地培养儿子对科学的兴趣，但不知为何，伽达默感兴趣的，恰恰不是科学，而是文学艺术。这常常令父亲极为不满。虽然如此，父亲也那他没办法。因为德国有个延传至今的好传统，就是父亲不干涉子女们的选择。把权力下放，实际上常常令人不知所措。伽达默中学毕业直至大学的头两年，就是被到底学什么的问题而苦恼。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伽达默个人的苦恼，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令人悲痛和彷徨的时代，谁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该学什么。但一战后德国人的痛苦和后来二战失败后的痛苦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是说，当时，人们还没有在痛苦中绝望，在沉痛地面对失败时，人们在内心还是渴望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正是在这种面临抉择又不知所措时，伽达默投向了哲学的怀抱。

当时有三本书对伽达默的选择起了较大的影响，它们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莱辛的《欧洲与亚洲》和托马斯曼的《不问政治者的看法》。1919年，伽达默从布勒斯劳来到了他的出生地、新康德主义的中心马堡，这为他进一步研究哲学提供了条件。他在这里接受了狄尔泰和特洛尔奇(E.Trolth)历史意识，尤其是狄尔泰建立于生命哲学基础上的解释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从这里慢慢兴起的对方法至上论的拒绝意识开始接受现象学的描述方法。舍勒(Max Scheler)作为马堡的客座教授，也以他的讲座对这里的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当然，伽达默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不减，也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歌尔等人身上汲取养料。三年后，他在那托普(P.Natorp)的指导下，以《柏拉图对话中快乐的本质》(Das Wesen der Lust in den platonischen Dialogen)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尽管有了哲学博士学位，在哲学之路上，他还在期待着在思想上有进一步的援助。但谁能给他这种援助呢？他心目中的大师是胡塞尔和海德格，于是，“1923年，我曾去弗莱堡拜胡塞尔和海德格为师，学习现象学的描述艺术。”(《伽达默全集》，卷二，图宾根，Mohr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虽然他在弗莱堡只呆了几个月时间，但这对他一生都有很深的影响，以至于他后来一直都承认“自己是海德格的学生”。

海德格不仅给予了伽达默现象学的方法，存在论的思路，而且把他真正把他引向古希腊，引向柏拉图，以寻求哲学的新开端。尽管伽达默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柏拉图，而且与现象学也有某种模糊的联系，但真正以现象学的眼光来重新发掘柏拉图，还是在接受了海德格的指教之后。他第一部出版的柏拉图著作题为《柏拉图的辨证伦理学—〈菲利布篇〉的现象学解释》（1931年版），以后还出版过《柏拉图与诗人》，（1934),和《柏拉图的教育国家》（1942）。伽达默成了名副其实的柏拉图专家。他自己也说，柏拉图是他研究得最深的哲学家。(《伽达默全集》，卷二，图宾根，Mohr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489页。)这说明了一个进入哲学的重要方法，就是要深入地研究某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把他的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他的哲学视野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就有可能和大师站在同一高度、甚至比大师更高的高度看问题。有许多哲学家都是通过深入研究柏拉图而成为超越柏拉图的大哲学家，就能说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对柏拉图的一个注脚，如果他说得有点道理的话，那更证明了研究柏拉图的重要。 伽达默88岁时，即1988年在意大利作了许多学术演讲，后来以《哲学的开端》(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为书名出版（Stuttgart,Reclam,1993），伽达默谈到了从柏拉图，古希腊寻求哲学开端的意义，因为那是西方哲学的根，是西方文化的根，无论西方现在多么发达或多么危机四伏，都要在“根”上寻找答案。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根”的努力。这对于我们学习哲学思考难道没有启示吗？

伽达默之研究柏拉图，不仅使他自己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而且在柏拉图那里学会了许多人生的智慧。包括政治的经验。真正的哲学常常与现行的政治处于紧张的关系中，如何处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家自身的生存之道，也事关哲学和政治本身的大问题。苏格拉底被处死，许多哲学家受迫害，海德格的政治悬案，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后，如何研究哲学，这是每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不得不面临的一项紧迫的课题。伽达默清楚地看到，真正的哲学家不可能和时代取得共识，如果一个国家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把哲学争论中的某些理论判定为正确的，那么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将会躲避到别的领域，以逃避政治家和门外汉的检查。而逃避的“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不引人注意”（参阅严平著《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哲学评述》，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在那最残酷、最黑暗的时代，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使他渡过了难关，这与海德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师徒两人的不同经历告诫我们，对于哲人而言，政治这东西是不好顺便参与的。

修成正果，必有显露峥嵘之日。1937年，他终于获得了他已申请10之久的教授头衔，成为马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同时还被哈勒大学聘为古典语言学教授，1939年，有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1945年任哲学系主任，随后担任了两年的大学校长之职。在此期间，由于政务繁忙，只得把空余时间用于诗歌短论的写作，总算满足了自己从小而来的文学爱好。1947年秋，受命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首席教授。1949年，应海德堡大学之邀，接替退休的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教席。在这之后，伽达默真正是10年磨一剑，直至1960才出版了开山之大作《真理与方法》，这时，他已60岁了。对于一般人而言，到了这年纪，考虑的就是即将退休养老，而对于伽达默而言，他作为哲学家的青春才真正开始吐露菁华。自此以后，他文如泉涌，睿智迸发，从容地收获着半个世纪辛勤耕耘的思想果实。他被各种思潮的主将包围，与之对话，与之交锋。他被世界各地的讲坛邀请，不断地讲演和讨论。种种名誉和花环全都拥戴到他身上来了，对于哲学家而言，这些本是多余的奢侈品，在此也无必要一一列举。从1968年至今，伽达默一直是海德堡大学的荣休教授。

2.耐人寻味的书名

表面看来，《真理与方法》是讨论真理问题以及如何获得真理的方法的，如果这样想，一点不会奇怪，因为西方哲学自培根和笛卡尔以来，一直就是定向于认识论中的真理及其方法问题。但是，如果带着这种想法去读这部书，马上就会觉得它文不对题。因为在其洋洋洒洒500(德文)多页的巨著里，人们很难找得到关于“真理”与“方法”之关系的说明，他也根本不去定义什么是方法。如果凭此书到中国来拿文凭，很难说他能获得通过。这一事实，要求我们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的意图。幸好该书有个副标题：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我们从这个副标题便可明白，这本书主要是从哲学解释学的特征重构关于人文科学的真理问题。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要克服近代以来建立于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方法观念。这种方法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常说，要获得正确的认识（真理），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这难道错了吗？在这里，伽达默让我们反思的关键问题，起码有三个：第一，方法真的能保证我们获得真理吗？第二，自然科学方法论独霸一切的局面是合理的吗？第三，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解释学方法论能够为人文科学确立方法论基础吗？当然，伽达默本人对这三个问题都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这样一来，真理与方法这一标题，就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方法不是达到真理的桥梁，相反，真理躲避具有方法的人。方法的合法地位，在伽达默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非常清楚的，他在整部著作里，向我们展示的，似乎就是海德格的本真性生存（在非认识论的意义上，我们应把“真理”理解为“真实性”）和施莱尔马赫及狄尔泰方法概念之间的冲突，以便在科学理性无孔不入的现代，为人的生存性真理赢得合适的地盘。但同时，我们在这里也要防止另一倾向，把伽达默看作像《反对方法》一书的作者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那样，主张怎么都行，完全不要方法的人。德国著名的伽达默解释家孔丁（Jean Grondin)合理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伽达默本人也从他高度评价的科学方法论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Jean Grondin,Einfuehrung zu Gadamer,Tuebingen,Mohr ,2000,p26)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伽达默就有了严重的问题，似乎他对于科学方法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他的原文，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在开篇的《方法问题》这一小节，他详细地分析了“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一“人文学”的同义语在19世纪是如何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榜样”(Vorbild)建立起来的。诚然狄尔泰建立精神科学方法论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科学的排挤和统治，但殊不知，以对立面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东西，看起来与对方似乎因“对立”而“平等”了，实际上却是巧妙地使自己屈服于对方的统治之下，只顾及到方法，而遗忘了“真理”。因此，伽达默要让他的新解释学“绕过”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直接从人文学的传统探究我们存在的真理，这才是最紧迫的问题。他对此充满着希望：“当科学扩张为一种全面的统治，从而导致“存在的遗忘”这种尼采预言过的虚无主义的“宇宙之夜”时，难到我们可以静观黄昏落日的那最后一抹余辉，而不转身去观望红日东升的第一道晨曦吗？”（《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德文版，第XXIII页）。如果狄尔泰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解释学是那黄昏落日的最后余辉的话，那么，红日东升的第一道晨曦，便是作为《真理与方法》“第一部”的“从艺术经验展露真理问题”。

3.从艺术经验展露真理问题

当科学只顾及方法，而遗忘真理时，从审美的艺术经验这里把真理问题突现出来，具有另辟蹊径的独创。因为审美的经验既难以为科学方法所主宰，一般也不以归纳成方法论为目的，它是真正为了生存或“存在”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实际上也受到了科学方法的侵袭。为了避开方法，以展露真理，伽达默不得不首先回顾人文传统对于精神科学的意义。他着重分析了四个人文主义的主导概念。

教养（Bildung)概念源于中世纪，在巴罗克时代得以发扬，最后在赫尔德(Herder)那里获得其基本的规定：人性的不断养成(Emporbildung zur Humanitaet)。有教养，不是说人学到了多少科学知识和方法，而在于人对自己人性的朔造。有教养的人，不是那种天花乱坠地炫耀自己的文化知识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有教养，而是迂腐。95岁的伽达默曾在海德堡 以“什么是今天的普通教养”为题作了一次很好的公开讲演，他援引黑格尔说，“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个乐于承认别人的思想有合理性的人，想反，如果看到某人专横地把某个道听途说来的智慧运用于一切可能的情景，我承认，这是对没教养的人的极好描绘。”（转引自Jean Grondin:Einfuehrung zu Gadamer,Tuebingen,Mohr ,2000,p35-36).通过对教养概念的分析，伽达默意在指明，教养也有一种知识的要求，但它不是自然科学极其方法论模式下的知识，教养的知不在于“多”，而在于“度”，知道知识的限度，知道自己的“无知”。从而对她人的知，对别的学科的知敞开理解的大门。教养的知，也有其普遍性的要求，这种普遍性即是撇开自己的狭隘和自以为是，把自己向人性的提升。这种知也有抽象力，但正如自然科学家赫尔姆荷滋(Helmholtz)所言，它不是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处理的归纳的知，宁可说，是艺术性统觉。伽达默急切地问道，在人文传统的教养概念中难道不存在真理的本己的源泉吗？

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教养作为文化素质的养成，是个体向普遍性 的提升 ，这已多次指向了人的共通感。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把共通感与认识论联系起来，伽达默特别指向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家维科，并通过维科指向古老的修辞学传统，来理解共通感。明显地，共通感不是指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的那种共同的能力，它同时是创造共通性的感性。当然也不是所谓的“第六感官”，“共通”不是“共同”，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在人的感性中存在的与他人、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相互沟通的能力，因此是具体的普遍性。共通感的形成对于生活具有关键的意义。之所以要特别关注共通感，原因在于要指出，人文主义的修辞学传统是在与现代方法论的科学不同的意义上拥有其对认识的真理要求的，正是这一传统在共通感中看出了一切真理的本原。

判断力(Urteilskraft) 。与共通感联系最紧密的概念，是判断力，它在18世纪的德国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事实上，判断力就是把特殊的东西从属于普遍的东西的能力，比如说，这朵花真美，这个人真好，就是判断力得出的评判，这朵花，这个人，都是特殊的东西，而“美”，“好”则是普遍的。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德国人强调“判断力”不是逻辑的判断，因为它所涉及到的像“美”“好”这样的普遍性的原理、原则或规范不是概念性的东西，判断力的“判断”因此也就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分析或综合，演绎或归纳。所以它只是源自“共通感的感性的评判，正如后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反思判断力”那样，它也不是真正的出于概念的逻辑反思，而是按照一种模糊的形式性的合目的性原理来进行的内在评判，因而它是“鉴赏力”。判断力如同鉴赏力一样，是感性的，是人的素养的表现。如同叔本华强调道德是教不会的一样，德国人认为判断力是不可学的。因为它不能从概念来演示如何把普遍性的原则应用于具体的情况。就像学了语法照样不知道如何说话，学了诗歌理论照样不会写诗一样。由于判断力是感性的，它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就只被算作一种低级的精神能力。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还是承认它的作用，认为它是健全的人类理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合理不合理，适宜不适宜，这样的判断，都是判断力的范围。后来，鲍姆嘉滕认识到需要专门建立一门学科来讨论感性认识的完善化，他把这门学科命名为Aesthetik——美学。他把感性认识的完善，就称之为美。尽管康德极力反对把美学说成是Aesthetik，但他在谈论什么是鉴赏力时，几乎是重复了鲍姆嘉滕的话：“完善的感性评判就是鉴赏”（〈伽达默全集〉第一卷，图宾根，2000年版，第37页。下面凡引〈真理与方法〉时，均出于此卷，不再注明，只注页码。）

康德把判断力等同于鉴赏力的结果，就是消除了判断力原有的作为感性认识的知识属性，抹杀了判断力原有的道德评判的功能，总之，“人们能够称之为感性判断能力的一切东西，在康德这里，只剩下审美鉴赏判断了。”（p.39）所以，伽达默紧紧抓住康德这一点不放，“不过，我们还将追问，把共通感的概念变成狭窄的对美的鉴赏判断，对于共通感的真理要求而言说明了什么，康德鉴赏力的主观的先验性，如何影响了科学的自我理解。”（40）。

鉴赏力（Geschmack）。如前所述，鉴赏力本来是个道德的概念，描绘的是真正的人性理想。它作为感性的评判能力，无疑意指了一种认识方式。所谓好的鉴赏力，就是人们能够与自己和私人的偏好拉开距离，因此按其本质而言，它完全不是私人的，而是社会的趣味(Geschmack,既可译为“鉴赏力”，也可译为“趣味”)。与“趣味”联系最为紧密的现象，就是“时尚”(Mode)。所以，在趣味的概念中也包含着，人门在时尚中要保持某种尺度，不能盲目地追随时尚的要求，而要保持自己的判断和风格。这也说明，鉴赏是一种特定的认识方式，或者一种感觉，更好地说，是一种“共通感”，因为它与我们私人的偏好完全无关，并要求人们超越自己的局限。但随着康德美学的自主性要求，鉴赏成为一种单纯的审美趣味，而且，康德一再要求把审美鉴赏同科学认识和道德判断严格区分开来，鉴赏力就完全失去了它的认识要求。在伽达默看来，这人文传统的巨大损失。为了重建人文传统的真理，必须批判康德的美学。

虽然在康德之前鲍姆嘉滕给予了“美学”一个新的名称，但美学在他那里所经历的，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洗礼。新的名称只能被看作是对建立新的美学学科的一种内在的呼唤。响应这种呼唤，康德才真正成为新的学科美学——哲学美学的奠基人。

要确立美学的独立地位，必须证明审美判断的自主性。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是鉴赏判断或趣味判断，当我判断一个对象为美时，不是对象中有一“客观的”的美，像个东西一样被我认识到了，而是对象在我主体的内心唤起了一种“快感”，因此，就美感是在主体内心产生的而言，它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但作为美感的快感，不同于人们说“这酒味道真美呀”，“这菜真是人间美味呀”那种单纯的“口味感”，那是纯粹个人的主观的，它不要求人人同意。但美感的快感，不仅是“我”认为它“美”，而且我能要求人人都能认为它是“美”的。如果在“我”判断对象为美时，得不到普遍的认同，那么，要么是“我”没“品位”，要么是别人没“品位”（鉴赏力）。所以，美的快感，要求具有一种主观的普遍有效性。这种主观的普遍有效性的基础，一是主体之间的共通感，二是对象的合目的性表象。合目的性表象不是通过概念和推理得到的，而是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自由游戏的结果。由于审美判断的这些特点，康德就可以说，它既不是一般的感觉判断，也不是认知判断，更不是道德判断，而只是“纯粹的”鉴赏判断。这就为审美活动开辟了一个独立的领域。

原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