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美术史学者、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范景中

笔录：本报记者 刘悠扬

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可能比较早。原因很简单，我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条件画画了。那时候出身不好，在各方面都轮不上，走上一条至少能够自娱自乐的路，就这样开始在书本中寻找乐趣。

初中一年级，我喜欢填词，对“词乐”感兴趣，主动读书从这时就开始了。那时主要读夏承焘先生的著作，还给他写过信。他在民国年间发表过关于“词乐”的论文，我当时读不到，就建议他结集出版，这已经是１９６５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形势并不好，他回信说自己血压高，医生嘱咐说不要多费脑筋。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懂得老先生们面临的压力，“文革”以后才明白那信多么不合时宜。记得在１９６５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我曾读到夏承焘先生的《诗余论》，“诗余”就是“词”，这个称呼已经对“词”透露出批评的意味，“文革”以后才明白个中意味。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影响终生

初中时主动读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我父亲上学时用过的苏联课本，一直在家里保存着，我读来倒是非常认真。上中学时，我自己想学习和钻研的是诗词，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读哲学。

到了１９７８年上大学，经历了抄家、上山下乡。其间，我在农村的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杨成凯，现在在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我俩认识很早，早在上中学时就因为共同的诗词、版本学爱好结识了。“文革”来了，这些爱好都变得不合时宜，彼此的来往便转向别的话题。他是一个数学天才，我下乡以后，用通信方式跟他学习数学。这个收获，不只是一般的解题收获，而是从数学思想上得到的很大收获。这对我的影响相当大，跟我后来的读书经历也有很大关系。

我下乡的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优势，天津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下在那里。很多人都带着好书，大家互相借阅。我也把抄家时保存下来的书带在身边。《莎士比亚全集》、《古希腊悲剧》等，都是在农村读完的。劳动之余，煤油灯下，我也画过《巴黎圣母院》。我们还经常谈威尼斯的事情，一起做数学题，甚至还对局势发表一些“谬论”。对这些东西，还是很向往，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梦想。

１９７５年前后，我读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本书可以说影响我终生。通过这本书，我把以前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优缺点，看得很清楚了。

在江南，

找到了贡布里希

进入大学以后，我在北师大哲学系基本没有上课，哲学书却没少读，读得也比较偏。那时我在读塔尔斯基，波兰一个数理逻辑学家。１９６３年，商务印书馆就出过塔尔斯基的《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读大学时，我一边读他的书，一边做数理逻辑的习题。另外一个是波普尔的书，他的“三个实践”理论刚介绍进来。在那之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出过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读”，其中有波普尔关于“人性论”的观点，那是第一次接触波普尔。７０年代后期，他的“三个实践”理论通过《哲学研究》杂志被介绍进来，我才开始大量读他的书。

大学时间很短，读了一年就考研究生到了浙江美院。原因很简单，北京诱惑太多。那时西方电影开始在大学里上演，像《根》这样的，觉得安不下心来读书。以前读诗词，对江南的画意一直很向往，再加上下乡在内蒙，在塞北已经生活了八年，于是想去南方的新天地。

去了浙江美院，我在读书上遇到了困惑。一个终生要从事的工作，和过去仅凭兴趣的读书，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我的老师卢鸿基说，艺术的学习主要靠自己。我于是开始摸索一套读美术史的方法，根据要追溯到初中读夏承焘先生时的目录索引法了，读他的著作，同时研究他都读些什么，我很自觉地进入一个版本目录学的读书领域。那时，没有人告诉你美术史该怎么读，该读些什么。循着《牛津艺术指南》这样的工具书，从附录中寻找重合频率最高的书来读。就这样找到了贡布里希，我日后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读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个新的天地打开了。这跟以前看的美术史截然不同。我找到杨成凯，游说他合译《艺术故事》。这是我美术史工作的起点。我心里想着中国美术史，可是从外国美术史入手，想做一个迂回的尝试。后来的读书，我主要是读波普尔和贡布里希，他们也是我的工作。

钱锺书和陈寅恪

的“琐碎”

毕竟是学诗词出身，我对中国的旧学一直念念不忘。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我主要读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陈寅恪。这两个人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钱锺书的《管锥编》一出版，我就开始读了。之前我在５０年代的《文学研究》上读过他的《论通感》，还读过他的《宋代诗人小传》，这实际上是他在《宋诗选》中给每个诗人写的小传。读钱锺书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愉快。

此外，就是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之后，我很少写文章，基本上不敢写书。陈寅恪先生写这书的时候已经目盲了，他引用的文献，能否给出更好的版本？从这个问题入手，我开始陆续为《柳如是别传》做一个补充性附录的工作。后来，我跟我夫人出的两本书，《柳如是集》和《柳如是事辑》，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

有人批评钱锺书太“琐碎”，钱锺书也曾批评陈寅恪“琐碎”。很有意思，这俩人都得到了“琐碎”的评价。我却不这样看。我读钱锺书，他的书确实非常琐碎，可是一旦站开一个距离，会发现这些琐碎的东西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宇宙。我并不认为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他在用他琐碎的知识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结构上，我觉得了不起。读陈寅恪是另一番趣味，当他把无数琐碎的东西组织在一个历史的长卷中时，这些琐碎仍然有它熠熠耀彩的光芒。可是现在的学者欠缺的，恰恰就是琐碎。这让我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如今论道著作不少，论学著作太少。所差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学问。

读书人要给自己

打“警惕针”

我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读了钱锺书的《论通感》还觉得不过瘾，可以读一下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你会发现，贡布里希三言两语把通感说得非常深刻；可是钱锺书在《论通感》中谈到的通感现象，给人的艺术感受的给养，也是别人书中得不到的。所以，读书经常需要克服自己身上过激、偏颇的见解，还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读书人需要给自己打的“警惕针”。

一方面做着西方美术史工作，另一方面读钱锺书和陈寅恪，还有线装古籍，也是我长年不离的。实际上我读书非常杂，但主线就是这三条，像《艺术的故事》，我自己读了不会少于１５遍。我经常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不要赶时髦，读书也如此。

有一个人的书，我是不读的，就是海德格尔。我读不懂，觉得晦涩。其他人的著作，也有许多留下一些印象。有一本书，是两位年轻人写的，克里斯和库尔茨的《艺术家的传奇》。这是研究艺术家绕不开的一本书，论述得又非常广阔。最近，广州美院的邵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翻译出来，作者是美国的克里斯特勒，２０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这本书翻译难度非常大，邵宏给出了一个完整译本，对于国人认识文艺复兴有非常大的帮助。

与其写书，不如译书

在西方美术史领域，很多重要著作尚未翻译进来。中国美术史相对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滞后，但近年来也发生着一些变化，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后。比如对于文人画的研究，广州美院的黄专和深圳画院的严善金享写过一本书，《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把文人画研究的视野、角度给出一些崭新的看法。前两年，中国美院一位博士万木春研究晚明文人李日华，他的博士论文《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水平相当高，这本书也已出版。还有我的博士生董捷，他的博士论文《湖州版画的批评研究》，不论理论还是方法，都是中国版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展，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与西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被介绍到内地有关系。读完陈寅恪之后，我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与其写书，不如译书，读者可能更能受益。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太残缺不全，最好的读书年华都被历史风尘淹没。也因此，我对书籍一直抱着感恩的态度。

我最近还想重读《微积分概念史》，这是上世纪７０年代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翻译的，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事物的连续和分离这对矛盾。当我用分离的语言概念来捕捉连续的绘画时，会遇上很多问题，考虑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微积分概念史》。数学对我的美术史研究影响很大，但只是一个方面。我还经常思考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我认为是人对于艺术的感受力，而这是从诗词和中国山水画来的。

一想到这３０年，最大的感受是学术氛围越来越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安心读书，研究点学问。展望未来，大概３０年以后，我们可能有希望继续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如果说到遗憾，陈寅恪在国外呆了１０年左右，他从不为学位读书，而是为学问、知识去读书，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他是为黄金般的智慧去读书，现在人们读书越来越功利，这恐怕是想起来让人遗憾的事情。

人物简介：

范景中，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生于天津。先后任《美术译丛》和《新美术》主编、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出版社总编等职。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从事美术史、美术史学史、中西美术交流史研究，以译介西方美术史专著著称。矢志不渝地向中国美术界乃至整个学界介绍贡布里希其人其书，意义深远。作为一位贯通中西的学者，他却创作旧体诗，用古文写作，自称最喜欢中国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