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胡适曾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鲁迅是我们的人。”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亲闻此言的海外史学家周策纵专门赋诗，“‘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1]但胡适真的一锤定音了吗？事情似乎远非如此。事实上，当人们梳理、总结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传统时，往往是将鲁迅排除在外的。确实，无论是生存方式，态度气质，还是更重要的立场观点，鲁迅都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相去甚远。本文拟从对一九三三年大学生逃难这一具体事件的不同态度上，管窥鲁迅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

一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本突袭山海关。两天后，山海关失陷。日军兵临热河，平津震动。此时北平各大高校正是学期即将结束，快要放寒假的时候。前线的炮火使正准备归乡的广大学子更加人心惶惶，于是纷纷提前离校，发生了影响一时的大学生逃难事件。

即以清华大学为例。榆关事变后，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并于一月六日上书学校，指出：“平津动摇，人心骚动”，广大同学“爱国有心，避危无术，忧心惶惶”，请求结束学期考试，提前放假。学校一方面拒绝了学生的请求，一方面又规定“学生中如有因故不能参加考试者，可照普通请假手续办理。”于是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于一月七日召开全体大会，决议全体同学，“向学校总请假。”校长梅贻琦为此专门于八日发布告，再次重申学期考试照常进行，对学生全体请假行为提出批评，“我大学学生，为市民之表率，若先自惊扰，则后方秩序必受影响。是何异于为强敌张目。尤有甚者，我国历年积弱，致有今日空前之国难，所恃以为将来复兴之基者，惟在青年不屈不挠之精神，今当事变之来，同学惟以避危无术为虑，瞻望前途，心实痛之，无目的之牺牲可避免，但目下尚非此问题也”，要求学生“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己应作之工作”，不能把赤手空拳作为“优先避难”的口实。[2]清华大学教授会也于九日发表告同学书，对学生进行规劝，其中专门提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希望学生看一下或重新看一下这篇小说，“假如北平并不危险，那你们无所用其张皇，假如北平实在是危险，你们对于这最后的一课又何忍没有稍许的留恋。……，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大学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3]言词颇为恳切。但无论是学校的纪律还是教师的规劝，都未起多大作用，最后留下考试的寥寥无几。当时的《大公报》以《清华学生留校考试者仅三分之一》进行了报道。

大学生纷纷逃难，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北平甚至有几百名市民联名上书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财政部，指责大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以个人生命视如泰山，致人民国家目为草芥”，不顾校规，纷纷逃命，“于是学校走避一空，门庭几可罗雀。”从而要求停发停课期间的教育经费，“移充抗日军需”。[4]反应迟钝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一月底向北平各大高校发出专电，斥责学生“妄自惊扰，败坏校规”，明令各大学“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5]

二

远居上海的鲁迅对北平发生的大学生逃难事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在一周的时间里先后写了《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对此事予以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

先是当时的《涛声》杂志发表了周木斋的一篇文章，对大学生的逃难行为行为提出异议，认为，“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鲁迅看了颇不以为然，专门撰文，明确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对学生的逃难行为表示支持，声言自己是属于“逃难党”的。[6]

首先鲁迅不主张学生赴难，因为学生未经组织，未受训练，“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其次，退一步讲，“不逃难”怎样呢？鲁迅明言，“我也是完全反对。”理由是，“假使敌人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7]前者于大局无补，后者几无可能，因为有去年一二八事变时上海各大学的经历为证，殷鉴不远，难保“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8]总之，赴难是送死，不逃难是等死，所以逃难天经地义，无可指责。

此时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以《独立评论》为依托，形成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聚集。与鲁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独立评论派”的骨干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反对学生逃难。如傅斯年把大学生的逃难与要人的利用职权送家眷南下，失势政客的散布流言等现象相提并论，认为是“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全盘托出了。”他甚至主张依靠政府的力量，把大学生“提来做后方辅助工作，或使其服粗工，不得任其作自援式的逃命。”[9]蒋廷黼认为大学生逃难，罢课等现象，使知识分子脸面丢尽，“我们一面看见敌人在那里用炮用火轰击我们的城池，屠杀我们的同胞，一面又看见离前线五六百里的大学的学生在那里开大会讨论提前放假停止考试及要求学校担保生命安全诸大问题，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境遇，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文人从此没有资格骂武人了呢。”[10]丁文江则在对大学生演讲时指出，在欧美国家，“如果有大学学生要逃难逃考，纵然不被枪毙，至少也被学校革除，家族不容，社会不齿。”他明确说，逃难、避考是“于抗日有妨碍的举动”，所以不应是青年学生所为[11]。

与一般民众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义愤指责学生不同，“独立评论派”反对学生逃难，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如蒋廷黼所说，“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积极的帮助国家，最低限度我们不要为国家之累，后方社会的安宁及人心的镇定与前线的战斗力有莫大的关系。”[12]理工科出身的丁文江更是从火车运输这一具体环节出发，劝阻学生逃难，“逃难的人一多，火车的运输更形拥挤，铁路的秩序更没有法子可以维持。”[13]从积极意义上说，他们反对学生逃难，是要学生稳坐书斋，安心向学，读书救国。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与鲁迅有相同之处，就是都不主张学生赴难（只有傅斯年似乎是个例外）。集中典型表述这种观点的是丁文江当时对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学生的演讲，他后来将演讲合成一篇文章，《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发表在《独立评论》上。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当时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胡适专门针对学生逃难事件发表的文字，但若说主张青年学生读书救国，即所谓“在求学的范围以内做救国的事业”是胡适的一贯立场，应该不算错。早在几年前，胡适就曾说，“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14]就在榆关事变前一年，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还语重心长的奉劝学生，在国家遭受耻辱的时候，要能稳下心来，读书做学问，以图报国。他举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为例，“他在国家蒙受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最终“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15]多年以后，当胡适为好友丁文江作传的时候，花相当篇幅专门介绍了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那篇文章，称赞丁文江“很诚恳的向青年人说了几句许多人不肯说的老实话。”[16]由此可以推断，在学生逃难问题上，胡适也是反对逃难，主张读书救国的。丁文江在《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大学生的责任就是，“他们应该要十二分的努力，彻底的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功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了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功结晶品，发生也有效能的行为。”丁文江对大学生寄予厚望，认为那些“逃考、逃难、以及贴标语、喊口号自欺欺人的学生是少数的，是一时的，”而广大青年学子势必要担负起改造、建设国家的任务。[17]

三

如前所述，鲁迅支持学生逃难，出发点是学生个体生命的安全。这首先体现了鲁迅思想深处一贯秉持的人道主义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使他天然地站到了弱者一方。他在《逃的辩护》一文中，开篇即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18] “进也挨骂”，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遭到政府镇压；“退也挨骂”，自然是指学生逃难后教育部电令的申饬与社会舆论的谴责。在鲁迅看来，政府“不准逃难”的命令当然是政治强权的表现，而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口一词的社会舆论同样构成一种“话语霸权”。逃难学生则完全成了众矢之的下的弱者。鲁迅还一再将大学生逃难与北平文物南迁相提并论，“专车队队前门站”的盛况，更显出“晦气重重大学生”的无助。[19]所以，当自政府到知识分子到市民都在指责学生的时候，唯有鲁迅设身处地的站在了学生一方，强烈的感受到他们“奔跑只自怜”，人命尚且不及古物，即“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的悲哀。[20]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照，对弱小者的深刻同情，确是鲁迅一贯风格的反映。

与鲁迅的关注个体生命相比，自由知识分子反对学生逃难，着眼点是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前途。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不是（至少是一向不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者的鲁迅重视的是个人，而一向被认为重个人、轻群体的自由主义者看重的是国家。这样分析问题可能太拘泥于学理，太教条化。我们不能说鲁迅就不考虑民族、国家（尽管可能与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国家有所不同）的前途；也不能说自由主义者就不关心学生的生命安全。事实上这里牵涉到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问题。当鲁迅说学生应该逃命时，他更想说的是：这个政权是靠不住的。他的《逃的辩护》一文，是对学生逃难的辩护，更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控诉。而当自由主义者说学生应该安心读书时，他们也暗含了一个前提：学生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预设是：这个国家是可以通过读书，通过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来逐步走上富强的。鲁迅在文章中充满激愤的一再提及的，诸如国民党镇压请愿学生，事后却说学生“自行失足落水”；不顾民众性命，忙着抢救古物，“仓惶古董迁”等现象，是在自由主义者的视野之外的；而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铁路交通秩序，社会人心的安定，也不在鲁迅的考虑范围之内。

同样，鲁迅对自由知识分子主张的“读书救国”说也颇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一直将这种劝学生进书斋的做法与政权的镇压学生相提并论。比如他在《逃的辩护》一文中讲述了学生进京请愿遭镇压却无人质问、抗议后，进一步说：“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21]在《论“逃难”与“赴难”》一文中，他说得更加明显，“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22]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23]自由知识分子提倡的“读书”，在鲁迅看来就是对学生的一种奴役教育，是将学生束缚于体制之内，使学生安于奴隶的地位。正是基于此点，他才会在多篇文章中反驳这种劝学生读书的论调。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的逃难学生的遭遇，似乎也暗示了鲁迅这个“无治的个人主义者”立人思想的困境：在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权体制内，自由的个人当然无从立起，但国难当头即各自逃命，脱离体制的人又该如何立起呢？

鲁迅说：“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这并非是专门针对自由知识分子而言的，但若在鲁迅看来，傅斯年，蒋廷黼肯定是责备学生太重的，而丁文江，胡适又是看得学生太高的。鲁迅紧接着又说：“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以后怎样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24]这可能是鲁迅终其一生都在考虑的问题，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注释：

[1] 李慎之．《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书屋》,2001（5）

[2] [3] [4] [5] 《大公报》1933年1月12日、1月14日、1月18日、1月29日。

[6] [7] [22] [24] 鲁迅．《论“逃难”和“赴难”》．《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6、487—488、487、488。

[8] [18] [21] 鲁迅．《逃的辩护》．《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11、11

[9] 傅斯年．《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1933（35）。

[10] [12] 蒋廷黼．《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独立评论》，1933（35）。

[11] [13] [17]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1933（37）。

[14]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2卷39期，1925年9月5日。

[15]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1932（7）。

[16]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2002：193。

[19] 鲁迅．《崇实》．《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

[20] 鲁迅．《学生和玉佛》．《鲁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91。

[23] 王得后等．《人间鲁迅》．《读书》，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