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联合晚报》文艺副刊“夕拾”的主编。他曾笑着自嘲说：“我算什么记者，我不过是编编报屁股罢了!”
他既是我《联合晚报》的同事，又是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时的领导。朋友们有的唤他“老王”，有的叫他“元化同志”，还有喊他“王部长”的，而我一直称他“王先生”。这更因为1943年时，他还是我储能中学的老师。那时，他叫王少华，是学校里最年轻的教师，只二十来岁吧，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有一天，听说他的女朋友要到学校来看他，我们就偷偷地等在那儿张望，果然看到了张可。我们觉得她真美，没有哪个电影女明星比得上她。
王先生教我们《文学概论》，他不但教理论，而且对当时一些名作家和文学名著，如对张爱玲作品和美国小说《飘》等，都加以评析，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欣赏水平。他讲一口好听的北京话，而我们这个学校原本是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学生都是宁波人，讲一口硬梆梆的宁波话，我们很想学北京话，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二十四头石狮子”几个字，教我们读，我们读来读去也读不准，课堂上一片吱吱声，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他还为我们导演过罗曼·罗兰的话剧《爱与死的决斗》，对了几次台词后，他忽然无影无踪，不要说是导演，连学校也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储能中学是地下党办的，教师中有许多都是地下党员，日本宪兵队注意到了这所学校，有的教师已经被逮捕了，王先生只能立即离校。
我自以为对他比较熟悉的，孰知谈起他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一段生活，他却说，他当年是被迫进《联合晚报》的。我对此竟一无所知。
王先生以前从来没同我们谈起过那一段不太愉快的往事。原来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地下文委宣传组负责文艺工作时，因为在杂志上用函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舅爷爷》的短篇小说，就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他与胡风的联系更被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个别谈话不够，还发动党员群众整他。可是《舅爷爷》把一个质朴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之间的感情写得细致入微，是一篇优秀小说，文章一发表，就受到几位作家的注意，魏金枝撰文介绍，以群在《文哨》上加以推荐，师陀主持的苏联电台文艺节目中也全文播送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冯亦代还在文章里对《舅爷爷》推崇备至。其实，这些作家当时他都认识的，但他们从来也不知道函雨原来就是王元化。至于与胡风联系问题，更是没来由的罪名。年少气盛的王先生当然大不以为然，他据理力争，而结果是靠边站。既然在文艺圈落荒，不如去新闻界栖身，他是不得已才提出进《联合晚报》工作的。“这是我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讲得很风趣。一开始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句反话，但细细玩味，觉得其中奥妙无穷，因为显然讲自己光彩，就意味着别人不光彩，而王先生是决不愿意去触他那位老上级的心境的。幸亏事隔几十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上级，连当年曾经领导过王先生这么一个事实也淡忘了。“年迈了，很容易忘记。”王先生体谅地说，“所以，我现在也不写回忆录。”
就这样，他接替姚溱，担任了“夕拾”的主编。初进报界，对编辑程序可说是一窍不通，姚溱不仅坐在他的身边，帮着他编了一个星期，而且在知道他经济困难后，把整个月的工资全都给了他。谈起姚溱这位新来的文委书记对他的帮助，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当时的报纸，副刊版面天天有，编辑是唱独脚戏。缺稿是常有的事。一个时期里，姚溱天天问他版面情况，缺多少，姚溱就补多少，王先生说他真佩服姚溱有这样的本领。
其实，他后来也有了这套本领了。我记得在《联合晚报》不大的编辑室里，总编辑、总主笔、各版编辑、采访主任、资料员、校对、会计……近二十来人济济一堂。长途电话叫喊声、记者说话声、报纸撕裂声、算盘滴嗒声……乱哄哄好不热闹。而王先生总是弓着背坐在那里，默默地写着什么，“夕拾”上一篇篇锋利的杂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确实，我后来也能缺多少补多少了。”他说，“《丑》就是我听记者在讲美国兵杀害三轮车夫臧大咬子案件中，检察官怎样威胁证人的事而马上写出来的，新闻工作使我能够了解时代，可以直接对现实发言，很有意思。我很喜欢新闻工作。”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丑》出于谁的手笔。因为他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痛斥奴颜婢膝的检察官是“走狗的走狗”，实在精彩。读时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大家都说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纷纷猜测作者是谁，而王先生笑而不答。孰知过不了几天，王先生不见了，“夕拾”主编一下又变成了冯亦代。我正心中纳闷，又风闻《丑》惹下了祸事，这位检察官恼羞成怒，刺探到《丑》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主编自己，决定对《联合晚报》提出起诉。这场风波后来靠摆两桌酒席请全体检察官，由三个舞女作陪，才算不了了之。而王先生却从此结束了报纸生涯。
王先生从事新闻工作是被迫的，研究《文心雕龙》当然更是被迫的了：被胡风问题牵连上了以后，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只能当一辈子的运动对象、批判靶子了。连批判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艺，也非要把他捆绑在一起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干什么？洋的不行，今的更不行，他只好让自己沉到故纸堆里去。
他之选择《文心雕龙》，是因为对刘勰的这本名著，他既学过，也教过。我原以为他是在大学里学的，哪里知道，在大学里，他念的是经济系!我颇有点吃惊，因为我知道他连出差的时候，也要把钱包丢给别人代管了事，他实在最不擅长经济之道。原来他在大学念书不过是挂名而已，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地下工作上。
他并不喜欢经济，一直热衷于文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常常用方典、洛蚀文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艺理论和短篇小说等，他当大学教授的父亲见他喜爱文学，便专门请了清华大学汪鸾翔先生在家里教他《文心雕龙》，这使他对《文心雕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王先生在研究刘勰的创作论时，不仅贯穿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采取了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大大地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也为《文心雕龙》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1962年，我在文艺刊物上看到他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真是又惊又喜。在那极左思潮当道的日子里，一个被打入黑籍的作家，竟能以他自己的名字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他的研究没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决不会被刊出的，而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赏识他的权威人物的支持，任何一个刊物的编辑也是不敢刊用的。果然，权威人物是有的，他就是周扬，是他认识到《<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价值，就把其中两篇交下去发表了。这给了王先生极大的鼓励。
我以为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里所写的“得到一些至今使我感念不已的默默支持”，大约就是指周扬了，而他却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来。那信写道：“大作数篇均诵，所论甚有新见，颇佩，拟推荐此数文发表在全国性的杂志上……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思《<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信后署名是郭绍虞，时间是1962年6月。可见当时支持他的，不仅周扬一人，还有郭绍虞、夏衍、张光年等。而1962年，正是许多人见着他退避三舍的年代，这就是他对那些默默的支持，为什么始终感念不忘的原因了。
但《<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书稿还是随着作家的命运而历尽坎坷。“文化大革命”中的被抄，稿件在仓库里沉睡十年，险些化为尘土。到了“四人帮”粉碎，应该可以重见天日了吧。可是当他重新加以整理，拿去在一家理论刊物上发表时，却又连遭批判，有些责难更是上纲上线，穿靴戴帽，以势压人。究其原因，不过是以政治划线的积习未除。当时他既然还没有得到平反，自然在学术上也得不到公正评价了。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我很诧异，王先生提到的那些文艺理论家我都是认识的，而且在编纂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他和他们的亲密无间的合作。
“是的，那是以后的事，胡风问题平反了，而他们的观点也在变，这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平静地说。
真是一点也没想到，在他们这些好朋友之间，还曾有过那么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认识王先生65年，却有着那么多不知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