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都将1945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分为两个阶段加以研究，其分界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他们着重于研究和分析两个阶段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其实认真加以分析便不难看出，这十年的中国外交政策确实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主要是指中国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中国外交的这种“内向性”自19世纪中叶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只是在不同时期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1]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如何影响和塑造1945年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主要是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10月以后中共则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主角，因此本文将以中共对外政策的发展作为论述的主要线索。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并不是只有“内向性”，文中所研究的一些个案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其他特点，不过它们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国共斗争与战后初期的中国外交（1945年8月至1946年内战爆发）。
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为国共两党提供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和外交等领域进行全面竞争的大舞台。从后来历史的进程看，国共竞争的最后结果取决于谁能完成自己内部力量的整合、形成有效的机制和得到国内更广泛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国民党显然是失败者。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在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上发表的政治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蒋介石在他的报告中称，外交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首要成就，“开百年来历史之新页，值得向大会报告者，厥为外交”。[2]毛泽东正相反，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共的成就是党的团结和党的力量的发展，即120万党员，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3]做这样的比较不仅因为其中包含着导致国民党失败和中共胜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为了揭示战后中国外交的走向和基础将要发生的变化，即国民党那种缺乏国内政治稳定和统一、单凭纵横技巧的外交，将被共产党以内部团结统一和以实力为依托的外交所取代。当然，中共也同样熟谙纵横之术，并且同样热中于使用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并非无稽之谈。他的致命错误在于他相信可以依赖于外交上的有限成就，以其作为国内斗争的主要资本。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成就在战争结束初期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是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第三是通过在越南受降和获权可在日本驻军，有可能在周边地区多少恢复一些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比较，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从国共斗争的角度看，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外交方面也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统一中国的愿望既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赞成。这些使蒋介石相信，依靠外交手段争取外部支持，足以战胜中共，即使在国内越来越缺乏政治支持，也无大碍。
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基本方针是将立足点放在组织自己的力量之上，尽管它从未放弃任何机会从国外争取支持和援助。这同中共自己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它与美国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关系濒临破裂，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冷淡，与亚洲其他国家更谈不上来往。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也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它不仅削弱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且使中共不再关注那些与自己重要利益无关的外部事务。[4] 与国民党相比，外交可以说是中共的最薄弱环节。
抗战结束时的东亚国际局势的确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反应是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8月13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有美国人的帮助，中共则没有得到外国的援助，至于将来如何，他未作任何预言，只是强调中共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5]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不只是担心当时的国际形势给中共造成的客观困难，而且特别担心它会给中共党内带来失败情绪。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了种种困难后强调，“决定性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6]
10月中旬苏联军队保证在东北向中共提供援助，使中共领导人倍受鼓舞。10月下旬他们一度下定决心，依靠苏军的支持，“掌握全东北”。[7]然而，就在大批中共军队星夜兼程赶赴东北之时，苏联突然改变政策，要求中共撤出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并拒绝向中共军队移交日军武器。[8]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党在东北的发展战略，相继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示东北中共军队远离中心城市，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和发动群众。[9]这一决定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它表明中共从依靠外部支持重新转向将发展自己的力量作为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基础。
12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布新的对华政策以后，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开始调整对美政策。这同当时国共军事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有直接关系。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之所以对于国共两党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有必要调整各自在国内斗争中的战略。换句话说，这时国共两党调整对美政策，是因为它们有利用美国的客观需要。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过高估计了外部力量——主要是美国——干预和影响中国内部事务的愿望和能力。[10]这是它们在马歇尔调处初期分别精心设计各自的对美政策的主要原因。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发表前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国的意图。他们认为，美国不会中断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当前的政策调整不过是为了应付美国内政治的需要，故国民党有必要暂时配合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内部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在国际上改善自己的形象。[11]马歇尔开始调处国共冲突后，蒋介石费尽心机地一步步将马歇尔拖下水。当他终于断定，即使诉诸武力美国也不会抛弃他以后，便走上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道路。
中共的政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共领导人过高估计美国干预的愿望和能力，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国共斗争是美苏矛盾在中国的反映。[12]实际上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弄清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蒋介石和左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显然高估了美国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能力，他们一度认为，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是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关键因素。1946年初，毛泽东甚至公开声明，中国出现和平民主，其最初“推动的力量”来自国际上的美苏妥协，马歇尔对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其功殊不可没”。[13]
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人很快地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外部力量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的影响。从1946年4月到11月，中共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内容是，中共领导人断定，国际上的美苏斗争不会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美国是“纸老虎”，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所以中共中央将主要根据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革命战略，通过战争夺取政权。[14]
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对此后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关键性的。抗战结束后不久，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实质都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外部力量。中共领导人不同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外部力量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愿望和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中共依靠发展自己的力量便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当中共领导人终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时，这种意识自然要渗透到他们的外交决策中。
（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1948—1949）。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中共中央大致是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上议事日程。从会议发言的情况看，中共领导人主要考虑的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并首次提出了“不承认”的原则，即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唆使某些右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美国将来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从内部破坏。因此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脚跟了，再谈承认问题。对帝国主义现在是要打倒，而不是承认。[15]根据毛泽东的发言，会议发表的决议专门指出，美国有可能“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的政策，对此必须保持警惕。[16] 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不承认”方针固定下来并具体化了。>[17]此后不久，毛泽东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不承认”原则。
上述情况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规划新中国对外政策时，首先强调的是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其二是为什么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几乎立刻确定了“不承认”原则？其原因显然包括要解决中共面临的国内形势和中共队伍内部的问题。
从中共内部的情况看，中共中央提出“不承认”原则是针对党内“恐美”思想的。自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即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8]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主要就是针对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状况的。[19]当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在党内特别指出，害怕美国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人多年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遭受失败，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苏联也有此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和美国纸烟等等，看不起伟大的现实，根源就在于“战争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20]
到1949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需要肃清中共党内和革命队伍存在“恐美”思想。他在1月会议期间表示，“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对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21]从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沈阳市市长朱其文回访美英法等驻沈阳领事馆一事中即可看出，这时中共领导人对精神解放的重视和追求。[22]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怕美国人，轻视美国人，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23]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在中共内部肃清美国的影响，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中的“第三种力量”。所谓“第三种力量”，其构成极其复杂，政治主张也是五花八门的。但他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普遍存在亲美倾向，而美国对这些人的好感和希望，也是不加掩饰的。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始终极为敏感和警惕，当然也极其反感。
中共中央早在1947 年10月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便开始批评“第三种力量”，提醒全党要警惕那些政治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在国统区搞“反蒋运动”，与中共争夺领导权。[24]此后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此类警告，直到制订外交政策的关键阶段，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在中国内部，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依靠美国苟延残喘外，还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美国的支持浑水摸鱼，当然也有一些“善良的人”被认为对美国的“善意”抱有幻想，而这种幻想会使他们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25]
上述背景使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一份秘密报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份报告说，一个被认为与马歇尔和美国务院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如何在新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承认新政权的条件就是新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青岛驻军。中共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可想而知，粉碎美国此类阴谋一度成为他们相当关注的问题。[26] 如果考虑这一时期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以及中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仍在企图利用美国的干预，便不难理解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保持警惕的理由和程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确定了“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27]
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另一项重要原则是“一边倒”。在美苏对峙的国际格局中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认识。正如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所说的：“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28]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将是否站在苏联阵营一边，称为“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29]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不能想象中共中央还会作出与此背道而驰的决定。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赋予形成时期的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的问题是，“一边倒”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否包含着现实的考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现实考虑是什么？
从历史的脉络看，“一边倒”的确有一个从指导原则到现实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向性”逐步渗透近来。其实在1948年夏处理苏南冲突问题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便表现出将对外关系问题“内向化”的强烈特色，即使对外关系问题转为国内政治斗争或党内工作的需要服务。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有关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示更象是一种表态，在中共党内却将这种批判“联系实际”，彻底变成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加强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反铁托斗争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30]
促使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要与苏联结盟的关键性事件，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访问西柏坡。这次秘密访问对协调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力图与苏联达成谅解的，绝大部分是中共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建设规划、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国的政治统一问题，等等。[31]很难想象，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共中央的主要的国内政策，毛泽东还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兴冲冲地宣布，中共“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32]
在解放军渡江前后，中共对外政策一度出现波动，其主要表现是在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现有的资料表明，出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中央自1月起不断得到来自美国方面希望进行接触的信息。解放军渡江前夕，中共中央从陈明枢将军处得知，美国方面一直在寻找与中共接触的途径，司徒雷登甚至亲赴上海与陈铭枢会谈有关事宜。[33]其次是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应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斯大林在4月间甚至向毛泽东建议，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4]
中共中央的确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一方面在内部“吹风”，另一方面指示黄华以南京军管会代表的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甚至向后者发出了访问北京的邀请。[35]然而中共中央终于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它于6月30日告诉中共南京市委：“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36]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原则。
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是导致中共对美政策停止摆动的关键因素。就在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更为灵活地处理对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会谈中，已经系统地阐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所有主要观点。[37]在6月14至19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一些民主人士明显表现出不完全赞成中共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这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更明确地阐述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以便克服一些党外政治势力的动摇与混乱。[38]司徒雷登这期间在与黄华的接触中，再次提出中共应“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未来的新政府，非如此美国便不会承认新中国。[39]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保持革命阵营内部的统一，必然会放弃同美国的接触。
中共党内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也是影响中共中央决策的重要因素。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广泛的反美教育，极大地削弱了中共党内原本存在的“恐美”情绪，代之而起的是爱国主义的万丈豪情。仅以朱德分别于1947年12 月和1948年5月对华北中共军队高级干部的两次谈话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内情绪的巨大变化。在1947年12月的谈话中，与会者的提问主要是美国会不会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以及反帝革命运动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40]在1948年5月14日的谈话中，与会者的问题则包括，如果蒋介石和四大家族跑到美国去，是否可以从美国追回来审判。朱德回答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说在美国人民起来革命时“可能捉到”。[41]
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问题和搜查南京司徒雷登住宅两大事件中，中下层干部和战士中表现出强烈反美情绪。以搜查司徒雷登住宅为例，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队的严厉批评和采取的措施，曾引起下层干部和士兵对所谓“政策灵活性”的明显不满。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35军下级干部和战士自称“就是灵活不起来”，除非中央“规定死一些”。[42]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纠正有关部队的过激行动，总的说来仍然是策略层次上的，党内和军内的爱国情绪与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状态是一致的，它只会推动中共政策沿着强硬的路线发展。
众所周知，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对新中国外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里要强调的是，刘少奇通过访苏，将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注入了中苏关系。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充分证明，刘少奇促使苏联领导人保证，支持中共中央有关建国的所有重要政策，并为中共完成国家统一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财政、技术和军事援助。中共付出的代价是保证在国际事务中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这种代价至少当时被中共领导人认为是支付得起的。[43]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同样影响到新政权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在此之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曾经一般性地阐述了战后对亚洲国家的政策，但中共当时的非执政党地位和抗战结束后内战很快爆发，使中共中央几乎无暇顾及亚洲国家。[44]实际上直到中共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过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真正引起中共中央考虑其对亚洲国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在濒临最后失败时，徒劳地企图在亚洲建立所谓的“太平洋反共公约联盟”。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已经放弃了扩大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切可能的努力，从越南撤回军队，放弃在日本驻军的机会，接受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集中力量战胜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夏季，蒋介石突然开始拉拢一些亚洲国家，自然引起中共的警惕和反对，并对菲律宾、日本、南朝鲜等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严厉的谴责。[45]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提出的政策原则中，除北朝鲜，其他亚洲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46]即使这些国家要同新中国发展关系，也必须首先“断绝与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47]
总而言之，到1949年夏季，未来中国外交的“内向性”已经相当明显地显露出来，并且已经渗透到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的政策中。
（三）“内向”与“外张”的抉择：（1950年中苏结盟至1955年）。
如上所述，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中央在考虑和制订对外政策时，一直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内向性”自然成为形成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新中国外交开始受到一种“外张力”的牵引。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国际事务的关注和干预。它部分地来自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48] 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年中苏结盟到1954年中国外交的发展是“内向”受到“外张”牵引和抵制“外张”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行动是与苏联结盟。中共领导人最初显然主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胜利后面临的问题。确切地说，是中国革命胜利后恢复国民经济、保持政局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完成国家统一等等内在的需要，推动新中国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毛泽东在12月16日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 他实际上提出了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主要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49]
毛泽东很可能是逐渐地弄明白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的。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双方便谈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米高扬曾表示，苏联承认那是不平等条约，但他没有表明苏联准备如何处理它。[50]
很有可能是估计到了在处理中苏条约问题上会碰到困难，中共领导人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便开始向党外人士暗示，中苏条约有可能要保留。[51]刘少奇在7月访问莫斯科期间，试探性地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点办法，即1，保持原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的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现状。他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东北搬走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强烈的不满，虽然中共一直在尽力说服他们。斯大林当时的态度并不明朗。[52]
斯大林在12月16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明确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修改条约将会触及雅尔塔协议，从而引起美英要求改变有关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尽管毛泽东表示，在旅顺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维持原有的规定，斯大林仍然无意改变他的决定。[53]根据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日晚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苏联才同意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毛泽东当时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共解决在国内面临的困难。在第二天给中共中央的另一份电报中，毛泽东对新条约的内容作了相当保守的估计，即在旅顺问题上可能会有部分改变，而防止日本侵略和外蒙古独立“仍为新条约的基本精神”。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之前是否讨论和如何讨论签订新条约问题的。从毛泽东的电报所透露出来的态度看，中共领导人对新条约的内容及其可能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行前，要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说服工作。[54]
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以前，毛泽东仍然在努力说服苏联方面，争取在签订的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一再强调了“中国人民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条约不满”。[55]显然，毛泽东一直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要求苏联妥协的重要理由。从当时中共所面临的困难看，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国内政治情况并非真的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以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有关新条约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他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展现了远比毛泽东要顽强的立场，以致苏联代表时时“感到惊讶”，甚至质问周恩来，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56]看来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很有可能宁愿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争取更有利的结果。如果这种设想成立的话，就需要探讨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及其他们对中共中央决策所造成的影响。
无论如何毛泽东还是达到了目的。他回到北京后告诉他的同事们：“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建设”。[57]4月间，中共领导人正式决定将550万人民解放军官兵裁减至400万，以便尽量减少军事开支。[58]尽管当时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海解放台湾，并肩负着进军西藏和肃清土匪的任务，毛泽东仍然宣布：“战争这一关我们已经基本上通过”。[59]6月6日到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看来中国领导人确实相信，由于中苏结盟，他们已经可以专心于恢复经济和清除国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苏同盟没有完全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愿望，发挥确保中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作用，反而成为将新中国拖入一场与美国的战争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是关键因素。
本节的开始部分已经指出，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中存在着一种与“内向性”相抵触的“外张力”，即一种产生于革命运动本身的向外扩展革命影响的冲动力。1950年3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冲动力。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60]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北朝鲜和越南共产党提供帮助，包括于1950年1月开始允许解放军中的朝鲜籍战士返回北朝鲜和于4月开始向越共提供军事物资和派遣军事顾问。不过也仅此而已，中国领导人选择的这些援助方式和援助规模，根本无碍于新中国的国内议程。进一步说，这种程度的“外张力”本身尚不足以推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
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新中国对外政策中“内向”与“外张”的冲突。毛泽东在几乎是同时接到金日城的请求和斯大林的建议后，差不多立刻便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而后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61]
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的确促使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一点，应可以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直接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62]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一些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当时对中共高层的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实际上中国决策的矛盾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高层领导中不赞成出兵的理由非常明显，就是必须优先考虑国内问题；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对出兵朝鲜颇有些神往的毛泽东本人，其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担忧，即担心战争出现不利局面后，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内部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尽管有可能他相信，那种局面对于中共并非是不可收拾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斯大林的压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施加的压力的确是有针对性的。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声称美国并没有作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如果中国拒不介入，它“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63]斯大林关于美国没有甚么了不起的豪言壮语虚伪地让人恶心，因为这时他决心已定，宁可放弃北朝鲜，也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上述电报对中国决策的影响不得而知，不过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与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
在10月11日与周恩来和林彪的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如果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的严重威胁，并危及东北的经济发展。斯大林发出的最致命的威胁是，一旦北朝鲜失陷，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城流亡政府的庇护所。[64]结果将是中国因此而完全被动地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而且有可能是长期的冲突，东北则将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
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实，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13日以前已经了解了斯大林的这些见解。毛泽东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拒绝出兵将给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他指出“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65]他在同一天转告斯大林，中国需要以贷款方式从苏联得到武器装备，“不动用1951年的预算”，以便“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66]显然，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基于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这样也可以减少国内的阻力。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能够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会严重地损害国民经济。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的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67]
从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的“内向”趋势。不仅如此，中国军队参战后，中国领导人从未放松在国内巩固政权的工作，相继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等等，而抗美援朝则成了强化国家机器和推动政治运动的重要契机。不过抗美援朝对于巩固政权的作用也仅此而已了。
就在朝鲜战场形成僵局之时，中国领导人在1952年秋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宣布过渡阶段结束和新的建设时期即将到来。这时他们肯定感到朝鲜战争给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困难。 中共中央原准备在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夏访苏时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高出14个百分点；1951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52%，绝对数字大大高于上一年。[68]当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从朝鲜战争脱身。差不多从这时起，一项新的对外政策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从1952年开始酝酿、在1954年间基本形成的新的对外政策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它的经典概括。它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即中共中央认为，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期已经到来，为此需要构造和长时期地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目前公布的资料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没有清晰地勾画出这项政策形成的过程，但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即至少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政策层面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尽管他们有可能在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和趋势上认识不尽相同。指出后一点对解释19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重要的目标——“扩大和平中立的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在中国的周边地区。[69]它是导致1953年夏中国接受朝鲜停战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关键背景。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其殖民利益的企图，而且不赞成苏联僵硬的谈判立场，并说服越南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越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70]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理与盟国关系政策中，明显地展现出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即绝不再被盟友拖到另一场与美国的战争中。
与结束周边地区战争的同时，中国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为了改善与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相继提出了解决与邻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以及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的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展，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达到了最高潮。至此，由于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内向性”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基本上固定下来了。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1945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的确存在连续性，而“内向性”则是这种连续性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内容。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内向性”源于中国近代百年来的外交历史，它既没有因为当时的政权更迭而中断，也不会因为后来领导人的变动而消逝。它在1945至1955这十年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1）有关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和态度，是决定中国人判定这些国家是敌是友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基于这种判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或敌或友的关系。
（2）对有关国家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愿望的估计，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本文涉及的10年里，中共领导人曾一再高估有关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愿望和能力。这种现象能否说明“高估”是一种倾向，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3）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到政党或政治力量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在国内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一项重要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巨大影响力和推动力恰恰表现在在这一时期外交政策更趋于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国民中，都更容易达成对政策的共识。
注释：
[1] 徐昕先生对晚清外交的论述和章百家先生对20世纪中国外交的宏观考察均涉及到这一命题。可参阅徐昕：《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和章百家：《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两文均收录于袁明主编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2] 《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总报告》，1945年6月，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校内用书），1987年版，第727页。
[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4]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操心得太多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63页。
[5] 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四卷第1132页。
[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98页。
[7]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15册第364—366页。
[8]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满洲不准作战》，1945年11月20日。
[9]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448、460页。
[10] 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中国的情况同希腊一样，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页。
[11]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美总统促马歇尔将军速来华电》，1945年11月29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美总统指示马歇尔特使调停方针等事电》，1945年12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上册第42、61页。《国民党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5年12月23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5/6.0453.2100。
[12]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13]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 1946年1月3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第120页。毛泽东：《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讲话》，1946年2月9日《新华日报》。
[14]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441页。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7页。
[16] 《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8页。
[17]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5——47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 页。另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1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8，530页。
[20] 《陈毅传达毛主席12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6512/2.5。
[2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7页。
[22] 中共中央的批评见《关于沈阳旧领事馆交出电台问题》，1948年11月18日。事件过程可参阅《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23] 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陈毅传达毛主席12月中央会议谈话》。
[24]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2-579页。
[25]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2月30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74页；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52-155页。
[26] 毛泽东：《对〈雷文和摘要〉的批语》，1948年12 月4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47页；《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52-155页。
[2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日。
[29]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30] 《中央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年8月14日。
[31] Andrie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2, 1995.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页。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8页。
[33] 《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111页。
[34]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seen in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
[35]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版，上卷第321页。
[36] 《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1949年6月30日。
[37]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52——155页。
[38]《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同上页 。
[39]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40] 《朱总司令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
[41] 《朱总司令在华东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四次讲话》，1948年5——6月。
[42]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处置一切外交事务须事先报告请示的指示》，1949年4月26日；《邓小平同志关于渡江前后的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5月10日。
[43]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1册。该文件的注释中附录了中共代表团7月1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介绍了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见第22——28页。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No.4, 1996, pp. 65-86.
[4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6页。
[45] 《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和远东人民的新阴谋》，1949年7月17日《新华社电讯稿》。
[4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页。
[47]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48]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4——37页。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30——135页。
[49]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50] Andrei Ledovsky, “ Mikoyan’s Secrete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 2, 1995.
[51]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0版，上卷第321页。
[52]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53]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54] 毛泽东：《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1950年1月2，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版，第120-122页。
[55]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1950年1月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10页。
[56]《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20—24页。
[57] 毛泽东：《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1950年4月11日；《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制止的》，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135页。
[58] 刘随清：《试论建国以来军队精简整编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42页。
[59]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5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下卷第245页。
[61] 毛泽东：《关于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9—140页。
[62]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10月3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军事科学院1996出版，第97—98页。
[63] 《冯西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城的信》，1950年10月8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第100—101页。
[64]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The Cold War in Asia,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5/1996).
[65] 毛泽东：《我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44页。
[66] 《罗申关于毛泽东决定出兵等问题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10月13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03页。
[67] 参阅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8—33页。
[6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290页。
[69] 关于这两项目标可参阅谢黎：《简论周恩来对欧洲资本主义地带的外交战略思想》， 裴坚章遍：《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版，第243-244页。
[70] 有关情况可参阅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七章《日内瓦会议》。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