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modernity）是在当前学术界讨论非常热烈的、极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对现代性的理解也众说纷纭；它是一个开启于启蒙时代的文化观念，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本文仅从工具理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内涵、意义及由之引起的思考。
一、 启蒙的现代性话语
当前，虽然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对现代性的理解分歧都比较大，但在哲学或伦理学的领域，对现代性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认为现代性的价值观是对西方传统的希腊文明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的反叛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断裂或断层。有学者称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一种无根基的“浮城”。由于当前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等等使人们对现代性价值观的合理性产生了置疑，所以，现代性价值观由人们曾怀有的坚定的文化信念转变成当前的褒贬不一、危机四伏的观念。一些人认为，现代性之所以产生合法性危机，其缘由就在于背离传统而失去了一种“深度文化”的制约，其解决方案为：只有通过回归传统才能彻底缓解现代危机。另一些人认为，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在于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藩篱，人类不但必须摆脱前现代的传统观念，还要彻底脱离现代性价值观，将一切传统消解掉而走向后现代，这就是否定一切的后现代主义。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对现代性价值持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认为现代性价值仍有自身内在的创生性，它仍是一项尚为完成的谋划。
总的来看，这些关于现代性的思考所产生的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异质性，才能在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上达成基本的或最起码的共识，才能对如何解决现代性危机展开充分的辨析和讨论。在笔者看来，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即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时代优越于过去的，是对现代的一种价值确认；但这种理解不会把现代性这一概念绝对化，而是把它看作相对的；也就是说，现代性自身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处于传统与未来的历史性的相互关联中。马克思思想就是持这种现代性观念，他不反对现代的自由与民主理念，认为这是优于传统专制主义的现代民主形式。但他并不认为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得到彻底实现，而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传统，认为现代性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谋划。另一种理解是“狭义的现代性”，即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文化观念。这种理解认为，应该一劳永逸地摆脱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束缚，相信科学技术、社会进化、历史传统的现时态的终结以及现在的瞬间永恒化。这种现代性观念就是在现代社会中被现代人所珍惜的、在当前占主导性地位或意识形态霸权的种种价值目标，如“工业化、都市化、技术化、官僚化、科学主义、工具主义、世俗化、平等主义以及唯物主义” 等等。
在时间观念上，这两者的区别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严格说来，广义的现代性是以未来的时间为价值导向的，一切都处于生成和运动中，任何瞬间都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历史本身就是无限的。而狭义的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文化状态，把瞬间的现在或现时态作为历史的终极圭臬，把当下状况加以绝对化而使历史现实趋于永恒。简单地说，这种现代性就是把那种短暂、易失、偶然的东西当成永恒和不变的，从时尚的事物中抽取出永恒的持久。这样，普遍、永恒与绝对不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提升与展现，不是与现实相对的“应然”的理想状态，而是人在即时享乐中就可以感受到的瞬间体验，即便它最终成为了“泡影”而破裂，人也不得不如此。这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悖论。在西方传统社会中，上帝成为人们的信仰而处于永恒的“不在场”状态，它是超验的终极实在，也是人们栖息的“精神家园”，对缓解人们世俗生活的过分膨胀起到了巨大的缓冲作用；在其中，人的贪欲得到了抑制、情感得到了升华。然而，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把上帝的属性完全附着在“存在者”上，金钱和权力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宰，其结果是，无论在物质追求还是在精神生活上，人们都无法获得满足，人们只有在不停地、无限制地去追逐物质利益和享受商品的快感中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才能有“家”的感觉。鲍曼说：“现代文化也有一种独特的悲剧特征：文化只有在漂泊中才真正地觉得是在家中。” 其原因就在于，现代人放弃了对普遍、永恒与绝对的形上追求，而只关注形下的“器物”层面，失去了前者的“关照”，现代人就处于“无家可归”状态，只能在漂泊中不断追逐新鲜感和刺激来获得瞬间的永恒。
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制约，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文化观念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在现实的世俗社会中实现人类“理想王国”的梦想，既不需要浪漫主义对过去曾经拥有的美好生活的追忆，也不需要社会乌托邦理论去构想一种超越当下现实而又指向未来的理想社会，而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已经是自在自为的自足性理想社会的“永恒在场”。正像福山所说的，人类不再需要想象另一种未来的世界图景，而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鹄的，并将之向全球范围普遍化扩展。一般来说，一些批判哲学家所反对的都是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而不是广义的现代性。如，韦伯把现代性解释为“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的历史性趋势”，吉登斯把现代性说成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难以驾驭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技术主宰一切”、只关注“存在者”而遗忘本源性“存在”的社会等等。在本文中所反思的现代性概念正是指“狭义的现代性”，也就是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在下文中出现的“现代性”术语，如果不特别指出，都是指“狭义的现代性”）。
在这里，需要把“现代性”与“现代化”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应该说，它们在内涵上有许多意义相近的地方，只是在适用的范围上有所不同。现代性首先意指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在后传统的西方社会中建立起来，而在二十世纪才开始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它是西方社会经过启蒙运动数百年来进化的结果。现代性更多是指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上的高度抽象和提炼，它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技术层面，更主要表现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理念上。现代化一般是指非西方社会按照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对本土文化的一种价值重塑，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以西方的工业化为模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总体性社会变迁。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但与之相比，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常常表现为被动性和复杂性，而一旦它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现代性就往往成为其不可逃避的归宿。
其实，作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不单单包括资本主义这一内涵，这种现代性内涵已经被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此外，它还由其他一系列的价值观念组成和由一些具体步骤得以展开的。而且，这种原本在特定地域里和特定时间内产生的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却成为全球普遍的可诉求的抽象单一的社会价值取向，成为抹平一切个性文化的同一性框架。这既是一些现代性国家推行的价值“符咒”，也是一些开始或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国家趋之若鹜、梦寐以求的“现世乐园”。马克思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就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来反思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价值，他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在后马克思时代，作为启蒙的现代性价值本身并没有终止，反而却有终结历史之强势，在文化深层上更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征兆。当时，马克思希望通过政治、经济系统的彻底变革来替代启蒙的现代性价值，从根本上说也确实应该如此，但事实上，在当代社会中，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因素对历史总体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显著，对现代性的批判已经由政治、经济方面开始转向文化批判方面。但这种状况绝对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时代问题所采取的相应策略。
二 现代性之理性主义维度的形成
理性是西方哲学使用范围最广泛、内涵也最丰富的概念之一。它的复杂性在于，在西方哲学的不同历史时期，理性的内涵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极为不同。但总的来看，理性能够成为文化的核心概念，能够成为哲学的“新阿基米德点”则是在西方近代社会才开始发生的。古希腊的古典型社会也强调人的理性，对理性的张扬同样是哲学家们内心所追求的目标。但严格来讲，与西方近现代社会相比，古典时期所使用的理性概念在内涵上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古希腊的古典时期，理性的内涵更丰富、源始、本真，也具有更大的内在统一性。
在古希腊的古典型社会中，在赫拉克利特哲学那里，理性体现在“逻各斯”（Logos）上，“逻各斯”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逻辑”，也不能理解为人的“自我意识”或“规律”等等，而应该理解为，它是决定一切生亡存灭过程的东西，是一切生亡存灭的感性世界要遵循的、能够协调一切的东西。赫拉克利特把世界比作“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处于不断的生成、运动和变化之中，但这并不是世界本身的真实面目，也不应该是人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应是内在于世界之中的“逻各斯”。它并不是像近代人开始把理性理解为人自身所特别具有的某种认识能力，而是内在地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一切人或一切事物都共同具有的内在一致性；这几乎完全没有从西方近代社会才开始的主体与客体相分的认识论含义。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理性不仅仅是他们的哲学思考方式，也是他们的人生实践方式，是他们最高的生活准则。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理性与生活是内在统一和本源性一致的。这种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反思”不是由笛卡尔哲学开始的脱离世界的纯粹占有主体性反思，毋宁说，它是顺应人的源始的自然本性而生活，是一种人的自在自为的自由存在状态。这种“理性反思”的生活是自制而非贪婪、节制而非放纵、终极关切而非当下满足。柏拉图把“理念”（Idea）既视为世界的本源，又看作理性原则的最高显现，它是一切个别存在者以及其感性知觉的基础。“理念”是超越“洞穴假相”的客观实在的绝对理性精神，它需要摒弃的恰恰是封闭在自我主观意识的独断精神。所以，从本质上说，柏拉图的“理念”是开放的，以此所构想的“理想国”虽然从内容上看来很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性价值观，甚至是极端压抑人性和排斥人的自由（波普和哈耶克），但只要细加分析就会看到，柏拉图“理想国”的每一步制度安排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和人性的内在统一；社会安排局部的非理性恰恰是为了使整体的存在理性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和彰显。此后的所有乌托邦社会构想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柏拉图“理想国”这一社会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现代性价值原则的传统乌托邦观念却未必与人的真实本性相悖，恰恰相反，在剔除了乌托邦观念、建立在人主观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却是越来越远离人的本真性。与之前的许多哲学家稍有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加注重人的感性作用，故此，他反对柏拉图完全依据“理念”原则把人的感性和理性分开，反对柏拉图离开人的感性世界而抽象地谈论“理念”所导致的过分理想主义后果。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脱离古希腊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仍然认为，以“善”为最高目标的神性第一原理作为完满的现实性在终极实在层次上制约着人变化不居的感性世界和人对当下世界的执迷。
在古希腊社会的文化观念中根本就没有完全脱离世界的“大我”的理性存在，人附着在宇宙的存在理性之中而使自身的本质属性得到提升。虽然这种存在理性也与人有关，但它的主要立足点并不是像近代西方社会的理性观那样，建基于一个以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为前提的抽象的认识主体，而是将存在（总体性存在而非给定性的存在者）本身作为理性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理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质性概念，而是一个比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远为复杂和多样的概念。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古希腊人的这种理性观念还保持着源始的自发统一性，没有主体性可言，尚未达到现代人所理解和认同的主体性高度，并以此视为现代人优于古代人的地方。对此需要辩证理解，不可简而化之。
在中世纪时期，从奥古斯丁经过安瑟伦到阿奎那的基督教传统，都把古代存在中的神性因素看作一个人格化的、创造的、上帝的神圣理性，而人作为被创造物其理性必然是不完满的，是对上帝的存在理性的分有。为了区分这两种理性，阿奎那把上帝所具有的完善的理性称作“理性”，而把人所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的理性叫做“知性”。“知性”是人达到知识的必由之路，知性渗透在“理性”之中起到工具作用，在“理性”的功能中找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但作为人的认识工具“知性”只能认识外界具体的特定对象，而无法认识和反思对象关系的总体。所以，对于人的“知性”能力来说，上帝这种绝对的现实存在只能是间接知识，并无法达到最终的确切认识和领悟。上帝的“理性”从本质上规定了人的“知性”的内在限度。
古希腊社会把理性概念安排到宇宙的、神的事物之上，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虽然使理性开始转移到被创造的东西上，但仍然一直与上帝的存在理性发生着内在关联。而在中世纪晚期才开始的唯名论却使得理性概念越来越脱离宇宙、神乃至存在这些理性的本源始基而趋于主体化、主观化，人的理性与神的领域或本质的领域断绝了内在联系而回复到人本身，由此，产生了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歧。在作为人类生活形态主导思想的古典形上学和基督教信仰逐渐消退之后，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新的经验科学似乎提供了唯一适当安排人间事物的保证。站在人自身之上的主观理性则因此被迫去寻求为科学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即去寻求一个对它作为理性本身来说可能的真理和确定性基础。
从中世纪晚期唯名论之后，对只为人自身考虑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技术理性和算计理性）的执着信念从宇宙、神或上帝的存在理性中分裂出来，并取代了后者曾经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本体论位置。这也就类似于海德格尔曾反复强调的“存在的遗忘”，但他把“存在的遗忘”根源追溯到柏拉图哲学不免有些牵强，实则从西方近代社会才开始这种实质性“存在的遗忘”。作为一个源始统一的、复杂的、多元的概念，从近代社会开始理性就蜕变为主体性的、简单的、同质性概念，从而，作为传统社会中存在理性之一部分的人类工具理性代替存在理性本身，构筑了现代新的“形而上学”独断论，成为现代社会用以衡量一切的终极圭臬。一旦周围的事物被人从宏大的宇宙秩序中抽取出来，它们就失去了在宇宙的“存在之链”中曾经具有的地位和意义，仅仅成为我们人类做各种生产计划或工程设计的原材料和工具，而人类自身在这种“上手之物”的包围下也就渐渐遗忘了人的本真性存在。在西方传统社会中被视为理性之源的宇宙、神或上帝这些提升并约束人的价值的总体性存在，在现代社会中则被视为人的工具理性前进的最大绊脚石而遭到摒弃，或称之为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或称之为仅仅是人的主观情感的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可事实证明做为工具性的理性，只服从必然而排斥自由，理性注定了必须服从逻辑，服从共同的法则，这样才不会失去工具性和明晰性、真实性。究极而言，理性不对任何事情做判断，它也不能对任何幸福加以承诺，它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 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的工具理性充分显示了它灭绝人寰的超人能力，技术理性成了杀人理性，每个人都在这场“杀人游戏”中保持冷静的泰然处之的旁观态度，不到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不会“拔刀相助”。当今的生态危机并没有因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而有所缓解，对自然的工具理性式的主宰以服从人的物欲膨胀为要求，各国相应仍在经济发展的一维轨道上互相竞争，以此来获得经济霸主的地位。如果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工具理性使现代社会成为“自由王国”的承诺必将成为泡影而付之一炬。
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迷恋于可见的、可知的、可预期的事件结果，而对于相反的仅仅依靠人类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达到的超验、超功利的存在理性即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则视之为空想和幼稚。赋有悖谬意味的是，现代社会并不由此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对真正完美社会的追求，而是认为，所有完美社会的理想都可以还原为现代人实际可以把捉住的，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实现的社会状态。换言之，现代性迷信着人类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遵从工具理性的指引，人类所构建的理想完美社会不在彼岸，就在人类可以预期的确定历史时空范围内。
从时间性、历史性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依靠人类自身所拥有的万能工具理性能消解掉传统的一切滞障，最终完全能够制约和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这也就是其所信奉“历史的终结”神话。殊不知，这已经使现代社会凝固在“绝对的现在”时空之中，转瞬即逝的、不易捕捉的此时此刻反而却转化为历史的永恒幻相。更为无法摆脱的是，现代社会的“指南针”——进步观念 强化了存在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的合历史目的性的必然，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建起了一道固若金汤的意识形态之墙，似乎只有这样，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就是完全无可指摘的。其实，这已经使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我摆脱掉的“美丽陷阱”，它构筑了一个自我辩护的逻辑前提，而这个前提同它的结论恰恰构成一种循环解释。也就是说，现代性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依靠的恰恰是构成自身的基本要素工具理性的价值，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怪圈，而这个怪圈又由于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凯旋而在物质的器物层面取得的辉煌成功，更是堵塞了人们反省现代性的通道，消解了对它批判性地加以清算的可能性。
三 理性主义与生态危机
由于日益摆脱了传统社会“深度文化”的道德制约，工具理性的泛化一方面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大量的物质财富 ，使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管理更加有效，大众文化的知识普及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为我们现代人所自豪的“现代性成果”。但是，我们又不能由此忽视由工具理性的泛化所直接带来的现代性负面因素：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间接的乃至更深层的现代性后果：信仰危机、情感危机、认同危机等等。前者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指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又直接来源于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个人主义（在下一节中再对这一问题做具体分析）。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确定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质上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发达，其运用范围无限扩张的历史，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正产生于此。”，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越来越丧失的重要原因，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社会整体上的“非理性化”。 工具理性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它过度的无限制发展在给人类自身带来物质丰裕的同时，也“切割”了人的内心完整，割断了人与他人、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的内在的天然“血缘”联系，使人成了“被抛于世”的孤零零存在，找不到自身存在的根基。
从直接性来说，生态危机（也称资源危机或能源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而更深层面的根源则是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泛化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在西方传统社会中，人依附于自然，用形象的语言说，人对自然的基本价值观念，即“大地是母亲”。人遵循的是“万物有灵论”，人可以与自然界进行抗争，但不可能完全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因为自然本身与人一样也属有灵性的存在，都是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的内在价值始终是人不可跨越的界限。即使在近代西方社会中，人对自然的态度仍然保持着泛神论的观念，如，斯宾若莎的“实体”即自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有足够的能力或手段来控制自然界，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角色发生了根本转换，自然完全被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祛魅化”，相应地，人也就成了地道的自然操纵者和控制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赤裸裸地成了人的“加工材料”和“储备物”，它完全失去了其本身所应具有的自在自为的独立特性而沦为人的“上手之物”，随之人类自身也成了“无保护”的“被抛于世”的存在，只有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人才可能拯救自身。所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都在竭力反抗西方近现代的人道主义，即把人的价值放在上帝位置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人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位置拉下来，对于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做，不但可以让事物本身回到它应有的恰当位置，而不光成为聚集在人身边的“上手之物”，积极地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人只有自觉地放弃一些从眼前获得利益角度看对人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往往会使人获得更宽阔、更普遍的视野，对事物和人自身也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价值评价，这正印证了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现代社会中，人对自然工具理性的价值或观念推动了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生活舒适。但是否由此就可以断定，人的这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态度或观念就是合情合理？我们不必通过复杂的理论分析，而仅仅关注一下周围的事实世界所发生的消极性变化即可看出。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森林覆盖面积骤减、生物种类趋向单一化以及核污染对自然环境的不可修补性的破坏等等无不反映出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程度之恶劣。这种急剧恶化了的自然环境已经或正在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而悲剧性的是，这种毁灭性威胁从根本上说不是来自自然界的无情，而恰恰来自启蒙以来现代人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念无限度泛化，以及过于外求的人类占有主体性活动方式或观念所致。人除了应该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而回归、寻找或重建一种全新的、更本源性的生活方式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途径或方法可以完全改变这种状况。那种幻想着试图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而达于完美社会的做法无异于自欺欺人。雅斯贝斯指出，现代人对技术理性的“魔鬼信仰”其消极性已经凸显，“技术已给人类环境中的日常存在造成了根本的转变，它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 所以，技术仅仅是一种手段，迫切需要对它进行指导和约束，否则，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人对自然的工具性利用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才开始出现的，而是存在于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同样必须存在。更准确地讲，自然对人的“有用性”价值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有的人认为保护自然就是不砍伐树木、不捕杀动物、不开采自然资源等等，这同样是以另一种形式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这倒是更加凸显了自然对人的“有用性”价值的重要，也无法彻底驳倒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观念。
但是，从人类历史上看，在传统社会中自然对人的“有用性”价值是从属于自然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的内在价值。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相信“宇宙的和谐”是人类自我认识和认同的根基，是绝对不可能因为人类暂时的利益需要而打破这种内在和谐。人们只要能够实现自己所必须的物质需要满足就完全可以了，没有任何必要非得在单纯物质享受中获得快乐，他们能够从“天人合一”的宇宙和谐中获得现代人所无法体验到的真正的、持久的快乐与幸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传统社会对待自然的文化观念虽然保持了人与自然的一定和谐，但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自觉性、自主性为代价的。在启蒙时代之后，随着宗教文化观念的衰落，特别是到了能够彻底脱离了新教伦理精神束缚的现代世俗化社会，人对自然的态度较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并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自然服务于人。“在现代化过程的影响下，这个自然界实际上已不再被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自然界只能成为一个消费对象和一种为了进一步生产和交换的生产手段。” 今天的现代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设计与自由意志处理和安排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质资源，在现代人眼里，大自然成了没有任何灵性的、被肢解的、干瘪瘪的存在而隶属于现代资本主义只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庞大经济体系之中。“以致于现代人只能够从理性的构思和实用性的观点来看自然，今天，一条河在人看来只是推动涡轮机的能源，森林只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山脉只是矿藏的地方，动物只是肉类食物的来源。科技时代的人不再和自然做获益匪浅的对话，他只和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
马克思就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而已；它不再被认为是自在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独立规律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理性的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单纯服从人的生存需要。对自然界的奴役带给人类极其舒适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必然打乱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或生存环境的自主性和谐。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人为了获得自身的现世幸福而付出的高昂的、沉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代价。所以，从根本上说，自然和人应处于一个“共同世界”（共在）中，自然界受破坏和摧残其实也就是本真的人性遭受到的破坏，自然界被控制也就是人被“物”所控制和奴役，人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自然对人也必然报之以反抗，把自然界从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与把人从现代性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在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说，人类的真正幸福并不完全在于获得财富的多寡，而是取决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的一致性关系。另外，把自然从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是把人再放到被动性的屈从位置而听从自然的召唤，而是解放自然所实现的人的生命本能的解放会赋予人以更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不再把人对自然的支配性的工具关系看作主要的，而是建立一种更宽泛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审美和艺术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