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变动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等观念的变化为切入点，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这一时期新文化兴起后对沿海城市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在社会文化观念变动上的促进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清朝覆亡与民国建立，既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重大变动的转折点，也为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旧的社会文化观念，并不会随着旧体制的坍塌而消解于无形。旧的社会文化观念与新体制运作间的交互影响，既可能迫使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发生嬗变，也可能挤压新体制令其变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新体制扩张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走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列的沿海城市为考察区域，集中讨论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力求准确地描述新文化运动对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为思想观念的变革开拓出巨大的空间，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得以大行其道，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从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招生试卷上，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
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考生徒，应考者三百余人，皆中小学生
也。校长杨月如先生嘱各举崇拜人物，以表其景仰之诚。……计
开崇拜孔子者一百五十七人，孟子六十一人，孙文十七人，颜渊
十一人，诸葛亮、范文正八人，岳飞七人，王守仁、黎元洪六人，
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四人，程德全三人，苏轼、康有为、
袁世凯、屠元博二人，伯夷、周公、仲由、苏秦、张仪、秦始皇、
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
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梭格拉底、亚里
斯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
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二十三人则无所崇拜者也。［1］
在300多名应试者中，崇拜孔孟者有218人，占三分之二强，颜渊、王阳明、朱熹、程颐等儒家人物也都有人崇拜。古代知名的谋士也有诸葛亮、苏秦、张仪、张良、萧何等上榜。这份答卷真实地体现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在当时青少年心目中的地位。尽管华盛顿、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等欧美名人也有少数人提名，但两者毕竟相差悬殊。这份试卷，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教育界中学为主、西学次之的知识构成，显然，儒家思想仍然是社会公认的思想权威和价值标准。
民国初年，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上一方面出现了倡导平等自由的新气象，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奢靡腐败，世风日下。许多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等，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孔教废弃、纲纪荡尽的结果。袁世凯上台后，尊孔活动日益盛行。如“广东教育司长自公告小学私塾一律废止读经后，教育会会员起而质问”。“上海为开明之地，各小学校读经者固类多废止，而各私塾则仍多抱持不废”［2］。1912年10月，各地组织活动庆祝“圣诞”（教育部公布 10月7日为孔子诞生日）。1913年，上海“在沪各团体及各学校教习及男女学生陆续诣庙行庆祝礼，多至三千余人，其专以一己名义赴庙庆祝者不下二百余人，午后开圣诞纪念会”［3］。镇江“绅商学军警各界均于是日午前八时至孔庙大成殿拱行三鞠躬礼”［4］。可见当时尊孔崇圣风气之盛。
新文化运动的批孔风潮，不仅针对民国初年尊孔崇圣的活动，更把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控制，争取普遍的精神解放。陈独秀、吴虞等人从人性压抑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孔学的实质，认为三纲五常是其核心。“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5］,是对个性、自由、尊严的扼杀，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6］(P14-15)。
人的价值观念革命不仅仅在于批判，而在于破与立的统一。新文化运动中，问题和争鸣层出不绝，激进主义者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姿态——即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围绕着诸多社会问题展开讨论，诸如妇女、教育、文学、劳工、宗教等等。在打破旧思想的同时，人们能够反思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地吸收新的外来文化，并开始接受新的社会价值观念。
进入二十年代，知识界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更为关注，以“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为目的的民意测验，开始在一些高等学校出现。1923年1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周年纪念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随后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起而效法。这些测验为后人认识一二十年代人们的心态变化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
1924年，北京大学校庆25周年纪念的一份民意测验中，有“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的问题，回答者大多数来自学界，答案却大相径庭（见下表）［7］。在国内人物中，十年前排名第1的孔子此时仅有一票，其他如庄周、王阳明等也只有一票。孙文是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得票多很正常。连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得票，都远远超过孔孟等硕儒。这种巨大反差，足以说明新文化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力，儒学独尊的地位至少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表层被严重动摇了。
1924年北京大学校庆25周年民意测验第6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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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票数 姓名 票数 姓名 票数 姓名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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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 473 陈独秀 173 蔡元培 153 段祺瑞 45
胡适 45 梁启超 29 吴佩孚 27 李大钊 25
章太炎 10 冯玉祥 7 袁世凯 5 康有为 3
黎元洪 1 孔子 1 庄周 1 诸葛亮 1
曾国藩 1 汉武帝 1
合计：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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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票数 姓 名 票数 姓 名 票数 姓 名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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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227 威尔逊 51 罗素 24 太戈尔 17
爱思坦 16 威廉第二 12 杜洛斯基 12 华盛顿 11
甘地 9 杜威 9 毕斯马克 9 林肯 9
托尔斯泰 7 路易乔治 6 马克思 6 马丁路德 1
合计： 497
1923年4月，北京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日进行的公民常识测验中，曾就中国社会走向发问——“你欢迎社会主义吗？”和“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答案显示：欢迎社会主义为2096票，不欢迎为654票；欢迎资本主义为736票，不欢迎者为1991票［8］。
同年底北京大学进行的“民意测量”中，关于社会走向问题，测验中也显示出极有价值的选择。在崇拜的世界大人物选择中，列宁得票高居榜首，此外苏俄共有九人入选，总票数为263票，这个票数甚至高于英、法、美、印等国人物得票的总和（见上表）。在“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的回答中，以俄国为友者以371票与72票占绝对优势［9］。在对“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问题的回答中，社会主义以291票居首位，三民主义153票次之，民主主义为66票等等，其他各类答案多达二十余种［10］。
上述的答案在体现思想自由精神的同时，显示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希冀和向往。中国人对苏俄表示出极高热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对寻求强国道路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影响巨大；而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阶层产生了普遍好感。当然此时的社会主义含义很广，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等，经过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显然有了较为响亮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更为关键的是，知识阶层亲近与认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心态，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潮，它对于社会主义的传播及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些民意测验还充分关注了当时的政局形势，如“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你对此次政府所颁宪法，应取甚么态度？”等问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知识阶层对于社会走向的深切关注。虽然受测者以学界为主，但有文化、敏感的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社会伦理观念的突破
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沿海城市人们的社会文化观念也开始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而社会文化观念质变的前提，则是社会伦理观念的突破。
在新文化传布的潮流中，社会伦理观念得到重大突破的表现之一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礼教大防开始被突破，男女公开进入社交场合，大学首开女禁，“三从四德”、“贞节烈女”的伦理枷索，被不少知识青年大胆地抛弃，她们热烈地追求婚恋自由，妇女甚至掀起了参政热潮。
民国初年，公共场所禁止男女同坐；女校对女学生管制相当严格，不准会见男客，甚至规定男教师须年满50岁，应留胡须等。1913年，在上海有过男女同坐一辆人力车被拘事件。时风以为，“习俗可变，伦纪必不可变也”［11］。民国初期，贞节烈女的事例常有报道。1914年3月，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扬条例》，鼓励褒扬贞节烈女，这显然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
新文化运动之前，主张男女公开社交的言论和现象已经出现。1919年4月，《新青年》载文提出“打破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积极提倡男女社交公开。6月初，在天津的五四大示威中，直隶第一女师等校女生600多人，支援南开中学被围学生。9月16日，周恩来等男女各10名学生成立觉悟社，男女同室办公。五四运动后，北京女学界不少人也参加了学生联合会，成为男女交际的先声［12］。20年代初，交谊舞的流行为男女公开社交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北京、上海等城市在交谊舞热中出现了营业性舞厅。
五四时期要求改革家庭旧制的潮流，首先抨击家长绝对专制，反对孝道。他们认为，正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意识造成了早婚、纳妾等陋俗。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为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13］。1923年的北京高师民意测验中，家庭旧制被列为应改革的不良风俗与习惯的首位［14］。
新文化运动对旧贞节观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胡适认为，“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妇女对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此外，“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须有法律的提倡”。妇女守节殉夫“最正当的理由是夫妇间的爱情”，或者出于“宗教迷信”，无论如何都不应由法律来提倡褒扬［15］。然而这些思想并不能迅速地改变传统的贞节观念。1918年，俞姓女子“受海盐张氏聘，未于归，夫夭，女即绝食七日”［16］。17岁的上海女子陈宛珍，在丈夫病死后，“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17］。一些舆论竟大肆宣扬，为其召开追悼会，“欲激励社会高洁之道德”［18］。1919年后，贞节烈女的说教受到质疑，社会舆论对于女子贞操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20年代以后，一些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旧的贞节制度，认为“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各种文化，都跟着物质的变动。女子的贞烈，也不过是文化的一种。”［19］
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冲击旧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基础上，还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
民国初年，反对妇女解放的舆论认为，女子不易接受新教育。有的人甚至劝留学的孩子找对象“能不以女学生为妙”。1914年，教育部确定培养“良妻贤母”的女学宗旨，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有人上书袁世凯希望将《曾氏女训》作为教科书推广全国。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少舆论提出，妇女求解放首先要接受新式教育。1920年2月，北京大学破例允许女学生在文科旁听，后来又正式招收女生。这是中国男女同校的开端。此后，男女同校在全国大中学校逐渐出现。1920年9月，北京、天津女校500余人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改革女子中学教育，希望在经费、课程等方面与男子中学平等。男女同校的实行，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大防的突破，妇女开始得到了教育平等的权利。
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就业观念在这一时期也有所突破。许多人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在于经济独立，所以解决“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会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20］
民国初年，城市女子就业多集中在工厂企业，除了教会医院、学校有一些女职员外，其他行业均没有女职员。1916年底，北京中国银行鉴于“女子心思细密”，“女子俸给可低于男子”，而且女子不像男子有“派别关系”，“不致见异思迁”，因此最先在银行中使用女子司帐［21］，一时被称为“银行界之破天荒，妇女界之新事业”。1918年4月，上海曹某的理发店首次雇佣了二三十名女理发师［22］。进入2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均有女职员出现。妇女职业范围的扩大，标志着社会思想的进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
民国成立后，妇女解放运动迅速朝参政方向发展。1912年3月，唐群英、张汉英等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以实行男女平权、普及教育、一夫一妻等为宗旨，在各省建立支部。五四后，妇女参政再起波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之先例” ［23］。其他各省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社会舆论对此次参政热潮褒贬不一。多数人不支持女子参政，认为“以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使之参预国政，吾恐参政不已，必得以无穷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数十女子争利，不几贻民国之污玷，而招外人之讪笑乎”［24］。一些人虽认为女子应有参政权，但政界龌龊，妇女不应卷入，应更多地致力于社会改革［25］；女子应该先谋“教育平等”，“要求生活技能”，“谋设新的经济”，然后再考虑参政［26］。支持者则认为应该打破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使有参政能力的女子能够参政［27］(P75)。1923年，北京高师民意测验中问及是否赞成女子参政问题，赞成者为786人，反对者为137人，赞成与反对之比为16：3［28］。由此可见，支持女子参政的人较民初时明显增多。社会舆论基本公认男女平权的原则，承认女子有参政权，只是在能否、应否参政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较民初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
社会风俗观念的改观
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五四时期沿海城市人们的社会风俗观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以及流行时尚等方面。
民国初期虽然认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纳妾风俗仍被视为婚姻的合理补充，致使各地的废妾活动收效甚微。新文化运动中，关于废妾的讨论大多从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原则出发，在城市精英阶层引起不少的反响。1923年的北京高等师范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将多妻列为首先应该改良的不良风俗者有34人，占不满婚姻者的1/3［29］。20年代后，沿海城市中纳妾现象相对减少。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在法律上禁止纳妾。
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观念的渐变，在沿海城市民众的衣食住行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民国初年，男服仍以长袍马褂为主。中山装则开始流行，这种中西合璧的服装样式强调对称，色调凝重，很快在学生和公务员中流传开来。在一般县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改制中山服”［30］。这种服装保留了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与传统宽袍大袖的风格迥然不同。20年代末，民国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确定中山装为礼服之一。
20年代初，旗袍开始成为沿海城市妇女的时髦。“近来海上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31］当时的旗袍与满族的旗袍无异，宽大平直。此后，旗袍样式几经改进，摒弃了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样式，吸取了西方的审美情趣，大胆体现女性的曲线美，成为上流社会女性的时装。此时，一般城市女性的服饰也朝着自然、简便、开放的方向发展。民国初期风行的高领衫到1917年已经过时，开始流行一种无领、袒臂、露胫的服装，“近来沪滨女郎，多著不领之衣”［32］。这股潮流颇受非议，保守者悲叹：“妇女界渐渐欲以肉体示人，如裤短之渐露其胫也，袖短之渐视其臂也。今既秃颈，则不久将呈其玉雪之胸背，是乌可哉，是乌可哉！”［33］一些政府当局也认为短衣有伤风化，通告严令禁止［34］。江苏南通某女校发布通告，对在校女学生的衣着（包括样式、衣裙、鞋袜、束发绳、戒指等）均有规定［35］。然而禁止时髦女装收效甚微，窄小袒臂露胫的女装实际上体现了妇女个性解放、展示自我美的心态。
五四前后服饰的变化，顺应了崇尚个人解放，反对束缚的时代潮流，人们在接纳新服饰的同时，审美观也在悄然改变着。
民国初年的男子剪辫，体现了废除满俗，体现共和的政治意义，五四后的妇女剪发活动，则反映了当时审美意识的转变。
民国初年以来，妇女发型仍然是辫子或者发髻。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妇女发髻样式繁多，有的还仿效日人发型，并出现专门替人梳头的职业和理发店。五四以后，风行女子剪发。1920年后，女子剪发逐渐增多。北京孔德学校认为“世界各国男女，既已剪发，而女子尚梳辫子，网发髻，于做事底便利及卫生上都是很有妨碍。……所以她们于一月二十九、三十日已经将辫子剪去，以为提倡。”［36］“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剪发一节，业已酝酿许久，现在各生一致赞同，闻发起诸生，昨已先行将发剪去，其余诸生，亦陆续相继而行，惟内中尚有一小部分犹豫莫决云。”［37］各地报刊也大造舆论，认为：“现在女人起头剪发是一定要被人讥笑的，不过我敢说若是人人都肯剪，过了两三年反对剪发的也要受一样的讥笑”，就象当年男人剪辫一样［38］。还有人从审美角度指出：“女子的美并不是在费事费力费钱的发上。”［39］显然，关于女子剪发的讨论已突破传统的审美规范，体现了社会风俗层次上的观念转变。
妇女缠足陋俗在清末民初既受冲击。民国以来北京政府三令五申，但各地缠足“虽已逐渐减少，而积重之势仍苦为转移，僻远之区，往往自为风气，其余徘徊观望者更属不知凡几”［40］。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废除缠足陋俗的呼声再次高涨。“教育部据视学员报告说京外各女校的学生，多有缠足的，……特令京外各女学校凡是学生中有缠脚的，令其解放，未曾缠的一律禁止。”［41］由此可见，五四时期天足运动的重兴，已不再停留于一纸禁令和口头宣传，而付诸于具体行动。
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观念转变的重心在于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无论是易服、剪发、放足，都是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自由、平等、独立的意识渐渐融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意识和社会风俗观念渐次形成。
大众文化的初成
民国初年至20年代，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逐步扩大，使得文化商业化倾向日益突出，反映平民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逐步形成。戏剧、电影、文学、教育等领域都进行变革，力求适应城市民众的生活需要、审美情趣和社会心理。
在新文化潮流冲击下，戏剧界进行了一些革新运动，如废除“斋戒忌辰”停止演戏的旧俗，废除艺名旧俗等。女性参与戏曲活动明显增多，登台演戏和进园观戏的现象已经出现。当时津、沪等地女伶演戏较多，甚至出现了男女合演现象。东北三省及北京等地的男女合演，均是由天津引入的。
戏曲的发展更倾向平民化。如京剧过去多注重演技而忽视剧情处理、人物塑造上的艺术手法。五四时期则开始注意贴近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审美需求，戏剧在剧情、对白、布景等方面都力求突破，如编排新剧目，对于唱念做打的表演艺术改革等。上海的《阎瑞生》连续演出两年，场场爆满，就与其舞台风格、剧目内容明显地体现平民审美标准有莫大关系。
民间曲艺此时也进入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繁荣。各地曲艺形式多样，主要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天津时调、山东快板、二人转、苏州评弹、相声等。它们多取材于民间和社会新闻，以诙谐、讽刺为艺术风格，在表演过程中融入民众口语和方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曲艺的更新发展，与城市生活的需要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是分不开的，城市的娱乐场所为提供了较多的演出机会，城市的新生活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创作灵感。因此，曲艺的市民化味道极为浓厚，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气息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除了传统的戏剧曲艺，外来艺术形式也有了一定发展，如话剧、电影等。话剧又称舞台新剧或文明戏，在清末民初流行一时。1914年后，由于题材狭窄、思想性减弱而日趋衰落。五四以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学校就有业余剧团，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排演话剧，从事宣传和娱乐。1921年，爱美剧（Amateur）开始流行，上海“戏剧协社”业余社团上演《少奶奶的扇子》等剧，“开创了男演员扮男角、女演员扮女角的先河，在剧本、舞台美术，演技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42］(P74)。
电影自清末传入中国以来，逐渐成为城市娱乐方式的一种。国产电影业自民国初年起步以来，到20年代已成发展之势。1921年首映的电影《阎瑞生》是一部迎合市民心理的作品，与当时社会风气相适应，体现了电影朝着大众化、市民化发展的趋势。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领域中的影响是深远的。1917年1月，胡适提出，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必须进行语体改革，废文言而倡白话。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意在将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文学的国语”［43］。此后开展的国语运动目的是统一全国的语音。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39个注音字母，并要求各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国语讲习所”，专门教授注音和国语。国语运动在与文学革命（尤其是白话文运动）的融合中，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到民七，报纸杂志上论政谈学之文渐渐多用白话了；第一个是胡适用白话编《中国哲学史大纲》，大学校的讲义也居然用了白话了，小学教科书改为白话不自惭形秽了”［44］。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开始基本以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编辑出版。
五四时期，白话文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五四运动爆发时，北大学生罗家伦以白话文撰写《北京学界五四宣言》，名噪一时，而当时另一篇文言文宣言几乎不为人知。五四以后，白话文得以迅速发展。各地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1920年，象《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著名杂志也开始采用白话文。1920年1月，教育部明确规定国民学校低年级的国文课统一运用白话文。同月，教育部还发布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1922年冬，文言文教材一律废止，改用语体文教材。
五四以后，新文学呈现繁荣之势，新文学团体纷纷成立，涌现了朱自清、冰心等著名作家。新文学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年学生，还没有也不可能占领整个读书市场。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冲击下虽然开始低落，但此类迎合市民消遣需求的文学仍有市场，它们在争取老派市民读者群体的同时，也不断融入新的东西。比如运用白话文，作品中含有要求婚恋自主的民主思想、个性主义因素等，涌现了一批通俗小说大家如张恨水、平江不肖生等。从某种意义上讲，通俗小说也是文学平民化、大众化的形式。
民国初期，社会教育颇受重视，内容大概包括：鼓励爱国、勤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等，主要面向一般民众，以露天学校和讲演所为主要场所。1914年，北京成立周行宣讲社，以“增进人民知识，改良社会习惯为总旨”［45］。1915年，上海出现女子社会服务社，“以谋贫民女学之振兴，作社会教育之辅弼”［46］。1916年后，社会教育在沿海城市都有发展。“山东通俗教育讲演会……会内午前附设半日学校，午后设立阅报所，晚间为讲演期，于客岁成立，每日听讲人士甚为踊跃，大有难容之势”［47］。
1919年初，平民教育思潮出现。北京大学部分学生组织平民讲演团，在五四前举行了三次讲演。讲演内容大致包括：“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如何求幸福”、“改良家庭”、“公德”、“迷信”、“家庭与社会”、“权利”、“天赋与人造”、“为什么女子要守节”等。显然，这种平民教育已不是一般的道德说教和风俗改良，而是包含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启蒙内容。5月，杜威来华讲演也大力提倡平民教育，五四以后，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宣讲所多次讲演，题目如“青岛问题”、“国民与民国的关系”、“什么叫法律”、“礼义廉耻”、“国家和我们”、“社会”等。讲演涉及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增多。1919年夏，北京高师学生又组织平民教育社并创办《平民教育》周刊。他们提出：“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人格的与平等思想的教育，就叫做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是平等的教育，不是阶级主义教育，是为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不是造就少数贵族或有势力人的教育。”［48］他们把平民教育看作是实现平民政治的途径，“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49］这不仅包含了教育救国的主张，还要求“打破那些愚民的政策，开放这种独占的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神圣的平民身上。”［50］由此可见，平民教育思想体现了平等、民主的精神，是五四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1919年，工读主义开始流行，提倡“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终身工作，终身读书”的新生活。在此影响下，勤工俭学运动迅速发展。当时法国是留学生向往的地方，于是1919年3月至1921年11月，两年先后共有1600多名青年赴法，其中女学生数十人，赴法勤工俭学兴盛一时。有人评论：“在素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间出来的学生一旦脱去长衫，亲身下马进工厂、农场做工，我们相信这真是极可纪念的事实。”［51］可以说，勤工俭学运动是五四运动中教育平民化、大众化趋势的产物。
结 语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由知识阶层精英领导的思想启蒙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对这一时期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沿海城市在这场变革中走在了前列。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促使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革，寻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寻求民族独立与富强，成为人们的社会理想，这种观念的演变促使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将批判的矛头集中在传统伦理观念特别是孔教、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上，这种冲击波和影响力虽没有舆论描述得那么强烈而本质，但以性观念与妇女解放为标志，平等、自由的精神开始渗入到社会伦理观念中。
然而，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变化不能一蹴而就。严禁缠足、蓄辫、烟赌等社会陋习较易得到认同，但当变革的潮流触及到伦理道德的核心时，社会的阻力就大得多，社会认同也比较困难，如婚姻观念中的男女自由交往、自由婚恋、自由离婚、法律意识、破除迷信等问题，只有经过不断的变革后才被社会所接受。
新文化运动对于旧文化、旧传统的批判和冲击是深刻的、全方位的，但也产生了一些激进的思想和主张。例如：废除姓氏、女子独身、废除传统戏曲等等，这些主张只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枉过正。在封建伦理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要想实现彻底的思想解放就必须首先把旧的传统“砸碎”。这些激进的、全盘否定的观点，在“砸碎”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的勇气和信心是令人钦佩的。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使民主、科学的精神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使自由、平等的观念初入人心，推动了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步。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和许多成就至今仍闪烁着炫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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