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学术交流久已有之而于今愈加频密的情况下，对于政治学学科在各国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跨国性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60至80年代，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从业人员的规模、研究工具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的积累上，都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不断扩展的革命。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即很少系统地总结这门学科整体的历史发展，很少注意这门学科在每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中发展的特点。实际上，就笔者观察，在政治学学科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零散混乱、沟通超载、方法论上过于标新立异、学派之间汲汲于对抗和冲突、研究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交叉和重复等等。因此，回顾这一学科的知识发展过程，特别是采取一种跨国比较的视角，综合而全面地认识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显得极其必要了［1］。

一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D·伊斯顿和J·G ·冈内尔这两位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来自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开始了一次经由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政治学学科发展展开回顾和反思的学术尝试。1991年，由他们主编的《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问世，集中记录和展示了学者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全书的主体部分是由分布各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的，分别概述政治科学在本国、本地区发展情况的论文，其中又特别突出地考察了70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发展情况。

一般说来，所谓跨国的比较研究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支配下，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在不同条件下存在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而因其问题或趋势在不同国家出现的非同时性，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乃至采取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措施。另一方面，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认知在宽泛界定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之下仍然存在着的变异现象和特殊问题，进而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其背后更加深刻的原因。

对此，《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的主编者伊斯顿和冈内尔在“导言”中作了一个精彩的分析。他们从宏观角度着重讨论了在各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

第一是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其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指出，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环境的影响。这又包括两个彼此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政治科学同其它研究领域的关联，即学术生态环境；二是政治科学、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同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现实的关联。由此产生了两个主要的疑问：其一，由于政治科学反映政治环境，又由于知识标准对于学科的历史发展来说是相对的，那么人们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普遍的政治知识？其二，政治随时都要提供一个话语系统，而政治科学借助自己的语言和方法，试图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者；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超越它的母体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接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普遍性？两位学者指出，所谓的外在环境可以小到研究所、大学或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事件，大到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最宽泛时可以包括整个社会，即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这样，像知识社会学等研究途径，无论从理论或是实践上讲，都难以确定和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再者，说明上述相互关系的术语也难以界定，像影响、作用、反映、认识、归因于、原因、教育、互动、反馈等等。[2]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实际上在这里提出了科学的普遍性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及其文化限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第二是政治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平行发展与相互渗透的问题。从历史起源和概念应用上讲，当代政治科学是一个美国特色浓厚的社会科学门类。这门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输入、调整、适用美国政治学界首先创立和运用的各种假说、方法、理论知识和学术成果。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美国政治科学的“帝国主义”与各国政治研究按照传统自行生存的现象。各国政治学界在引入这种外来的政治学科知识时，往往会在内容上和应用中对其方方面面作大幅度的改造；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歪曲，而在接受国看来这是本土条件所必需的文化适用。与此同时，学术交流并非单向的，不仅仅是由学科中心向边缘的流动，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例如，美国的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实质上就受到欧洲学术界的影响。此后，整个政治科学的教育系统情况还表明，一方面有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最初思想输出所引发的后续波的作用。在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新国家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其它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影响甚大的研究领域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与欧洲之间这种学科共存共生、潮来潮往的现象[3]。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的这一论述提醒着我们：政治科学知识在由其相对早期创生和发展的国家向不同国家、向异族文化输导时，接受者在领会与解释时应该警觉其中必然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要保持冷静的学术心态，即一定要认识到学术交流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

二

同书收录的E·伯恩森所撰专文， 集中讨论比较视角下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分章叙述本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时时提到类似的现象。而据笔者所涉并不广泛的阅读而论，上述问题其实早已得到许多敏感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而综合这些意见，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在笔者看来，政治科学在各国的制度化进程及其影响的问题是首先值得重视的问题。从学者的讨论来看，制度化有两层含义。就其大的方面而论，政治科学的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分不开的。从小的方面看，政治科学有赖于自身的学科整体建设。伯恩森指出，许多学者都将政治科学称为特殊的美国式学科门类，但S·亨廷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亨廷顿早在1988年就讲过，无所谓美国的政治科学，实际上应当是民主的政治科学；它无非是在美国最先、也最充分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美国有着当代世界产生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伯恩森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科学19世纪末在美国成为独立学科，自有其历史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科学适应了这个新世界的需要；与民主的扩大相伴生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它们成了政治科学产生的前提。其次，是美国灵活的大学体制。在近代欧洲，社会科学未能充分分化，社会学常常被看作囊括文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在内的一般社会科学。而在此时的美国，由于民主制以及科学界组织方面的可能性，政治科学得以制度化，其标志就是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创立。即使在今天，较之于政治科学这门行业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状况而言，美国的政治科学群体规模也更为庞大。再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霸主地位，使得美国的政治科学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科学制度化。

战后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民主化、政治系统的现代化以及科学组织的创立，也为这门学科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前提。在冷战期间的西德，政治科学的任务明确规定为“建立民主制”，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这门新生科学，而抵抗这门学科的势力来自保守派和旧学科的拥戴者，因为他们反对由美国占领势力支持的这门“再教育的科学”。战后意大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的需要、意大利大学结构的变化、美国行为主义等外来影响以及某些个人的作用。美国的基金会以及制度方面的合作，也促成了新方法与调查课题的引进。法国的知识传统相对独立于外来影响，但其政治学当中也有美国政治科学的种子。如法国的宪制研究包括比较研究、政治体制的分类、政治机构的运作，及对政治学说、国家的改革项目所作的研究等等，法国的选举研究也有自己地理学与社会学方面的传统。在英国，1895年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建立成了现代政治科学出现的标志，因为悉德尼·韦伯、G·华莱士和H·拉斯基等人同美国政治科学家具有多方面的共同兴趣；但是在英国科学界的堡垒--牛津和剑桥，哲学的、传统的政治研究更为人们所欣赏，直到二战之后，英国对美国行为主义的反应都是含糊的或批判的。迟至1965年，英国才真正发展了现代政治科学。伯恩森认为，除了少数相似之处以外，政治科学在以上四个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相去甚远的。由于发展道路的歧异，造成了各国富于特色的政治科学学科，在其它欧洲小国里也是如此。[4]

学科的制度化指大学、研究所、学会、专业人员、资料库、资金渠道、对外交流等一系列制度设施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同书中有中国学者付正元（音译）介绍的改革初期中国政治学重建的情况。他开列的资料，包括胡绳、黎澍、赵宝煦等当时著名学者的文章和其它有关成果；他例举的重要事项，有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从1980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陆续组建了各个区域研究所；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政治学会（IPSA）并派人参加了次年的巴黎大会；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至1986年，29个省、市和自治区建立了专门的社科院或社科所；与此同时，西蒙、伊斯顿、阿尔蒙德、英格尔斯、李普赛特、达尔等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开展学术交流。[5] 我们在这些事项背后，同样可以感触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脉搏。

但还须注意，制度化建构并非同美国政治没有关系。据阿尔蒙德在行为主义革命高峰时期的分析，自从结构-功能主义取代分权学说以后，学者眼中的政府机构有了不同以往的含义。比如，司法部门成了重要的立法机构，行政部门成了具有创制权的立法机构，各类管理机构也成了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而立法机构则成了相互调和、法案润色与利益综合的场所，却恰恰不是立法者。此外，在系统论看来，压力集团成了“第三立法院”，沟通媒介成了“美国的贵族院”或“政府的第四部门”[ 6]。所有这些，都透露出美国政治科学与政治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关联。而这样一种现实政治之于政治学的影响，在其他国家也可看到。

政治科学的发展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之间的联系，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相关的学术成果并不乏见。比如，1995年，由D·伊斯顿、J ·G·冈内尔和M·B·斯坦恩主编出版了《体制与学科：民主与政治科学发展》一书。在这里，体制（regime）一词，相当于伊斯顿所倡导的系统一词，含义繁复。以此观之，政治科学就是在最广泛的经验层面，了解不同的因素或变量究竟是支持还是在毁坏各种政治体制。伊斯顿等人注意到，不仅是政治体制影响到政治科学的发展，而且政治科学也影响到政治体制的状况。因此，依照体制与学科发展的联系来看，有关国家可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传统上政治科学发展较早、与现实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如美国、西欧。其二是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像匈牙利和波兰，还包括亚洲国家和日本。两类国家中的学科与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多少不同的。[7]

三

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进行跨国性的比较研究固然是恰当和必要的，但其间所涉及的大量细节性操作性技术问题并非是自明性的。因此，对于伯恩森所表述的相关意见，我们也不能不给予足够的关注。

首先是比较研究中的框架确定和变量选择问题。伯恩森认为，政治科学在各国的发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无论从概念还是从个案方面来讲，比较历史研究的课题总是充满了选择。如果概念较为宽泛，容纳的个案就多，但分析的清晰度就会受到限制；如果概念较为狭隘，观察会更为清晰，而涵盖面就要缩小。同时，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发展情况各异，因而常常难以辨明制约学科发展的因变量、自变量或交叉变量。例如，欧洲的政治学研究受到美国的影响，这可能是美国人有意努力的结果，可能是所在国政治风格演化所致，也可能和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有关。因此，比较研究一定要结合各国自身的文化背景，采用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伯恩森以D ·里奇的《政治科学的悲剧》为例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此书应用了一种以五种不同来源（组织的性质、教育的历史、自由传统、科学哲学、悲剧观念）为依据的分析模式，但是这五种视角主要适用于研究美国政治科学，而在另一些国家运用这种模式往往会得到背道而驰的结果。因此，必须注意方法的多元化问题，比如研究组织历史，可以使用经验调查和个案研究；根据形势不同，可以采用知识史、推理方法分析或符号论。

其次则是传统习见对于发现真实的经验事实的阻碍问题，这一习见与所谓政治科学美国化的问题密切相关。伯恩森提到，对于美国政治科学的世界性传播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将产生于异国的政治经验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扩大运用于其他政治系统，会对这些政治系统内的学者造成限制。但他并不同意这样一种出自“帝国主义理论”脉胳的中心-边缘分析模式。他认为，各国的政治科学群体在实践中往往倾向于输入那些经过选择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在60年代的芬兰，学者们倾向于采纳伊斯顿的系统分析，却很少注意达尔的权力研究，尽管在当时的美国社区研究恰好处于热潮之中。同时，政治科学家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的方式和偏好也不尽相同：法裔加拿大人对法国政治科学家的著作、而非美国人的著作更感兴趣；英国的女性主义政治科学家更关注意大利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而不是英国的选举研究。此外，特定的理论和思想在移植和输导过程中，常常会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在传输过程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文化方面的外来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但是从科学知识的发展来看，很少是直接的，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思维的创造性。伯恩森同时提出，对所谓政治科学的美国化问题必须经由个案化的方式、依据个案作出批判性评价，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不要简单地接受某些有影响的理论[8]。

第三是研究的综合取向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政治学学科的比较研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学科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问题。一如国内学术界近几年来，在考虑合理的知识结构、各高校在设计院系调整方案时，都反对过细的学科划分，呼吁不同学科间的横向交流，包括文理沟通。由此观之，政治科学的各种研究途径，实际上也是相互补充，构成为一个体系的。这个学科发展的整合性问题，也得到了各国学者们的关注。伯恩森指出，研究某一学科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其他学科，而且有必要建构一种有关科学学科之间关系的理论。但是制度性的偏见制约着人们的眼界，比如，政治科学家们往往排斥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视其它学科为政治科学的竞争者。实际上，政治科学的发展成效，有赖于政治科学家与其它领域的学者（比如社会学家）之间的合作。美国社会科学发展初期就借用了法国的系统建构（孔德）、英国的进化论经验主义（斯宾塞、布茨）、以及德国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同理，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也没能离开其它科学（比如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发展。此外，历史学与地理学对所有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影响甚大。伯恩森还指出，考察各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史都可以发现一个一般的模式，即这门现已制度化的学科最初都产生于宪法、历史和哲学（观念的历史），瑞典及荷兰的情况就是这样；美国的政治科学产生的情形也与此相似。而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思想交流和互动。比如，梅里安曾到哥伦比亚大学旁听F·H·吉丁斯的讲演，而且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常常听取吉丁斯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H·F·葛斯耐尔，也将社会学家们对芝加哥市的调查中形成的有关思想，运用到自己的选举研究当中。但伯恩森在最后又指出，这种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甚至在大学之间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应该将国家作为单独的研究单位来处理。[9]

四

从学科间的综合和学科内部的整合出发，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早在行为主义革命的高峰时期，著名学者伊斯顿就曾倡导过在政治科学中建立普遍理论的必要性，并且认为政治科学发展的未来，应该接近自然科学的特质，具有更多的普遍性与客观性。1988年5月， 在由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伊斯顿提交了《专业化与整合》的论文，其主旨仍是反对以专业化为名的过细的学科划分，强调各分支学科之间的整体合作与统一。在这一论文中，伊斯顿回顾了自笛卡尔以来分析推理的演进，肯定由此带来的专业化对科学发展的益处，但同时又指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来不是以政治、哲学、语言学、经济或文化等单一学科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是整体性的、多侧面的问题，所以社会也要寻找相应的理解或解决办法。比如，贫穷就不是一个排他性的经济问题，还有贫穷的文化、贫穷的社会结构、贫穷的政治等等；这样，解决贫穷就不能光考虑就业和适当收入，还要从其它领域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伊斯顿将现代人类知识上的这种危机比喻为一经摔坏无法修复的东西。他仍然希望找到将碎片拼接起来的方法，即把知识重新组合起来，以应对现实世界整体性的、真实的问题。

对此，伊斯顿还提出了三种改善方式。一是交叉学科的训练。为了克服专业化的缺陷，许多学者们提出了交叉学科的训练问题，即超越以往那种单纯从几门学科当中借用或吸收各种概念、理论、方法的形式，使学者受到一门以上学科的训练。伊斯顿承认，由于各学科的分支领域已经大量专业化，一个人要想全面学好一门学科已属不易，更不要说一门以上了。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科领域与日俱增，多学科训练将为人们应对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提供所需的观察力、知识与技能。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制定与世界地理区域研究，就代表了这种新生的、聚合性强的学科领域。二是团队合作，就是将受过不同学科训练的学者群体集合起来。比如在政策分析与区域研究领域，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从而使独特的学科视角相互借鉴，将各自的知识整合为一。各类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也有大量的难题。究竟是什么构成适当的研究课题--哪些问题是可以研究的？哪些资料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恰当的证明？何时才能确证一个命题？--来自不同传统的人们会发现在共同项目上进行合作殊非易事。团队成员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他们往往用相似的词汇说明不同的现象，或是用不同的词汇说明相同的现象。但伊斯顿提醒人们注意，作为学者的学科训练与社会需要的、解决真实问题的实际办法，二者之间是有明显矛盾的，这是当前社会研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三是普遍化理论。伊斯顿提到，T ·帕森斯早就建议发展一种理论建构，即为所有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一套通用的概念。符合这种功能要求的，已经有系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比较晚近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伊斯顿又提出，为了达到各门学科统一与整合的目的，除了一套通用概念以外，普遍理论也应包括一系列定理，作为一切分析模式与实际应用的起点；应该在专业化的各门学科之间，建立一套沟通与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他最后承认，专业化过细的问题能否解决尚不明朗，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势下，人们在建立一种全面的理论结构方面的意识明显淡漠。[10]尽快弥补这一缺憾，对中国政治学界也是有益的。

中国政治学界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积极引进当代西方政治学界行为主义革命当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当代政治科学提出的诸多概念、方法论和分析模式，已经广泛见于各类政治学教材、学术专著、社会调查报告、乃至官方文件，并且渗透讲学者、青年以及官员的意识当中。但是我们很少反思其中的问题，因此，本文根据近年来国际政治学界的有关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讨论，尝试总结和归纳出在我们今天推动政治学学科发展时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希图以此促进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走向展开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