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人讨论曾子的思想，往往仅根据《论语》中的材料，然而据记载，历史上还曾有《曾子》一书。如《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著录“《曾子》二卷”。按照古书体例，这部名为《曾子》的著作，应该是曾子及其门人言论的记录，它同样是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据学者考证，十八篇的《曾子》唐代时可能已散佚、失传，后来流传的二卷本《曾子》似另有来源。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今此书（注：指《曾子》）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可见晁氏所见《曾子》已是二卷十篇，他认为“盖唐本也”，说明唐代情况亦是如此。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所以唐宋以来流传的十篇本《曾子》可能即是从《大戴礼记》中辑出的。钟肇鹏先生曾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发现唐代以前所引，或见于这十篇之中，或不见于十篇，前者如董仲舒引用曾子二则（见《春秋繁露·竹林》和《天人对策》），分见于《曾子制言》和《曾子疾病》；后者如汉刘向《说苑》引曾子数则（见《说丛》《杂言》），徐幹《中论》引曾子二则（见《修本》《贵验》），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引曾子二则，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引曾子一则，却不见于这十篇，而唐代书籍《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所引，均见于此十篇之中（《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59～379页。钟先生推测，《曾子》十八篇亡佚于六朝之末）。这说明《曾子》一书经历了散佚、失传和重新辑佚的过程，今天所见《曾子》主要是依靠《大戴礼记》保存下来的。
由于《曾子》一书的复杂性，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如，宋朱熹说：“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记》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晦庵集》卷81《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黄震也说：“《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并提出非曾子所作的四点证据：一是皆世俗委曲之言；二是若乐正子下堂伤足之事；三是所言“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不类曾子弘毅气象；四是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黄氏日钞》卷55《读曾子》）。明方孝孺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逊志斋集》卷4）近代梁启超也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古今伪书及其年代》）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一书不伪，它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反映的是曾子学派的思想（参见王铁：《〈曾子〉著作时代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罗新惠：《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及上引钟肇鹏文）。那么，《曾子》一书的情况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一，《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是否即来自《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二，《曾子》是否形成于战国时期？其中，前一点又涉及到《礼记》的成书问题。
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据《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可知《礼记》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就有“《记》百三十一篇”，它主要来自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这是大戴抄入它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部分）、《保傅》见贾谊《新书》等等，所以大戴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选择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曾子十篇注译》）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事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等。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
二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其首段云：
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1简）其君者；故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故为人父者，言人之（2简）父之不能畜子者，不与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与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3简）。故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4简）者，不与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故曰：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使君。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慈弟（5简）；与弟言，言承兄。反此乱也。（第1～6简）
此段又见于《曾子立孝》而文词略有异，除了第一句《曾子立孝》作“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爱”写作“忠”；及最后一句作“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多出“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几字外，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曾子立孝》略去了“故为人君者……”、“故为人父者……”、“故为人兄者……”等内容。竹简整理者李朝远先生说：《曾子立孝》“仅记‘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者，简文中的‘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句，文献失载，且君臣、父子、兄弟的顺序也不同于现存文献。简文更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的思想。”（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20页）廖名春认为，“简文‘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与‘为人子者’、‘为人兄者’与‘为人弟者’是相对待的关系：讲‘为人君者’没有离开‘为人臣者’，讲‘为人臣者’也没有离开‘为人君者’；……它讲‘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既要求‘为人君者’，又要求‘为人臣者’；……说明这里的‘爱’就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爱’；这里的‘礼’也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礼’。”（《楚竹书〈内礼〉与〈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曾子立孝》略去有关君、父、兄的内容，实际是将竹简中君臣、父子、兄弟间双向的、相互对待的“爱”和义务关系，转变为臣、子、弟下对上片面的职责，“颇有‘为尊者讳’的意涵。”不过，由于《曾子立孝》保留了“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兄言，言顺弟；……与君言，言使臣……”一段文字，仍依稀可以看到前面曾有讨论君、父、兄职责和义务的内容。所以《曾子立孝》“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应是在后来流传中被删除了，而被删除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竹简要求君臣父子互“爱”、互“礼”的观点显得大逆不道、难以被接受有关。《内礼》下文又说：
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6简）之，如从己起。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力，行不颂（容），不卒立，不庶语。（第6、8简）（这里的简序根据魏宜辉、董珊的意见作了重新调整，魏、董二文见“简帛研究网”）
这段文字则多与《曾子事父母》有关。其中，竹简“君子事父母”一段也见于《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少“无私忧”三字，以前清代学者曾怀疑这三字为阙文，惜无直接的证据，现在有了竹简，这一问题便清楚了。竹简主张对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曾子事父母》则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二者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从《内礼》与《曾子》的相关文字看，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像是对某种相同观念和思想的记录和叙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早期儒家学者没有著书立说的习惯，其言论往往由弟子记录、流传下来，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传本，《内礼》与《曾子》是当时流传的不同传本。或者当时虽已有固定传本，但学者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摘录，《内礼》即是其摘录本，其中也包括了《曾子》的言论。但不论是那种情况，《内礼》与《曾子》存在一定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据整理者的介绍，该篇“第一简背有篇题‘内豊（礼）’。‘内礼’一词，文献中未见。《礼记》中有《内则》，篇题郑玄注云：‘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内礼》或与《内则》有关”（《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第219页）。不过，从《内则》的内容来看，《内则》的“内”应是“门内之治”的“内”，指家族之内，“内则”即“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而“内礼”的“内”则似是指内心而言。《曾子事父母》说：“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王聘珍注：“‘养’读若‘中心养养’，忧念也。内谓心，外谓貌。……内外养之，谓忧诚于中，形于外，冀感悟之也。”故“养之内”，是指从内心忧念之，而“养之外”，则是从容貌礼节上忧念之。《曾子事父母》主张“君子内外养之也”，实际也是“内礼”一词所要表达的含义。故“内礼”是说孝既要有内心的忠爱之情，还要有外在的礼节形式，它实际是对该篇首句“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内礼》的发现，前人关于《曾子》的种种怀疑已不能成立，《曾子》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成书。至于其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子思、孟子、荀子等都曾引用其言论，其中有些是明引，有些是暗引，这说明《曾子》当成书于《子思子》、《孟子》之前。此外，《曾子》为记言体，体例类似《论语》，文字质朴简短，一些概念如“忠”是指人内心的真诚状态（《曾子立事》：“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曾子本孝》：“忠者，其孝之本与。”），而不仅仅指忠君，这些都是其成书较早的证据。钟肇鹏先生说：“曾子卒后，他的第二、三代弟子结集《曾子》书，亦如孔子卒后，其二、三传弟子结集《论语》。《曾子》的结集，盖略晚于《论语》，其时代当在战国早期。”王铁先生具体推定为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由于《曾子》中载有乐正子春与弟子的问答，故《曾子》的结集可能完成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