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的，因而主张积极入世出仕，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
因而主张出世退隐。这两种人生态度自古至今对中国士大夫和百姓的人格塑造
和人生态度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 道家 进退 影响
儒家的人生态度从总体上说是积极进取的。《易经》中“乾，元亨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最初表达，“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这从形上角度说明了儒学“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鲁迅先生所说的，世上本无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可以看作是“人能弘道”的传承。弘道行义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规定，所谓“士”，在我国上古文化中，即两三千年前的士，是一种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仕。自孔子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通称。士不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为了此，可以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是认识，“而为之”则是偏偏不计较成败、因果而去做，这正是儒家积极人生态度的体现和崇高之处，儒家祖师孔子在其时就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闻名，椐《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儒家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其对人生的积极进取态度必然就要面临仕与隐的选择，儒家要弘道于天下，其对参政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们认为“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君子出来做官，是履行义务、弘扬道义。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和追求，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轨道，而呈现出“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积极人生态度。既使没有机会参政或有意避开坏的政治，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总难忘情于国家大事，总与政治相关连，这是儒学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
但也不是一味参政，参政还是避政，仍是以是否合于道义为标准。据《论语·述而》载：“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这段史实是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各国都排斥他，生怕他有意夺取政权，唯有在卫国的时候，卫灵公、南子、一般大臣，都对孔子很好，尊敬他，照顾他，所以当时大家都怀疑他，甚至孔子自己的弟子，听了太多的谣言，也起了怀疑，于是子贡就去委婉的问孔子，通过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学生们了解了孔子之仁甚或君天下，也是以是否合于道义为标准的，如不义，则如君之尊贵，也如浮云一样虚无而不足惜。有道则仕，无道则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焉，耻也；邦有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儒家之避乱世与乱政，是儒家与道家相近相补的方面，但仍是与道家的完全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还是不同的。因为有道无道对道家已无意义，不管政治好坏与否都应“避逃”，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国家或“天下”。儒家讲隐，讲藏，是为了韬晦保身，以便将来“达则兼济天下”，基调仍然是进取。但儒、道两家都很重视保全自己的生命，不主张胡乱去“献身”。
道家哲学主张贵柔处下、弃智愚钝、无为不争、潜隐玩世，因而道家的信奉者多半趋向于当隐士。道家之退隐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似乎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就是不出山做事。到了宋朝，则称“处士。”
林语堂对儒道两家的差别进行了很好的比较。他认为：“儒道两家的差别，在西元前136年之后，被明显地划分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诗人则崇老庄；然而，一旦作家、诗人戴上了官帽，却又走向公开激赏孔子，暗地研究老庄的途径。”[i]他还认为,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第一，道家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道家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原始的淳朴；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状态。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儒家是一种都市哲学，道家是一种田野哲学，前者从总的格调上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后者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塑造出中国人性格中某种不朽的东西：“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ii]
这种在社会政治上的进退之道，作为一种相对的生活态度被称为“入世”与“出世”。人的生活总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的幸福主要是通过与社会的种种联系而取得的，所以，向外依赖于社会，向外投身于社会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便是所谓的入世。相反，一个人反身向内求诸于已，从自我内在的“小宇宙”里寻找生活的快乐之源，尽量减少与大众世俗的联系，摆脱对社会生活的依赖，从而享受自由自在的逍遥，我们相应地称其为出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世”并不是指世界，一个人生为血肉，死化微尘，要脱离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所谓“世”是指世俗的社会，是指大众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正因为如此，出世与入世都是相对的说法。纵然是深山老林中的隐士，或出世入寺的僧侣，也摆脱不了对凡世的依赖。出世或入世表达的主要是一种生活心态，而不是一种生活状态。
儒道两家的人生进退之道或者入世与出世的人生态度从总体上是有差异的，甚或是对立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满足了中国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在处世态度上的不同需要，儒家激励他们入世进取，建功立业，道家则启发他们关照自我，明哲保身。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入世与出世的的差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儒家之入世不仅受到入世以道的原则限制，而且还有个人穷达的聪明选择（这正如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及中庸的最高智慧。这样使儒家的入世也成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入世。而道家的出世也是建立在顺其自然而不假人为的基础上的。儒道思想本身的这种相对性为其在中国人的人生选择中采取儒道互补、进退相宜的基本策略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在处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表现出了精湛的调和持中的艺术。有时此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斗，以其战胜对方。儒家哲学作为一种工作伦理鼓励人投身社会建功立业，追名求利，但这种入世和进取的人生有时太紧张、太冷酷，固然可以使成功者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功名利禄，但这是以艰辛困苦作为代价的，有时还要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固然高尚，但却具有其悲壮的一面。比如孔子，这位儒家人生学说的“始作俑者”，不幸自己就成了这种人生学说第一个殉道的烈士。孔子的基本生活态度当然是入世的，然而就其一生来看，却充满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辛酸苦辣。孔子终生以天下为已任，到头来竟被人骂为“丧家之狗”，甚至连孔子也产生过“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的彻底逃避思想。这位倔强的老人在他临终的时刻，喊着“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流下了怅恨的热泪。可见儒家的处世艺术从其形成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注入了矛盾和悲剧的色彩。人不仅需要孜孜不倦地创造、追求社会和个人福利，同时，社会还需要一种缓冲力量来防止人们把这个太平世界因激烈竞争而变成人间战场；当我们在物利情欲的煽动下陶醉在既有幸福之中的同时，也需要有一种沉重的声音来不时提醒自己避免因过度兴奋而损伤脆弱的中枢神经系统。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有时宁愿学一会儿道家的角色。就好象一个人在台上呆久了，喜欢到台下来坐会儿，不伤脾胃地看看别人的表演。因此我们中国人既是儒家的后裔，也是道家的儿女。既要奋斗，还要逍遥，在人性中，除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素质以外，应该还有一种更自然、更浪漫、更逍遥、更直觉的品性，这出于人类天性中对自然和自由的本然爱好，人们希望在严肃的社会生活之余还有机会让心灵获得轻松单纯的自由。而道家哲学正好满足了人性的这一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
儒道的这种进退得宜的处世态度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均发生了重要影响甚至至今仍是当代中国人进行人生选择的理论资源。
《庄子;刻意》以处世态度把人分为五种即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道引之士、养形之人。这五种人的特点是：山林隐居之士，看破红尘及投水自杀的人，爱慕的是：磨炼意志使行为高尚，脱离现实而与众不同，发表高论而怨叹怀才不遇，乃是标榜清高的一群；清平治世之士，教诲化人及四处游历的人，爱慕的是：施行仁爱、节义、忠诚、信实、恭敬、俭朴、推与、辞让的美德，乃是一些勤于修身的学者。朝廷之士，忠君爱国及功勋盖世的人，爱慕的是：建大功，立大名，制定君臣礼仪，匡正上下名分，乃是治理国家的政客而已；江海之士和避世闲居的人欣慕的是：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居住，闲来钓鱼为乐；至于像彭祖寿考这类导引练气，养护身体的人，所爱慕的则是：修练、呼吸、吐纳、倒挂树上若熊，伸足空中若鸟等保身长命的技巧。虽细分为五类，但从入世与出世的角度看，仍可归为两大类。
一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即知识分子的人生有三种基本状态：作官时是“儒”，退隐时修“道”。进则为官谋政安邦治国兼济天下；退则为隐士为道长为先生为诗人为学究，可以著书立说，可以漫游名山大川，可以碧溪垂钓，可以修身养性，颐养天年。如果不官不隐或隐而求官的，就作策士。把老庄的虚无，阴阳家的胡说，名家的诡辩，法家的酷虐都集于一身。这种策士，在旧戏中已经把他典型化了：穿八挂衣，戴纶巾，执羽扇，常人以为这是诸葛孔明的替身，而不知是“策士”的代表。我们只要看《水浒》戏中的吴用军师也穿戴着这种服式，就可以知道，这原来是“策士”们的制服。一件八挂衣穿在身上，在野时像做了官，在官时却又像隐遁的道士。以在野的姿态，作官家的事，说官家的话，热心于功名是儒家的本相；一副清静无为的面孔，都是道家的身分，服式言谈，又兼有阴阳家的神秘。混合儒道的策士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似乎不多见了，但这种进退相宜的处世态度还是长期延续下来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得意则儒则进，失意则退则道。不仅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在进退两难选择中能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普通的人也不例外。因为儒道思想早已深入民间，人们都对儒道的说教和思想精髓熟烂于心，只是他们在进退内容上与士大夫们略有不同。如果说士大夫的进退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是否参与和生活态度上的入世出世，那么，普通百姓的进退之道主要体现在处世处事的态度上，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有政治参与的机会的。过去的中国人，在进取拼搏和抗争厮杀时，常常想到了退却，防守，议和和妥协的步骤，而在退却，忍让，防御时又往往想到了东山在起，想到了来日方长，想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不可能没有出头的日子。中国人就是如此，在做任何事情时，总是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话不说死，事不做绝，面子不撕破，关系不弄僵，其用意就是为将来退却时准备有利的条件。《增广贤文》里就有许多教人注意退却的箴言。如“志宜高而心宜下，胆欲大而心欲小。”“事事有功，须防一事不终，人人道好，须防一人著恼，”等等都是些进退的门道和做人处事的准则。进退相得益彰，中国人就是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也走完了自己的历史。他们以为这是绝顶聪明的做法，可以保护自己的身躯，可以安慰自己的灵魂。
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有言：“大体言之，儒家主进，道家主退，乃中国儒学自中庸，流传以下，无不兼融道家言。故知进必知退，乃中国人文大道之所在。”[iii]且不论儒道的这两种人生态度对社会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其对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事的深广影响是客观的，不容置疑的，儒家是强心剂，道家是清醒剂，儒家使人关注社会价值，道家使人关心自我的超越价值，儒家使人振奋，道家使人安怡。儒道互补，进退相宜，这是中国人从儒道中获得的伟大的人生智慧，唯有依此，不仅使中国人获得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也实现了自身的心身平衡。相信儒道的这种丰厚馈赠还会继续影响和制约中国人的人格再造！
[i] 林语堂著：《中国哲人的智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ii] 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67页。
[iii]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