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大概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事实上，我对刘明樾教授同样非常陌生。我在曲阜师范大学学习工作20年，对这位本系的前辈却几乎一无所知。由于时间的力量，年轻人当然很少有人知道他。那么，年长的先生们呢？当我到处询问关于刘明樾教授的情况时，才发现那些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原来对他同样所知甚少。人们只知道他有些“反动言论”，知道他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知道他经不住批判而跑掉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下落……至于其他，则很少知道。最后，我只有让我的学生李钧到有关部门查他的档案，才知道了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刘明樾，又名刘荣光，生于1902年，原籍吉林永吉，家庭住址北京，出身“自由职业者”，成分“教员”，1949年参加工作，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任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社会兼职有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民盟常委等。1966年开始被批斗，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但最后没有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文件上写的是：“实属反革命性质，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刘明樾于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曲阜师范学院向省里送交了《关于恢复刘明樾教授政治待遇的申请报告》，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复，但仍然留了一个尾巴：“反革命性质”改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注意刘明樾的诗，更是纯属偶然。从曲阜师大到吉林大学，因为搬家，也因为我的书房从30平米变成了14平米，我不得不用相当长的时间把一捆捆、一箱箱的书刊进行重新整理，以便分门别类地装箱或上架。就在重新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一份打印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刘明樾辩论材料》。印发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正是这个时间引起了我注意。
材料的的第一页说明了印发的背景：1966年9月2日，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之后，顺路抄了刘明樾教授在北京的家。看来，刘明樾已有准备，大量材料在红卫兵到来之前匆匆销毁，纸灰狼籍没有来得及打扫，被红卫兵拍照了作为刘明樾销毁罪证的证明。但是，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刘明樾没有销毁他的诗稿。也许是想销毁而没有来得及，也许是有点难以割舍，因为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烟能耗吾财，酒能伤我身，惟有一卷诗，时时皆可亲。”对诗情深如此，不到万不得已，大概真不忍心销毁自己的诗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些诗稿留下来了，而且被查抄了出来，成为刘明樾“反革命”的罪证。
真应该感谢当年的红卫兵――他们从刘明樾的诗稿中选出一部分打印成册，供“革命师生”批判，才使这样的作品得以保留下来，让我们能够在30多年后通过阅读而了解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内心秘密，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由清醒而产生的痛苦、痛苦中的思考和呻吟。
２
我们早就习惯于主流文学史的历史叙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中国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他们欢欣鼓舞，放声歌唱，并且自觉接受教育和改造……在这种叙述中，历史没有不同的声音，知识分子没有不同的感受。然而，刘明越教授的诗告诉我们：曾经有过另一种声音，虽然没有发表的空间，却记下了一些知识分子不同于主流的精神感受。面对学习和改造，面对社会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心情并不愉快，也没有放声歌唱的豪情。
1950年10月，刘明樾写下了《赴试》一诗：
行年五十尚称童，万卷罗胸愧此生。
来赴秋闱为建设，夙将敝屏视功名。
秋风凄厉吹人冷，佳菊灿烂照眼明。
如果孙山真落第，烟波看我一舟横。
我无法知道刘先生当年参加的是怎样一场考试，但不难看出，这场考试显然与使用有关。诗的注释中说：“童：童生也，昔时，应童子试者称童生，尚未入学也，我今年五十尤应童子试，有感方之。”这里记录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感受：没有解放感，没有阳光下的幸福感，更没有通过接受新思想而获得新生的喜悦。
如果说1950年的刘明樾对未来生存方式还抱有“烟波照我一舟横”的传统隐士幻想的话，到了1958年，这种幻想已经破灭。因为新时代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每一个人都编入体制，使知识分子不再有“归隐”的可能。所以，在他的诗中，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和由此而来的潇洒开始为痛苦的呻吟所取代。当主人公的自豪感全面覆盖文坛的时候，刘明樾反复哀叹自己“生不逢辰”，抒写着“只为五斗米，来作折腰人”的无奈。当高音喇叭反复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在刘明樾的笔下，却是：“长夜何漫漫，思之一怆神”（《烈日下，冒暑赴校，途中有作》）。
1958年，在红旗招展凯歌震天的“大跃进”高潮中，在“新民歌”齐声高唱“三面红旗”和它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刘明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跃进有动力，其名惟曰逼。
既侵政治权，复掌经济基。
人身无保障，谁能免苦役？
大鬼发号令，小鬼施鞭笞。
苟有一言危，惩罚倾刻至。
重者入鼎镬，轻者断衣食。
亦有坐监牢，亦有流荒鄙。
杀一以儆百，无人敢再试。
……
是谁为此亟？有力在控制。
不按指示行，转眼株连及。
天高不可攀，地厚无处匿。
凄惨铁幕后，千载难见日。
既成釜中鱼，亦如锅上蚁。
哀哀此蒸民，牛马竟荡世！
这些句子显示着诗思的锐利，是我们在既有的同类文字中很少见到的。不少人都曾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而叹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他们那些不光彩的行为的确令人无法为之辩护，面对苦难而高唱赞歌，吹牛撒谎而毫不脸红，全然失掉了起码的良知。考察1958年中国文坛的声音，以诗歌的形式为人民鼓与呼的竟然是戎马一生的彭大元帅，而我们的诗人却闭着眼睛高唱“小高炉”和“大食堂”的赞歌。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无法洗雪的耻辱。然而，刘明樾的诗却使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并非都是如此。即使在1958年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之下，他们也并非万众一心地追潮逐浪、随风狂奔。他们之中仍然存在清醒者，面对时代的错误和人民的真实命运而进行过思考，有过叹息也有过呼号。虽然言论自由已经失去，他们的声音得不到传播，但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在日记中，在书信中，却写下了他们的真诚，证实着知识分子的生命存在。这些文字告诉我们，即使在那样的年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没有丧失自己的本性。他们的声音被扼杀了，但是，他们是被扼杀者，而不是自我迷失者。他们的精神失踪是“他杀”而不是“自杀”。
面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有必要区分“迷失者”、“无奈者”和“守望者”三个不同的群体。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郭沫若、冯友兰和顾准烩到同一口锅里。所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但由于自由言论空间的欠缺，一些声音得不到传播，历史留下的是严重的残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叙述当然是不可靠的。但是，在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反思中，一些人却往往以这种历史叙述作为基础，进行着简单的重新评价。似乎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曾经一致地做出了某种选择，今天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对他们的这种选择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比如，过去说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共同选择是追求进步，无尚光荣；现在说是精神迷失，时代局限。在这种目光之下，迷失是整体的迷失，狂热是整体的狂热，局限也是整体的局限，大家彼此彼此，失误人人有份。面对刘明樾的诗，我再次感觉到这种言说的不公正。因为当代中国并非没有清醒的声音，被封上嘴巴的人们没有义务承担“迷失”的责任。同时，我认为学界应该警惕，不要在旧的遮蔽之上再盖一层新的遮蔽，不要在旧泥沙之上浇灌一层新的混凝土。当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没有清楚的时候，学者应该警惕这样的“重写”。因为这种做法不仅在再评价的同时完成了某种历史确认，把残缺的历史误认为完整的历史，在无意中为虚假的历史其进行了认证。而且把一部分人的选择解释为“集体”的选择和“时代”的选择，使一部分文坛痞棍和末流文人成为“知识分子”的合法代表，使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他们的无耻或无知承担全部责任。
必须注意：虽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确大面积地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本性，成为“文化人”或“脑力劳动者”，但毕竟不是全部。在“大多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并未消失。他们虽然发不出声音，却没有丧失自己的立场，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当真正的知识分子被迫处于无声状态的时候，那些借助高音喇叭传播的声音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声音。当真正的知识分子被迫退场的时候，那些丢掉知识分子本性而活跃于文坛的人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里，主流的声音可以通过权力而扼杀另一种声音，但是，它无权代替另一种声音签署历史记录的最后文本。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里，可信的历史叙述只能是由主流的声音和那些被封锁了的声音共同构成的。因此，历史没有理由忽视这种声音。
３
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精神坚守者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们有的因为偶然的机会而发出了声音，比如1957年大鸣大放中的一些右派，他们的言论大多已经载入史册，因而不会永久埋没；有的则因为特殊的地位和影响而比较容易被发现，比如陈寅恪，只要是他写下的文字，终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然而，还有另一种情况，他们是默默生活着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集团，没有既有的特殊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引人注目的举动。他们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决不追随时代的浪花泡沫而人云亦云，但是，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得不到传播，他们的思考只能写在黑暗之中，遗留在某个角落。然而，历史没有理由忽视他们的声音，后来者需要倾听他们的言说。那么，从黑暗的深处打捞出他们的声音，应该是学者的神圣职责。
这项工作显然是迫切的，事实上，应该是“抢救”。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当事人正在陆续离开我们。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在日记和书信中默默地存在若干年之后，又默默地永远消失。中国人经历了一段充满荒谬、血腥和罪恶的历史，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这一切都需要永远地记住，需要不断地反思。责任者也不应该逃避历史的追问。但是，时间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遮蔽与遗忘之中，它可以消灭证据，掩盖真相。当作为历史见证的一代人消失之后，历史的真相何处寻找？只能依靠文字材料。但是，这种文字材料写下来的本来就很少。一些人直到现在也不愿意把几十年前自己不同于主流的思想形诸文字。即使当时写下来的，也往往难以保存下来。
在当年的险恶环境中，很多人都有把笔记本用塑料纸包起来埋藏的经历，但能够保存到最后的实在不多。也有人在危急的时刻（比如进学习班，比如被捕）把一些文字委托给亲人或朋友收藏，却往往是被亲人和朋友悄悄销毁的居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感谢当年“供批判用”的那些印刷品，也应该感谢公安机关那些“反革命言论”和“恶攻罪”的卷宗。如果没有这些抄家抄出而印刷了供批判用的文字材料和公安机关保存的案卷，后人也许将要永远无法知道当代中国曾经存在的另一种声音。正因为这样，我曾更多地寄希望于公安机关的案卷。然而，最近才知道，关于这类材料，公安机关保存的已经不多。因为各种因思想和言论而判刑的“现行反革命”大都在70年代末已经平反，平反时往往同时当面销毁材料。而在当时，获得平反者大都深怕销毁不尽。一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另一方面是，许多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往往也被悄悄销毁了。甚至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样的文字也仍然继续被悄悄销毁。在80年代，我曾接触过这样的事：一位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夫人和儿女清理他的遗物，首先烧掉了他的日记。我不知道那些本子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艰难环境中心惊胆战地写下来，并费尽苦心保存了几十年的东西。它最终在夫人和子女的手里被付之一炬，原因是他们从中看到了其中的“反动思想”，深怕有损先生的“进步”形象，更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这种事在我们的生活中大概并不少见。一些家属在写纪念文章的时候，总在努力地证明自己的先人如何与领袖的思想一致，如何自觉改造思想，甚至不惜为此而编造谎言，也是我们所常见的。一旦独立的思想意味着危险，谁能保证它不被亲人销毁呢？
正因为这样，那些能够保留到今天的，就更加值得珍惜。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想法，我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寻找刘明樾，寻找刘明樾的遗著。我打听到了刘先生当年在北京的住址：西单绒线胡同100号。但是，这里早已不是民居，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姓刘的教授，甚至当地派出所也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居民。
我知道刘先生已经去世，但刘先生有六个女儿，该不会全都离开大陆漂流异国吧？不会全都远离人文社会科学吧？文章写到这里，我仍然存有一个梦想，希望刘先生的女儿们能够看到这篇文字，希望她们中的某一位，能够保留着父亲的某个笔记本……
原载《随笔》2005年第6期
